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喽，大家好，小圆这篇国际评论，主要来分析近期美国经济圈的连环暴击，美联储刚急匆匆宣布降息 救市，紧接着失业数据就爆出五年来最差表现，这两个噩耗叠在一起，让人不禁想问：如今的美国，还 剩多少筹码能跟中国抗衡？ 其实从美联储的鹰派降息到就业市场的突然崩盘，背后藏着美国经济的深层隐患，而中国这边的稳健操 作，恰好形成了鲜明对比。 失业数据飙破纪录 12月刚过半，美国劳工部门就抛出了一颗"炸弹"：截至12月6日当周，首次申领失业金的人数飙到23.6 万，比前一周的19.2万暴涨了4.4万，这个增幅直接创下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可能有朋友觉得数 字不够直观。 给大家捋捋：这不仅远超市场预期的22万，更打破了此前连续数周的下降趋势，相当于一周内突然多了 近5万人失去工作保障，要知道2020年疫情时，美国靠4.8万亿美元的天量刺激才稳住就业，如今这个数 据直逼当时，足见经济基本面的脆弱。 可放水这招早就不灵了，2020年的4.8万亿美元刺激，已经让美国债务高企，如今再搞新一轮刺激，无 非是拆东墙补西墙，更尴尬的是美联储内部已经分裂，19名官员里有7人主张2026年不降息，3人甚至要 加息，能达成降息共识全靠就业数 ...

文章核心观点 - 东方精工出售其核心盈利的欧洲子公司Fosber集团，是出于对地缘政治风险的主动规避，而非单纯的商业考量，这反映了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正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向优先保障资产安全与控制权的战略转变 [1][7][9] - 荷兰政府援引冷战时期的《商品可得性法案》打压中国半导体企业安世半导体，标志着欧洲监管环境对中国资本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商业活动被政治化，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带来了不可对冲的“控制权归零”风险 [9][11][13] - 中国企业对欧洲的投资正在发生大规模的战略性撤退，这可能导致欧洲面临产业链中断、就业岗位流失和产业空心化的长期负面影响，而中国企业则将回收的资金转向国内关键技术和“卡脖子”领域的投资 [16][22][28] 交易分析 - 东方精工以63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将其贡献公司三分之二营收、净利润在去年暴涨76.4%的核心资产Fosber集团（含200多项工业4.0专利）出售给美国博枫 [3] - 该资产被出售时处于价值巅峰，订单排到明年夏天，且其设备占据北美高端市场一半以上份额，从财务角度看此次出售令人意外 [3] - 东方精工最初于2014年以7400万欧元收购Fosber部分股权，经过十年逐步增持至100%控股，此次出售意味着完全退出 [5][7] 地缘政治风险触发因素 - 直接触发因素是荷兰政府于2024年9月底，以“国家安全”为由，动用1952年冷战时期的《商品可得性法案》对中国企业安世半导体实施严厉制裁 [9][11][13] - 制裁措施包括：冻结安世全球30个分支机构的资产、禁止技术转移和人员变更一年，强制停职中国籍CEO并安插拥有决定性投票权的外籍董事 [11] - 此举向所有在欧中国企业表明，其资产与控制权可能因政治原因被瞬间剥夺，且无法通过商业手段对冲，迫使企业重新评估在欧资产的风险 [13] 行业趋势与案例 - 东方精工的撤退并非孤例，最新官方数据显示81%的中国企业正在考虑缩减或撤出在欧洲的投资 [16] - 另一典型案例是宁波华翔，以象征性的1欧元出售其在德国、罗马尼亚和英国的六家控股子公司，尽管交易将导致公司一次性减少近10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但旨在避免更大亏损 [18] - 这种“退欧进内”或“战略性撤退”正形成一股潮向，企业将资金从欧洲撤回，转而投入国内关键领域 [16][28][31] 对欧洲的潜在影响 - 产业链风险：安世半导体70%的封装在中国，若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可能直接影响大众、宝马等欧洲汽车制造商的生产线 [24] - 就业冲击：截至2024年底，中国在欧盟设立的企业近3000家，雇佣超过26万名欧洲本地员工，企业撤离将直接冲击就业市场 [24][26] - 产业空心化：优质资产、核心技术与资本撤离，可能导致欧洲制造业面临空心化，而高昂的能源与人力成本使其难以重建中低端制造业竞争力 [22][26] 中国企业的战略转向 - 出售资产所获资金（如东方精工的63亿元）被用于投资国内“卡脖子”领域和未来产业 [28] - 具体方向包括：东方精工子公司百胜动力已量产300马力汽油舷外机打破日本垄断；公司还参股AI大模型企业，并与人形机器人公司成立合资公司 [29] - 战略核心从海外扩张的利润表，转向保障技术自主与供应链安全的“风险表”，进行更高维度的战略布局 [1][31]

文章核心观点 -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为维持美元霸权地位，正面临内部经济结构失衡、财政赤字与债务激增、以及美元信用受损等多重挑战，这加剧了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3][5] - 美元与美债存在相互支撑的共生关系，但美国债务的持续无约束扩张及其将美元“武器化”的行为，正在侵蚀美元信用，并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方向演进 [5][8] - 美国通过立法支持与美元1:1锚定的稳定币，意图利用数字金融工具强化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标志着全球货币博弈进入新阶段 [7] - 面对变局，各国需加强顶层设计，通过平等协商与多边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多元、平衡和稳定的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 [8][10] 根据相关目录分别进行总结 封面专题：前瞻美债与美元 - 美国经济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制造业空心化导致中产阶级萎缩，社会矛盾突出，同时财政赤字持续扩大，截至2025年10月21日联邦债务已达38万亿美元，并在两个多月内从37万亿增至38万亿，创历史最快增速 [3][5] - 2024财年美国联邦债务利息支出超1万亿美元，占当年GDP的3.6%，成为仅次于社会保障的第二大财政支出，债务负担沉重 [5] - 自2025年2月以来，美元、美股、美债多次出现“三杀现象”，揭示了其内在问题，美元信用危机因金融制裁而日益加深 [5] - 美国缺乏解决债务问题的动力，债务上限约束形同虚设，且短期内全球难以找到替代美债的安全资产，导致其债务扩张基本无阻力 [6] - 展望2026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及温和通胀可能主导上半年利率下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低点或触及3.5% [12] - 美联储在巨量美债存量面前，其独立性面临严峻挑战，预计2026年将采取渐进式降息策略，在“防风险”与“稳增长”间寻求平衡 [12] 小专题：黄金的历史周期与趋势演变 - 2025年以来黄金价格一路震荡上扬，多次创出历史新高 [13] - 2022年至2024年，全球央行每年净购金均超1000吨，为数十年来罕见强度，截至2025年10月末，中国央行已连续12个月增持黄金 [13] - 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储备多元化诉求下，黄金的货币属性显著回归，其定价逻辑已从“传统的通胀对冲资产”升级为世界交易体系的储备锚 [13] 最新关注 宏观经济 - 2025年10月，道口金融晴雨总指数环比微升至140.3，金融环境整体偏宽松，市场风险偏好上升明显 [13] - 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较低，消费疲软的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不足，关键在改善居民收入 [13] 资本市场与财富资管 - 支撑低空经济产业链高质量发展需要以耐心资本为主体，开展多维度金融创新 [14] - 在美联储预防式降息周期下，预计长端美债收益率将维持区间震荡，收益率曲线可能呈现牛市陡峭化 [14] 金融与科技 - 量子计算的发展将对区块链安全构成威胁，进而影响加密资产市场和价格形成预期 [14] - “脱核”供应链金融模式能减轻核心企业增信负担，增强风险可控性，提升金融服务效率 [14] 国际视角 -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在去美元化诉求下加速重构，未来可能形成少数主权货币良性竞争的多元化格局 [12][14] - 美元相对走弱的趋势，结构性原因在于中国在科技上的追赶，美国科技叙事不再“一枝独秀” [12] - 特朗普政府美元政策呈现矛盾双重目标，口头维持强势美元，实际倾向弱美元以配合关税战略和制造业回流 [12]

文章核心观点 - 美国政客试图通过政策补贴和遏制中国来重振制造业的目标不切实际，专家观点认为即使中国停滞不前，美国在20年内也无法追上中国的制造业规模 [1][3][22] 制造业规模差距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制造业产值达8.4万亿美元，美国为2.6万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3倍以上 [6][7] - 美国需连续20年保持每年6%的制造业增长率才能追上中国，这对发达经济体而言极难实现 [8][10] 产业生态与供应链 - 中国拥有极高的产业密度和响应速度，例如在长三角地区一小时内可配齐手机全部零部件 [12] - 美国供应链依赖船运，响应速度慢，产品上市周期远长于中国 [13][14] - 富士康在中国的成功得益于数十年投资形成的成熟产业生态，非短期政策可复制 [14] 资本导向与产业结构 - 美国资本长期追逐金融、IP授权、软件等快钱行业，导致产业空心化 [11][20] - 最优秀人才流向华尔街和硅谷，制造业缺乏智力与资本支持 [20] - 美国缺乏长期战略定力，政策频繁变动影响企业长期投资信心 [15][16][17][18] 长期战略对比 - 中国通过“中国制造2025”、“十四五”、“十五五”等规划保持数十年战略连贯性 [19] - 美国政策存在“精神分裂”，在保护本土制造与控制通胀之间摇摆，企业难以进行十年回本期的重资产投资 [15][17][18]

美国经济下滑与政策影响 - 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对等关税”政策导致进口商品成本上升，引发美国国内物价上涨[4] - 关税政策波及欧盟、日本等传统贸易伙伴，使美国企业面临国内高成本与国外高门槛的双重压力[4][8] - 政策不确定性导致如苹果、特斯拉等依赖全球供应链的公司生产成本难以规划[6] -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元贬值超过11%，2025年上半年最深跌幅达12%，美元作为避险货币的信誉受损[6] - 美国不得不于2025年10月取消部分对华关税，包括暂停24%的高额关税，显示政策失效[8] 美国长期结构性经济问题 - 2025年美国国债突破38万亿美元，政府收入中约25%（每4块有1块）用于支付利息，制约民生与基建投入[12][14] - 美国自1985年由净债权国转为净债务国，多任总统推行减税政策加剧财政赤字，依赖借债度日[12] - 产业“脱实向虚”问题长期存在，底特律汽车业衰落象征制造业空心化，2009年通用与克莱斯勒破产[14][16] - 蓝领工人工资停滞而物价上涨，精英阶层收入增长，贫富差距扩大成为社会极化的核心原因[16] - 贸易保护主义在特朗普时期升级为系统性风险，反噬美国本土消费与生产[18] 中国制造业与科技实力 - 中国制造业规模连续15年居全球第一，在50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多数产量位居世界首位[20] - 国内570多家工业企业进入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取得突破[20] - 拥有完整产业链体系，从原材料、加工制造到组装销售环节紧密衔接，抗外部风险能力强[22] - 基础设施建设领先，全球500座最高高架桥中中国占439座，美国仅占8座且部分存在安全隐患[22] 中美发展模式对比与趋势 - 美国经济下滑是产业空心化、制度僵化及借债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必然结果[26][31] - 中国崛起基于工业体系完备、创新投入充足及坚持开放合作的发展道路[24][26] - 多极化世界加速形成，中国通过整合全球资源推动共同进步，与贸易保护主义形成对比[24][33]

制造业合理比重的定义 - 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即为合理比重，其高低与服务业等其他产业发展相关[2] - 中国三次产业结构从2010年的10.2:46.8:43.0转变为2024年的6.8:36.5:56.7，制造业比重呈现下降趋势[2] - 制造业比重过高不现实，过低更不可取，需防止产业空心化现象[2]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必要性 - 制造业是日常生活的物质基础，百姓吃穿用住行等基本需求均离不开制造业[3] - 制造业是产业发展的坚实依托，农业和服务业水平提升均有赖于制造业实力[3] - 制造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载体，从业人员超1亿人，占第二、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比重达24.4%[3] - 中国虽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但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与挑战[4] - 国际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上升，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4] 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 - 202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连续10多年居全球首位[7] - 全球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7] - 中国生产全球70%以上的锂电池和光伏组件，60%以上的新能源汽车和风电装备[7] - 行业仍存在源头创新能力不足、关键产业领域技术缺口等短板[7]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路径 - 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6] - 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6] - 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制造业数智化转型[7] - 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7]

美联储政策调整 - 美联储宣布自12月1日起停止主动缩减资产负债表，并下调联邦基金利率25个基点，使基础利率维持在3.75%至4.00%区间 [2] - 本轮缩表始于2022年6月，当时美联储资产规模接近9万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30% [2] - 暂停缩表被视为美国货币政策立场趋于缓和的信号，缓解了市场对流动性进一步收紧的担忧 [2] 货币政策困境与财政压力 - 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38万亿美元，净利息支出接近或逼近国防支出规模，成为仅次于社保的主要支出项目 [3] - 货币政策日益受到财政可持续性制约，继续加息或缩表将推高政府融资成本，加剧系统性债务风险，而转向降息或扩表则可能刺激通胀回升或助长资产泡沫 [3] - 新冠疫情后，美联储迅速将利率降至接近零，资产负债表在18个月内扩张近4万亿美元，随后为应对通胀在17个月内累计加息525个基点 [3] 全球外溢效应 - 美国加息缩表导致美元升值走强、资本回流美国，使新兴市场面临资本外流、本币贬值和美元外债偿付压力上升的三重挑战 [5] - 若美联储转向降息扩表，全球美元融资成本下降可能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和新兴市场资产估值，埋下金融泡沫隐患 [5] - 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使美国货币政策具有强大外溢效应，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被迫跟随美联储调整，削弱了其独立施策能力 [5] 结构性矛盾与政策空间 - 美国产业空心化、劳动生产率增长乏力及财政收入基础薄弱，导致其依赖举债维持高消费与高福利模式 [6] - 去全球化、贸易壁垒及金融制裁工具化促使部分经济体探索本币结算、增持黄金、调整美债仓位，美元体系边际上的分散化趋势增强 [6] - 美国财政扩张需求与货币政策目标深度绑定，政府需要低利率维系债务运转，而美联储过度宽松可能损害美元信用，导致其政策空间被明显压缩 [6]

战略定位调整 - “十五五”规划将产业体系建设和实体经济发展作为首要战略任务，取代了“十四五”时期以科技创新为首要任务的战略思路 [2] - 战略思路从以技术单点突破为驱动力，转变为以体系化的产业建设为主战场，科技创新转变为服务于产业的后置支撑 [2] - 战略调整的双重动因是发展阶段转变和竞争范式转变，大国竞争已从技术单点较量升级为产业链、供应链的综合博弈 [3] 制造业的核心地位 - 规划明确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3] -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日本、德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长期稳定在20%左右，为其国际竞争力提供支撑 [4] - 制造业比重过低会导致“产业空心化”问题，削弱经济抗风险能力与国际竞争力，美、英等国已有前车之鉴 [4] - 中国制造业面临“大而不强”“全而不精”以及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保持合理比重关乎发展与安全 [5]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具体路径 - 优化制造业梯队涉及三大方向：传统产业巩固优势、新兴产业完善生态、未来产业创新监管 [5] - 传统产业包括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8个行业，重点在于技术改造升级和提高全球竞争力 [5] - 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4个行业，目标是通过大规模应用示范将其发展成核心支柱产业 [5] - 未来产业包括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6个领域，需要提供更多试错空间和要素支持 [5] - 促进服务业发展旨在通过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降低制造业成本并推动制造业价值链迈向中高端 [6] - 夯实基础设施的重点是财政支持向信息通信网络、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倾斜 [6] - 优化市场环境包括加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及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以形成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6]

美国对华关税威胁 -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85名参议员支持授权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行为加征最高可达500%的关税 [1] - 俄罗斯金融专家保罗·贡恰罗夫认为即使7000%的关税对中国也谈不上威慑作用 [1] - 美方此举被视为在乌克兰议题背景下对华施压，并为11月中美新一轮经贸谈判准备筹码 [6] 关税的经济学影响 - 当关税超过100%的从价税时，会吞掉绝大多数商品的利润空间，导致交易不再成立 [3] - 价格被税负抬到远离消费者心理锚点的位置会导致需求端塌陷，供给端择路，500%或7000%的关税更多是一种政治姿态 [3] - 中方在4月11日公告中指出，对美关税提高到125%后，美国相关输华商品已无市场可能性，此为进口商、渠道和消费者共同给出的极限值 [1] 历史先例与市场反应 - 面对中方125%的反制，美方在5月的关税交锋中只维持了33天，因商业团体和消费者反弹而草草收场 [6] - 美国对中国商品加税会推高手机、家电、衣物等日常消费品价格，加剧美国通胀黏性，导致价格敏感型消费者用脚投票 [15] - 订单波动和库存堆积会最终转化为就业岗位的起伏，体现供应链协同的现实 [15] 欧洲的困境与选择 - 乌克兰战事导致欧洲天然气和电力价格飙升，引发通胀，高能耗制造企业被迫将厂房迁往能源成本更低的美国 [7] - 这种产业迁移推动欧洲的产业空心化，是一次不情愿的“去工业化” [7] - 欧洲对跟随美国制裁中国持谨慎态度，更关注逐项编号的成本清单，因其企业已承受多季账期压力 [7] 中俄战略协作深化 - 俄罗斯明确表示不会加入任何“反华联盟”，并将与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法律形式固定，成为国家最高法律层面的承诺 [9] - 这种制度化的“铁合同”使挑拨离间的盘算难有抓手，外部施压者的策略空间收缩 [9] - 中俄贸易中本币结算占比快速上行，人民币与卢布直接结算削弱了SWIFT与美元清算的制裁能力 [10] 中国的市场与供应链布局 - 中国身份叠加为“世界工厂”和不断扩容的“全球市场”，美国若关上一扇门，来自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沿线的窗口会被推开更多 [12] - 布局方向包括向西通往欧洲的通道、向南的市场增量，以及向内提升产业链韧性与技术迭代的“内功” [12] - 可供选择的市场与技术路线越多，身段就越灵活，可摊薄单一方向的压力 [12] 关键商品与相互制衡 - 稀土作为高端制造的“维生素”，虽占成本比例不高却牵动整条链条，成为“关键小部件” [10] - 中国之前的稀土出口管制被美方承认“挺见效”，相关产业链股价在消息面下滑 [10] - 油轮贸易与稀土出口体现了“供给路径的替代”和“技术要素的不可替代”两种力量的交织 [10] 贸易转移与替代渠道 - 高关税会催生转口与供应链迁移，越南、墨西哥等成为中间站，但价值链关键环节往往难以彻底替代 [10] - 西方对俄油实施“价格上限”，但乌拉尔原油相对布伦特存在折价，亚洲买家通过长约与折扣消化部分风险 [13] - 只要运输与保险找到替代渠道，价格上限就更像一道“围栏”而非围墙 [13]

拜登告别演讲的核心预言 - 拜登指出美国面临寡头政治、产业空心化和虚假信息泛滥三大严重问题，并预言若特朗普继续执政四年，美国可能从世界第一滑落到世界第二 [1] - 随着中美贸易战升温，拜登的预言开始逐渐变成现实 [1] 特朗普执政特点与权力集中 - 特朗普重新执政初期被评论为美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总统之一，其权力运作果断，将许多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以进行更大改革 [5] - 特朗普的做法挑战了美国原有的权力结构，在美国民主制度下显得颇为冒险 [5] 制造业回流政策与效果 - 特朗普的目标是让美国制造业回流，但其通过对中国加征高达145%关税的方式过于急功近利，结果适得其反 [7] - 加征关税不仅未能扭转产业空心化局面，反而加剧了美国经济危机 [7] -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表面为保护美国产业，实际上加剧了产业空心化问题 [13] 美国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 寡头政治、产业空心化和虚假信息泛滥三大问题互相关联，涉及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 [8] - 虚假信息泛滥使美国民主制度严重偏离初衷，成为少数富人的工具，普通民众声音和利益被边缘化 [11] - 美国财富和资源掌握在少数富人和权贵手中，特朗普政策未改变现状反而让不平等局面恶化 [11] 政策实施的阻力与博弈 - 特朗普试图通过打击大型跨国公司实现制造业回流目标，但面临美国寡头资本尤其是犹太资本的强大阻力 [9] - 特朗普做法触及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必然激起反抗，为美国未来经济政治局势增添变数 [9] 总体执政评估 - 特朗普执政路径充满误判和冲动，未能真正触及美国问题根本，反而使国家陷入更复杂危机 [14] - 特朗普的政治战略验证了拜登预言，最终使美国从世界领导者位置滑落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