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经济总量与排名 - 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已达4.18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 [1] - 报告预测，若增长态势持续，印度有望在今后两年半到三年内超越德国，跻身世界前三 [1] - 印度政府预计其GDP将在2030年达到7.3万亿美元 [1]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印度GDP将于2026年达到4.51万亿美元，略高于同期日本的4.46万亿美元，届时将正式完成对日本的超越 [1] 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与条件 - 印度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并具备维持这一增长势头的良好条件 [1] - 印度经济的高增长主要由国内消费驱动，服务业贡献显著 [2] 结构性挑战与制约因素 - 2024年印度人均GDP仅为2694美元，约为日本（32487美元）的十二分之一、德国（56103美元）的二十分之一 [1] - 制造业占GDP比重约17%，全球商品出口份额长期徘徊在1.8%左右，反映出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和产业竞争力仍有待提升 [1] - 能否在短期内实现对德国的超越，仍取决于其在基础设施、教育水平、科技创新及出口能力等方面的实质性突破 [2] 数据说明 - 上述GDP数据为初步估计，最终官方核算结果需待2026年发布的年度国民经济统计确认 [1]

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跃迁的特征 - 2000至2017年，中国在全球生产分工网络中从边缘走向中心，出口创造的国内增加值规模快速扩张并多年稳居全球首位[6] - 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下全部工业门类的经济体，2024年其跻身全球前十的制造业行业数量已超过德国、美国[8] - 2024年，中国国内增加值排名全球前十的制造业行业，其全球增加值份额平均达到22%[8] - 纺织品和皮革制造业的全球增加值份额均超过50%，电气设备制造业占据全球35%[8] 价值链位置与结构升级 - 加工贸易在出口中的占比从2000年的55.2%下降至2025年前11个月的18.8%[15] - 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5%升至2025年前11个月的25%[15] - 2017年，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中中间品只占最终品的三分之一，到2024年这一比例已升至过半[23] - 2025年，中国首次进入全球创新指数前十[23] 应对挑战的战略布局 - 面对回岸生产、近岸外包等趋势，全球贸易的国外增加值（FVA）含量在2017—2020年和2021—2024年间连续下降，表明跨境分工程度降低[25] - 2025年前11个月，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占比提升至50.5%[31] - 自2023年起，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前11个月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6.6%[31] - 截至2025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超4500亿美元[31]

文章核心观点 - 中美贸易失衡是宏观经济现象，本质上是全球储蓄配置的结果，而非简单的贸易政策问题 [1] - 美国对华技术封锁政策基于相互矛盾的假设，产生了刺激中国自主研发、改变全球创新生态、抑制美国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等意外后果 [3] - 解决贸易失衡需超越对抗框架，寻求新的平衡点，包括精细化管理技术流动、在多边框架下行动，并认识到两国将走向“竞争性相互依存”的新模式 [12][14] 贸易失衡的根源与性质 - 中国长期保持高储蓄率，而国内投资不足以完全吸收这些储蓄，导致贸易顺差，这本质上是全球储蓄配置的结果 [1] - 美国抱怨的“贸易失衡”主要集中在货物贸易领域，而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长期保持顺差 [5] - 传统调节贸易失衡的机制（汇率调整和结构性改革）在当前环境下部分失效，人民币汇率未出现单边大幅波动，中国扩大内需的转变是渐进式的 [5] 技术封锁政策的意外后果 - 技术封锁刺激了中国在关键领域的自主研发投入，自2018年以来研发投入增长加速，2023年全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64%，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尤为显著 [3] - 技术封锁改变了全球创新生态，促使跨国企业采用“中国 1”战略，分散研发和生产能力，短期内提高成本，长期可能削弱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集聚优势 [3] - 技术封锁直接抑制了美国对华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并迫使美国高科技企业在短期财务损失和长期市场地位间艰难权衡，部分企业已将非核心研发转移至其他地区 [3][10] 全球价值链与贸易统计的现实 - 传统贸易统计高估了中国在最终产品（如iPhone）中的实际获利，中国出口产品中的国内增加值比例已从2000年代初的约60%提高至目前的约75%，但仍低于美国的85%以上 [7] - 全球价值链的复杂结构意味着，减少中国对美出口或加征关税会损害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产业链，提高美国企业进口中间产品的成本，削弱其全球竞争力 [8] 未来路径与解决方案 - 解决贸易失衡需要建立新的平衡点，技术流动管理需更加精细化和专业化，从“一刀切”转向基于风险评估的分级管理制度 [12] - 政策制定者需在国家安全关切和经济稳定间找到平衡，避免过度反应损害全球经济，解决贸易失衡需依靠多边框架而非单边行动 [12] - 中美贸易关系可能走向“竞争性相互依存”，两国在技术、市场和影响力方面竞争，又在气候变化、全球卫生等领域相互依赖 [14] - 对中国而言，关键是持续推进经济结构转型，扩大内需，2023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超80%，同时加强自主创新 [5][14] - 对美国而言，需重新评估技术封锁政策的成本与收益，发展更精细的技术竞争策略，并通过增加储蓄和投资来改善自身经济结构 [14]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政策导向 - 党中央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并对促进区域联动发展作出战略部署[1] - 推动区域联动发展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路径，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塑造发展新优势的战略选择[1] 区域联动发展的战略意义 - 联动发展是地理空间、要素、产业、制度等多维度的深度融合与协同演进，关乎区域经济布局优化、高质量发展推进及国家整体竞争力提升[2] - 强化区域联动发展有助于推动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打破孤岛效应，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2] - 促进区域联动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可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3] - 2024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为14.1%，仍高于发达国家水平，区域联动有助于解决市场分割、物流成本高等问题[3] - 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需打造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区域增长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正加快打造世界级城市群[3] - 《建议》提出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加快发展，培育发展若干区域性中心城市，以强化区域协同联动，增强经济韧性和战略纵深[3] 区域联动发展的基础与成就 - 我国高铁营业里程突破4.8万公里，覆盖97%的50万人口以上城市[4] -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90%，覆盖超80%的县，服务90%左右的经济和人口[4] - 截至10月末，全国5G基站总数达475.8万个，算力总规模位居全球第二[4] -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深入实施，区域间产业协作日益紧密[4] - 川渝两地共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特色消费品等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其中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4] 区域联动发展面临的挑战 - 行政区划壁垒制约联动发展，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标准不一等问题尚未根本解决[5] - 部分跨区域合作停留在框架协议层面，缺乏实质性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5] - 城市群内在重大项目布局、标准执行、人才认定等方面存在协调不畅的问题[6] - 企业反映在跨省经营中面临资质互认难、政策兑现慢等问题，抬高了运营成本并削弱区域整体竞争力[6] - 区域联动发展的制度建设与政策供给滞后，土地、财政、生态补偿等政策多以行政区为单元设计，难以满足跨区域治理需求[6] -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部分创新经验（如跨区域建设用地机动指标统筹使用、涉税事项跨区域通办）尚未在更大范围内推广[6] 未来促进区域联动发展的重点方向 - 以大通道建设夯实联动基础，强化交通、能源、水利、信息等领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坚持“硬联通”与“软联通”并重[7] - 在交通方面，加快推进沿江沿海沿边、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战略骨干通道建设，实现国家高速公路网主线贯通，打造城市群、都市圈1小时通勤圈[7] - 在数字基建方面，推进算力互联互通，实现跨区域算力资源部署和统一调度，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7] - 推动标准统一与管理协同，如统一高速公路收费标准、港口通关流程等[7] - 以城市群为重要载体推动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协作，聚焦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等重点城市群[8] - 建立跨区域产业链图谱与区域创新地图，引导各地差异化布局、协同发展，例如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依托各地优势共建先进制造业集群[8] - 可设立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支持共建实验室、中试基地，促进跨区域科技攻关[8] - 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建立跨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协作机制[8] - 深化跨行政区合作，健全利益共享责任共担机制，创新毗邻合作、园区共建、飞地经济等新模式[8] - 推广深汕特别合作区、苏宿工业园区等成功经验，探索建立GDP分计、税收分成、能耗指标置换等制度[8] - 拓展流域经济等模式，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管[8] - 明确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权责边界，为跨区域合作提供法治保障[8]

外贸顺差创历史新高 - 2025年前11个月中国货物贸易顺差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创历史新高[1] - 顺差逆势上扬，是在外部环境风高浪急、脱钩断链噪音背景下取得的[1] 顺差成因：全球市场规律与产业韧性 - 顺差是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综合效率与交付确定性的现实选择[3] - 中国制造的系统性效率优势涵盖研发协同、配套能力、供应链响应速度和稳定交付的全链条[3] - 全球贸易中心与制造高地的转移是生产力演进的客观结果，中国顺差是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后凭借比较优势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自然产物[3] - 中国在服务贸易、农产品、矿产品等领域存在逆差或净进口，表明其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既受益也为世界提供市场和供给[4] 顺差结构：产业升级与竞争力转变 - 顺差突破标志着中国产业由大变强的升级轨迹，是产业体系能力长期积累的集中呈现[5] - 顺差结构质量和技术含量提升，整体附加值持续攀升[6] - 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正从增长亮点走向关键支撑[6] - 中国外贸竞争逻辑正从依赖价格与规模转向依赖技术迭代、产业配套和交付确定性[6] - “新三样”的持续竞争力根植于中国完整与协同的产业链，中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6] - 完备的工业体系和高度协同的供应链使中国成为技术落地与工程化转化的重要场域，加速了从创意到量产的全流程[7] 顺差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器与需求创造者 - 万亿美元顺差是中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的直观体现，是提供稳定供给并创造全球需求的双向结果[9] - 中国高效、稳定的产能充当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器，提高了各国民众实际购买力，并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了可负担的技术与产品选择[9] - 中国制造业的高速运转拉动了对全球能源、原材料和中间品的广泛需求，为全球产业链创造了巨大的有效需求[9] - 中国正通过扩大进口、推动制度型开放、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举措，将自身发展机遇转化为世界各国的共同机遇[10]

印度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演变 - 1947年独立后，印度实施苏联式重化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由国家控制的公共部门主导工业自力更生[3][4] - 为此建立了中央计划体制，对内实行繁琐的“工业许可证”制度，对外构筑高度保护主义的关税壁垒[3][4] - 这种模式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企业缺乏提高效率的激励，经济陷入停滞，独立后前40余年经济增长仅维持在略高于人口增长率的水平上[4] - 1990年，韩国人均收入是印度的20倍，商品匮乏是常态，购买进口小摩托从预约到入手需近10年时间[4] 1991年改革开放与制造业发展尝试 - 1991年，印度在国际收支危机和苏联解体的冲击下开启改革开放，废除数百项繁琐的许可证，并大幅度削减进口关税和外资市场限制[6] - 改革者试图借鉴东亚成功经验，将经济政策改革天平倒向制造业，希望通过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带来生产率快速提升和繁荣[6] - 然而，印度制造业的绝对规模虽有所扩大，但在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5%左右，未能成功复制东亚的制造业发展模式[7] - 作者指出，全球供应链制造环节竞争异常激烈，是一条“窄路”，并以苹果公司市值是代工厂富士康的60倍以上为例，说明低技能组装生产不一定能获得高利润或进入更高技能制造领域[7] - 印度制造业发展受阻的原因在于制度与环境土壤问题，包括政府无法提供所需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和教育，以及民主制度下不受约束的官僚机构和难以驯服的利益集团[7] “打破常规”的新发展战略 - 作者拉詹提出，印度应打破常规，避免拥挤的制造业赛道，直接竞逐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较高的终端服务环节，实现“惊险一跃”[1][8] - 新一轮技术革命使得直接的服务出口以及如芯片设计等高技能制造业相关服务出口成为可能[8] - 对内需要勇敢地投资于人，通过更好的医疗和教育提升民众素质和技能，以吸引寻求高素质劳动者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8] - 这一战略强调从发展早期阶段就着眼于从劳动密集向知识密集的直接转型[8] 印度服务业的成功实践与未来挑战 - 印度服务业已取得自下而上的成功，服务内容从传统的阿育吠陀推拿扩展到高端的科技外包服务[8] - 美国等国的大公司为降低信息系统运营成本，远程聘请物美价廉的印度专家解决问题[8] - 印孚瑟斯（Infosys）等科技公司成为印度的商界传奇，班加罗尔成为印度的科技中心，这些成功被归因于自上而下放松管制叠加全球化红利[8][9] - 当前领导人莫迪的格言是“IT+IT=IT”，即将印度的明天寄托于信息科技加印度的人才[9] - 然而，印度式崛起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两极分化，被认为是美国100多年前“镀金时代”的翻版，表面繁荣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并存[10] - 作者指出，印度很难通过政府“有形之手”实施自上而下的有效治理，但政府可以通过提供正确的激励来更好地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力量[9]

会议背景与议题 - 奥克兰大学于12月4日举办首届国际经济学研讨会 [2] - 会议聚集了来自奥克兰大学、北京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南非开普敦大学、新西兰储备银行、英格兰银行等多方专家学者 [2] - 核心研讨议题包括：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升温背景下的多边贸易体制演进、全球价值链调整、各国产业政策动向 [2] 核心观点与行业动态 - 全球南方正在重塑世界贸易格局 [4] - 中国以实际行动支持经济全球化 [4] - 东方航空“上海—奥克兰—布宜诺斯艾利斯”航线正式启航，旨在进一步促进人员与货物的跨境流动 [4] - 该新航线与新西兰的“南联”发展构想相契合 [4]

世界银行贷款支持摩洛哥数字战略 - 世界银行提供2.5亿美元贷款支持摩洛哥实施“2030数字战略” [1] - 贷款资金主要投向电子政务服务现代化与增强数字产业竞争力两大领域 [1] 数字战略投资领域 - 资金用于推进电子政务服务现代化，提升系统互联互通，普及“云优先”理念，并扩大欠发达地区宽带网络覆盖 [1] - 资金用于增强数字产业竞争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初创企业融合，扶持离岸外包企业和中小企业，促进数字工具应用，并培养数字化人才 [1] 数字战略目标与影响 - 摩洛哥国家数字战略于2024年9月启动，旨在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人才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中小微企业数字化水平不足及高质量就业增长缓慢等问题 [1] - 该战略目标是将摩洛哥打造为非洲最具活力的数字枢纽之一 [1] - 到2030年，战略计划创造24万个直接就业岗位，并为国内生产总值额外贡献100亿美元 [1] - 目前数字经济仅占摩洛哥GDP的4.5%，远未释放其全部潜力 [1]

文章核心观点 - 中美博弈的本质是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碰撞，一方是试图维持旧有剥削式全球秩序的美国，另一方是寻求公平发展机会的中国 [14][16] - 中国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核心力量源于两大变数的结合：民众强大的内生奋进动力和领导层长期稳定的战略定力 [1][14] - 美国通过贸易战、科技封锁等手段打压中国的效果有限，反而暴露了其国内政治分裂和政策摇摆不定的弱点，而中国的技术自主研发速度在压力下加快 [10][12] 中国民众的奋进动力 - 中国普通百姓拥有强烈的向上动力，整个社会的努力形成一股无法阻挡的洪流 [3] - 通过激烈的教育竞争（如高考），中国培养了全球规模最大、质量最强的技术人才，这些年轻人具备研发先进产品（如新能源车、5G设备、芯片）的能力 [3] - 刻苦与不认命的社会特质是几代人通过辛勤努力和拼搏铸就的，是几十年教育积累和文化沉淀的结果 [3] 中国的技术崛起与产业转型 - 中国正从代工厂转型为创新强国，在新能源、电动车、半导体和航空等高技术领域逐渐崭露头角 [5] - 中国的技术追赶速度威胁到美国在全球价值链顶端的垄断利益，高利润开始被中国分走 [5][6] - 面对美国的封锁（如芯片、人工智能），中国的自主研发速度加快，加大对算法和算力的投资 [10] 中国领导层的战略稳定性 - 中国的政策制定着眼于几十年后的未来，展现出长期主义的思维方式，战略目标具有连贯性和强大的实施力 [8][16] - 通过清晰的五年规划（如十四五规划、十六五目标）和明确的预算时间节点，确保国家治理的稳定和民众生活水平的逐步改善 [8] - 在疫情和金融危机的考验下，展现出强大的组织与动员能力，应对能力远超西方预期 [8] 美国面临的挑战与焦虑 - 美国依赖的剥削式全球化体系（金融上通过美元向全球征税，科技上掌握核心专利收取授权费）正受到挑战，全球生产中80%的利润流向美国的局面亟待改变 [10] - 美国国内政治裂痕加深，政策环境充满不确定性，例如特朗普与美联储在降息问题上的分歧，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减税问题上的对立 [12] - 贸易战和科技战导致美国通货膨胀上升，制造业难以复兴，甚至一些盟友重新考虑对美国的支持 [10]

文章核心观点 - 拓展中间品贸易是“十五五”时期优化贸易结构、提升分工地位、筑牢经济安全屏障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 [1] - 中间品贸易规模扩张且结构升级，出口重心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转移，提升了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自主可控水平 [1] - 行业在中间品进口占比、高端供给、数字化水平、定价权及区域协同方面存在短板，需通过科技创新、区域布局优化、贸易网络拓展和政策支持来推动高质量发展 [2][3][4] 中间品贸易现状与意义 - 中间品贸易以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为交易对象，是全球生产分工协作的价值交换活动 [1] - 行业出口重心正由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转移，关键中间品自主生产与贸易规模扩大，附加值水平抬升 [1] - 该贸易活动夯实了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供应链协同效率，对冲外部市场波动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1] 行业发展挑战 - 中间品进口占比较高，反映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偏低，部分高端中间品依赖进口，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2] - 行业贸易的数字化、标准化水平有待提升，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定价权和规则话语权不足 [2] - 区域间中间品贸易协同机制不完善，产业链协同效率需提高 [2] 强化科技创新 - 需强化科技原始创新，动态梳理产业链图谱，精准识别基础材料、核心元器件等薄弱环节的潜在“断链点” [2] -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统筹资源对关键核心技术开展协同攻关 [2] -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中间品领域保护力度，建立“专利池”和产业标准专利联盟 [2] 优化区域布局 - 产业集群是塑造中间品贸易竞争优势的重要载体，需依据国内不同区域资源禀赋科学规划布局 [3] - 支持沿海发达地区布局生产技术密集型中间品产业集群，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 [3] - 引导中西部建设规模化、数字化、专业化先进制造基地，形成对全球供应链有支撑力的“压舱石” [3] 拓展贸易网络 - 实施中间品贸易伙伴多元化战略，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搭建专项贸易促进平台 [3] - 深耕RCEP、中国—东盟等自贸协定市场，利用关税减让优势扩大中间品贸易区域内循环 [3] - 主动参与或主导中间品领域国际标准制定，通过标准互认打破制度壁垒 [3] 完善政策与要素支撑 - 需研究制定中间品贸易专项支持政策，强化要素保障与服务支撑，破解体制机制障碍 [4] - 强化财税金融政策赋能，完善中间品出口退税机制，发挥行业组织作用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4] - 建立健全风险保障机制，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依托国际仲裁平台解决贸易纠纷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