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与都市圈规划的核心逻辑 - 一体化规划的核心是统筹交通、城市功能、人口吸引力和产业布局 [1][5] - 区域规划需重点研究经济地理和交通这两个变化较快的变量，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基础上进行 [1] - 规划的核心逻辑从“产城人”转变为“人城产”，强调以吸引青年人为核心，满足其宜居、宜业、好玩的精准需求 [5] 产业组织与空间集聚规律 - 产业组织聚焦于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融合及空间落实 [1] - 创新链一般在5公里范围内集聚，对应城市创新片区或区域功能性节点 [1] - 产业链在50公里范围内集聚，对应都市圈空间层次 [1] - 供应链在120公里范围内集聚，对应城市群空间层次 [1] - 新兴产业供应链越短、范围越小，近域空间特征明显，如华为、比亚迪的生产线和研发线布局 [1] 交通链接与都市圈优化 - 国家发展改革委定义的都市圈为1小时通勤圈，但需优化以实现点到点的全程高效连接，而非仅关注城际铁路用时 [2] - 未来规划需推进多中心、多枢纽的体系建设，重视商务出行等多元需求 [2] - 枢纽应兼具交通与城市功能，成为区域关键性节点，例如虹桥枢纽和未来的东方枢纽 [4] 一体化规划的实施重点 - 需进行人口、产业、城镇、交通的一体规划，避免过去单一规划导致的统筹不力问题 [5] - 规划需在不同尺度（区域、片区、节点）坚持一体化，解决有产业缺枢纽、有枢纽缺产业或生活等失衡现象 [5] - 最终目标是建设更有价值的多中心枢纽体系，推动形成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的城市格局 [6]

文章核心观点 - 长三角地区通过上海、南京、杭州、苏锡常、合肥、宁波六大都市圈的“抱团”联动，以“同城化”和“一体化”为目标，旨在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其发展模式强调市场选择下的“强都市圈”协同竞争，而非行政力量主导的“强省会”[4][5][14][15][22][23][24][28][30] 长三角都市圈的格局与特点 - 长三角城市群横跨三省一市，包含41个地市，面积35.8万平方公里，GDP总量33万亿元，人口2.38亿人，体量超过绝大多数国家[10] - 都市圈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发展目标为“同城化”，依赖地铁、市域快轨等基础设施；城市群则范围更大且多跨省域，以“一体化”为目标，依赖城际铁路、高铁等[8][9][10] - 都市圈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嵌套、多向交叉，例如上海大都市圈囊括苏锡常和宁波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横跨苏皖两省，合肥、杭州都市圈也与安徽多地市存在交叉[16][18][19] “强都市圈”模式的优势 - 与中西部地区常见的“强省会”模式不同，长三角的“强都市圈”模式依赖于市场选择和中心城市的辐射溢出效应，形成了竞争的正向激励[22][23][24] - 普通地级市因此不必画地为牢，可以融入多个都市圈“左右逢源”，如滁州、马鞍山同时融入南京和合肥都市圈，宣城融入南京、杭州都市圈，嘉兴融入上海、杭州都市圈[25][26][27] 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具体举措 - 交通一体化方面，建设跨市地铁（如上海延伸至苏州、杭州对接绍兴）、高铁环线（串联上海、苏锡常、南京、合肥、杭州等都市圈）以及跨江跨海大桥，实现“硬联通”[32][34] - 都市圈联动方面，方案强调依托宁合（南京、合肥）双圈、唱好杭甬（杭州、宁波）“双城记”，并加强上海大都市圈与周边区域的合作互动[35][36][37][38] - 产业与创新协同方面，推动沿沪宁产业创新带、G60科创走廊、宁杭生态经济带、杭合创新带等“廊”“带”建设，形成协同发展格局[39][40] - 方案列出了“七个一”的施工图，涵盖跨区域协调、基础设施互联、创新协同、市场环境、开放合作、生态联治和民生共享等多个维度[42][43]

长三角一体化新阶段 - 行动方案正式印发，提出30项具体任务举措，标志着长三角一体化从基础设施硬联通转向制度规则软对接，从城市群体化走向都市圈同城化 [1] - 区域发展新理念为“形神兼备的现代化都市圈”，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制度统一与互认降低区域运行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战略的关键性升维 [1][4] 长三角经济与基建成就 - 长三角GDP占全国比重从2018年23.9%提高至2024年24.6%，6年间贡献中国约26%的经济增量，万亿GDP城市数量从6个增至9个，占全国三分之一 [2] - 区域进出口总值突破16万亿元，占全国36.5%，并形成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如大飞机 [2] - 基础设施硬联通成就显著，7年多来16条省际断头路建成通车，区域高速公路断头路清零在即，轨道上的长三角今年建设投资预计超1300亿元 [2] 行动方案核心框架：“七个一” - 方案围绕“七个一”展开，包括共建跨区域协调发展“一个群”、共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张网”、共铸科技产业创新协同“一条链” [4] - 其他“一”包括共促市场环境优化提升“一站享”、共下高水平开放合作“一盘棋”、共用生态环境共保联治“一把尺”、共推民生服务便利共享“一张卡” [4] 都市圈同城化战略重点 - 长三角一体化的核心引擎在于六大都市圈，方案将都市圈同城化置于突出位置，目标是实现空间规划协同化、基础设施网络化、要素流动自由化等 [5] - 同城化关键是拆解行政壁垒和制度差异，方案通过“一卡通”“一网通办”等举措精准拆解壁垒，并探索建立更高层级的协调机制 [5][6] 规则统一与利益共享机制 - 推动重点领域规则标准统一和互认，如在医疗检验结果、职业技能资格、食品安全、环保等领域建立区域协同标准体系 [6] - 通过宁淮智能制造产业园等特色合作园区探索构建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旨在形成合作共赢的制度安排 [6] 改革背景与战略意义 - 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已进入深水区，方案选择以空间范围较小的都市圈为突破口进行制度创新先行先试，是务实的改革策略 [9] -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区域一体化程度决定竞争力，长三角目标是打造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和世界级城市群 [9][10]

战略部署与行动方案 - 国家层面推进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战略部署已转化为长三角6大都市圈有针对、可操作、能落地的行动举措 [1] - 《建立健全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提升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水平行动方案》已正式印发 [1] - 推动长三角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加快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是“十五五”发展的重中之重 [1] 长三角都市圈经济表现 - 2018年~2024年，长三角GDP年均增速5.58%，高于全国0.27个百分点，占全国比重提高到24.6% [2] - 6年间长三角贡献了我国约26%的经济增量，“万亿城市”增加到9个，占全国1/3 [2] - 区域进出口总值突破16万亿元，占全国36.5%，已形成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占全国1/3 [2] -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分别占全国的3/5、1/3和1/3，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国约40% [2] 面临的挑战与差距 - 长三角都市圈面临四方面挑战：有规模体量但辐射带动有待加强，有空间形态但功能网络有待加强，有规划指引但传导体系有待加强，有机制框架但协同推进有待加强 [5] - 上海大都市圈人均GDP为3万美元，低于纽约都市圈的11.5万美元和东京都市圈的6.11万美元 [5] - 协同推进方面横向协商多，缺乏立法赋能 [6] 《行动方案》的核心框架 - 《行动方案》从“三个聚焦”破题，围绕实现“七个一”等8方面提出30项具体任务举措 [7] - “三个聚焦”包括聚焦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同向发力、聚焦制度建设牵引、聚焦多措并举 [7] - “七个一”涵盖共建跨区域协调发展“一个群”、共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张网”、共铸科技产业创新协同“一条链”等 [8] 具体实施举措 -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要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实施城际通勤效率提升行动，建立健全城际铁路一体化运营机制 [8] - 市场环境优化提升方面要统一市场监管标准，推动执法标准跨区域衔接，加快建立统一人才评价标准和互认机制 [8] - 民生服务便利方面要推动医联体医疗机构医生多点执业、检验检查结果共享互认，扩大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数量 [8] 功能同城化与创新协同 - 都市圈同城化需实现功能上的同城化，在区域尺度上协调布局产业和科技创新 [11] - 上海大都市圈覆盖14个城市，承载全国7.7%的人口和14.5%的经济产出 [11] - 共铸科技产业创新协同“一条链”包括合力争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共建国家实验室体系，围绕优势产业建立创新联合体 [11][12] 空间规划与节点建设 - 创新链在5公里范围内集聚、产业链在50公里范围内集聚、供应链在120公里范围内集聚 [12] - 都市圈规划关键要研究多中心体系，寻找交通枢纽和城市功能结合的区域功能性节点 [12] - 需坚持人口、产业、城镇、交通一体化规划，建设好多中心拼图城市和区域功能性节点 [13]

政策方案核心内容 - 正式印发《建立健全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提升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水平行动方案》，围绕“七个一”和加强组织实施等八个方面提出30项具体任务举措 [1] - “七个一”首要任务是共建跨区域协调发展“一个群”，包含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发挥重点区域战略先导作用、推动制度建设一体有效衔接、放大都市圈间协同联动效应四方面创新 [1] - 方案要求强化组织实施机制，建立健全多层次工作推进机制，由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和三省一市发展改革部门统筹协调 [4] 长三角区域经济地位 - 去年长三角GDP突破33万亿元，以4%的国土面积创造全国近四分之一经济总量，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约30% [2] - 长三角经济规模已跃居世界六大城市群第二位，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2] - 区域内包含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和宁波都市圈六大都市圈，其中南京、杭州、合肥都市圈已获批国家级 [2] 未来发展重点与挑战 - 加快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是长三角“十五五”发展重中之重，目标面向2035年 [2] - 当前存在机制框架运转效率待加强、规划落地保障不充分、中心城市能级需提升、关键节点和重要轴带定位需明确等短板 [4] - 国际经验表明都市圈是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区域，其发展高度决定城市群能级，如美国波士华城市群的纽约都市圈和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的东京都市圈 [2]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 正式印发《建立健全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提升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水平行动方案》，围绕“七个一”和加强组织实施等八个方面提出30项具体任务举措 [1] - 共建跨区域协调发展“一个群”是首要任务，包括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发挥重点区域战略先导作用、推动制度建设有效衔接、放大都市圈间协同联动效应四方面创新 [1] -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探索已推进7年，加快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将是“十五五”发展的重中之重，区域内共有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六大都市圈 [2] - 长三角GDP突破33万亿元，以4%国土面积创造全国近1/4经济总量，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约30%，经济规模跃居世界六大城市群第二位 [2] 科技创新与产业支持政策 - 上海支持“张江种谷”、“上海农业科创谷”、“长三角农业硅谷”打造农业科技创新创业高地，重点支持特色种源、农业生物制造、现代设施农业等新赛道 [4][6] - 浙江出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支持科技发展，省级财政预算安排资金用于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基础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平台建设及科技人才培养 [7] - 长三角将加快沿沪宁产业创新带、G60科创走廊等轴带建设，通过科技产业创新协同向都市圈间联动要空间效应 [1][3]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 - 成都规划到2035年实现15分钟生活圈100%覆盖，建成基本公共服务就近满足、便捷共享的和谐生活家园 [8] - 国庆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24.3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日均3.04亿人次同比增长6.2%，各交通方式客运量均实现同比增长 [10] - 行动方案提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具体任务，强化交通、物流等功能配置以发挥综合承载和要素流通作用 [1][3] 高等教育发展 - 2026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发布，清华大学蝉联全球第12名并连续三年位居亚洲榜首 [12][15] - 中国内地有7所高校进入世界前100名，97所高校上榜，跻身全球前40强数量增至5所，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排名显著提升 [15] 其他重要动向 -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雄安新区首批疏解央企正式迁驻雄安，将带动相关产业链集聚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3] - 商务部对含有中国成分的部分境外稀土相关物项以及稀土相关技术实施出口管制，因其具有军民两用属性并对国家安全造成潜在威胁 [9]

城镇化发展阶段与城市体系演化 - 中国城镇化率已达67%，城镇开发边界内70%以上是存量空间，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1] - 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发达区域已进入“聚中有散”阶段，城市体系向都市圈、城市群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方向演化[2] - 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后发区域仍处在“集中集聚”阶段，部分城市收缩、部分城市壮大是必然趋势[2] - 都市圈群终将成为中国城镇化的真正主体形态[2][4] 城市群与都市圈发展机遇 -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超50%标志着城市群时代开启，2024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7%，“聚中有散”的城市群时代已成为必然[5] - 《意见》为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带来战略布局、制度创新、政策红利和市场预期等重要机遇[5] - 需通过深化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等制度创新，驱动资源向城市圈群“大聚小散”“高聚低散”[6] - 构建“圈群主体、多态嵌套”的城市体系是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可释放“1+1大于2”的规模经济红利[6] 超大特大城市功能优化与协调发展 - 超大特大城市做强做精核心功能，需将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要素集中到最核心的功能上[7] - 实现“减量”与“增质”平衡需处理好基与核、高与低和聚与散三对关系，关键是以市场化方式促进都市圈化[7] - 通过超大特大城市都市圈化，将非核心功能疏解至当日通勤范围内的周边空间，实现中心与周边共赢[7] - 需警惕主张城市越大越好的倾向，任何城市规模都有合理区间，超过区间必然导致规模不经济[10] 房地产市场新阶段与“好房子”供给 - 中国城镇户籍居民的住房问题已基本解决，城镇住房发展正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的“好房子”阶段[2][15] - “好房子”需求较大但供给相对不足，需从存量更新和新房建造两方面发力，并面向居民的普遍需求[2][15] - “好房子”供给应“量需而供”，精准匹配总量规模、户型结构、功能品质、空间区位等供给条件，摒弃高速发展时期的“三高”模式[15] - 需加快探索低杠杆、低负债、低周转、现房销售的房地产新开发、销售、融资模式[15] 房地产市场企稳与结构调整 - 当前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基础仍有待夯实，调整是不同于以往的深度调整[2][21] - 宏观经济持续好转是实现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关键，将带动收入和就业增长，推动预期由弱变强[22] - 需为购房者减负，如下调存量房贷利率，并加力存量商品房收储转保障房[22][23] -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和《意见》将加速房地产市场供求和结构调整，高质量住房比例将逐步提高[2][24] 城市更新与保障房建设 - 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需专项规划统筹指导这一多主体、多客体的系统工程[18] - 推进城市更新需破解钱从哪里来、力从哪里聚、利在哪里分三大核心问题，需进行融资机制创新[18][19] - 在保障房与商品房“双轨制”下，可推动两者“混居”并提升保障房建设标准，避免保障房被贴上“低端”标签[17] - 通过货币化安置、房票安置等方式进行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可减少存量供给并刺激新需求[24]

都市圈规划新阶段 - 南京都市圈启动新一轮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标志着我国首个获批的都市圈开启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新阶段 [1] - 国家级都市圈已增至17个，其中南京、福州、成都等规划期至2025年的都市圈将启动新一轮规划编制 [1] - 2025年城市发展主基调从增量扩张转为提质增效，统筹融合成为都市圈建设核心 [6] 同城化发展重点 - 同城化是都市圈主要发展方向，当前重心是轨道一体化与一小时通勤、产业协同与供应链对接、公共服务共建 [2] - 南京都市圈同城化与产业协同全国领先，已形成研发在南京、转化在周边的格局，并实现30分钟至核心城市、1小时至周边城市的通勤 [2] - 新一轮规划重点包括以轨道上的都市圈推动四网融合、强化总部+基地产业模式、推动教育医疗资源辐射、创新区域协调机制 [3] 产业协同与挑战 - 产业同城化是当前短板，武汉都市圈产业已完成从虹吸到输血的转变，光电信息、纺织产业向周边配套，高校资源溢出效应明显 [3] - 南京都市圈需补短板，包括提升宁淮通勤效率、解决半导体等同质化竞争、强化链主企业+配套集群分工 [2] - 中心城市需让空间、让产业、让利益，武汉通过产业扩散和设立离岸科创中心实现从虹吸转向辐射 [9] 政策支持与改革试点 - 2025年国家陆续出台城市更新、城市高质量发展等政策，明确存量提质增效方向 [4][5] - 合肥都市圈成为全国唯一承担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的都市圈，试点方案涵盖技术、土地、资本等7大领域22项任务 [7] - 合肥模式旨在探索降低行政壁垒，形成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试验田，若成功经验可复制至西安、兰州等科技强市+经济弱省组合 [8] 未来发展方向 - 都市圈同城化的硬指标是通勤网络，隐性指标是产学研用一体化与产业链跃升，需让市场和社会力量发挥关键作用 [6] - 成熟型与成长型都市圈均需深化生态制度创新、推动利益共享向市场主导，并强化数字协同与应急联动，最终弱化行政壁垒 [8][9] - 现有经验表明需在产业上破解虹吸失衡，在机制上突破行政壁垒，设实体化协调机构并推广利益共享模式 [8]

南京都市圈新一轮规划启动 - 南京都市圈已启动新一轮发展规划编制工作，作为我国第一个获批的都市圈，其上一轮规划已到期，更新规划标志着开启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新阶段 [1] - 2024年南京都市圈地区生产总值超5.4万亿元，综合实力位居全国都市圈前列 [1] 国家级都市圈发展现状 - 截至目前，获得国家发改委函复的国家级都市圈已增至17个，包括南京、福州、成都等 [3] - 南京、福州、成都、长株潭、西安、重庆等较早获批的都市圈，规划期到2025年，这些都市圈也将启动新一轮规划编制 [3] - 今年9月，济南、南京、成都、福州、郑州、深圳、青岛等都市圈均有最新规划动向，空间格局、合作机制、同城化是规划重点方向 [3] 南京都市圈同城化与产业协同 - 南京都市圈正处于从“地理临近”向“功能提升”转变阶段，重心是轨道一体化与一小时通勤、产业协同与供应链对接、公共服务共建 [5] - 同城化方面，“轨道上的都市圈”成型，与镇江、扬州等核心城市30分钟直达，滁州、马鞍山等1小时通勤，公交互通 [7] - 产业呈“研发在南京、转化在周边”格局，创新资源跨区合作，初步形成利益共享模式 [7] 都市圈发展面临的挑战与短板 - 交通上，宁淮通勤效率待提升，需加快南京北站建设、解决宁滁快速通道拥堵 [7] - 产业存在半导体等领域同质化，需强化“链主企业+配套集群”分工 [7] - 公共服务中，滁马等市优质医疗稀缺，跨区域流动未常态化，利益共享机制和跨区协调机制需努力破解协同堵点 [7] 新一轮都市圈规划重点方向 - 交通上以“轨道上的都市圈”推动“四网融合”、打通“断头路”，实现1小时通勤 [8] - 产业上强化“总部+基地”模式，推进跨区域产业链整合与创新走廊建设 [8] - 公共服务领域推动教育医疗资源辐射、户籍改革及社保互通 [8] - 创新区域协调机制，例如设立专门办公室、建立利益共享制度，提升整体安全韧性 [8] 国家政策定调与都市圈新阶段 - 2025年城市发展主基调从“增量扩张”转为“提质增效”，今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把“统筹融合”定为都市圈建设核心 [10] - 都市圈同城化硬指标是“通勤网络”，需让当天往返、周通勤成为常态；隐性指标是产学研用一体化与产业链跃升 [10] - 政策需务实、成本可分担、产业要可持续，让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作用真正在都市圈中体现出来 [10] 合肥都市圈要素市场化改革试点 - 合肥都市圈是全国唯一承担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任务的都市圈 [12] - 试点方案涵盖技术、土地、人力、数据、资本等七大领域22项任务，首要任务是将大科学装置的原始创新能力在更大区域内转化为产业实力 [12] - 试点范围包括合肥市全域及周边多个县市，旨在探索在更大范围内统筹资本、数据、人才和科技创新资源 [12] 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关系 - 中心城市往往是省会，需带头“让空间、让产业、让利益”以支撑同城化，例如武汉将传统产业及中高端环节扩散到周边城市 [15] - 公共服务同城化可做成“双向流通”，如武汉规定新招医生、教师先到基层轮岗，并允许周边城市在武汉设立离岸科创中心 [15] - 目标是实现从“虹吸”转向“辐射”，形成“研发在中心、制造在外围”的飞地模式 [15] 不同类型都市圈的发展路径 - 南京都市圈属于成熟型，合肥都市圈属于成长型，但均需深化中心与周边城市关系 [14] - 合肥需在交通上强基础，如推进沪宁合高铁建1小时圈；产业上强链条，依托龙头建跨市产业链 [14] - 两者均需深化生态制度创新、推动利益共享向市场主导，并强化数字协同与应急联动，最终弱化行政壁垒 [14]

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 - 南京都市圈已启动新一轮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是我国首个获批的都市圈，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超5.4万亿元，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 [1] - 当前发展重心正从“地理临近”向“功能提升”转变，重点包括轨道一体化与一小时通勤、产业协同与供应链对接、公共服务共建、跨省协同治理 [4] - 同城化与产业协同总体领先，“轨道上的都市圈”成型，与核心城市30分钟直达，周边城市1小时通勤，产业呈“研发在南京、转化在周边”格局 [6] 国家级都市圈整体进展 - 截至目前，获得国家发改委函复的国家级都市圈已增至17个，包括南京、福州、成都等 [3] - 多个较早获批的都市圈规划期将至2025年，正启动新一轮规划编制，空间格局、合作机制、同城化是规划重点方向 [3] - 2025年城市发展主基调从“增量扩张”转为“提质增效”，中央政策将“统筹融合”定为都市圈建设核心 [8][9] 都市圈发展重点与挑战 - 交通上以“轨道上的都市圈”推动“四网融合”、打通“断头路”，实现1小时通勤 [6][8] - 产业上强化“总部+基地”模式，推进跨区域产业链整合与创新走廊建设，需破解半导体等同质化问题，强化“链主企业+配套集群”分工 [6][8] - 公共服务领域需推动教育医疗资源辐射、户籍改革及社保互通，解决周边城市优质医疗稀缺等问题 [6][8] - 需创新区域协调机制，如设立专门办公室、建立利益共享制度，破解协同堵点 [6][8] 合肥都市圈要素市场化改革试点 - 合肥都市圈是全国唯一承担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的都市圈，试点方案涵盖技术、土地、人力等7大领域22项任务 [11] - 试点首要任务是将大科学装置的原始创新能力在更大区域内转化为产业实力，提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效率 [11] - 若合肥模式成功，其经验可复制到西安、兰州等“科技强市+经济弱省”组合，为全国改革提供可操作方法 [12] 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协同关系 - 中心城市需带头“让空间、让产业、让利益”，实现从“虹吸”转向“辐射”，例如武汉将传统产业及中高端环节扩散至周边城市 [13] - 公共服务同城化可做成“双向流通”，如人才下沉轮岗、允许周边城市在中心城市设立离岸科创中心，实现“研发在中心、制造在外围” [14] - 产业上需破解“虹吸”失衡，中心城市聚焦核心功能，周边承接非核心环节，形成梯次分工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