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与战略部署 - 核心观点：国家正系统谋划“十五五”时期美丽中国建设，将其置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位置，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建立责任体系、推进系列行动和专项规划，以期在关键五年内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 [1][2][3][4] 历史成就与工作基础 - “十四五”期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开局起步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五年，美丽中国建设布局已系统展开 [1] - 已全面启动5个美丽省域、10个美丽城市、23个美丽乡村先行区建设，并打造了一批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建设示范样板 [1] - 形成了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接续滚动实施、分批分类推进的良好工作格局 [1] “十五五”时期的战略定位与目标 -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 [2] -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明确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 [2] - 主要目标包括：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 [3] 组织实施与推进机制 -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建立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 [2] - 将美丽中国建设情况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以压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2] - 健全美丽中国建设实施体系和推进落实机制，并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与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有序衔接 [2] 核心任务与建设内涵 - 重大任务包括：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3] - 深刻理解美丽中国建设内涵，需实现“外美”（生态环境美）、“内丽”（发展的高质量）、“气质佳”（制度机制优） [3] “十五五”规划与专项行动 - 将高质量编制并推动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阶段性目标、战略任务、重大项目和重点举措 [4] - 实施重点领域专项规划目录清单管理，统筹推进空气质量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等专项规划编制 [4] - 分级分类推进美丽系列建设行动，包括实施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战略区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行动，有序推进省域先行区建设，继续支持建设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先行区，深入实施美丽河湖、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行动 [4]

行业政策与战略方向 - 以美丽中国建设为统领，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1] - “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目标为“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2] - 基本建立美丽中国建设“1+1+N”实施体系，23项分领域行动有序推进 [1] 工作进展与成效 -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生态环境保持改善态势、向好趋势 [1] - 积极推动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1] - 累计开展9批次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查处一批突出问题 [1] 重点任务与实施路径 - 强化降碳减污目标协同、政策协同、措施协同，用好生态环境标准、分区管控、环评等手段，有力有效管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3] - 有序推进落后低效产能和工艺设备出清 [3] - 重点推动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能源等领域绿色低碳转型，让新质生产力成为发展主引擎 [3] - 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4] 体制机制改革 - 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抓手，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 [4] - 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 [4]

文章核心观点 - 广东省惠州市将“无废城市”建设作为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 通过在生产、生活、生态各领域全面推广“无废”理念 已形成多元共治、技术驱动、城乡融合的实践体系 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绿色动能 [1][11] “无废城市”建设总体战略与成效 - “无废城市”建设是惠州推动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理念已融入生产生活各领域 [1] - 建设呈现多点开花、全民参与的新格局 构建起多元共治的生态治理体系 [2] 滨海旅游与“无废海滩”建设 - 惠东县是滨海旅游核心承载地 2024年接待游客1756万人次 旅游收入92.5亿元 [2] - 通过陆海共治等措施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无废海滩”治理新路径 已建成4个“无废海滩” [2][3] - 大亚湾（惠东段）和红海湾（惠州段）获得广东省“美丽海湾”称号 [3] 商业综合体“无废”解决方案 - 惠州吾悦广场针对中小商户推出“壹元钱”绿色回收机制 300平方米以下非餐饮商户每天支付1元可享受每日两次上门回收服务 [3] - 机制实施后已有60多家商户参与 每月为广场创收约2000元 [3] - 通过“绿色环保标签”激励和“进门第一课”培训 成功构建广场“无废”微循环 [4] 工业领域技术驱动与新质生产力 - 亿纬锂能潼湖生产基地NMP废液精制项目回收率达99.6%以上 集团内NMP循环利用每年可产生经济效益约12亿元 [5] - 公司2万吨/年废旧锂离子电池再生工厂一期项目已投产 并推出新能源短驳运输方案 [5] - 2025年发布全球锂电池回收数字地图摇篮计划 构建覆盖30多个国家、200多个网点的回收网络 累计回收废旧电池和废料21762吨 [5] - 通过工艺革新等措施 亿纬锂能累计减少废弃物产生12051吨 增加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67吨 实现减排二氧化碳16168吨 产生经济效益约6166万元 [6] - 乐金化学通过源头减量措施实现聚合工艺污泥减量约2580吨/年 节约处置费用1370万元/年 含油废液减量约360吨/年 节约处置费用约119万元/年 [6] 制造业低碳化与智能化转型 - 惠州锂威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固体废物三级管控 2024年单位产品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较2020年下降39% [7] - 2024年公司碳排放总量较2021年下降25%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9万吨 [7] - 公司将环保要求纳入供应商管理体系 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减污降碳 [7] “无废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 - 仲恺高新区潼侨镇金星村作为“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 引入社会资本推进华侨茶文化农业公园等项目 打造连片“无废景区” [8] - 潼湖镇玳瑁村将“无废乡村”建设纳入《村规民约》 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100% 并建成5个垃圾分类站和10个垃圾收集点 [9] - 村里建立积分激励制度 将村民在垃圾分类等方面的表现与奖励挂钩 [10] - 幸福村近两年累计种植乡土及观赏树种2987棵 打造可持续“碳汇空间” 并重点建设“幸福智造科技项目”和福丰种业全产业链项目 为“无废乡村”提供产业保障 [10]

文章核心观点 - 人工智能是赋能产业低碳转型、推动产业向绿色智能高效方向迈进的关键驱动力，其应用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1] - 人工智能通过数据智能、算法优化和系统融合三大理论逻辑驱动产业低碳转型，但规模化应用面临技术成本、数据质量、能源约束和系统安全四大现实挑战[2][3][4][5] - 克服挑战需要从制度建设、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和政策保障等多维度协同发力，以推动技术落地并实现智能低碳融合发展[6][7] 人工智能赋能产业低碳转型的理论逻辑 - **数据智能驱动价值创造**：人工智能通过“数据+算力+算法”的技术范式，将海量原始数据转化为决策信息与知识，为产业低碳转型奠定基石，例如在钢铁行业利用机器视觉和物联网技术精准感知高炉工况数据[2] - **算法优化重构资源配置**：人工智能通过动态优化和控制调度能力，重新配置能源、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例如江苏如东海上风电场利用智能运维机器人将故障定位时间缩短90%，探测精度提升10倍[2] - **系统融合催生新型范式**：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产业生态系统根本性低碳变革，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催生“产品即服务”、共享制造等新模式，例如施耐德电气无锡工厂引入AI能源管理系统，实时监测2000余台设备，两年内将直接碳排放和外购能源等间接碳排放减少90%[3] 人工智能赋能产业低碳转型面临的现实挑战 - **技术应用成本高**：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需要高昂初始投入，例如一套工业能耗优化的人工智能预测性维护系统部署成本动辄数百万元，后期维护费用不菲，导致中小企业面临“用不起”的困境，可能加剧“数字鸿沟”[4] - **数据壁垒与质量瓶颈**：产业数据存在“孤岛化”、“碎片化”和“低质化”问题，企业内部及产业链上下游数据难以互通，关键工艺流程碳排放数据监测基础薄弱，大量依赖排放因子法估算，导致人工智能模型优化建议与实际工况偏差较大[4] - **能源约束问题凸显**：人工智能本身是能源密集型技术，其大规模应用会增加能源需求，我国数据中心约70%的耗能来自煤炭，其自身能耗的清洁化直接关系到赋能低碳转型的净效益能否实现[5] - **系统安全与韧性不足**：能源与工业控制系统在引入人工智能并深度互联后，面临更严峻的网络安全挑战，且人工智能与绿色能源所需关键矿物供应链易受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5] 多维度协同发力的对策建议 - **完善顶层设计与制度体系**：制定产业发展路线图，建立人工智能碳效评估、数据安全共享等标准体系，运用绿色信贷、专项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降低企业成本，探索建立基于人工智能的绿色电力消费溯源和交易体系，并制定安全准则提升系统韧性[6] - **夯实数据基础与突破技术瓶颈**：培育统一规范的能源和碳排放数据要素市场，建立行业级数据共享平台，设立科技专项支持面向高耗能行业的专用人工智能模型研发，鼓励开发高效算法和“绿色人工智能”以降低自身能耗[6] - **深化场景赋能与示范推广**：在钢铁、建材、化工等高耗能行业和数据中心等重点领域打造“人工智能+”低碳转型标杆项目，实现全流程能耗碳排放在线监测与智能调度，鼓励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区域智慧能源系统，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7] - **构建产业生态与提升认知水平**：支持组建由龙头企业、高校、能源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公司等参与的创新联合体，通过举办创新大赛、建设示范中心、开展专业培训等方式提升行业认知[7]

文章核心观点 - 国务院印发首个系统性专项文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标志着中国固体废物治理从重点整治向系统治理、全面推进的重大转变 [1] - 当前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的政策法规体系存在法律法规碎片化、市场激励机制不健全、监管体制协同效能不足三大短板 [4][5][6][7] - “十五五”时期需从夯实法治基础、完善激励约束政策、创新协同机制三方面构建政策法治保障体系，推动固体废物治理向全链条综合治理转变 [8][9][10][11] 固体废物治理发展历程与现状 - 中国固体废物管理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1996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施行标志进入法治化轨道，2020年该法第二次全面修订显著强化了全过程管控与法律责任 [2] - “十四五”时期取得重大进展：固体废物零进口改革目标基本实现，1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8个特殊地区推行“无废城市”建设，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为固废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 《行动计划》明确未来五年在源头减量、规范收运贮存、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置、专项整治等五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3] 政策法规体系存在的短板 - **法律法规碎片化**：相关规定分散于多部法律，存在立法价值冲突、概念界定不一问题，导致污染防控与资源循环利用目标割裂 [5] - **市场激励机制不健全**：现有体系主要依赖强制性监管工具，财税政策对资源化利用精准支持有限，绿色税收抵扣、资源化补贴、绿色金融等正向激励措施不足 [6] - **“新三样”治理滞后**：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动力电池的固体废物治理体系建设滞后，相关废物鉴别和处理标准供给不足，制约循环利用产业链发展 [7] - **监管体制协同效能不足**：省级以下监管体制运行不畅，部门间存在信息壁垒和监管标准差异，固体废物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存在隐性壁垒 [7] 强化政策法治保障的推进路径 - **夯实法治基础**：推进法典系统化整合，构建内在统一的法律制度体系，加强重点领域关键法律制修订，加快出台“新三样”固废专项监管办法，严格责任追究与信用监管 [9] - **完善激励约束政策**：构建激励与约束并重的政策工具箱，完善税收优惠、绿色采购、资源化补贴、绿色金融等政策，探索设立“固体废物资源化基金”，健全碳排放驱动机制，将资源化产生的碳减排量纳入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系统 [10] - **创新协同机制**：健全高层级跨部门协调机制，强化重点领域部门协同，深化跨区域协同治理并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深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构建智慧环境管理体系 [11][12]

行业核心观点 - 生态环境部门应主动把握基层换届机遇，通过积极推动干部交流任职来解决垂直管理改革后出现的人才流动不畅问题，从而优化队伍结构并促进事业发展 [1][2] 干部队伍现状与问题 - 自实行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后，部门履职独立性与综合实力得到提升，但也出现了干部交流不足的问题 [1] - 具体问题包括：部分部门中层领导干部年龄偏大且发展空间有限；部分部门存在干部交流不足、积压突出、人多岗少的现象 [1] 换届期间的主动策略 - 基层生态环境部门应提前谋划，摸清本单位人才队伍底数，并根据事业发展需要提出切合实际的人才交流需求 [1] - 在年龄结构上需优化梯次配置，发挥老同志的“传帮带”作用、中年干部的骨干作用和青年干部的生力军作用 [1] - 在经历结构上需合理搭配，班子建设中应同时配备专业型干部和岗位经历丰富的干部，以优化经历结构并形成合力 [1] - 需主动对接，在换届窗口期加强多层次沟通汇报，衔接其他部门人事安排 [2] - 应向党委书记做好汇报以争取理解支持，例如推动干部双向交流，既推荐系统内优秀干部到其他部门任职，也吸纳地方优秀干部到本系统任职 [2] - 应主动与组织部门沟通，在换届启动前汇报干部队伍建设情况并提出交流建议，争取纳入整体规划；在换届中期和后期积极推荐系统内优秀干部 [2] 建立长效机制 - 需建立干部交流长效机制，创造机遇使干部能够用当其时 [2] - 生态环境部门需破除干部条块分割思想，向地方党委加强汇报，争取将本系统干部纳入地方干部队伍通盘考虑 [2] - 应推动建立干部横向交流机制，明确交流的原则、目标甚至数量，以积极拓宽系统内干部的成长空间 [2] 根本保障 - 各地生态环境部门需以真抓实干取得强保护、促发展的实绩，以此获得党委和政府的认可，从而在提出干部交流意见和争取机会时更有底气 [3]

长江生态保护政策成效与现状 - 自2016年启动长江大保护战略、2021年全面实施长江十年禁渔政策以来，长江生态保护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绿色发展，旨在恢复长江自然生态活力 [1] - 政策实施后，长江许多物种的生存状态得到改善，种群恢复亮点纷呈，直观感受是长江里鱼的数量比过去多了 [1] 物种多样性监测数据 - 以鱼类物种多样性为例，2021年至2024年累计监测到344种，较2017年至2020年监测到的种数增加36种 [1] - 干流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持续提升，表明一些原本难以监测到的物种受益于保护，其种群数量有所增加 [1] - 尽管禁渔以来新增监测到36种土著鱼类，但历史上分布的443种鱼类中仍有99种未被监测到 [2] 珍稀物种生存危机 - 部分珍稀物种生存危机未解除，中华鲟连续8年未监测到自然繁殖，2024年到达葛洲坝下的成鱼仅10尾 [2] - 野外长江鲟均为人工放流个体，尚未形成自然种群 [2] - 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仍为“较差”等级，保护修复任重道远 [2] 生态系统恢复的复杂性与挑战 - 长江水系作为一个复杂的巨型生态系统，历史欠账多、修复周期长，面临的挑战不容忽视 [2] - 长江十年禁渔期已然过半，一些物种休养生息效果明显，但从整体上看，长江水生生物资源和多样性依然处于低位 [2] - 现阶段长江水生鱼类生存状况的差异，反映了各种水生生物的生态习性、生存对策、生境选择具有高度异质性，体现了长江大保护的复杂性 [2] 整体形势判断与保护策略方向 - 判断当前形势不能以个别物种较好的生存状况代替所有物种的生存状况，长江生态环境需要各类物种一起多起来才是真的好 [3] - 保护和恢复长江水生态系统和物种多样性仍然任重道远 [3] - 需梳理和完善更具针对性、实效性的保护之策，避免人类活动、工程施工对自然生境的打扰，促进恢复水生生物生境的连通性，保障各种水生生物能够来去自由选择合适的生境 [3]

新规实施与行业现状 - 2025年起，《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2025年）》正式实施，旨在筑牢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第一道防线[1] - 新规提出了提升监测行业整体水平的硬要求，明确监测机构人员数量一般不少于20人，并对人员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标准[1] - 部分区县级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人员编制与实有人数存在差距，未达到20人门槛，例如中部某市区级站编制16人、实际在职14人，西南地区某县监测站编制10人，南方某自治县监测站实有人员仅为8人[1] 人员短缺的直接影响 - 人员短缺导致法定职能履行受影响，人力不足可能使监测频次不足、覆盖面不全，监管网络末梢神经反应迟滞[2] - 技术能力提升受限，人员规模过小伴生专业结构单一问题，难以形成技术合力，面对新污染物监测、复杂应急场景时更显吃力[2] - 潜藏数据质量风险，在超负荷运转下，全程质量控制链条易被压缩，数据真实准确的根基可能受到侵蚀，这与新规严防造假、确保真准全的初衷存在差距[2] 机构优化调整的必要性与方向 - 优化调整区级监测机构是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深化生态环境监测垂改制度的应有之义，也是满足精准治污需求的坚实基础[2] - 探索区域整合以实现集约发展，鼓励有条件的地市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整合多个区级站资源组建规模适当、功能完备的区域环境监测中心，快速聚合人力与设备，改变散、小、弱的局面[3] - 强化市级统筹，对于暂不适宜整合的机构，建立技术下沉与任务上收相结合的灵活机制，由市级技术力量定期驻点指导，同时将区级站暂无力承担的任务上调至市级中心承担[3] 保障措施与行业机遇 - 机构编制部门需根据整合后的实际工作量科学核定并保障人员编制，财政部门需建立稳定的投入机制保障实验室建设、设备更新和日常运行[4] - 需建立系统化、实战化的业务培训与考核体系，推动人员能力持续提升，确保机构达标而且提效[4] - 新规施行是一次推动基层监测体系重塑升级的历史机遇，各地需尽快优化调整机构，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支撑[4]

会议总结与“十四五”成效 - 2026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系统总结2025年及“十四五”工作，并部署“十五五”规划与2026年重点任务[1] - “十四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生态环境保持改善态势，累计开展9批次中央生态环保督察[1] - 基本建立美丽中国建设“1+1+N”实施体系，23项分领域行动有序推进[1] “十五五”时期战略定位与目标 - “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2] -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列为“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2] - 行业需聚焦重点难点，努力实现“十五五”生态环境保护良好开局[2] 美丽中国建设的统领作用与路径 - 建设美丽中国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底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3] - 工作目标是推动“外美、内丽、气质佳”的美丽中国建设，将宏伟蓝图变为现实[3] - 行业需科学研判“十五五”形势挑战，深化细化实化党中央决策部署[3] 碳达峰碳中和与绿色转型 - 以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3] -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将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3] - 需强化降碳减污目标、政策、措施协同，有力有效管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有序推进落后低效产能和工艺设备出清[3] - 重点推动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能源等领域绿色低碳转型，让新质生产力成为发展主引擎[3] 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与治污攻坚 - 以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主线，推进治污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4] - 当前生态环境质量距离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人民群众期待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仍有差距[4] - 需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守住生态安全底线[4]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治理体系 - 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抓手，增强美丽中国建设内生动力[4] - 行业面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需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根本动力[4] - 需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绿色低碳发展机制，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4]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发布23年来，对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 时代发展，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其中污染物采样及执法判定是采用日均值还是采用瞬时值，其适用标 准存在争议。生态环境部相关文件明确"现场即时采样"可以作为执法处罚的依据，但认定城镇污水处理 厂是否超标最终仍然要对照标准要求的"24h混合样"进行判断，客观上制约了生态环境部门对于城镇污 水处理厂的监管效率。 随着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修订工作取得了新进展，使这一争议得到了科学有效的回应。近期 发布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修改单（以下简称修改单）就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进行了修改完善，明确了"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等4项污染物的瞬时 值，解决了对城镇污水处理厂执法监管过程中的标准适用的问题，同时也考虑到了当前非现场监管的现 实需要，让自动监测数值更具现实意义。 此次标准修改也充分反映了科学治污的工作要求。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个别地方没有正确理解国家 提出的"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的要求，对于一些明显不合时宜的地方法规、标准缺乏主动解绑 的勇气和担当，甚至在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