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基金 - 美元基金面临生存挑战，部分投资人转向东南亚市场寻求机会 [2] - 基金本土化进程艰难，包括投资人改名以及将英文材料翻译回中文以应对国内LP和政府 [1][4] - 募资过程中面临挑战，需向境外LP解释具有中国特色的招商返投概念 [3] - 投资人财务状况承压，经历降薪并在纳斯达克指数投资受损后转向美国国债 [5] 天使基金 - 天使投资人普遍面临职业困境，多数处于求职状态 [6] - 基金业绩压力巨大，例如2014年设立的基金资金回报率表现不佳，投资人被迫删除过往关于新能源投资的观点 [7] - 投资逻辑发生转变，从关注接盘方转向自身承担后续投资 [7] - 投资策略出现逆转，从追捧大学实验室教授的项目转为要求退出投资 [8] - 受到人民币基金LP的严格限制，例如要求项目失败率不得超过10% [9] 人民币基金 - 投资关注点发生根本变化，从市场、估值和领投方转向返投、固收和回购主体 [10] - 项目筛选标准改变，青睐具有“全国可落地”能力的项目 [10] - 投资决策非市场化因素增加，部分投资人依赖玄学判断项目前景 [10] - 基金策略转向强调回购和招商两手抓，确保资金安全 [11] VC/PE投资人 - PE投资人业务转型，重点转向并购和定向增发领域 [12] - VC投资人角色异化，主要工作转变为向创始人催收回购款项 [13] - 被投企业上市地选择发生180度转变，从阻止赴港上市变为催促赴港上市 [14] 热点领域动态（人形机器人） - 投资人对人形机器人行业前景产生分歧，形成不同派别 [15] - 乐观派认为机器人行业将创造就业，例如每个机器人需两人看护 [16] - 看空派预计行业估值将出现崩塌 [17] - 部分投资人采取行动，清仓相关股票 [18] - 已投资的投资人急于撇清与负面事件（如马拉松比赛）的关系 [19] 企业风险投资（CVC） - CVC管理团队专业能力存疑，成员背景复杂，包括家族成员、转行人士等 [20][21] - 投资决策受非专业因素影响较大，例如老板个人喜好或面相判断 [22] - 产业协同效果不佳，投资部门难以获得业务部门的配合与支持 [22] 国有资本 - 投资行业责任追究严厉，呈现终身负责制特点 [23] - 项目推进效率低下，投资经理大量项目建议无果而终，并被要求耐心 [24] - 工作流程不合理，例如被要求在极短时间内完成项目研究并出具书面意见 [24] - 面临外部压力，需应对基层招商部门推荐的不切实际的项目 [24] - 薪酬体系失衡，投资经理收入低于行政人员，且强制跟投导致个人亏损 [25] - 跟投政策执行僵化，拒绝跟投可能被批评为缺乏信心或政治站位不足 [26] - 跟投盈利面临政策风险，可能被要求退还收益 [27] - 工作重心偏移，大量时间用于撰写党建材料而非投资业务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