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现状与问题 - 长三角某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工地因违规储存数吨柴油被查处 现场存在油污且未采取环保安全措施 油品不符合国家标准[1] - 违规储存柴油供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的现象较为普遍 反映出该行业存在用油难的核心问题[1] - 非道路移动机械作业区域与城市加油站距离较远 且机械体积庞大、重量重 进出加油站及加油作业存在困难[1] - 非道路移动机械燃油消耗量大 连续作业时加油频次高 频繁停止作业去加油站加油不现实[1] 政策创新与解决方案 - 湖南省株洲市印发《关于加强企业自储自用柴油安全管理暂行规定》 允许企业因生产经营、科研等需要在满足管理要求的前提下自储自用柴油 并非“一刀切”禁止[2] - 山东省烟台市发布《关于建立非道路移动机械供油机制的通知》 在确保安全标准的前提下 允许采用流动供油及自储自用模式提供加油服务[2] - 政策创新方向是根据实际需求 在合理场所和使用量范围内许可柴油自储自用 同时加强政策扶持和过程管理[2] - 各地出台政策时必须明确 施工工地自储柴油只能自用 不得经营 因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2] 监管与过程管理要求 - 生态环境部门需指导工地通过固定渠道采购符合国六排放标准的油品 并防止储存和加油时出现跑冒滴漏[3] -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定期对自储自用油品进行检测 预防使用劣质柴油[3] - 应急管理部门需指导工地设置符合安全规定的储存点 包括设置安全警示标志、配备消防器材和防泄漏设施等[3] - 各主管部门需加强普法宣传 告知使用不合格油品或设置不合规储存点需承担法律责任[3] 相关主体责任 - 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者应自觉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 不得为节约成本违规使用劣质柴油 有条件的应尽量使用新能源机械[3] - 工地建设方应在施工承包合同中明确柴油自储自用的管理责任 并加强监督管理[3] - 施工单位应制定自储自用管理制度 设置符合标准的储存点 不定期检测油品质量 并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储存量以避免安全隐患[3]

城市更新是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升城市功能、改善人居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城市更新不局 限于旧区改造或单一房地产开发，而是涵盖设施优化、生态改善、品质提升与文化延续的系统工程。这 一过程涉及大量资源重新配置与空间结构重塑，因而也伴随着资源消耗、污染排放与生态干扰等现实挑 战。 环境审计作为专业的监督评价工具，能够对城市更新中的资源使用效率、污染控制成效与生态保护状况 进行独立、客观的评估，为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筑牢环境底线。因此，引入并强化环境审计监督，能够 为推动城市更新朝着绿色、集约、可持续方向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当前，我国建设项目管理制度主要围绕新建项目构建，而城市更新既要求对存量资源进行高效利用，又 必须贯彻绿色低碳理念，普遍存在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业遗存绿色再生、社区生态空间修复等复杂场 景。现有政策规范在城市更新推进过程中常出现标准不一、依据模糊、覆盖不全等问题，难以适应精细 化治理的需要。制度供给不足也直接制约了环境审计的有效实施。一方面，在建筑垃圾资源化、场地污 染防控、低碳施工管理等关键环节，缺乏明确的环境绩效评判标准，审计人员难以开展量化评估与合规 判断。另一方面，多部门协同推进的城市更 ...

专项整治行动与成效 - 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自2024年6月启动为期3年的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截至10月底已发现问题1.4万余个，清理处置各类固体废物逾2000万吨，办理行政处罚案件3082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338件 [2] - 专项行动排查溶洞发现的2411个问题中，涉及生活垃圾的高达93% [5] 地方政府与基层治理责任 - 下一步将建立反映各地专项整治成效的考核评价指标，压实地方责任，倒逼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履行监管职责 [1] - 治理的关键在于激活基层治理单元自身的“免疫系统”，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排查整治，将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 [2][3] - 基层政府需对辖区内生态环境敏感区域主动巡查、定期研判，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及早干预消除隐患 [3] - 需将监管重心下沉、责任网格细化，构建“人防+技防+群防”的长效机制和快速响应、闭环处置的机制 [4] 监管薄弱环节与治理挑战 - 非法倾倒现象在城乡接合部、行政交界区、坑塘溶洞等监管薄弱地带时有发生 [1][4] - 非法倾倒背后存在“产、运、倒”的黑色利益链，整治需深挖源头，严格执法 [4] - 地方生活垃圾处理体系不完善、环境基础设施历史欠账多是导致非法倾倒的客观因素之一 [5] 地方治理实践与长效机制建设 - 四川省雅安市构建“人巡+机查+信访”立体网络，并与成都市实现跨市执法联动 [4] - 广西针对溶洞固废倾倒问题，要求以村屯为单位进行“全覆盖、无死角”再排查，并落实乡镇、村、屯组的“三签字”责任 [4] - 各地应以专项行动为契机，将资金和项目向环境基础设施倾斜，完善固废收集、转运、处置体系，从根本上减少非法倾倒诱因 [5]

环境健康管理试点与政策发展 - 2024年生态环境部公布了23个环境健康管理试点地区名单 这些地区在政策、标准、产业布局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1] - 未来环境健康管理工作的发展重点在于建立以健康为导向的环境治理体系[1] 以健康为导向的治理体系建设 - 环境健康工作是一个以科学为基础、以风险预防为核心、以法律制度为保障、以智慧监管为手段、以全民参与为重点的系统工程[2] - 建议强化顶层设计 制定类似“大气十条”、“水十条”的国家环境健康行动计划[2] - 应以健康优先的新理念引领环境管理 进行一体化系统设计 用环境健康管理的统一逻辑打通环境监测、环评、排污许可、分区管控到执法监督等环节[2] - 需将健康理念融入美丽城市建设 将试点经验提炼成政策 并与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有效结合[2] - 具体措施包括在城市建设中推广康复景观、生命疗养基地、健康街道等项目 并绘制发布城市环境健康地图以便市民查询[2] 环境健康评价指标创新 - 建议将人口加权PM2.5浓度纳入环境管理指标体系作为新考核指标 该指标是结合PM2.5浓度与人口分布计算的综合暴露风险指标[2] - 建议创新设计包含生理效益、社会效益在内的环境健康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以量化美丽中国等建设工作的生态环境健康价值[3] - 环境健康工作不仅要远离环境危害 更要主动营造并量化有益的环境健康因子 如负离子、植物挥发物等 研究证实这些因子可增强人体神经系统功能、促进心血管健康、增强免疫力、改善情绪[3] 地方实践与规划建议 - 成都市评估了公园城市健康收益 编制了环境健康价值转化指南[3] - 广州市探索构建微区域高时间分辨的环境健康友好指数[3] - 浙江省构建了全省环境健康友好指数 并对每个城市进行友好度评价[3] - 建议各城市根据自身特点建立环境健康有益因子清单 构建相关监测与评估体系 并在城市规划中将环境健康有益因子作为强制性指标纳入总体规划和绿地空间规划[3]

文章核心观点 - 推动绿色消费从理念转化为普遍行动需要构建一个涵盖教育引导、政策激励、市场供给、社会协同的系统性长效机制 [1] 深化教育引导，筑牢认知根基 - 需要构建覆盖全周期、全人群的教育体系，推动公众对绿色消费的认知从了解升华为认同 [1] - 在基础教育阶段，将绿色消费知识有机融入课程，并通过情景模拟、垃圾分类实践、环保课题调研等方式培育节约习惯 [1] - 在高等教育阶段，鼓励开设相关课程，并推动高校与环保组织、企业合作开展绿色产品设计、低碳社会调查等实践活动 [1] - 面向成年群体，依托主流媒体及官方新媒体平台，通过公益广告、专题解读等形式普及深层知识，澄清认知误区 [1] - 发挥社区贴近优势，组织绿色消费讲座、邻里分享会，邀请专家或实践达人进行讲解，让绿色知识渗透家庭场景 [1] 强化政策激励，构建制度保障 - 需要通过制度设计，降低绿色消费成本与门槛，形成“政策—行为—反馈”的良性循环 [2] - 对绿色产品生产企业，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绿色信贷等措施降低其生产成本 [2] - 探索建立面向消费者的直接激励制度，如推广绿色消费积分制度，将购买绿色产品、参与垃圾分类、践行低碳出行等行为量化积分，用于兑换商品、抵扣消费或享受公共服务优惠 [2] - 需统一和规范绿色产品认证标识，建立全国联网可查的信息平台，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2] - 需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伪绿色”产品及虚假宣传，并强化垃圾分类、限塑令等既有强制性政策的执行与监督机制 [2] 优化市场供给，丰富实践场景 - 当前绿色消费市场存在供给不足、供需错配等问题，需从生产和流通两端发力 [2] - 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围绕市场需求开发更多环保、实用、高性价比的绿色产品 [3] - 在农业领域扩大绿色有机农产品供给并建立产品可追溯体系，在工业领域推动节能家电、新能源汽车等发展，在服务业推广绿色餐饮、绿色旅游等模式 [3] - 支持企业打造绿色品牌以提升市场竞争力 [3] - 引导传统商超、便利店设立绿色产品专区，并大力发展绿色电商，优化绿色物流配送网络 [3] - 积极探索“农社对接”、社区团购等直销模式，缩短流通链条，让绿色产品更便捷、更实惠地进入社区家庭 [3] 推动社会协同，营造浓厚氛围 - 绿色消费转型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要打破“旁观者”心态和从众心理，构建多元共治格局 [3] - 支持环保组织、消费者协会等发挥其专业性和贴近群众优势，开展宣传倡导并搭建公众参与平台，同时推动行业自律以形成社会监督合力 [3] - 鼓励企业主动开放生产流程、举办体验活动以增强消费者信任，并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建立绿色消费社群，分享知识、收集反馈 [3] - 强化榜样示范引领，党员干部、公众人物应以身作则，并积极挖掘和宣传身边的“环保达人”“绿色家庭”等榜样 [4]

文章核心观点 -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文昌鱼在胶州湾内被首次监测到 这一现象被视为胶州湾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并达到高标准的标志性事件 印证了该区域生态修复工作的成效[1][2] 胶州湾生态修复成效 - 胶州湾水质显著改善 2024年优良水质比率跃升至85% 而20世纪末该比率一度跌破20%[2][3] - 生物多样性水平达到历史最高值 具体表现为浮游动物密度增加了9.2倍 湿地底栖物种数量达到54种[3] - 生态修复工作源于系统性治理 包括《青岛市胶州湾保护条例》的刚性约束以及“一湾一策”的陆海统筹综合治理[3] 文昌鱼的生态指示意义 - 文昌鱼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脊索动物之一 被誉为“生物进化的钥匙” 对栖息环境要求苛刻 依赖清澈水体和细软底质[2] - 该物种的出现是评估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金标准” 其回归表明胶州湾生境质量已恢复到能承载高敏感物种生存的水平[2] - 历史上文昌鱼主要分布于胶州湾外海域 此次在湾内发现属首次记录[1][2] 生态监测与科技支撑 - 监测中心持续跟踪研究湾区生态 建成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唯一海洋生物标本室 制作涵盖多类海洋生物的标本500余件[3] - 科研团队创新开展环境eDNA监测技术试点研究 提升生物图谱鉴定和海洋生物群落结构监测等专项能力[4] - 科技手段旨在构建支撑美丽海湾建设的“功能引擎” 目标是打造“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样板海湾[4] 生态价值与未来展望 - 生态改善带来了显著的生物聚集效应 胶州湾每年吸引逾50万只候鸟聚集栖息[4] - 文昌鱼的回归被视为生态复苏的新起点 未来将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 以科学守护海域[4] - 生态修复被视为中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 旨在见证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的跨越[3][4]

济南市生态环境局执法效能与模式创新 - 核心观点：济南市生态环境局通过“严规范、优方式、强服务”的系统性改革，在严格执法的同时，创新采用柔性执法、数字赋能和党建融合等模式，显著提升了执法效能与服务水平，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2][15] 规范执法与制度建设 - 严格执行行政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重大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完善执法内控制度与工作规范 [3][16] - 实行涉企行政检查计划管理，通过“鲁执法”平台实现“事前备案、扫码入企、事后评价”的闭环管理，严控入企检查频次 [3][16] - 2022年以来，全市共立案处罚1049起，11个案例入选部省级执法典型案例 [3][16] 柔性执法与服务优化 - 建立预防式执法服务体系，将普法帮扶置于惩戒之前，对全市2200多家排污单位开展普法培训 [3][9][17] - 创新“配餐式”普法与“点单式帮扶”，组建由执法人员、技术专家和律师组成的顾问团队，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 [3][17] - 落实“首违不罚”、“轻微不罚”制度，2025年1-10月共办理从轻、减轻和免除行政处罚案80起，减免罚款668.40万元 [4][17] - 实行“双书送达”与“云端审核”，帮助企业加快环境信用修复 [4][17] 数字赋能与非现场执法 - 依托智慧生态黄河平台，构建以在线监测为主，无人机、便携式监测为辅的非现场执法体系 [5][18] - 优化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新纳入企业（项目）337家，较调整前增加30.6% [7][18] - 2025年以来，全市非现场执法占比达到46% [7][18] - 应用无人机、铁塔高空瞭望、卫星遥感等技术，形成“天空地”一体化固体废物排查模式，实现快速定位与精准执法 [7][18] - 启动区块链技术应用试点，已完成第一批17家试点企业的设备安装调试，以提升数据可信度与执法效率 [9][14][19] 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 打造“泉城铁军 执法为民”党建品牌，以高质量党建促进任务高标准完成 [8][20] - 深化党支部“联建共建”、“双报到”等工作模式，在急难险重任务中成立党员先锋队、突击队 [8][20] - 积极响应“一支部服务一企业”号召，实施“体检式”执法帮扶，助力企业实现“生产扩量”与“环保提质” [10][13] - 以比亚迪汽车工业园为例，通过精准帮扶使其环境管理能力显著提升，成功获得2024年重污染天气绩效评级B级认定 [10][11] 队伍建设与实战能力 - 强化岗位练兵与梯次培养，在实战中培养“一专多能”尖兵骨干 [20] - 定期开展“线上+线下”专题培训，开设“生态环保大讲堂”和“执法办案大讲堂” [20] - 组织执法比武劳动竞赛，开展案卷学习、点评、以案释法等活动 [21] - 共参加生态环境部异地大气监督帮扶工作5轮次，各轮次成绩在全国名列前茅 [21] - 4名执法队员入选山东省生态环境执法师资库，43名入选省执法人才库，40名获全市执法办案能手称号 [21]

城市人工小微湿地的定义与功能 - 城市人工小微湿地指人为干预构建、单块面积小于8公顷的湿地[1] - 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环境治理、生态构建、社会服务等多重功能[1] 城市人工小微湿地的构建原则 - 坚持生态优先、自然构建原则，结合本底条件，保留原有地形水文植被，减少人工硬化，并配置食源植物与栖息地结构[2] - 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匹配原则，根据地域气候与需求不同适配功能，如西北干旱地区突出水资源循环利用，南方多雨地区突出雨洪调蓄[2] - 坚持动态优化、持续运维原则，建设前需制定标准化监测运维流程，并根据湿地变化弹性应对，引入社会资源与公众力量参与管护[3] 城市人工小微湿地的功能分类与实施要点 - 水质净化型小微湿地的核心工艺为“预处理+垂直潜流+表面流”组合，通过分层填料与植物配置高效去除污染物[3] - 雨水调蓄型小微湿地需侧重计算调蓄容积与渗透性处理，采用阶梯式池体与循环系统，实现雨水收集净化与回用[3] - 生物多样性保育型小微湿地需注重营造水深梯度与乡土植物群落，搭配多样化栖息地结构[3] - 景观休憩型小微湿地须强调与周边环境协调的风格布局，合理分区并设置游览解说与互动设施[3] - 各类型湿地均需科学设计水文与施工细节，确保长效稳定运行[3] 城市人工小微湿地构建应避免的误区 - 避免重形轻魂，生态价值让位于视觉景观，如过度使用混凝土石材进行全硬化处理，割裂水陆生态联系，并设置过多高能耗维护成本的人工建筑物[4] - 避免贪大求全，忽视其定位初衷，如在有限空间内过度功能堆砌导致生态功能稀释，或庞大体量破坏社区尺度侵占公共活动空间[5] - 避免水系失灵沦为季节性水塘，如水源依赖单一导致运行成本高昂且旱季失效，或水力流程设计不当、填料植物选择不佳导致功能无法维持[6] - 避免一建了之缺乏长效运维机制，如规划阶段未征求社区意见、未制定全生命周期管理方案、缺乏明确管理主体与预算，以及监测指标体系不完善、维护人员未受专业培训[6]

行业现状与市场规模 - 我国危险废物处置产业历经20余年发展，已形成千亿元级别市场规模，当前正由成长期逐步过渡到成熟期 [1] - 截至2024年底，全国危险废物集中利用处置能力超2.2亿吨/年，超过年度危险废物产生量69%，设施总体负荷率仅为26.4% [2] - 行业面临处置能力结构性过剩、部分省份核准利用处置能力是产生量的3至4倍、经营单位负荷率普遍低于40%以及部分设施长期闲置等挑战 [2] 产能结构性矛盾 - 行业整体呈现总体过剩态势，但部分区域对飞灰、废盐等特殊类别危险废物的利用处置能力存在短板 [2] - 特殊类别危险废物具有产生量大、成分复杂、处理技术不成熟、利用处置成本高等特点，单独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实现资源化无害化 [2] - 为补齐短板，“十四五”规划纳入一个国家技术中心、6个区域技术中心和20个区域处置中心等重大工程，生态环境部已公示两批次共计20个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项目清单，大部分已开工，一批将于2025年底前建成投产 [2] 政策与标准演进 - 相关标准如《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等相继修订发布，对全过程风险防控要求不断提升 [3] - 《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环境治理 严密防控环境风险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引导行业向规模化、专业化、信息化方向发展 [3] - 产业起步阶段依赖财政资金支持、处置收费、特许经营等政策，其中《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实施期间累计60亿元的国债投入带动了社会资金超过百亿元 [4] 现有经济政策机制 - 危险废物处置收费主要采用政府指导价，依据“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核定基准价格及浮动范围，价格机制引导作用显著 [5] - 2003年以来，规模以上新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项目主要采用特许经营模式，由政府授权并与企业达成协议，以缓解政府短期资金压力并确保设施长期稳定运行 [5] -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处置补偿、退役费用预提、环境保护税等更多元化的经济政策已出台，但仍处于探索完善阶段，实际作用较为有限 [4] 新时期行业发展挑战 - 行业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利润大幅下滑并逐步回归正常区间，同时规范化、信息化要求提升导致运行成本增加，部分企业陷入经营困境 [7] - 在利用处置能力供大于求的背景下，存在打“价格战”的风险，可能影响合法经营企业获得合理收益 [7] - 行业面临市场信心有待提振、经营秩序有待规范、产能结构有待优化的现实挑战 [7] 新时期经济政策需求 - 需要连贯性、有针对性的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协同发力，以缓解市场主体在建设和运营阶段的资金压力，支持企业投入资金开展设施建设和提质升级 [7] - 需完善处置收费的成本核算机制、动态调整机制，并建立价格监督机制，以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同时将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成本纳入核算 [7] - 需通过细化完善环责险、处置补偿等政策，结合信息化监管手段，推动工艺装备落后、稳定达标困难的企业退出市场，扶持有实力、有担当的企业 [8] 政策完善建议：政府角度 - 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做好投资引导及设施规划，将集中处置设施及具有一定规模的自行处置设施纳入规划 [9] - 应严格能力过剩的处置项目准入，暂停技术工艺同质化且能力过剩的综合利用项目审批，并研究制定特许经营退出机制 [9] - 各地相关部门应细化完善环责险费率及理赔要求，推动浮动费率与设施环境风险等级挂钩，并将经济政策作为构建“无废城市”市场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点区域开展试点 [9] 政策完善建议：企业角度 - 在项目论证阶段，应理性对待产业发展规律，深入开展市场调研和可行性研究，确保项目建成后获得合理盈利 [10] - 在项目建设阶段，应通过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争取绿色贷款等方式控制建设成本，并采用先进、绿色、低碳的工艺设备进行高标准建设 [10] - 在项目运行阶段，应落实主体责任，依法投保环责险，并配合提供成本核算情况，为处置价格动态调整提供依据 [10]

海南生态文明建设与“双碳”实践 - 海南锚定“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战略定位，以“清洁能源岛”和“智慧交通”为双引擎推动低碳发展 [1] - 稳步推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成立海南国际蓝碳研究中心，开展海洋碳汇方法学与交易机制研究 [1] - 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构建“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体系，引导疍家渔民转产生态文旅 [1] - 海南自由贸易港将于12月18日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愿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交流之窗”与“合作平台” [2] 全球治理倡议与生态文明思想 - 全球治理倡议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系统方案，是新时代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3] - 倡议坚持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和行动导向，为共建绿色低碳地球家园提供遵循 [3] - 要以推进全球治理倡议落实为契机，加强对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的主动引领，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治理体系 [4] -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擘画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新愿景，彰显了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3][5] 生态环境国际传播策略 - 主动设置议题，提升国际舆论主导能力，让“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对比 [6] - 寻求价值共鸣，创新呈现“绿水青山”治理成就与“金山银山”发展故事，将普通人故事融入大叙事 [6] - 搭建海外主场，完善多元精准传播策略，将“对外传播”与“在外传播”相结合 [6] - 生态环境宣传需从被动应对向正面引导转变，从注重新闻发布向与文化传播并重转变，从国内宣传向国际传播并重转变 [7] - 生态文明海外传播需建构全面议题框架、创新叙事技巧、搭建全媒矩阵、拓展立体渠道、精准对接受众需求 [9] 出版与数字技术赋能 - 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24年、2025年连续获评环境科学领域“最具学术影响力出版社” [10] - 集团以主题出版为龙头，以融合出版（VR/AR、短视频）为抓手，以品质出版为根基，以国际出版为桥梁，赋能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构建 [10] -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构建“一机制三平台两支撑”框架，其中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开发了绿色丝路AI咨询助手 [12] - 联盟未来将深化“绿色+数字”融合创新，加强“绿色+金融”服务网络，通过“绿色+发展”实践推广“小而美”项目 [13] 产业实践与技术应用 - 菌草技术已从栽培食药用菌拓展至生态治理、饲料、生物质材料与能源等领域，形成新学科与新产业 [17] - 菌草技术在国内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06个县推广应用，并传播到全球109个国家 [17] - 龙净环保从闽西山区企业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气环保装备制造企业，产品与服务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8] - 龙净环保在塞尔维亚、土耳其、哈萨克斯坦、越南、印尼等国实施的项目获国际绿色奖项，推动“中国标准”走向世界 [18] 海洋生态与“两山”转化 - 海洋生态文明旨在实现“人海和谐共生、资源良性循环、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6] - 生态资产核算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的关键抓手 [16] - 实现海洋“碧海银滩”向“金山银山”转化需坚持陆海统筹、系统治理，推进生态修复、价值实现机制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 [16] - 未来应探索蓝碳交易、数字技术应用和跨区域协同治理等创新模式 [16] 区域合作与制度对接 -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入新阶段，是绿色丝绸之路引领和数字丝绸之路赋能的阶段 [12] - 在全球层面，需协同联合国《未来契约》改革，利用二十国集团、世贸组织、世界银行等推动关键矿产及气候融资制度化 [15] - 在区域层面，依托东盟、上合组织及中非合作机制等，将合作从技术交流升级为绿色规则共建与标准互认 [15] - 在自主层面，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促进环境法规与金融规则的“软联通”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