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核心变更 -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撤销美国环境保护署2009年作出的温室气体危害认定 该认定是依据《清洁空气法》监管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法律基础[1] - 此举标志着美国联邦层面气候政策的显著逆转 推翻了关键的监管框架 其影响可能在司法、能源及国际气候治理层面持续发酵[1] 政策调整的官方理由 - 美国环保署称 基于2009年危害认定制定的排放标准累计监管成本超过1万亿美元 撤销认定预计将为纳税人节省超过1.3万亿美元[2] - 官方认为《清洁空气法》原本旨在监管基准空气污染物 而非温室气体 此前的法律解释扩大了监管权限 影响了美国能源产业竞争力[2] - 此举与特朗普政府主张的“能源主权”和削减监管政策相呼应 体现出强化传统能源地位为核心的政策取向[2] 科学共识与法律争议 - 2009年的危害认定基于大量科学研究 确认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对公众健康和福祉构成潜在威胁 并成为多项气候政策的法律支点[3] - 批评者认为 撤销危害认定是否定基础科学共识 与当前全球气候治理趋势背道而驰[3] - 美国多州政府和环保组织已表示将提起诉讼 认为此举可能违反《清洁空气法》授权及行政程序要求 司法争议预计将在联邦法院持续发酵[4] 对行业与经济的潜在影响 - 特朗普政府已采取超过300项措施削减或取消气候相关政策 削弱了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政策连贯性和国际信誉[5] - 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国防部从燃煤电厂购电 并指示美国能源部为6个燃煤电厂升级项目拨款1.75亿美元[5] - 一项研究显示 若政府强令燃煤电厂持续运营 可能导致美国电力用户到2028年前每年承担30亿至60亿美元成本[5] - 据估算 仅2025年气候相关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达1150亿美元[5] 政策连锁反应 - 撤销危害认定并非孤立举措 近期还撤销了国家海洋保护区内的商业捕捞禁令 环保人士指出这将破坏海洋生态系统[5] - 美联邦司法中心从司法参考手册中删除气候变化相关章节 在法律程序上进一步干预环保措施[5] - 政策调整加剧了美国国内围绕科学共识、法律权限与能源利益的分歧 其对公众健康、农业生产及灾害风险管理的影响将持续显现[6]

中国绿色发展与气候治理的战略框架 - 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1] - 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是增强绿色发展动能的根本遵循[1] 气候治理的新思路与范式转变 - 气候应对模式正从单一减排向系统治理转变，旨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2] - 气候治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需通过制度创新与市场驱动，使绿色低碳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2] - 金融工具的角色正在转变，成为治理模式转型中的重要资源配置节点，而不仅限于资金供给[2] - 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全面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多维度的全球性挑战[2] 绿色转型面临的多维度挑战 - 生态与经济安全面临压力，极端天气频繁出现，对农业、健康、经济、生态等领域造成系统性冲击[3] - 企业绿色转型面临成本高、回报周期长且不确定的困难，中小企业融资尤为困难[3] - 区域间资源与经济基础差异大，协同减排机制有待加强[3] - 碳市场功能发挥不充分，碳核算标准不统一，金融产品体系不够丰富，影响了碳资产价值转化与市场稳定预期[3] - 多部门数据壁垒阻碍了气候风险的量化分析，气候安全屏障的构筑需持续发力[3] 构建系统化气候应对策略的制度保障 - 需构建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政策协同联动体系，以破解气候治理碎片化难题[4] - 需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推动环保、金融、气象等多部门数据共享，为金融工具创新提供数据根基[4] - 需强化财政金融政策联动，建立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税收优惠的组合激励举措，以支持绿色信贷发展、降低绿色债券融资成本[4] - 建议设立气候风险补偿基金，按一定比例补偿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不良贷款，以提高金融机构放贷积极性[4] - 建议将气候风险纳入金融机构宏观审慎评估框架[4] - 需健全跨区域协同机制，组建区域气候治理联盟，共享创新经验与资源[4] 深化市场工具创新以挖掘碳资产价值 - 需完善碳市场运行机制，优化碳配额分配方式，拓宽市场交易主体范围，以增强市场流动性[5] - 建议建立碳价格稳定调节机制，防止碳价大幅波动，强化价格信号的引导功能[5] - 需丰富碳金融产品体系，将企业减排绩效与融资成本直接挂钩，为企业提供风险对冲途径[5] - 可推动跨境碳金融合作，探索搭建跨境碳资产交易平台，推动中国碳信用参与全球交易[5] - 可创新跨境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产品，支持国内企业参与国际气候治理项目，并推动绿色标准国际互认[5] 聚焦多元主体赋能以拓宽转型路径 - 在支持产业低碳转型方面，可加强基金对新能源、碳捕集、储能等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的重点投入[5] - 可推广绿色供应链金融模式，以推动全产业链协同减排[5] - 在助力气候适应能力建设方面，需加大对气候适应性基础设施的金融支持力度，可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气候专项债券[5][6] - 需创新气候适应型金融产品，以降低气候灾害损失[6] - 需通过普及宣传增强各经营主体的气候风险意识与绿色投资意愿，营造绿色低碳社会氛围[6] 健全气候风险防控体系 - 需搭建气候相关风险监测预警平台，整合气象、环保、金融等多领域数据[6] - 可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构建气候相关风险智能评估模型，实现对物理风险、转型风险及其衍生风险的动态监测与预警[6] - 建议绘制重点行业、重点区域气候风险热力图，以提高风险识别的精准度[6] - 需完善风险评估与定价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将气候风险纳入授信审批流程，建立差异化风险定价模型[6] - 需强化金融机构气候风险披露，提升风险透明度[6] - 需丰富风险对冲工具，支持气候相关结构性金融产品创新，以拓宽风险分散渠道[6]

美国退出国际组织的核心观点 -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今年1月7日签署备忘录，指示美国退出合计66个所谓“不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组织 [1] -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索尔海姆认为，美国接连“退群”伤害的是其自身利益，也给全球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1] 对特定行业与领域的直接影响 -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动作，美国现在正在削减在太阳能、风能和电动汽车方面的投入 [3] - 美国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在系统性解构现有规则体系，打破了各国在气候治理的协同格局 [1] 行动的性质与潜在后果 - 美国的行动完全是单方面的，不符合《联合国宪章》或任何其他国际法 [5] - 美国的行动在美国国内也存在很大争议，下一任美国总统可能让美国重新“进群”，但这正在制造不确定性 [5]

碳普惠机制的定义与核心理念 - 碳普惠是一种通过数字化核算、技术跟踪与激励措施，量化个人、家庭和小微主体低碳行为并使其产生价值的创新制度 [2] - 其核心理念是形成参与气候治理的现实激励机制，引导全社会参与碳减排行动 [2] - 该理念已被多个省市纳入制度实践，并出现在《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等国家政策文件中 [2] 碳普惠的实践进展与场景应用 - 全国多地已在碳普惠体系建设方面取得阶段性进展，北京、上海、山西、合肥、武汉、哈尔滨等地取得新突破 [2] - 绿色出行、节能行为、低碳消费等场景正逐步纳入核算体系，提升了公众参与碳减排的便捷性 [2] - 多地通过搭建数字化平台，将居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等行为转化为具有一定价值的碳减排凭证或权益，初步实现从行为到价值的转化 [2] - 山西省大型活动碳中和政策明确规定，履行碳中和义务时优先使用省级碳普惠平台产生的减排量，并将其作为优先于CCER和全国碳市场配额的抵消选项 [3] 碳普惠的积极意义与潜在作用 - 通过科技手段量化了过去“不可测量”的个体碳减排行为 [3] - 在城市交通、电力消费、共享经济等领域，公众低碳行为的价值正在逐渐显现 [3] - 为未来推动消费端与碳减排市场联动探索了可行路径 [3] - 被视为推动绿色生产与低碳消费互促共赢的新突破，可通过“需求侧拉动供给侧”带动低碳产品技术创新 [3] - 机制正在从单纯的激励工具向制度化碳减排机制转型 [3] 碳普惠机制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 与现有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之间的边界不够清晰，存在重复计算风险或价值被排除在交易框架之外的风险 [4] - 多数实践侧重积分激励或商业优惠，未形成可跨市场协同使用的价值载体，制约了其资产化和市场化进程 [4] - 制度设计侧重于“激励参与”，尚未将公众和小微企业碳减排成果纳入可交易的自愿减排体系 [4] - 激励形式多以即时优惠、奖励积分为主，缺乏稳定、市场化的价格信号与价值实现途径 [4] - 碳普惠成果尚未融入金融产品设计或绿色金融工具体系，缺乏通过金融市场实现资本增值的能力 [5] 推进碳普惠机制发展的对策建议 - 从制度层面明确碳普惠成果的用途边界，将其纳入更广泛的自愿减排与碳中和应用场景 [6] - 探索建立面向公众和小微企业的碳普惠交易机制，使其量化成果可进入更广泛的交易场景 [6] - 完善碳足迹核算框架，推动碳普惠成果与个人和企业的长期碳足迹管理相结合，为ESG信息披露、绿色供应链管理提供支撑 [6] - 加快推动将碳普惠成果融入绿色金融体系，形成与低碳行为挂钩的信贷优惠、绿色债券支持等市场化金融产品和服务 [7] - 构建规范化的制度与标准体系，包括认证规则、核算标准、交易机制和信用管理等内容，确保跨区域、跨系统运作的一致性与可预测性 [7]

北海海面温度创纪录 - 欧洲北海2025年海面平均温度达到11.6摄氏度，创下自196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 2025年北海海面平均温度比1997年至2021年的长期平均值高出0.9摄氏度 [1] - 全年各月海面平均温度均显著高于往年同期平均水平，其中6月和12月创下纪录 [1] 长期气候影响与应对 - 即使全球立即停止排放温室气体，海平面预计仍将持续上升数百年，对沿海地区构成显著风险 [1] - 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气候治理，以争取时间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并保护海岸及沿海居民 [1]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 - 2025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1850年—1900年）水平升高1.40℃，较常年值偏高0.52℃，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暖的三个年份之一 [1] - 过去三年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三年，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在持续 [1] 2025年全球及区域温度破纪录情况 - 2025年1月全球地表平均温度突破历史同期极值 [2] - 2025年欧洲东北部和南部、东亚东北部、中亚大部、北美北部和西南部、南极半岛等地年平均气温均创下历史新高 [2] - 2025年北极地区平均温度较常年值偏高1.17℃，位列历史第三位 [2] - 2025年南极地区和第三极地区平均温度较常年值分别偏高0.43℃和1.12℃，均突破历史极值 [2] 第三极地区（以青藏高原为核心）气候变化 - 第三极地区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2025年其平均温度破历史极值，且区域平均温度已连续4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3] - 1961—2025年，青藏高原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 [3] - 高原大部地区年降水量呈增多趋势 [3] - 在区域快速增暖背景下，青藏高原地区极端高温和强降水事件频发，山地冰川整体处于消融退缩状态、多年冻土退化明显 [3] 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与能力建设 - 在全球气候变暖加速演进的形势下，持续推进减排仍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根本路径 [5] - 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需要共同提升全社会应对高温热浪、洪涝、强台风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能力 [5]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 - 2025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1.40℃，较常年值偏高0.52℃，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暖的三个年份之一 [1] - 过去三年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三年，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在持续 [1] - 2025年1月，全球地表平均温度突破历史同期极值 [1] 2025年全球及关键区域温度异常 - 2025年，欧洲东北部和南部、东亚东北部、中亚大部、北美北部和西南部、南极半岛等地年平均气温均创下历史新高 [1] - 北极地区平均温度较常年值偏高1.17℃，位列历史第三位 [1] - 南极地区和第三极地区平均温度较常年值分别偏高0.43℃和1.12℃，均突破历史极值 [1] 第三极地区（以青藏高原为核心）气候变化显著 - 第三极地区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2025年其平均温度破历史极值，且区域平均温度已连续4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 1961—2025年，青藏高原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 [1] - 高原大部地区年降水量呈增多趋势 [1] - 在区域快速增暖背景下，青藏高原地区极端高温和强降水事件频发，山地冰川整体处于消融退缩状态、多年冻土退化明显 [1] 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与能力建设 - 在全球气候变暖加速演进的形势下，持续推进减排仍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根本路径 [2] - 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需要共同提升全社会应对高温热浪、洪涝、强台风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能力 [2]

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变化 - 中国已崛起为全球无可争议的气候治理引领者 其地位源于务实主义驱动并与贸易发展紧密相连 凭借政策执行力、长远战略规划、持续技术投入和对国家目标的坚定追求稳步跻身先行者行列[1] - 西方整体缺乏清晰引领方向 美国在气候议题上呈现退缩态势 欧盟虽制定监管标准但无法企及中国所展现的大规模治理成效[1] 新能源汽车与电池行业领先地位 - 2024年全球三分之二的电动汽车销量来自中国 国内市场新车销量中新能源汽车占比高达五成 而美国仅为10%左右 欧洲约为20%[2] - 中国的电动汽车产量占全球总量的70%以上 同时掌控着全球85%的电池供应链[2] 清洁能源投资与装机规模 -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投资国 2024年对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已超过6250亿美元 占全球总投资额的31%[2] - 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是美国的四倍有余 每年新增的太阳能光伏装机量超过全球其他国家新增装机量的总和 并成功降低了全球光伏发电成本[2] 气候治理模式与发展路径 - 中国将发展目标与净零排放愿景有机融合 气候政策被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 清洁能源技术与可再生能源是筑牢能源韧性、实现能源自给自足的基石[2] - 中国将市场机制与国家引导相结合 取得了斐然成效 这种发展路径相较于西方传统模式对全球多数国家更具说服力[4] - 中国提供的低成本、可规模化应用的清洁能源技术 其竞争力可能超越西方所宣扬的创新理念或纯粹市场模式 成为渴望实现快速发展与能源转型国家借鉴的重要范本[5] 人工智能竞争与能源基础 - 全球权力博弈的下一个主战场落在人工智能、能源与气候适应三大领域的交汇之处 人工智能技术产生的巨大能源需求使得能源自给自足成为所有关键参与者的必备前提[5] - 中美之间的人工智能竞争 最终的赢家将是能够以实实在在的能源供应支撑起数字发展雄心的国家 中国在这一维度的优势毋庸置疑[5] 系统性变革与国际合作 -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强调系统性变革 将气候政策融入产业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贸易之中 例如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推进绿色丝绸之路建设[6] - 在南南合作领域 截至2025年10月底 中国已与43个发展中国家签署55份气候变化合作谅解备忘录 累计实施300多期能力建设项目 为120余个发展中国家提供1万余人次培训[6]

政策发布与定位 - 财政部会同九部门于12月25日发布《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气候（试行）》，作为国家统一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中的首个具体准则 [1] - 该准则现阶段定位为试行文件，在实施范围和实施要求明确前，由企业自愿实施，不采取“一刀切”的强制要求 [1] - 后续将采取区分重点、试点先行、循序渐进、分步推进的策略，从上市公司向非上市公司扩展，从大型企业向中小企业扩展，从定性要求向定量要求扩展，从自愿披露向强制披露扩展 [1] 准则体系与目标 - 《气候准则》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可持续披露准则建设从“总体框架”迈向“具体议题”的纵深推进 [3] - 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由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组成 [3] - 总体目标是到2027年，企业可持续披露基本准则、气候相关披露准则及应用指南相继出台；到2030年，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基本建成 [3] - 气候议题被认为是可持续信息披露体系中基础性最强、紧迫性最高的核心领域 [4] 准则主要内容与框架 - 《气候准则》主要内容除总则和附则外，分为四个部分：治理、战略、风险和机遇管理、指标和目标 [5] - 以上四个部分与国际准则IFRS、TCFD保持了一致性 [6] - 在治理层面，准则深入到治理机构或个人的职责权限、专业能力、工作方式等层面，而非仅停留在“有没有治理机构” [7] - 在战略层面，准则特别强调了气候韧性评估，要求企业站在不同气候情景下审视自身的长期生存能力，进行“压力测试”式的披露 [7] - 在风险管理层面，准则强调了整合性；在指标和目标层面，体现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思路，既有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的硬性指标，也有气候目标设定与进展监控的定性要求 [7] 准则的影响与价值 - 统一规范的披露信息将有助于破解“洗绿”、“漂绿”难题，引导资本精准流向低碳项目，为转型融资提供可信依据，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 [8] - 准则的核心价值在于降低企业合规成本与沟通成本，为企业提供了自主、负责任传递信息的机会，披露标准完全公开透明，企业可主动呈现自身气候行动与风险应对，直接获得市场认可 [8] - 准则规定企业应当按照范围1、范围2和范围3温室气体排放，分类披露报告期内产生的温室气体绝对排放总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8] 主要受影响群体与挑战 - A+H股上市公司是核心受影响群体，香港已明确ISSB准则采纳路线图，2028年1月1日起恒生指数成分股强制实施，2029年1月1日起覆盖全部2500家香港主板上市公司 [9] - 香港准则与ISSB准则差异极小，《气候准则》的出台意味着A+H股公司无需应对两套差异较大的标准，合规压力显著降低 [9] - 气候披露对很多企业具有挑战性，例如金融企业需披露范围3第十五类‘投资’的温室气体排放（即投融资的碳排放） [9] - 国内外金融机构针对范围3投融资碳排放核算在资产分类、核算范围、归因因子选择、数据来源与质量、披露要求等关键问题上，在不同标准框架之间存在差异 [9] - 金融机构投融资的碳排放来源于投融资的企业和项目的直接碳排放，因此行业、企业、项目、产品碳核算工作的有效开展是金融机构进行规范、准确、可比投融资碳核算的前提，这注定是一个逐步探索、循序渐进的过程 [10] 国际接轨与全球意义 - 《气候准则》的出台向全球释放了中国坚持推进气候治理、稳定市场预期的明确政策信号 [11] - 准则在气候相关情景的要求中，从“是否有与最新气候变化国际协议、国家承诺相一致的气候情景”修改为“是否有与最新气候变化国际协议、国家战略规划、国家自主贡献相一致的气候情景”，与中国绿色低碳发展战略和2024年9月宣布的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相一致 [11] - 准则积极吸收国际成熟经验，在结构上与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趋同，保障了国际可比性，推动国内外披露语言相通，降低企业跨境经营与融资成本 [11] - 准则将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立足中国发展阶段与现实条件，结合中国实际设置披露框架、明确温室气体核算方法等要求，确保准则切实可行，维护国家发展利益 [12] 短期、中期与长期影响 - 短期来看，《气候准则》将引导企业更加重视气候议题，建立和完善气候相关治理机制和风险管理流程，这是一个“从0到1”的突破，对于提升企业气候意识和管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13] - 中期来看，准则将促进气候相关信息的质量和可比性提升，为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13] - 长期来看，准则将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贡献独特力量 [13]

文章核心观点 - 全球储能电池市场正经历从“政策依赖型”向“市场经济型”的历史性转变，一个由电网物理刚需、经济理性、精细化政策支持和全球气候目标共同驱动的“超级周期”正在开启 [1] - 尽管中国取消了强制配储政策，但2025年下半年市场招标数据呈现爆发式增长，多家知名投研机构大幅上调未来需求预期，普遍提升30%至50%，部分乐观预测甚至翻倍 [5] - 储能行业未来十年的确定性增长由四大支柱支撑：电网安全的物理刚需、经济理性的全面回归、政策机制的深层进化以及气候治理的长期锚点 [6][7] 市场趋势与需求反转 - 2025年下半年强制配储政策退出后，市场并未遇冷，单月招标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呈现井喷式增长，表明需求已由内生动力驱动 [5] - 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及国内头部券商在内的多家机构，大幅上调了对2026年、2027年及更远期的储能电池需求预期，修正后的数据较2025年初预测普遍提升30%至50% [5] - 基于电网刚需、经济性、政策及气候目标的综合分析，行业维持对未来十年储能需求的高增长预期 [26] 增长支柱一：电网安全的物理刚需 - 随着风电、光伏等波动性可再生能源渗透率攀升，电网为维持频率稳定、电压安全及系统惯量，对储能的需求从可选项变为维持系统不崩溃的必需品 [6] - 以中国为例，截至2024年底风电与光伏累计装机容量已突破1400GW，导致“鸭子曲线”现象日益严峻，电网需具备大功率爬坡能力 [8][10] - 当波动电源发电量在电网中占比超过20%后，造成的压力是物理层面的，必须依靠储能等新手段来维持稳定 [10] - 全球主要经济体风光渗透率已达临界点，例如欧洲风光装机占比已超过50%，部分国家瞬时风光发电占比甚至可达100%，高比例新能源接入导致频繁负电价 [11] - 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能耗激增，其高稳定性负荷与风光发电间歇性天然互斥，没有储能就没有绿色的AI [12] - 多家机构预测，在基准情景下，2030年全球仅电网的储能需求就将超过TWh级别，配储时长将从2小时向4小时延伸 [13] 增长支柱二：经济理性的全面回归 - 储能电池成本下降使得新型储能跨越商业化“生死线”，全生命周期度电成本大幅降低，在光照资源丰富或峰谷价差较大地区，光储一体化已能与化石能源竞争 [6] - 在中国西北地区，光储一体化综合LCOE已降至0.25元-0.35元/kWh区间，低于绝大多数省份的燃煤基准电价，意味着比新建煤电更便宜 [18] - 在山东、甘肃等省份，独立储能电站通过混合收益模式，内部收益率已达到8%以上，部分有特殊政策支持的项目内部收益率甚至可高达15%-20% [18] - 经济性提升在全球多个主要经济体成为现实：在澳大利亚，“光+风+储”组合已成为最便宜的新建电源形式；在中东，光储成本远低于燃油发电机会成本，驱动大型项目落地；在欧美，光储成本已优于天然气调峰电站或成为项目可融资性必要条件 [18][19] - 在印度和南非等新兴市场，光储成本已击穿新建煤电成本线或成为替代昂贵柴油发电的最佳选项 [19] 增长支柱三：政策机制的深层进化 - 全球主要经济体正通过更复杂有效的政策工具箱推动储能高质量发展，取消强制配储不等于政策退坡，而是为了纠正“建而不用”的弊病 [22] - 中国2025年2月发布的“136号文”被视为政策分水岭，通过市场化手段将储能价值从“合规成本”转变为“盈利工具”，促使市场向高品质、高性能产品倾斜 [22] - 各地方政府迅速跟进细则，例如内蒙古政策明确2025年投产的独立储能可获得0.35元/kWh的容量补偿，连续补偿10年，为投资者提供高确定性 [23] - 全球政策共振：美国投资税收抵免是核心驱动力，欧洲电力市场改革确立非化石灵活性资源法律地位，澳大利亚容量投资计划通过差价合约为项目提供收入保底 [23] - 中国企业在全球储能电池供应链中占据超过90%的份额，本轮全球储能超级周期是中国电池企业必须把握的历史性机遇 [23] 增长支柱四：气候治理的长期锚点 - 在COP30上，国际气候治理重心已从“承诺目标”转向“具体执行”，焦点对准电网与储能等关键基础设施 [24] - COP29达成的《全球储能与电网承诺》在COP30进一步强化，承诺到2030年将全球储能装机容量提升至1500GW，即在2022年基础上增长六倍，为未来五年市场确立“保底销量” [24] - 新发布的净零排放公用事业联盟投资承诺，将年度清洁能源投资从1170亿美元提升至1480亿美元，其中820亿美元专门用于电网和储能，到2030年累计投资超1万亿美元 [24] - 未来流向印度、非洲及南美等新兴市场的气候资金，将有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储能设备，为中国储能产品打开广阔的“全球南方”市场 [25] - 全球气候治理的紧迫性要求各国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部署减排措施，只要全球气候治理目标不变，储能发展就拥有长期确定性 [25] 未来需求预测 - 保守设定2025年全球储能电池出货量为550GWh，作为预测基准值 [29] - 全球需求预测（单位：GWh）：2026年基准情景为797GWh，2027年基准情景为1155GWh，2030年基准情景为2800GWh，2035年基准情景为6500GWh [30] - 中国需求预测（单位：GWh）：2026年基准情景为375GWh，2027年基准情景为543GWh，2030年基准情景为1250GWh，2035年基准情景为2900GWh [32] - 预测关键变量是配储时长，基准情景假设平均配储时长将从2025年的2.2小时逐步提升至2030年的3.5小时和2035年的4小时以上，对电池总容量需求产生乘数效应 [33] - 乐观情景包含对AI算力能耗的积极预测，数据中心若大规模配置光储直供系统，将创造独立于电网之外的巨大增量市场 [33] - 悲观情景主要考虑欧美极端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导致中国电池出口受阻及成本回升，但即便在此情景下，由于电网物理刚需存在，市场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