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河（石岩水库）入选国家第四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其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探索的“城水共生”治理路径获得国家认可，为同类“城中水库”提供了可复制的“深圳方案”[2] 治理背景与挑战 - 石岩水库是深圳市供水量第二大水库，库容3198万立方米，年均供水3.6亿立方米，保障深圳西北片区近700万居民生活用水，支撑区域近万亿元GDP[3] - 随着城市扩张，水库被建成区包围成为“城中水库”，面临水资源供需紧张、入库支流水质不稳定、周边生境破碎、市民近水难亲水等严峻生态挑战[3] 治理措施与工程创新 - 划定108.02平方公里的铁岗—石岩联合水源保护区，建设超过105公里隔离围网，并在8个月内拆除一级水源保护区内31万平方米历史违建，推动整村搬迁以切断污染源[4] - 创新实施铁岗—石岩水库水质保障工程，首创“隧洞+生态库”治理模式，建设4座生态库及配套清污分流沟与输水隧洞网络，实现“污水不入库，清水有去处”，2024年截留处理雨水超4800万立方米[4] - 构建“空天地”立体化监管网络，包括35个水质自动监测站、11套AI生态监控设备，并辅以无人机、无人除藻船、大坝机器人及近百人的地面巡查队伍进行长效精准监管[5] 生态与环境成效 - 石岩水库水质已稳定提升至地表水Ⅱ类及以上标准，通过与铁岗水库“双库联调”，年供水能力跃升至5亿立方米，供水安全保障能力显著增强[6] - 库区自然生态岸线率达89.1%，湖库岸带缓冲带植被覆盖度达91.4%，栖息动植物超过500种，吸引了上千只白鹭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脸琵鹭、东方白鹳等，新物种“岭南浮蛙”亦现身[7] 社会与空间效益 - 通过建设30.8公里全市最长环湖碧道，串联四大主题公园，将昔日的生态禁区转变为开放的“城市客厅”，每年吸引超400万人（次）前来休闲活动，极大提升了城市宜居感和居民幸福感[7] 经济与产业价值转化 - 一流的生态环境成为吸引高端要素的“强磁场”，水库所在的石岩湖畔正加速崛起“石岩科创城”，与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光明科学城形成“双湖一体、三城联动”的创新格局[8] - 生态治理推动了区域产业能级提升，宝安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连续八年位居全国区县级前列，并诞生了一批国家级绿色工厂、园区和产品，累计引进各类人才超13万人[8]

文章核心观点 - 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是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创新路径，当前已进入扩点提质的新阶段，未来需通过强化实施主体能力、坚持市场化机制和完善全周期管护来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1][2][4][6] EOD模式发展现状与政策推进 -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EOD模式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供了可量化、可持续的实践载体 [1] - 截至2025年7月，浙江省累计有50个纳入国家级储备库或省级试点的EOD项目，成功带动1400亿元投资，其项目数量、规模与授信额度等核心指标均位列全国前茅 [1] - 2025年2月，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工作的通知》，EOD模式探索与实践进入扩点提质的新阶段 [1] - 浙江、江苏、安徽、福建、云南、山东等省已制定EOD模式发展省级政策文件，浙江、福建等省推进了省级EOD项目库建设 [1] 实施主体能力建设 - EOD项目要求实施主体具备多产业视角和多领域建设经营能力，主体能力适配是项目顺畅推进的必要基础 [2] - 在已有EOD项目中，地方国资国企承担了主力推进角色，未来应进一步探索通过战略性重组等方式整合地方国企相关资源 [2] - 鼓励国企子公司、“两山”生态资源运营公司等向“生态运营商”转型，并建立与EOD项目长周期回报相适应的中长期激励机制 [2] - 鼓励地方国企通过股权合作等形式引入央企、民企、强村富民公司等多类市场主体，构建多方协同的EOD项目联合体 [2] - 拓展和完善技术作价入股、资源经营权入股等多元化入股形式，并建立完善民间资本进入EOD项目的指引指南 [2] 市场化机制与金融工具应用 - 充分市场化是EOD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条件，市场机制能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降低项目融资、建设及运营成本 [4] - 需逐步摆脱依赖财政资金的惯性，强化市场化思维，注重塑造EOD项目的经济自平衡能力 [4] - 需完善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体系，将治理项目带来的生态环境价值增值转化为可质押的生态信用资产 [4] - 应积极推进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生态治理绿色债券、转型挂钩债券等金融工具的运用 [4] - 在严格遵守不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前提下，可适度探索产业引导基金等在EOD项目中的市场化参与和退出模式 [4][5] 政策协同与制度创新 - 需加强政策协同，深化用水权、林权等自然资源资产领域改革，探索多种环境权益流转、交易在EOD项目收益反哺环节的运用 [3] - 注重形成绿色财税、绿色金融、“双碳”试点、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与EOD模式推广之间的协同 [3] 全周期管理与风险防控 - 全周期管护是EOD项目稳妥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需建立制度确保项目稳妥推进、落地见效 [6] - 推动多部门联动，对EOD模式实行“项目谋划—融资对接—技术指导—建设督导”全流程管理服务，并开展“一项目一清单”精准支持 [6] - 需完善项目质量监管流程，建立EOD项目建设期评估、运营期评估制度以及项目退出机制 [6] - 需提升全周期风险防控能力，加强产业收益测算与市场、财务等风险评估，确保项目收益覆盖成本 [6] - 注意防范土地使用违规、二次污染、长效运维不力等风险 [6]

文章核心观点 - 加快落实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是“十五五”时期推动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健全治理体系的关键举措 其目标是实现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的全要素、全联动、全周期管理 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1][9] 政策背景与战略意义 - 固定污染源是主要污染物排放的核心来源 其排放的COD、NH3-N、SO2、NOx等主要污染物在总排放量中占比超过80% 因此抓住固定污染源是污染减排的关键 [2] - 完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是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关键一环 有利于提升环境管理“精细化、法治化、数字化”水平 [2] - 排污许可制是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 旨在实现对固定污染源的“一证式”管理 为我国环境管理提供基础性、支柱性制度保障 [3] 当前制度进展与覆盖范围 - 我国已初步构建起以排污许可证为核心、覆盖固定污染源的“一证式”管理体系 [4] - 目前全国已有386.7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管理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的阶段性改革任务已完成 [5] 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 **全要素、全周期管控存在短板**：部分环境要素和污染源（如畜禽养殖、地下水、海洋工程）监管技术规范欠缺或管理路径不明晰 缺乏对重污染天气等特殊时段的量化管控机制 以及对企业停产状态的有效判定机制 [6] - **量化管理机制不健全**：距离污染物排放“全口径”管控、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全量管控的目标有较大差距 排放限值管理高度依赖或简单套用国家排放标准 对精准科学治污支撑不足 [6] - **政策与部门协同不畅**：排污许可与环评、自行监测、总量控制等关键制度 以及与环境统计、排污权交易、环境保护税等关联制度之间存在管理链条断裂、数据不一、平台不通的问题 [6][7] - **部门联动存在障碍**：许可证核发管理与主要使用方（各要素管理部门）分离 审批联审联查推行不畅 大部分地区仍存在“环评发证、要素监管、执法处罚”各自为战的现象 [7] - **央地协同有待加强**：国家层面有统一标准 但地方缺乏精准化、差异化管理权限与操作指南 导致地方“有弹性不会用” [7] - **制度刚性与管理效能不足**：大部分企业知晓持证排污但缺乏按证排污意识 证后动态监管与纠错机制未能形成高效闭环 违法排污被发现概率低 最高100万元罚款等处罚威慑力依然不足 [8] - **技术支撑滞后**：央地数据回流不畅 数智化技术滞后 远未实现智能监管、风险预警和源头管控 分级分类监测管理不完善导致重复监测与监测空白并存 [8] “十五五”时期的发展方向与重点任务 - **完善系统性，实现量化精准管控**：以污染物排放量为管控主线 重塑企事业单位总量管理机制 探索建立以排污许可为核心的企事业单位总量控制制度 支持地方试点完善许可排放量核算方法 探索特殊领域管理路径 [9] - **增强整体性，强化制度和执法刚性**：研究建立可操作性强的超量执法规则 推动基于自动监测数据的超许可排放量执法常态化 强化企业和第三方信用管理 完善管理信息平台功能 开发基于AI的智能审核与辅助填报工具 [10] - **提升协同性，推动系统深度融合**：在区域允许排放量框架下 通过排污权交易等方式配置建设项目环评总量指标 推动建立以排污许可证为确权凭证和监管载体的排污权交易制度 强化排污许可日常管理、环境监测、执法监管的“三监联动” 建立基于排污许可执行报告数据的环境保护税征管协作机制 促进排污许可与绿色金融、环境信用评价协同 [10]

国家废弃矿洞排查整治行动 - 2025年国家多部门联合组建6个明察暗访工作组，分两轮对全国12个重点地区开展废弃矿洞排查封堵整治行动 [1] - 累计排查出各类废弃矿洞97,826个，完成封堵91,332个，封堵完成率约为93% [1] - 行动共查处相关案件568起，行政处罚338人，移送司法机关102起，刑事处罚403人 [1] 废弃矿洞的风险与治理必要性 - 散落在戈壁、深山、荒野的废弃矿洞存在引发塌方、盗采、人员或牲畜遇险的风险，并可能造成生态环境污染 [1] - 废弃矿洞是隐蔽的公共安全与生态环境风险源，盗采事故、人员误入悲剧及对地下水与生态环境的长期影响事件代价沉重 [3] - 持续系统抓好废弃矿洞治理是守护人民生命安全、资源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的必然要求 [3] 废弃矿洞治理的长期管理措施 - 必须摸清底数，通过企业自查上报、管理部门排查清理，形成全方位覆盖的废弃矿洞分布台账和档案，做到一洞一档 [2] - 需落实责任，按属地管理为主，行业管理和监管监察相结合的原则建立责任清单，实施责任倒查、终生追责 [2] - 对于“无主”废弃矿洞，建议属地政府研究制订措施，落实管理部门和实施主体 [2] - 规范和落实废弃矿洞管理必须贯穿于矿山建设和生产发展全过程，结合实际情况变化抓好动态管理 [3]

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成果 - 2025年北京PM2.5年均浓度首次降至27.0微克/立方米，实现“破30”的里程碑式突破 [1] - 2025年PM2.5优良天数达348天，较2013年增加144天，优良天比率从55.9%大幅提升至95.3% [1] - 治理成果被描述为从“心肺之患”到“蓝天常在”的转变，是长期持续攻坚的结果 [1] 能源结构清洁化转型 - 针对燃煤污染，截至2017年累计削减燃煤1300万吨，实现核心区无煤化及城六区燃煤锅炉全部淘汰 [1] - 西北、东北等燃气热电中心投产，农村地区通过“五个一批”工程实现炊事气化全覆盖 [1] - 截至2025年10月底，北京地区“煤改电”用户已超过137万户，高污染“黑煤炉”被清洁“绿色热源”全面替代 [1] 科技赋能与精准治污 - 自2013年起，通过多轮PM2.5来源解析，精准锁定机动车、燃煤、工业、扬尘等主要污染源 [2] - 搭建“天、空、地”三维立体监测网络，并借助人工智能模型对裸土未苫盖、违规渣土车等场景实现自动识别抓拍 [2] - 在建筑施工领域推广“基坑气膜”全封闭作业模式，使扬尘浓度下降90%、噪声降低40分贝以上 [2] 系统治理与协同机制 - 针对机动车污染，通过加严排放标准、推广新能源汽车、强化柴油车管控来遏制“车轮上的污染” [2] - 在工业治理方面，推动六环路内规模以上企业完成清洁能源改造，并有序关停高污染企业 [2] - 打破行政壁垒，与周边省市建立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形成区域“一盘棋”治理合力 [2] 社会参与与绿色激励 - 创新建立“绿牌”工地，通过信用激励、税费减免等措施引导企业绿色施工，使工地周边PM10浓度大幅下降 [2] - 生态环境保护理念融入日常出行、垃圾分类等生活细节，推动形成“人人参与、共护蓝天”的社会氛围 [2] - 治理成果被归因于无数人的坚守巡查、企业转型升级的绿色担当以及市民践行低碳生活的自觉行动 [3]

国务院印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核心观点 - 国务院印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为未来固体废物治理指明方向，旨在推动固体废物从“治理难题”向“发展资源”转变 [1] 固体废物治理现状与挑战 - 固体废物种类多、数量大，是污染治理的“老大难”和环保督察重点、群众投诉热点 [1] - 各地治理力度持续加大并取得明显进展，但工作进展不平衡，局部地区问题突出，影响区域生态环境、群众健康并制约美丽中国建设深入推进 [1] 治理路径一：深化拓展资源化利用 - 需实现“边产生、边利用”，维持“产废—用废”动态平衡，推动存量逐步下降 [1] - 必须扩大利用广度、深化利用深度，推进资源吃干榨净，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减轻生态环境压力 [1] - 应注重尖端科学技术赋能，借助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拓展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路径 [2] - 加强有价组分高效提取及整体利用，因地制宜推动煤矸石多元化利用，拓宽秸秆综合利用途径 [2] - 开展“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升级行动，引导企业提高再生材料应用比例，将更多符合条件的再生材料和产品纳入政府绿色采购范围 [2] 治理路径二：加大源头减量力度 - 从源头和前端降低固体废物产量是最有效、最彻底、最经济的做法 [2] - 强化工业园区固体废物源头管控，大力推行绿色设计，支持企业改进生产工艺和装备，强化工业生产精细化管控，降低固体废物产生强度 [2] - 实施城镇固体废物源头管控，探索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固体废物排放限额管理 [2] - 减少农林固体废物产生，严禁非标地膜入市下田，推广循环型农业生产模式 [2] 治理路径三：强化重点领域专项整治 - 针对个别地方处置短板，开展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境污染隐患、建筑垃圾、历史遗留固体废物堆存场所等专项整治 [3] - 专项整治具有极强针对性和指向性，有助于从质和效上同步解决固体废物污染问题 [3] - 开展专项整治需系统施策，注重全链条、全过程、多维度、多层次治理，避免简单化、条块化，并需长效推进，持续巩固治理成效 [3] 总体要求与目标 - 固体废物治理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持久战，各地需以《行动计划》为蓝图，坚持减量化、资源化与无害化协同推进 [3] - 需努力凝聚各方合力，健全长效机制，将“放错位置的资源”转化为发展新优势，为建设美丽中国筑牢生态根基 [3]

新版指南核心内容与变化 - 生态环境部印发《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2025年版）》，是对2011年试行版的首次全面修订，旨在提升清单编制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并与国家清单及国际规则衔接，为全经济领域、所有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提供数据基础和方法学支撑 [1] 新版指南的主要变化 - **边界范围更明确**：废弃物处理领域新增生物处理和焚烧处理的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核算，优化填埋计算方法；工业生产过程和产品使用领域覆盖行业从12个增加至24个；能源活动清单首次纳入二氧化碳捕集、运输与地质储存；土地利用等领域新增核算农地、草地、湿地等其他土地利用类型 [2] - **方法学更新**：全面参考《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及其2019年修订版，更新全球增温潜势值至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数值；土地利用等领域新增了土地利用分类与变化确定方法、主要碳库碳储量变化及温室气体排放源评估方法 [2] - **活动水平数据要求更高**：废弃物填埋处理需收集垃圾填埋场近50年的填埋量及成分数据；土地利用等领域要求活动水平数据必须采用经省级主管部门认可的、基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分类体系的遥感结合地面验证后的土地利用空间数据，且需收集清单编制年份前20年的相关数据 [3] - **对主管部门及编制团队要求更高**：新版指南提高了对基础数据统计、收集与整理的要求，因此相关主管部门的碳排放数据统计核算体系需完善，专业人员配备、数据质量管理及编制团队专业技术能力均需进一步提高 [3] 省级清单编制的现状与挑战 -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是应对气候变化、全口径控制排放的前提和基础，是构建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控制和减少排放意义重大 [4] - 一些省份已建立温室气体清单常态化编制机制，并积累形成较长时间序列的排放基础数据，为研判碳达峰形势、加强排放管控提供了数据支撑 [4] - **数据质量问题**：部分主管部门活动水平数据统计体系薄弱，存在数据统计空白、口径不一致、时效性差等问题，且缺乏本地化高精度排放因子 [5] - **工作机制问题**：职能转隶至生态环境部门后，主要通过公开招投标委托第三方机构编制，导致编制团队不稳定、能力参差不齐，清单质量存在年际波动、部分排放数据年度不可比 [5] - **资金保障问题**：一些地方缺乏专项资金支持和有效保障，有限的经费难以统筹推动多部门合作，制约了工作质效 [5] 推进清单编制与应用的建设方向 - **健全编制和应用机制**：加强基础统计体系建设，提高活动水平数据的覆盖度和精准度；推动建立统计、经信、林草、农业、生态环境等多部门共享协调的数据流通机制；推动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应用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测算、路径优化和评估考核 [7] - **加强数据采集和管理**：突出数字赋能，建立统一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库，探索建立区域排放因子数据库，提升清单编制智能化测算和数字化管理水平；推动排放因子本地化，提升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统筹推进企业排放报告与核查、区域清单编制，加快构建分地区、分行业的清单报告体系，积累长时间序列、多空间尺度的排放数据；依托固定排放源等开展碳监测评估，加强浓度遥感监测，实现多维数据相互验证 [8] - **开展基础能力建设**：以重点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和单位为对象，开展碳排放统计核算及控排相关业务能力建设培训，加快形成生态环境部门牵头协调、有关部门协同联动、国有企业带头引领的工作格局；通过强化经费保障等措施，依托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分领域培育本地化研究编制团队，加强编制人员培养和技术攻关，支撑清单常态化编制并提升编制能力和质量 [8]

长江十年禁渔政策背景与核心目标 - 政策源于2016年提出的“长江大保护”战略，核心是“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将修复长江生态环境置于压倒性位置 [1] - 长江十年禁渔是该战略的关键实践，旨在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并恢复长江生态活力 [1] - 当前禁渔已满五年，被视为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但生态修复之路依然漫长 [1] 禁渔阶段性成果与生态现状评估 - 退捕渔民安置得当，生态环境稳步提升，水生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1] - 长江干流、鄱阳湖的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已从禁渔前的“无鱼”等级提升至“较差”等级 [2] - 仍有99种有历史记录的鱼类未被发现，白鱀豚、白鲟等顶级捕食者已灭绝或功能性灭绝 [2] 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与新趋势 - 社会层面存在“长江已经鱼满为患”等片面认知，忽视了生态修复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2] - 非法捕捞呈现高科技化、隐蔽化、产业化等新趋势，执法监管面临新挑战 [2] - 禁渔工作仍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需坚定不移推进 [2] 政策执行与协同治理方向 - 需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协同发力，形成共护共管格局 [3] - 沿江各地需打破行政壁垒，深化“两法衔接”，加强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 [3] - 需构建“水上打、岸上查、源头堵”的全链条打击体系，从严查处非法捕捞、运输、销售行为，斩断地下产业链 [3] - 应加强政策宣传与舆论引导，展示禁渔成效，及时回应网络片面声音以凝聚社会共识 [3] 治理效能提升与科技应用 - 需加强沿岸植被保护与科学恢复，提升水源涵养和净化能力，筑牢“岸上防、水中治”双重防线 [4] - 生态修复应统筹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并对重点区域进行科学人工干预 [4] - 需建立科学的跟踪评估体系，动态监测各段水生生物资源变化，尤其关注源头和上游等生态敏感区域 [4] - 面对非法捕捞新趋势，需推进执法能力现代化，引入人工智能、无人机巡逻、智能监控等手段，实现从被动查处向主动预警转变 [4] 长效机制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 根本在于建立健全长效机制，需持续巩固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成果，精准优化就业帮扶和社保政策，防止返贫和重操旧业 [5] - 让沿岸百姓享受生态红利是关键，大量退捕渔民已转产从事生态旅游、绿色农业等特色产业 [5] - 实现个人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才能为长江禁渔注入持久内生动力 [5] -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强调要“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为未来工作提供指引 [5]

杭州临安昌化溪获评省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 杭州临安昌化溪入选浙江省第一批达到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指标要求的水体及第二批省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1] - 该荣誉是昌化溪生态蝶变的成果 也是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临安分局昌化中队“昌小环”服务品牌深耕“五水共治”的成果 [1] - “昌小环”品牌融合监管执法与便民服务 助力昌化溪从“岸绿景美”迈向“生态优、功能全、百姓享”的更高境界 [1] “昌小环”品牌监管与服务模式 - 采用高光谱无人机作为“空中侦察兵”进行巡护 可精准捕捉岸线垃圾、违规排污口 并通过光谱数据分析识别水体溶解氧、污染物浓度等隐性指标 [2] - 对沿线企业坚持“普法+监管”双轮驱动 常态化开展环保法规培训 结合山核桃加工、农产品加工等本地特色产业详解法律法规 [2] - 建立“一企一档”监管机制 定期检查环保设施运行及排污许可执行情况 引导企业从源头削减污染物排放 [3] - 对涉水环境违法行为保持“零容忍” 组建专业执法小队 采取“日常巡查+突击检查+夜间抽查”方式严厉打击偷排漏排、超标排污等行为 [3] - 执法时使用执法记录仪、便携式水质检测仪等装备 对违法行为依法从严从重处罚并公开曝光典型案例 [3] 生态理念宣传与公众参与 - “昌小环”品牌坚持从娃娃抓起 深耕校园治水宣讲阵地 [4] - 通过组织学生开展环保实践活动 利用趣味动画、水质实验、实地探访污水厂等形式 让学生了解“五水共治”意义及污水净化流程 [4] - 旨在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 让护水、节水、爱水理念融入千家万户 凝聚全民共建共享力量 [4] 未来工作方向 - 昌化溪获评不是终点 而是“昌小环”品牌深化生态保护工作的新起点 [4] - 未来将持续擦亮品牌 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 不断创新监管服务模式 [4] - 将持续深化科技治水、法治治水、全民治水 以更实举措、更严要求、更优作风守护昌化溪 [5]

政策与方案实施 - 云南省为贯彻落实国家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方案，结合九大高原湖泊保护治理攻坚战，于2025年3月正式启动“九湖环保卫士”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1] - 活动在省级部门指导下，联合昆明、玉溪、红河、大理、丽江5个州（市）党委政府，按照“一湖一队”模式组建志愿服务队伍，并依据“一湖一策”开展活动 [1] - 该活动旨在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共治共享路径，并助力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定达标 [1] 组织体系与规模 - 云南省建立了“省级总队+市级中队+若干小队”的志愿服务组织体系，培育了一批专业化、常态化的队伍 [3] - 目前全省已组建118支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队伍，累计注册志愿者4120人，开展相关志愿服务活动431场 [3] - 其中针对九大高原湖泊的专场活动已举办5场，参与人数超过2000人 [3] 各州市特色活动模式 - 昆明市聚焦滇池，开展“绿种子护滇行动”，通过“志愿服务+家庭参与+科普传播”形式激发市民责任感 [2] - 玉溪市围绕杞麓湖，组织清河清淤、故事分享等活动，并创新“骑行+文艺”模式，将环保宣传与文体活动结合 [2][3] - 红河州聚焦异龙湖生物多样性保护，通过主题展览、骑行宣传、校园科普等形式强化公众意识，主线为“科普赋能+校园联动” [2][3] - 大理州以洱海保护为核心，组织生态廊道骑行劝导、垃圾清理等行动，并引入新兴群体如咖啡营地创办人分享“捡垃圾换咖啡”经验 [2][3] - 丽江市成立“泸沽湖环保卫士志愿服务队”，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并通过授牌、发放宣传资料、巡湖劳动等方式使活动有声有色 [2][3] 活动成效与影响 - 志愿服务有效减少了九大高原湖泊周边的垃圾污染，遏制了不文明行为，助力水质稳定达标 [4] - 推动了湖泊保护治理从“一湖之治”向“全域联治”转变，促进了人与湖的和谐共生 [4] - “九湖环保卫士”已成为云南生态环境志愿服务的标志性品牌，其创新实践被广泛传播，凝聚了社会共识与行动力量，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关注和参与保护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