移民对美国经济的贡献 - 截至去年6月，美国共有约5190万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15.4%，劳动力人口中则有19%由移民构成 [3] - 移民在多个关键行业占据重要劳动力比例：在硅谷高科技产业中，外籍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占比超过一半；在加利福尼亚州谷地，过半农场工人非美国出生；在得州和佛州，移民在建筑业劳动力中占据相当比例 [3] - 移民群体在2023年创造了约1.7万亿美元的经济活动，并缴纳了数百亿美元的税收 [3] - 美国医疗系统严重依赖外籍人员，约有280万名外籍医护人员在医疗行业工作，其中菲律宾裔移民数量最多，约有35.7万人 [3] 移民问题的政治化与叙事转变 - 移民在政治叙事中从“经济助推者”被塑造成“竞争者、威胁者”，成为党派博弈的牺牲品 [4] - 部分政客将制造业衰落、自动化及产业外包导致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归咎于移民，将其塑造为“替罪羊” [4] - 移民议题已从劳动力结构、边境管控泛化到教育、社会福利、选举、文化及身份认同等各领域 [8] - 围绕移民问题的对抗呈现极端化，保守派与进步派立场对立，导致国会无法出台全面的移民制度改革立法，联邦政策随选举摇摆 [8] 社会分裂与国家认同危机 - 美国舆论围绕国家认同分为三股力量：保守派的本土主义力量、进步派的多元主义力量以及中间派温和力量 [10] - 今年1月的一项调查显示，71%的美国受访者认为本国处于“失控”状态 [11] - 认同“种族多样性让美国文化更丰富”的受访者比例从2019年的82%下降至2023年的72%，在共和党受访者中，有48%的人认为多样性对美国文化构成威胁 [11] - “美国梦”的内涵正在分化，对于许多中低收入群体而言，其目标已从阶级跃升缩水为追求基本生活保障或守住中产地位 [13] 政策冲突与执法影响 - 民主、共和两党在移民问题上争斗不断升级，州与联邦之间的冲突全面爆发，例如得克萨斯州等共和党主政的州将移民送往纽约等民主党主政的城市 [7] - 移民问题之争已外溢冲击公共安全与应急系统，例如去年夏天华盛顿州野火扑救行动中，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当场拘捕两名消防员，导致部分救援力量停工 [8] - 各地政策不一，部分州推行“庇护城市”政策拒绝配合联邦执法，另一些州则通过地方立法要求警察、学校、医院配合联邦身份核查 [9] - 移民执法行动强化，例如明尼苏达州一名亚裔美国公民在未出示搜查令的情况下被移民执法人员铐押并审问 [2]

国内政治与社会动荡 - 明尼阿波利斯在不到48小时内发生两次枪击，其中一名男子在联邦执法行动中受伤，抗议活动升级并围堵国会[1] - 一周内发生两起血案，联邦执法行动转向抗议人群，局势失控[3] - 国民警卫队的进驻未能平息局势，反而激起了更大对抗，州权与联邦权对抗白热化[7] - 政治极化指数飙升至历史高位，社会裂痕加深，不同立场人群变得水火不容[1][9] 政府内部斗争与宪政危机 - 民主党正式向国会提交弹劾议案，进入实质性的夺权程序[1][5] - 共和党内部出现分裂迹象，不再铁板一块[1][5] - 联邦检察官辞职抗议，证据被摆上台面，显示系统性问题[9] - 当前局势被描述为宪政危机的前奏，混乱正在成为新常态[7] 对外政策与制裁行动 - 美国对伊朗挥舞关税大棒，25%的附加税瞬间生效，威胁所有与德黑兰有贸易往来的国家[11] - 试图通过对外强硬转移国内视线，用外部胜利掩盖内部问题[11] - 切断古巴石油命脉，航运数据显示没有一艘油轮敢靠岸，制裁导致古巴发电厂停转、物资紧缺[1][13][15] - 墨西哥的援助对古巴庞大的石油缺口而言是杯水车薪[15] 全球反应与制裁效果 - 所谓的“第二个印度”通过设立子公司、寻找替代石油来源，轻松化解了美国关税冲击[13] - 印度、土耳其、巴西等国家精于算计，为利益与美国政策周旋，进行“暗度陈仓”[20] - 盟友加速“去美国化”，因美国政策反复无常（如撕毁合同、加征关税）导致全球信任链条松动[22] - 制裁促使被制裁国（如伊朗、古巴）内部团结，民族情绪高涨，像弹簧一样压得越狠反弹越高[24] 经济与市场影响 - 市场学会“金蝉脱壳”，资本流向有利润的地方，美国将供应链当武器的策略失效[13][20] - 出口商为避税将工厂搬迁至阿联酋和非洲，此模式正被其他国家效仿[22] - 美国制裁政策未能伤及对手，反而损害自身信誉，有成为“全球公敌”的风险[24] - 被切断的石油线正在重塑全球信任版图[2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9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将于1月23日解散众议院、27日发布众议院选举公告，2月8日进行投计票。 高市早苗为何要在此时解散众议院？ 日本舆论如何看待？高市此举又将对日本政坛产生哪些影响？ 问题一：高市为何要解散众议院？ 高市此举是巩固权力规避风险的政治赌博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孟明铭：高市早苗解散国会重新进行选举的行为，是其权衡了机遇和风险后所采取的一次政治豪赌。目的主要有以下几 点： 当前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及其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众议院席位是刚刚过半，在参议院更是少数派。在这种情况下，高市早苗所提出的一系列较为激进的 政策主张，预计将在国会审议时遭遇重重阻力。高市希望通过选举赢得稳定多数的席位，摆脱在野党的掣肘。 高市希望提前选举能规避即将到来的政治经济风险。高市在去年年底推动的大规模补充预算案和财政政策，大概率会在今年导致日元贬值、物价上涨等金融 风险。而且，各个在野党也计划在国会开幕后对她之前破坏中日关系的言论，还有自民党的黑金丑闻等问题，进行集中的质询，预计将会对高市造成更加沉 重的压力。所以在这个点，提前解散国会可以打乱在野党的进攻节奏，转移公众对于这些负面丑闻的注意力。 ...

特朗普对鲍威尔的不满，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从二度入主白宫以来，特朗普一直把美联储视为自己经济政策的最大阻力。为了实现激进的降息政策，特朗 普多次施压美联储，试图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长，并降低政府债务的负担。然而，鲍威尔始终坚持维护美联储的独立性，拒绝成为政治工具，这让他 成了特朗普眼中的钉子户。多次公开呼吁鲍威尔辞职未果后，这场大楼翻修调查成了更具威胁性的武器——一把司法的剑。 如今，美国金融独立性的最后 堡垒，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政治分析人士尖锐指出，即使最终调查未能提出正式指控，这漫长的调查过程本身也足以重创鲍威尔的公信力。当美联储 主席每日都得应付检察官的质询，谁还能相信他的每一项利率决策是基于经济数据，而非出于个人的自保？更深层次的危机在于制度信任的崩塌。美联储历 经百年，靠着保持独立性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柱，但如今，这一独立性正被政治力量通过合规调查的外衣悄然蚕食。如果连美联储主席都能因政治报 复而成为刑事调查的对象，那么，美国金融政策的可信度何在？大楼的翻修工程，或许不止是在修复一栋建筑，甚至是在动摇美国金融体系的根基。 华盛顿的权力斗争一向充满了戏剧性。1月11日，政坛传来一则震撼消 ...

文章核心观点 - 2025年特朗普政府执政下，美国社会陷入深度分裂与国家认同危机，政治极化、社会对立与信任缺失加剧，短期内难以修复 [1][4][11] 政治极化与治理瘫痪 - 美国立法机构陷入“功能性瘫痪”，两党合作成为历史，导致长达43天的史上最长政府停摆 [2] - 政治暴力事件频发且失控，包括针对政治人物的刺杀、枪击与纵火事件，加剧阵营间的不信任与对立 [4] - 超过六成的美国受访者认为本国政治体制已分裂到无法解决问题，信任危机成为跨党派的普遍现象 [4] 社会对立与认同分裂 - 国家认同出现系统性分裂，形成“两个美国”的对抗，差异体现在政治、种族、文化及移民问题四个方面的对立 [6] - 全美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例如10月18日的“不要国王”活动在多地举行了2500余场，针对联邦政府的多项政策 [2] - 联邦与地方治理碎片化加剧，地方选举中自由派力量取得象征性胜利，公开谴责联邦政策，形成地方与联邦的对峙 [7] 移民政策与社会影响 - 特朗普政府签署针对移民的行政命令并开展突击拘捕行动，引发移民社区恐慌，并派遣军队至多个城市支持执法 [3] - 移民问题成为国家认同对立的焦点之一，民众对“开放移民国家”与“反移民”两种态度立场分明 [6][7] 经济与新兴影响因素 - 经济“寡头化”被指威胁民主与公平机会，以马斯克为代表的“硅谷右翼”与政治权力深度绑定 [8] - 代际差异显著，2025年对身为美国人感到骄傲的比例跌至25年新低的58%，其中28岁及以下受访者比例仅为41% [8] - 社交媒体使用偏好加剧认知裂痕，两党支持者使用不同平台（如民主党常用TikTok，共和党常用X平台）并信赖不同的新闻来源 [9] 未来展望 - 2026年美国社会矛盾可能因经济问题、中期选举及反移民政策而进一步激化，国家认同危机预计将持续发酵而非修复 [10][11] - 当前政治人物普遍缺乏高支持率与强大民意基础，难以引导社会回归平衡，政治极化与国家认同分裂可能持续加剧 [11]

美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困境 - 特朗普总统向财政部长贝森特施压，要求其影响美联储降息，否则将面临解职威胁，这暴露了白宫政治需求与美联储独立性之间的根本冲突 [1] - 美国国债规模已达到38万亿美元的历史高位，市场开始将其视为具有违约风险的“信用资产”，而非无风险资产，这种认知转变可能推高融资成本 [1] - 美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超过7%，同时政府仍在扩大军费、减税和发福利，这种财政模式被市场质疑其可持续性 [1] 宏观经济与结构性风险 - 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债务驱动，而非生产率提升或技术创新，导致其长期资产回报率被高估，高盛、摩根士丹利、桥水等机构已下调美国资产的预期回报预期 [1][2] - 经济学家讨论焦点已从“软着陆”转向“滞胀式衰退”，即通胀顽固而经济疲软，核心服务价格如住房、医疗、教育依然高企 [3][5] - 美国产业空心化问题严重，制造业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20%降至2025年的不到10%，同时基础设施老化，政治极化阻碍长期改革 [5][6][7] 美元霸权与全球金融体系演变 - 各国央行正加速去美元化，外国官方持有美债的规模连续多个季度下降，这源于美国将金融体系武器化（如冻结资产、SWIFT制裁）透支了全球信任 [7] - 金砖国家扩员后本币结算比例快速提升，中国推动“新三样”（新能源车、光伏、锂电池）出口激增，全球贸易结构正寻求“去单一依赖” [9] - 美债收益率曲线长期倒挂，美元指数长期趋势走弱，预示着结构性转变，市场对美元资产的“安全溢价”可能永久性缩水 [9][10] 美联储独立性与市场信心 - 美联储在通胀、劳动力市场与金融稳定等多目标下陷入两难：降息可能被视为经济濒临崩溃的信号，不降息则无法满足白宫的政治需求 [1] - 市场开始怀疑美联储能否在未来危机中顶住政治压力，这种怀疑本身就在侵蚀美元信用的基石 [9][10] - 2020年代初的激进加息已产生副作用，包括商业地产债务违约潮、中小银行流动性紧张及企业债市场承压 [1] 政策环境与外部影响 - 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对华新关税、限制半导体出口等政策，推高了美国进口成本并使供应链更加脆弱，未能缓解通胀 [5] - 美国政治体系倾向于寻找“替罪羊”来应对结构性危机，但更换财长无法解决债务、产业空心化及创新停滞等根本问题 [5][18][24] - 美国试图用1945年的剧本应对2025年的世界格局，但其内部制度腐朽与创新停滞，正导致战略主动权流失 [9][13]

核心观点 -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近期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公众支持率降至42%，反对率升至58%，较今年4月支持率下降3个百分点 [1] - 调查勾勒出美国民众对国家现状的忧虑图景，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国家正“走在错误的轨道上” [3] - 经济问题是民众最关切的议题，包括生活成本上涨、通货膨胀压力以及政府支出等具体问题，构成了公众焦虑的主要来源 [3] - 尽管特朗普在政治议程中反复强调其对经济治理的承诺，但民调数据显示这些承诺尚未能有效转化为广泛的公众信心，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整体支持率的疲软 [3] 民调详情与统计意义 - 此项由NBC新闻委托、通过SurveyMonkey平台于11月20日至12月8日期间实施的大规模民意调查，共计访问了20,252名美国成年人，样本覆盖已登记选民与未登记选民 [3] - 该调查在95%的置信水平下，误差幅度为±1.9个百分点，具有较高的统计参考价值 [3] 支持率下滑的多维度剖析 - **经济预期的落差**：虽然部分经济指标在特定时期有所波动，但普通民众对物价、利率及就业市场稳定性的切身感受更为直接 [3] 对经济现状与未来走向的担忧是跨越党派界限的普遍情绪，这对任何一位政治人物的支持率都会构成直接冲击 [5] - **核心阵营的微妙变化**：在“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的坚定支持者群体中，特朗普的支持度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回落迹象，这是一个颇具警示意味的信号 [3][5] 该群体向来被认为是特朗普最稳固的政治基石，若这部分选民中出现哪怕小幅度的疏离或热情减退，都可能预示着其核心动员能力面临挑战 [5] - **政治环境的持续极化**：特朗普始终是美国政治极化的核心人物之一，高达58%的反对率反映了对立阵营的稳固性 [5] 持续的政治对抗与国会僵局，可能让部分中间选民或对其抱有绩效期待的独立选民感到失望，从而影响其评价 [5] - **舆论场的累积效应**：围绕其个人及其政府的一系列法律争议、国会调查以及媒体叙事，经过长期发酵，可能对部分选民的态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加剧了其支持率攀升的难度 [5] 对特朗普政治团队的意义 - 这份民调既是警报，也是路标，明确指出重振经济信心是其挽回民意的重中之重 [7] - 如何提出更具说服力、更能连接普通家庭具体经济感受的政策方案，是一大挑战 [7]

美国国债飙升的成因 -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首超38万亿美元，距离突破37万亿美元仅过去两个多月，且在过去一年内每秒增长约69713美元 [1][3] - 债务加速增长原因包括存量规模大和新增赤字高，2025财年赤字占GDP比例预估值达5.9%，远高于正常年份的3%左右 [2][4] - 结构性支出增长是主因，涵盖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及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福利支出，同时财政收入增长滞后，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上升 [4] - 债务成本因美联储加息而上升，2025财年美国联邦政府国债利息支出总计高达约1.2万亿美元，形成偿旧债举新债的“雪球效应” [4][5] - 政治极化加剧债务问题，两党为争取选票增加新支出，而未真正考虑经济可持续性，“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进一步加剧财政风险 [5] 高债务水平带来的后果 - 短期内将导致美国通胀持续处于较高位置，美债失去作为安全资产的最高等级，且美债收益率波动加剧 [7][8] - 长期看，政府预算空间遭侵蚀，利息支出增多挤压医疗、教育、基建等预算，债务占GDP比重上升限制财政应对突发事件的灵活性 [8] - 金融层面风险溢价上升，国际社会对美国政府偿债能力疑虑增加，融资成本上升，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将受到根本性动摇 [9] - 社会层面形成代际转移问题，下一代将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制度层面政策制定者精力被债务平衡问题分散，政策不确定性增加 [9] 解决债务问题的前景与挑战 - 美国政府政策工具相对有限，国债持续上升的趋势短期内无法逆转，试图通过施压美联储降息来减少利息支出，但可能引发通胀反弹的长期伤害 [12][13] - 通过组建“政府效率部”以削减开支面临既有利益部门阻力，加征关税虽能直接增加收入但远不足以抵消其造成的经济成本上升和债务扩张 [10][12] - 根本解决需要长期结构性改革，包括税制改革确保高收入群体及大企业税负匹配经济发展，对医疗、社保等高支出项目进行结构性改革 [13] - 需打破党派政治僵局，两党就长期财政责任达成有效稳定共识，并将更多资源投入基础设施、教育、研发等领域以提升生产效率 [13]

政府停摆对民生项目的影响 - 覆盖4200万美国人的“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发放遇阻，直接影响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 [2] - 许多联邦政府雇员工资被拖欠，部分人员不得不在救济点领取免费食品 [2] - “断粮”问题被视为美国政府难以挽回的民生“坏账”损失 [3] 政府停摆对航空业的冲击 - 美国联邦航空局决定减少全美40个主要机场的航班数量，削减幅度从4%逐渐增加至10% [4] - 政策实施后单日航班取消数量近3000架次，航班延误数量超过1万架次 [4] - 自政府停摆以来约有520万航空旅客受到航班延误或取消影响 [6] - 空管员短缺导致的延误占全国航空系统总延误时长的71% [6] - 当航班削减达到10%时，美国每日经济损失预计达2.85亿至5.8亿美元 [6] 政府停摆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此次政府停摆时长超过6周，为创纪录的43天 [1][7] - 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停摆持续6周将导致110亿美元经济损失，持续8周损失将高达140亿美元 [7] - 预计今年第四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化增长率将下降1至2个百分点 [7] - 此次停摆因创纪录的时长及对公共福利和交通的负面影响，或对美国经济产生长期影响 [7]

政府停摆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 - 政府停摆导致覆盖4200万美国人的“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发放遇阻，剥夺低收入群体获取食品援助的权利 [2] - 许多联邦政府雇员工资被拖欠，部分人员不得不在救济点领取免费食品，日常消费被迫削减 [2] - 两党在参众两院相互指责，博弈结果被批评为惩罚穷人，表现“残酷”和“冷漠” [2] 政府停摆对航空业及交通的影响 - 政府停摆导致美国每天有数千架次航班延误，空管员人手短缺迫使美国联邦航空局减少全美40个主要机场的航班数量，削减幅度从4%逐渐增加至10% [4] - 航班削减政策实施后，仅11月9日一天就有近3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航班延误数量超过1万架次 [4] - 自10月1日政府停摆以来，约有520万航空旅客受到航班延误或取消影响，11月8日空管员短缺导致的延误占全国航空系统总延误时长的71% [5] - 当航班削减达到10%时，美国每日经济损失预计达2.85亿至5.8亿美元 [6] 政府停摆对宏观经济的长期影响 - 此次政府停摆时长超过6周，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若持续6周经济损失将达110亿美元，若持续8周损失将高达140亿美元 [7] - 政府停摆预计将导致今年第四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化增长率下降1至2个百分点 [7] - 尽管大部分经济活动将在政府恢复运转后恢复，但被取消的航班和错过的消费无法弥补，此次创纪录时长的停摆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长期影响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