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理念与改革方向 - 大学必须从以单一学科为支点的传统封闭模式中跳出来，直接与社会和世界对话[1][3] - 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社会实践在若干领域已走在理论前面，原有的知识体系已不适应未来发展需求，需要进行知识体系的重构[3] -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使命是通过重构知识体系，在多学科交叉融合基础上，培养能走在技术变革前面的新型人才[3] 福耀科技大学的办学实践 - 学校于今年初获教育部同意设置，并于9月迎来首期50名本科生[3][4] - 学校设置八个学院，包括计算与人工智能学院、智造与未来技术学院等，对学生实行本硕博八年制培养[4] - 学校在教学中会不断引入产业最新技术，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确保毕业时仍能站在新技术革命最前沿[4] 创新人才培养目标与方法 - 学校希望培养有创新思维、有试错勇气、有毅力和魄力的“拓荒者”[5] - 强调方向选择的重要性，认为在新技术革命中必须清楚哪些领域是战略必争之地，否则会事倍功半[5] - 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密不可分，理工科学生必须学习哲学、辩证法等社会基本道理，否则难以成为大才[5]

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角色与价值 - 亚太经合组织是推动区域经贸合作与共同发展、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平台，成立已超过30年[2] - 该组织的独特价值在于其机制的灵活性与包容性，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提供平等参与、互利共赢的平台[2] - 组织在推动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经济科技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将议题拓展至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转型、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2] 中国在APEC框架下的引领作用 - 中国提出的构建开放融通的亚太合作格局、培育绿色创新的亚太增长动能、树牢普惠包容的亚太发展理念与亚太经合组织长期倡导的精神高度契合[3] - 中国在2014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展现出卓越的协调与组织能力，正式启动了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5] - 行业对2026年中国再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充满期待[2][5] 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双边合作 - 马来西亚与中国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实施了马中关丹产业园、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等项目，带动了马来西亚重工业、港口、旅游业等领域的发展[3] - 两国在光伏、储能、5G、电动汽车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为马来西亚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3] - 合作促进了马来西亚城乡联动和均衡发展[3] 区域合作与未来增长引擎 - 作为分别拥有近7亿人口和14亿多人口的两大市场，东盟和中国坚持开放合作可以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3] - 维护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坚持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是维护区域繁荣和确保亚太合作长远发展的关键[3] - 在新技术革命与数字化转型浪潮中，人工智能、数字支付、绿色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将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4] - 马来西亚正在实施昌明经济框架，积极落实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等多项振兴经济措施，与中国的合作将助力培育区域创新生态[5]

宏观经济表现 - 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1.5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 [2] - 尽管面临世纪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等挑战，中国经济在“十四五”期间仍保持稳定增长 [2] - 宏观政策通过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相结合，形成组合拳以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 [2] 产业发展与创新 - “十四五”期间新技术新产品加速应用，例如家庭智能化装备、海陆空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无人车、无人机等） [3] - 新兴产业如AI+获得应用场景支持，安徽、广东等省份试点推进智能无人体系建设 [4] - 传统行业如纺织、材料行业转型升级，高性能纤维应用于高铁、造船等高端装备 [4] 核心竞争优势 - 制度优势提供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和长远战略规划，引导资源向关键领域汇聚 [4] -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基于14亿多人口和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加速转变为产业竞争优势 [4] - 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体现在新兴产业技术突破和传统行业升级两方面 [4] - 丰富人才资源优势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和高技能劳动者队伍，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要素保障 [5] 企业转型与应对 -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外向型企业通过拓展海外多元市场，从商品供应商向系统集成和全生命周期服务商转型 [5] - 企业更加重视自主知识产权品牌，展现出化危为机的能力 [5] 未来发展方向 - 供给侧需强调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并将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向市场 [6] - 需求侧需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能，加强新消费供给以满足居民家庭对服务性消费的诉求 [6] - 供需双侧需协同发力，以民生诉求为导向优化政策，为经济找到新增长点和引擎 [6]

科技驱动金融业变革 - 以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正推动金融业进入全新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深度广泛应用，全方位重塑行业底层逻辑并拓展服务边界[1] - 生成式AI等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渗透至智能投研、风险控制、合规检查及客户服务等各个业务流程，智能系统替代人工完成重复性工作[1] - 智能投顾从“小众工具”发展为“财富管理标配”，渗透率超过60%，全球智能投顾管理规模在2024年达到1.8万亿美元[1] - 大数据分析使客户信用风险评估更精准，信贷审批效率更高，全球数字支付用户突破45亿，移动银行月活用户达32亿[1] - 区块链技术确保交易真实可靠，其在跨境支付、供应链金融、数字资产交易等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化[1] 金融强国建设战略建议 - 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趋势不可逆转，建设金融强国需引领和顺应金融新业态、新趋势，拥抱创新是推动金融现代化的战略选择[2] - 鼓励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既要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也要鼓励科技公司创新，支持协同合作并持续增加研发投入[2] - 面对新趋势和低利率市场环境，需完善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大银行的定位，改革评价体系，完善激励考核机制以增强创新能力[3] - 监管部门需转变监管理念，坚持按业务逻辑而非机构类型进行监管，从机构资质监管转向规范业务行业监管，实现“相同活动、相同风险、相同监管”[3] - 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能力，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并积极拥抱如稳定币等新业态[3] 金融业态融合与风险防控 - 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间的融合、各金融业态之间的融合以及金融与实体的融合[4] - 推进金融机构科技化和科技公司金融化，将拓宽金融服务领域和范围，加强金融与科技、电商、物流等领域融合以创造更多综合性服务场景[4] - 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金融新业态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挑战[4] - 金融机构需严格落实相关政策法规，加强数据安全合规监管，并建立适应新业态的监管体系，实行穿透式监管，加强监管科技[4] - 需制定科学合理的监管政策，在促进金融创新和防范金融风险之间找到平衡，以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4]

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不确定性特征 - 技术方向模糊性体现在多个领域快速迭代且投入回报周期不可预测 企业难以判断可行路径[2][3] - 市场需求跳跃性表现为技术直接重塑用户需求 需求可能突然变化而非渐进式改变[4] - 组织能力断层性源于老业务与新业务需求不匹配 核心团队缺乏新技能导致战略落地困难[5][6] - 外部环境复杂性涉及技术革命与政策监管 地缘政治及跨界竞争等多因素交织影响[7][8] 未来商业规则变化趋势 - 敏捷性比规模更重要 小企业可能3个月迭代出诊断模型而大公司因流程复杂需半年[10] - 组织韧性比效率更关键 需具备快速调整和学习能力而非依赖单一技术或模式[11] - 人的价值比资源更重要 核心竞争力在于吸引和培养能驾驭新技术的创造性人才[12] 应对不确定性的管理方法 - 提升数字感知力 通过数据分析和用户反馈明确技术应用场景再决定投入方向[14][15] - 构建柔性组织架构 采用小前台负责试错探路与大中台提供资源支持的模式[16][18] - 推动人才新旧融合 结合老员工行业经验与新人才数字思维实现业务升级[18] - 建立容错文化 通过高管带头说真话 复盘机制及奖励创新行为鼓励试错学习[20]

全球与中国关系 - 理解中国、与中国保持接触而非孤立才是正确政策 [1][4] - 中国过去数十年经济发展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 其文明传承、人口规模、经济和科技实力奠定世界大国基础 [4] - 中国已成为许多经济体除邻国外最大贸易伙伴 非洲、亚洲、拉美等地区经济体不愿选边站而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 [4] 全球治理与贸易体系 - 世界需要公平贸易体系 需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健康等挑战 各方需持续参与对话 [4] - 当共同利益足够重大时 即便暂时找不到对话方式 最终也将重新建立沟通 [4] 欧洲在全球格局中的角色 - 到本世纪中叶全球可能形成美国、中国和潜在印度三大超级大国格局 其他国家需加强区域整合以保持影响力 [5] - 欧洲、东盟、南方共同市场等区域性集团重要性将显著提升 [5] - 欧洲需从国防和经济两大领域增强实力以成为国际关键参与者 [6] 欧洲防务与经济挑战 - 欧洲防务迎来机遇 各国意识到需发展自主军事能力以独立应对家门口冲突 [6] - 欧洲经济关键短板在于竞争力 尤其新兴技术领域 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革命中领先 欧洲有巨大追赶空间 [6] - 欧洲实现目标需实施增强竞争力的改革举措 需忍受阵痛 [7] 技术变革的影响 - 当前全球技术革命浪潮将像19世纪工业革命一样 积极拥抱变革的国家和企业将获巨大发展机遇 [8] -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是双刃剑 既能增益社会也可能被不当利用 21世纪最严峻治理挑战在于正确理解和运用技术革命 [8]

核心观点 - 必须通过中国的视角理解中国的发展，而非仅依赖西方解读方式 [1][3][5] - 中国社会经历深刻变革，从1988年自行车普及到如今骑行文化复兴，背后反映结构性变化 [3] - 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态度分化，但多数国家不愿在大国间选边站队，中国已是全球多数国家最大贸易伙伴之一 [3] - 新技术革命（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将引发堪比工业革命的变革，决定未来国家与企业竞争力 [5] 中国社会与经济变革 - 1988年访华时中国以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如今骑行复兴但驱动因素已完全不同，体现社会深层转型 [3] - 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合理性基于文明历史、人口规模、经济体量及技术能力 [3] 国际关系与贸易 - 中国目前是多数国家（除邻国外）的最大贸易伙伴，在非洲、中亚、拉美等地区经济影响力显著 [3] - 多数国家希望同时与中美等大国保持良好关系，拒绝选边站队 [3] 技术革命与治理挑战 - 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等技术将彻底重塑全球经济与社会结构，其双重属性带来生产力提升与治理难题 [5] - 政治领导人需推动结构性改革以应对技术革命，这是21世纪治理的核心课题 [5] 人文交流建议 - 需加强人文层面交流（非仅政府或企业层面），通过中国本土视角理解其发展逻辑 [1][5]

全球货币更迭历史 - 1500年以来全球货币发生3次更迭，美元之前英镑、荷兰盾和西班牙比索曾成全球货币，更替时间似在缩短，英镑盛行90年，美元已盛行80年[6][17][18][24] - 美国1870年后经济体量超越英国，20世纪20年代美元在全球储备中超越英镑，二战后在全球贸易占比显著领先英国；英国1916年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超100%，1922年超180%，二战时最高近250%；美国2024财年联邦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为6.4%，穆迪预测2035年升至9%，净利息支出占6.1%，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2055年公众持有政府债务占比达156%，2024年为98%[26][30][37][38] 全球货币决定因素 - 长期看全球货币决定或取决于体量，经济总量和国际贸易份额是国际货币领导力强大驱动力，金融和贸易互补，双向反馈强化全球货币地位[41][42] - 全球货币需求源于全球贸易，巅峰时英镑在全球出口比例接近一半，1920s下跌到不足20%；发达金融市场使美元使用广泛，但变革来临时加速作用也会作用于替代者[47][50] 美元体系结束影响 - 若美元不再是全球货币，长端美债利率或显著上行，Eichengreen等估计美国长期利率可能上升多达80个基点；美联储本轮周期降息100个基点，10年期美债利率却上行55个基点[9][58] - 美元相对其他货币和黄金价值可能下降，历史上主要货币至少6次大幅贬值；对等关税后美股三大股指最大跌幅超10%，美股在全球股票市场市值占比处历史高点，英镑时代英国股市占全球7成，美元时代美国股市也占7成[9][64][69][71] 全球货币方案与多极化趋势 - 凯恩斯1944年提出设国际清算联盟并发行“班柯”；周小川2008年后建议利用特别提款权；卡尼2019年提出“综合霸权货币（SHC）”[10][78][80][82] - Vicquéry研究显示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是历史常态，当前美元霸权是特殊时期；2007 - 2017年形成美—德—中“三中心”全球供应链网络，或意味着未来主导货币呈全球“三中心”格局[11][84][91] 风险提示 - 美联储高利率政策可能使美国经济放缓超预期，陷入衰退时或需快速降息[97] - 特朗普政府政策不确定性大，可能出台意外政策组合[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