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2025年是中国消费金融行业从粗放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型年，以《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为标志，行业在监管刚性约束下经历深刻变革，核心变化包括助贷合作生态重构、盈利逻辑改写、资本夯实、高管调整、风险处置模式创新以及向“自营+科技”模式转型 [1] 助贷“白名单”制度 - 监管要求商业银行对合作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不得与名单外机构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 [2] -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已有119家金融机构完成助贷“白名单”披露，覆盖11家股份制银行、39家城商行、15家民营银行、11家外资银行、1家直销银行、5家农商行、7家信托公司及30家消费金融公司 [2] - 银行合作策略从“广撒网”转向“严筛选”，大型互联网平台和头部持牌金融机构成为首选合作方，加速行业洗牌，推动合作生态从“规模扩张导向”向“合规价值导向”转型 [2][3] “24%”利率红线 - 助贷新规要求将所有隐性费用纳入综合融资成本核算，并遵循司法保护原则，使年化24%成为行业综合融资成本的隐性红线 [4] - 新规落地前，部分平台通过“息费拆分”（如“24%基础利率+12%担保费+9%服务费”）使实际年化成本可达36%，新规实施后此类操作被终结 [4] - 利率红线挤压了原本狭窄的利润空间，对依赖高息业务的腰尾部平台及风控能力薄弱、运营效率低下的机构形成巨大压力 [4][5] 不良资产“未诉即卖” - 2025年消费金融行业不良资产处置节奏加快，截至6月28日，已有15家消费金融公司通过银登中心挂牌不良贷款项目110期，涉及资产包规模约304.8亿元，较往年同期大幅增长超200% [6] - “未诉即卖”（在不良资产完成核销后直接挂牌转让，跳过司法诉讼）成为主流处置新范式，旨在快速优化财务报表、降低不良率、释放拨备并减少运营成本 [6][7] - 自10月27日起，银登中心挂牌的个贷不良批量转让公告中，起拍价与加价幅度不再对外公示，旨在打破“价格锚定效应”，引导受让方回归资产价值研判 [7] 高管“大换血” - 2025年全年至少有25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出现高管变动，涉及变动人次超30人，进行人事调整的持牌机构数占比过半 [8] - 变动核心驱动因素包括股东调整引发的管理团队重构、行业转型对专业化人才的迫切需求（尤其是具备银行零售、信贷风控及金融科技背景的人才）以及正常的人事轮替 [8] - 新任高管背景呈现“金融+科技”复合型特征，例如平安消金董事毛进亮为平安集团“金融科技百人计划”成员，锦程消费金融总裁张林曾任成都银行科技部副总经理 [9] 亿级增资潮 - 2025年多家消费金融公司启动增资，例如河北幸福消费金融注册资本从6.37亿元增至10亿元，长沙银行拟向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增资不超过15.5亿元 [10] - 增资核心驱动力源于2024年4月施行的《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该办法将最低注册资本从3亿元提升至10亿元，并将主要出资人持股比例要求从不低于30%上调至不低于50% [10] - 在市场端，充足资本金是机构扩大放贷规模、拓展业务边界、参与ABS发行及跨区域展业的基础，体现了机构对行业持牌化、规范化趋势的认同 [10][11] - 目前仍有4家持牌消金公司注册资本不足10亿元，未达到监管要求 [11] “自营+科技”转型 - 在利率限制与客群下沉要求并存的两难困境下，行业共识是必须从单纯依赖息差的模式转向“自营+科技”的综合能力建设 [12] - 头部机构通过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优化风控与运营效率，同时深耕本土场景以构建本地化服务生态，精准触达并控制风险 [12] - 助贷新规倒逼平台回归技术本位，机构需强化自营渠道以降低对外部平台依赖，并加快自主风控能力建设 [13]

文章核心观点 2025年是中国消费金融行业从粗放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型年，以10月1日《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为标志，行业在监管刚性约束下经历深刻变革，核心变化包括助贷合作生态重构、盈利逻辑改写、资本夯实、高管调整、风险处置模式创新以及向“自营+科技”模式转型 [2] 助贷“白名单”制度 - 助贷新规要求商业银行对合作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不得与名单外机构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促使银行从“广撒网”转向“严筛选” [3] -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已有119家金融机构完成助贷“白名单”披露，覆盖11家股份制银行、39家城商行、15家民营银行、11家外资银行、1家直销银行、5家农商行、7家信托公司及30家消费金融公司 [3] - 大型互联网平台、头部持牌金融机构成为银行合作首选，因其合规底线清晰、风控体系成熟，能降低银行被追责风险并帮助维持基本业务盘 [4][5] - 白名单制度推动助贷合作从松散无序走向规范透明，加速行业洗牌，倒逼生态从“规模扩张导向”向“合规价值导向”转型 [5] “24%”利率红线 - 助贷新规要求将所有隐性费用（如增信服务费）纳入综合融资成本核算，并需符合司法保护原则，使年化24%成为行业综合融资成本的隐性红线 [6] - 新规落地前，部分平台通过“息费拆分”（如“24%基础利率+12%担保费+9%服务费”）使实际年化成本飙升至36%，新规实施后此类操作被终结 [6][7] - 利率红线挤压了原本狭窄的利润空间，对依赖高息业务的腰尾部平台及风控能力薄弱、运营效率低下的机构形成致命打击 [7] 不良资产“未诉即卖” - 2025年消费金融行业不良资产处置节奏显著加快，大量公司密集以挂牌方式处置资产包，“未诉即卖”（跳过司法诉讼直接转让）成为主流新范式 [8] - 截至2025年6月28日，已有15家消费金融公司通过银登中心挂牌不良贷款项目110期，涉及资产包规模约304.8亿元，较往年同期大幅增长超200% [8] - 快速处置不良资产有助于响应监管政策、优化财务报表（降低不良率、释放拨备）、缓解资本充足率压力并减少催收诉讼等运营成本 [9] - 自10月27日起，银登中心挂牌的个贷不良批量转让公告不再对外公示起拍价与加价幅度，旨在打破“价格锚定效应”，促使受让方回归资产价值研判 [9] 高管“大换血” - 2025年全年至少有25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出现高管变动，涉及核心岗位变动超30人次，进行人事调整的持牌机构数占比过半，变动广度和数量均显著提升 [10] - 变动核心驱动因素包括：股东调整引发的管理团队重构、行业转型对专业化人才的迫切需求、以及正常的人事轮替与个人职业规划变动 [10] - 新任高管背景呈现“金融+科技”复合型特征，例如平安消金董事毛进亮为平安集团“金融科技百人计划”成员，锦程消费金融总裁张林具有银行科技部背景 [11] - 高管团队的专业化、年轻化有助于提升机构风险管理与创新能力，适配数字金融发展趋势，但过于频繁的变动可能影响战略连贯性 [11] 亿级增资潮 - 2025年消费金融行业出现密集增资，例如河北幸福消费金融注册资本从6.37亿元增至10亿元，长沙银行拟向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增资不超过15.5亿元 [12] - 增资核心驱动力源于监管与市场双重压力：2024年4月施行的《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将最低注册资本从3亿元提升至10亿元，主要出资人持股比例要求从不低于30%上调至不低于50% [12] - 在利率压降、利润空间收窄背景下，充足资本金是扩大放贷规模、拓展业务边界、参与ABS发行及跨区域展业的基础 [13] - 目前仍有4家持牌消金公司注册资本不足10亿元未达监管要求，其资本补充动作将成为后续行业关注焦点 [13][14] “自营+科技”转型 - 在利率限制严格与服务下沉客群高风险的两难困境下，行业共识是必须从单纯依赖息差转向“自营+科技”的综合能力建设 [15] - 头部机构正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优化风控模型与运转效率，同时深耕本土场景构建本地化服务生态，以精准触达并控制风险 [15] - 助贷新规倒逼平台回归技术本位，让银行重新审视自身风控能力，为真正有技术、有合规能力的参与者腾出空间 [16] - 机构应对策略包括强化自营渠道以降低对外部平台依赖，以及加快自主风控能力建设，如引入大模型做早期预警、构建动态定价体系 [16]

文章核心观点 2025年是中国消费金融行业从粗放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型年，以《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为标志，行业在监管刚性约束下经历深刻变革，通过利率红线、白名单制度、增资、高管调整、不良资产处置模式创新以及“自营+科技”战略转型，共同勾勒出新的发展路径[1] 助贷“白名单”制度 - 监管要求商业银行对合作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不得与名单外机构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刚性约束重塑行业合作逻辑[2] - 新规实施后一个月内，已有119家金融机构完成助贷“白名单”披露，覆盖11家股份制银行、39家城商行、15家民营银行、11家外资银行、1家直销银行、5家农商行、7家信托公司及30家消费金融公司[2] - 银行合作策略从“广撒网”转向“严筛选”，大型互联网平台和头部持牌金融机构成为首选合作方，推动行业从“规模扩张导向”向“合规价值导向”转型[2][3] “24%”利率红线 - 新规要求将所有隐性费用纳入综合融资成本核算，并遵循司法保护原则，使年化24%成为行业综合融资成本的隐性红线[4] - 新规落地终结了通过“息费拆分”（如“24%基础利率+12%担保费+9%服务费”）将实际年化成本推高至36%等灰色操作[4] - 利率约束挤压了原本狭窄的利润空间，对依赖高息业务的腰尾部平台及风控能力薄弱、运营效率低下的机构形成巨大压力[4][5] 不良资产“未诉即卖” - 2025年消费金融行业不良资产处置节奏加快，大量公司密集挂牌处置资产包，“未诉即卖”（跳过司法诉讼直接转让）成为主流新范式[6] - 截至6月28日，已有15家消费金融公司通过银登中心挂牌不良贷款项目110期，涉及资产包规模约304.8亿元，较往年同期大幅增长超200%[6] - 自10月27日起，银登中心挂牌的个贷不良批量转让公告不再对外公示起拍价与加价幅度，旨在打破“价格锚定效应”，引导受让方回归资产价值研判[7] 高管“大换血” - 2025年全年至少有25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出现高管变动，涉及核心岗位变动人次超30人，进行人事调整的持牌机构数占比过半[8] - 高管变动的核心驱动因素包括股东调整引发的团队重构、行业转型对专业化人才的迫切需求（尤其是银行零售、信贷风控及金融科技背景），以及正常的人事轮替[8] - 新任高管背景呈现“金融+科技”复合型特征，例如平安消金董事毛进亮为集团“金融科技百人计划”成员，锦程消费金融总裁张林具有银行科技部背景[9] 亿级增资潮 - 2025年消费金融行业出现密集增资，例如河北幸福消费金融注册资本从6.37亿元增至10亿元，长沙银行拟向长银五八消费金融增资不超过15.5亿元[10] - 增资的核心驱动力源于2024年4月施行的《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该办法将最低注册资本从3亿元提升至10亿元，并将主要出资人持股比例要求从不低于30%上调至不低于50%[10] - 在利率压降、利润空间收窄的背景下，充足资本金是机构扩大规模、拓展业务、参与ABS发行及跨区域展业的基础，体现了机构对行业规范化发展趋势的认同[10][11] “自营+科技”转型 - 行业面临服务下沉客群与承受严格利率限制的两难困境，破解之道在于从依赖息差的模式转向“自营+科技”的综合能力建设[12] - 头部机构通过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优化风控与效率，并深耕本土场景构建服务生态，以精准触达下沉客群并控制风险[12] - 助贷新规倒逼平台回归技术本位，机构需强化自营渠道以降低对外部平台依赖，并加快自主风控能力建设，如引入大模型做早期预警[13]

助贷新规影响与行业应对 - 2025年10月1日助贷新规落地，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将借款人综合融资成本控制在年化24%以内 [1][15] - 新规直接切断了行业依赖“24%+服务费”等高利润路径，导致中腰部助贷平台放款规模普遍减半 [1][15] - 为应对新规，多家助贷机构正通过“商品消费+分期服务”的模式，以商品溢价弥补利润缺口，变相突破利率红线 [1][15] 分期商城业务模式与案例 - 桃多多、闪购鸭、小象优品、柚优品等平台业务模式具有代表性，商品溢价普遍在20%-100%之间 [1][15] - 以桃多多为例，其一款Apple iPad Air售价6227元，较京东商城补贴价5160元溢价20.6% [2][16] - 该平台提供名义年利率24%的分期方案，并可收取担保费等隐形费用，用户综合成本远超监管红线 [2][16] - 分期商城的目标用户主要是在主流金融渠道无法获得授信的群体，平台通过高商品溢价覆盖潜在逾期损失和风险 [3][17] 变相借贷与回收套现 - 部分分期商城在平台上搭建回收通道，用户购买商品后可直接申请出售变现，无需收货，实质上形成了借贷流程 [5][18] - 例如小象优品app曾提供黄金回收入口，用户下单后邮寄给回收商即可获得打款 [5][19] - 专家指出，此类高定价设计结合回收“玩法”，本质是将变相贷款的利息等收入包装为“产品溢价”，以模糊综合年化成本 [6][19] - 用户买完立刻能高价回收变现，已偏离真实消费场景，本质上更接近现金贷 [6][20] 行业参与度与市场表现 - 部分助贷机构计划入局分期商城业务，正在招兵买马，例如北京君航微金高薪招聘相关运营 [7][20] - 市场传闻百亿助贷平台萨摩耶云计划入局，但公司予以否认 [7][21] - 分期商城能为助贷机构带来可观营收，例如量化派旗下“羊小咩”平台收入占其总收入98.1% [6][20] 监管与法律争议 - 分期商城模式游走在监管灰色地带，核心争议在于商品溢价是否应被纳入综合融资成本计算 [7][21] - 有法律专家明确认定该模式违规，指出监管核心是“穿透”，商品溢价本质是变相“砍头息”，应合并计算且不得超过年化24% [8][21] - 若资金来自非金融机构，则受《民法典》民间借贷规定规制，综合融资成本最高不得超过4倍LPR [9][22] - 司法实践已开始否定此类模式的合理性，例如有法院因商品售价已高于市场价值，驳回了平台按LPR4倍计算违约金的诉求 [9][22] 业务风险与可持续性 - 分期商城平台投诉量巨大，普遍破万，投诉集中在高价卖货、诱导套现、暴力催收等方面 [10][23] - 新规后，大量风险客户被挤出正规市场，分期商城成为其主要融资渠道，可能导致客户下沉和不良率上升 [10][23] - 目标客户信用资质较差，平台为覆盖风险进一步提高溢价，易形成“高风险-高定价-高违约”的恶性循环 [11][23] - 商品溢价过高可能导致用户流失，且回收变现闭环一旦被打破，平台的盈利模式可能崩塌 [12][24] 对持牌合作机构的要求 - 持牌机构作为合作方需承担相应责任，不能只当资金通道，贷前需有自己的风控判断 [13][25] - 定价上需进行穿透识别，判断额外资金是否变相提高贷款本金，贷后需监控资金用途并拦截异常回收行为 [13][25] - 持牌机构需穿透识别合作商业模式的实质、综合年化利率及客群风险，及时将合规能力低下的助贷机构移出合作名单 [13][25]

文章核心观点 - 在助贷新规将利率上限锁定在24%的背景下，分期商城作为一种新型业务模式崛起，其本质是以“分期消费”为名、行“高息贷款”之实，通过商品高溢价与分期服务费捆绑，向用户（尤其是下沉市场）提供实际利率远超监管限制的信贷服务，成为部分机构规避监管、维持高利润的合规“新外壳”[1] 商业模式与运作逻辑 - 分期商城多采取自建线上购物场景，在交易链路中嵌入借贷环节，其商品品类集中于投资金条、品牌手机、礼品卡等二手市场回收价透明、易变现的标准化产品[2] - 分期商城的同一商品售价显著高于常规电商渠道，通过抬高标价和分期流程，以“商品差价+24%的分期服务费”构成实质性的高利贷，规避名义利率监管[2][8] - 该模式实现了“一箭双雕”：用户同时是消费者和借款人，为平台带来商品销售与金融服务的双重收入[7] 具体案例与价差分析 - 在上海柚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旗下的“柚优品”APP中，2025年12月22日，苹果iPhone 16 Pro Max (256GB)标价11118元，分6期最终还款11909.1元，分3期还款11565.65元，综合年化利率均显示为24%[3] - 同日，京东Apple自营旗舰店同款但存储容量更大的512G版本仅售9599元，凸显分期商城商品溢价[5] - 上海阿芙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宝酷商城”，2025年12月9日一款3克足金金片标价4521元，较京东同克重品牌金条售价3892元高出约16.16%，较普通投资金条市价约2950元高出约53.25%[7] - “好豚友”平台中，5克足金金条标价7005元，较正常投资金条市价高出约43%；iPhone 17 Pro（256GB）标价12462元，较京东旗舰店9699元售价高出28.48%，若分6期最终还款13348元，总价差达37.62%[7] - “金玉满堂”平台iPhone 17 Pro（512GB）标价19799元，而京东自营店价格为10999元，价差高达80%[7] 行业转型与财务表现 - 校园贷鼻祖趣店在2017年监管整顿后，于2022年以“趣店优选”的新形象转型为全品类分期购物平台，商品价格普遍高于市场价20%-50%[8] - 该公司财报显示，2023年其分期商城业务收入占比达67%，远超传统助贷业务[8] - 其综合收益率从转型前的年化36%左右，上升至“商品溢价+分期服务费”模式下测算的85%-120%区间[8] 市场参与趋势 - 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助贷玩家切入分期商城领域[9] - 业内人士透露，月炮老大刺猬系已于近期入局[9] - 新疆众诚数科、嘀嗒租机、京致众合、上海及未科技等企业均在招聘分期商城相关运营人员[9] - 招聘信息明确指出分期商城的核心是分期/助贷，商城本质是金融/助贷产品的“场景化包装”和“合规化载体”[9] 消费者风险与行业乱象 - 消费者在分期商城面临高溢价商品、无故扣费、隐私泄露、暴力催收及买到假货（如翻新机）等一系列衍生风险[14] - 黑猫投诉等平台有大量用户投诉，例如桃多多分期商城被指高价卖物品、多收利息外的担保费、售卖翻新机、价值远高于市场价、暴力催收（短信恐吓、骚扰家人朋友）等[14] - 有用户在桃多多分期商城购买黄金分期5257元，到手仅4140元，利息过高，逾期几天即被威胁爆通讯录和第三方信息[14] - 关于“金玉满堂”的投诉显示，有用户2025年10月购买一部16pm 1T手机，价格比其他平台或线下贵一倍以上[20] - 另有用户2025年10月14日在金玉满堂购买苹果17 pro max手机，价格16999元分12期，另交584元公证费，感觉价格超出市场价1.5倍[20] - 有用户2025年11月5日在金玉满堂购买iPhone16 Pro Max 256G手机，市场价格8500元，实际支付了14299元和599元担保费，一个月还款就超过本金，采用等额本息计算实际年化利率可能高达38.76%，明显突破监管上限[21] - 用户在分期商城购物时，往往还需额外支付签约费、公证费等费用[25]

行业监管影响 - 2025年10月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落地实施，对助贷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1] - 新规导致助贷公司放款规模明显减半，公司利润下滑，裁员消息不断，裁员比例在20%至30%之间 [1] - 业务体量大的平台尚能承受，但待收规模100亿元以下的小型平台受到的影响特别大 [1] 行业转型趋势 - 受新规冲击，许多小型助贷公司正在转型分期商城业务，目标客户主要是无法从大型互联网平台获得授信的资质较差用户、被金融机构列入黑名单的用户，以及着急变现、深谙套现“套路”的人 [1] - 量化派（2685.HK）于2025年11月27日在香港主板上市，其收入98.1%来自旗下分期商城“羊小咩”，这给小型助贷公司转型分期商城带来了动力和希望 [12] 分期商城商业模式 - 分期商城的主要盈利模式是商品较市场价整体溢价30%以上，再叠加年利率24%以内的分期服务费 [2] - 部分平台建立了“购物-回收”闭环，用户高价下单商品后，可通过合作回收商以5折至7折的折价变现，实现套现 [2][7] - 例如，“小象优品”上一款1.4克黄金女戒指售价2399元，比淘宝券后价1620元溢价48%，其预计回收价为1356.95元，约为售价的五六折 [7] - “桃多多”上一款Apple iPad Air售价8156元，而京东类似产品价格仅为4199元，溢价显著 [4] 平台运营与获客 - 助贷公司运营的分期商城（如桃多多）获客渠道主要依赖同业导流，需要与导流方分润，因此获客成本较高 [3] - 此类平台通常由技术公司、融资担保公司与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合作运营，例如“桃多多”由上海纬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宝越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运营，金融服务由河南中原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5] - 平台通过短信等方式营销，以“免费测额度”、“最高享18988”等话术吸引用户 [5] 用户成本与投诉 - 商品溢价叠加分期利息后，用户综合融资成本极高。以“桃多多”8156元的iPad为例，分期年利率为24%，但若以京东实际售价4199元为借款本金计算，3期和6期的年化利率将超过100% [4] - 在消费者投诉平台“黑猫投诉”上，“桃多多”、“小象优品”、“鹿优选”等平台共有数万条投诉 [10] - “桃多多”涉及约600条投诉，主要针对高价卖商品和涉嫌引导高息贷款 [10] - “小象优品”投诉高达3万条，主要涉及暴力催收、违规收取会员费、客服失联等 [11] - “羊小咩”涉及的投诉也超过3万条，投诉内容包括商品价格虚高、变相收取利息、商品为假货等 [11] 代表性平台案例 - **桃多多**：由上海纬雅信息等公司运营，提供分期购物与借款服务，商品溢价高，不支持官方回收，但存在第三方回收商以约六二折的价格回收额度商品 [3][4][8] - **小象优品**：由无锡源石云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提供黄金等商品购买及“一键回收”服务，回收价约为售价的5-6折，但客服难以联系，投诉量巨大 [7][8][11] - **鹿优选**：商品存在溢价，例如iPhone17Pro 256G手机售价比官方商城溢价31%，平台明确表示无官方认可的回收商家，并警示套现风险 [7][9] - **羊小咩**：由北京宇动智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运营，是已上市公司量化派的核心收入来源，用户需通过合作方“便荔卡包”开通购物额度 [11][12]

行业整体业绩表现 - 头部互联网金融科技企业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显示，行业在助贷新规过渡期内呈现调整态势 [1] - 信也科技2025年第三季度营收35亿元，同比增长6.43%，净利润6.4亿元，同比增长2.66% [1] - 奇富科技2025年第三季度营收52.06亿元，同比增长19.1%，但净利润14.33亿元，同比减少20.3%，出现增收不增利情况 [1] - 乐信2025年第三季度营收34.17亿元，同比降低6.64%，但净利润5.21亿元，同比增长68.06% [1] - 探索不同新兴增长点成为助贷第一梯队拉开业绩差距的核心变量 [2] 获客策略与成本变化 - 互联网贷款利率定价下调成为趋势，客群调整扩容成为必然 [3] - 奇富科技搭建线上线下多渠道获客体系，线上包括AI驱动广告与嵌入式金融（API），与74家合作方合作渗透场景，线下组建地面销售团队触达复杂需求用户 [3] - 奇富科技2025年第三季度获批信贷额度用户平均获取成本从二季度的370元降低至340元 [3] - 行业对获客策略存在分歧，部分主体认为当前成本低位是加大投放储备新客的良机，部分则因担忧未来监管政策而选择收缩投放与谨慎观望 [3] - API渠道被普遍认为在2026年将面临较大压力，因其收益空间收窄、客群质量偏低、用户多头借贷突出、平台风控识别能力受限，导致逾期率显著高于自营产品渠道 [4] - 互联网金融自营产品渠道被视作更具发展潜力的方向 [5] 新兴业务增长点探索 - 乐信分期电商平台服务的商品交易总额（GMV）在2025年第三季度达23.13亿元，较2024年同期的8.27亿元增长180% [5] - 分期乐商城带动民生消费品类交易额实现环比58.5%、同比133.8%的增长，同时商城升级物流配送体系使配送时效缩短20小时以上 [5] - 有观点认为商城获客模式客群天花板较低，目标客群多为通过消费套现实现融资需求的群体，客群范围狭窄，且对应的风险、舆情投诉问题更为突出 [5] - 信也科技国际市场表现强劲，报告期内累计借款用户达1000万，较2024年9月30日增长58.7% [6] - 信也科技2025年第三季度国际业务营收为8.733亿元（约1.227亿美元），较2024年同期增长37.4%，占第三季度总营收的25.0% [6] 融资成本与资金端动态 - 持续降低融资成本是机构资金端的重要目标 [5] - 奇富科技2025年前三季度资产支持证券（ABS）发行规模接近189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超40% [6] - ABS发行量增长受政策面支持力度加大、发行额度更充裕、公司资产质量与风控能力获认可，以及利率中枢下行带来较好发行窗口推动 [6] 业务模式转型与挑战 - 轻资本模式（仅提供引流、评估等服务，不承担风险）与重资本模式（通过自营贷款、担保兜底等方式参与，承担信用风险）的变化趋势成为焦点 [7] - 由于资金来源收紧及民营银行等资金退出，轻资本模式面临被动收缩，除少数互联网流量大厂外，其余机构需提供担保兜底以重资本模式展业 [8] - 乐信2025年第三季度信贷撮合服务收入为26.17亿元，同比下降11.9%；科技赋能服务收入为4.56亿元，同比增长18.9%；分期电商平台服务收入为3.45亿元，同比增长11.8% [7] - 乐信科技赋能服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由10%升至13%，主要得益于转介服务增长 [7] - 奇富科技2025年第三季度重资本模式下获得的贷款及撮合服务费为38.69亿元，同比增长33%；轻资本模式下获得的贷款及撮合服务费为13.37亿元，同比减少54% [8] - 信也科技预计因流量推荐业务收缩，该项服务收益率将进一步收窄 [8]

监管新规驱动行业剧变 - 2024年4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助贷新规”），核心要求是将借款人综合融资成本压缩至年化利率24%以内 [5][17] - 新规导致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深度调整，合作逻辑从“广合作”转变为“严筛选”，甚至完全切断业务关联 [2][3][17] - 出于合规及风险考量，部分中小银行资金正“撤离”助贷领域，多家区域性银行宣布暂停新增合作或大幅缩减合作机构数量 [2][17] 银行合作策略与业务规模急剧收缩 - 部分银行助贷业务规模被快速压缩，例如北方某民营银行的助贷业务规模从4月的约150亿元（占个人消费贷超八成），降至10月不足原规模的三分之一 [5][20] - 多家银行宣布停止助贷业务合作，例如龙江银行、乌鲁木齐银行、赣州银行均在11月初披露已停止相关合作 [7][22] - 银行合作机构名单显著“瘦身”，据不完全统计，4月至10月有至少30家银行公布合作方名单，普遍向头部平台聚集 [5][20]，例如亿联银行的合作获客机构从去年11月的56家缩减至今年9月的10家 [6][21] 利率调整与利润空间受挤压 - 新规前，通过助贷平台发放的贷款主要分布在24%以下和24%-36%两个利率区间，新规实施后，压缩至24%以内成为趋势 [5][20] - 银行停止向定价在36%年化利率的客群提供资金，重点压缩超过24%利率区间的业务 [5][6][21] - 利率下调直接压缩银行利润，在36%利率业务中，银行固定收益约为5%-7%，而24%利率业务的固定收益仅4%左右，已基本覆盖不了成本 [8][23] - 风险兜底模式改变，从由助贷平台全部承担损失转为银行自主管控风险与不良，进一步压缩利润空间 [9][23] 中小银行面临短期阵痛与长期挑战 - 部分城商行、农商行、民营银行因展业区域有限，自主获客困难，有相当比例客户来自助贷渠道，业务收缩导致填补业务缺口压力巨大 [3][17] - 息差持续收窄加剧盈利压力，2024年三季度末，城商行净息差从2024年末的1.38%降至1.37%，农商行从1.73%降至1.58%，民营银行从4.11%降至3.83%（降幅28个基点） [9][24] - 对过度依赖高定价助贷业务的民营银行而言，新规带来的冲击更为强烈 [9][24] 发展自营业务成为必然出路但困难重重 - 自营业务需要银行具备获客、审批、风控、催收等全链路自主能力，但中小银行普遍面临获客、数据、风控文化三大难题 [3][10][18][25] - 线上流量高度集中在头部平台，获客成本昂贵，限制了自营业务发展速度 [10][26] - 面临人才短缺挑战，核心风控与数据人才多在一线城市，吸引回流难度高 [10][26] - 自营业务客诉压力更大，更容易成为逾期用户或黑灰产瞄准的目标 [10][26] 自营业务探索者的经验与行业未来方向 - 新网银行自2016年探索自营业务，规模从第一年十几亿元自然增长至第三年上百亿元，关键在于找到适合的人并坚持长期投入 [11][27] - 目前市场尚未形成明显护城河，客户看重额度、利率、期限，解决客户需求是关键，发力自营业务任何时候都不晚 [11][27] - 部分银行正通过加大关键人才引进、完善风控与数据模型、打磨产品差异化竞争力、加强精细化运营等方式强化自营能力建设 [12][28] - 未来助贷行业监管将更规范、透明，贷款利率定价下行是大势所趋 [12][28] 潜在风险与行业新挑战 - 定价超过24%的存量业务如何有序消化是一大挑战，这部分客群的借贷需求客观存在，供给资金减少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12][28] - 近期受到24%以上资金增量减少的影响，行业风险已有小幅上升 [13][29] - 有银行主管表示，10月以来行业风险上升速度之快为从业以来所未见，若持续上行，部分助贷平台现金流将承压 [13][29] - 需避免行业“急刹车”导致市场震荡或普惠金融业务收缩，防止非持牌民间借贷死灰复燃 [13][29] - 未来市场竞争核心将转向风险管理能力、金融科技实力与客户精细化运营能力的综合较量 [13][29]

银行集体收缩助贷业务 - 近期多家地方性商业银行集体暂停或缩减互联网助贷合作业务，例如乌鲁木齐银行、龙江银行、贵阳银行宣布暂停新增合作，吉林亿联银行等大幅缩减合作机构数量 [1][11] - 银行收缩合作的主要顾虑在于“共债风险”，并且在《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助贷新规）出台后，银行持续缩减与腰部以下平台的合作 [1][11] - 银行的“急刹车”反映出部分银行过去过于依赖外部助贷机构，自身风险能力建设不足，助贷新规带来的业务调整“阵痛”预计将持续一段时间 [1][11] 不合规的兜底模式与风险 - 在助贷新规前，中小型助贷平台常向银行提供更低的费率和兜底承诺，银行可从平台缴纳的“保证金”中扣除坏账，形成对银行看似“万无一失”的模式 [2][12] - 金融监管部门多次明令禁止银行将信贷风控外包，强调银行需建立自身风控体系，因此“助贷平台兜底”本身不合规，但实际业务中通过“保证金”、“抽屉协议”等方式的兜底现象仍普遍存在 [2][12] - 银行此前对部分中小平台推送的低质量客户“假装看不见”，因为平台向客户收取的高利率足以维持其利润空间并履行兜底承诺 [3][13] 助贷新规的核心影响 - 助贷新规要求助贷平台最终综合利率需降至24%以下，监管部门引导综合信贷成本进一步下行，这压缩了平台的利润空间，使其未来履行兜底承诺的能力存疑 [3][13] - 新规打破了银行的“侥幸心理”，银行判断部分中小平台在新规下将无法维持兜底能力，一旦风险暴露将危及银行资产安全，因此银行的“瘦身”是防御性战略选择 [3][13] - 虽然中小银行可借助互联网助贷扩大规模、完成业务“冲量”，但助贷业务不良可能性加大，对银行长期发展不利 [3][13] 助贷平台盈利空间被大幅压缩 - 助贷平台正在结束高利润时代，新规前一笔贷款利润约为4个点，目前利润约为2个点，不少平台仅能维持盈亏平衡 [5][14] - 监管虽未明确综合费率上限，但业内普遍认为24%以上是红区，且监管最终希望将综合融资成本压缩至LPR的4倍（按最新1年期LPR计算约为年化12%） [5][14] - 若综合利率在24%，助贷机构尚可有1-2个点的盈利；若在20%以内，大部分平台将难以为继 [6][15] - 平台盈利模式中，资金成本新规后可能从6个点升至8个点，部分坏账兜底成本从年化15个点升至25个点，同时获客成本飙升至2000元/人，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 [6][15] 行业乱象与潜在风险 - 部分助贷平台过去业务模式简单粗暴，依赖高利率盈利，风控不成熟，客户还款能力和意愿较低 [7][16] - 部分助贷公司之间形成“信息共享链条”，将即将逾期的客户介绍给其他平台以转嫁风险并赚取导流费，这加剧了行业共债和反催收问题 [7][16] - 新规出台后，银行出于合规和风险考虑，助贷市场资金价格一度狂飙，部分地区数月内上升2个点，“头寸特别紧张”成常态，这进一步加快了银行与中小平台“瘦身”的速度 [6][15] 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 助贷新规意味着行业告别“野蛮生长”，进入“合规为王”、“风控为本”的新阶段，未来竞争将是风险管理能力、金融科技实力、客户精细化运营能力的综合较量 [8][17] - 银行对助贷平台缩量是对合规的回应，但若缩量太快，可能导致部分平台不良率陡然上升，并通过共债问题将风险传导至整个银行业，银行消化存量“尾部客户”需时间、耐心和策略 [8][17] - 盈利空间被压缩后，“24%+权益”、商城等模式兴起，但平台推行谨慎，担心被监管叫停，业内分析认为这些仍是寄托于“高利率创造高盈利”的老路 [9][18][19] - 助贷平台想活下去必须摒弃过去简单粗暴的发展模式，回归助贷业务本身，未来行业将面临大规模洗牌，规模小、无真实风控能力的平台将退出，有金融科技能力和获客渠道的平台有望脱颖而出 [10][19]

行业现象：不法贷款中介活动猖獗 - 年关将至，不法贷款中介活跃，通过电话等方式冒充银行工作人员推销贷款，例如有客户一周内接到三通类似电话，声称提供20万低利率备用金[1] - 超十家银行近期发布公告，声明未与任何贷款中介合作，提醒客户警惕风险，包括中信银行、保定银行、柳州银行、温州民商银行等[1][4] - 银行明确表示，除合同约定的贷款利息外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捆绑销售其他产品[4] 问题根源：不法中介屡禁不止的原因 - 当前有效融资需求不足，信贷投放难度加大，部分银行基层机构或客户经理希望从中介处获客[5] - 金融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对金融机构产品了解不足，对不法中介骗术缺乏识别力[5] - 贷款中介行为隐蔽，查处存在难度，且对其机构性质认定和监管制度存在一定空白[5] 潜在风险：中介“资金通道”暗藏隐患 - 不法贷款中介或违规助贷平台存在收取高额服务费、中介费，以及虚假宣传、个人信息泄露等风险[6] - 部分助贷平台存在虚假宣传，例如只宣传较低的日利率，实际年化利率却超过监管红线[6] - 行业扩张中，非持牌中介与灰产机构入局，滋生了暴力催收、高息陷阱、伪造公文等灰色地带[6] 监管应对：助贷新规实施与“白名单”管理 - 2025年10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助贷新规）实施，对乱象形成约束[6] - 新规要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不得与名单外机构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7] - 截至10月底，已有120家金融机构披露了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机构名单[8] - 部分银行大幅压缩合作机构数量，例如吉林亿联银行的导流获客机构仅保留10家，较合作总量压降约八成[8] 行业影响与未来方向 - 助贷新规给商业银行，尤其是过度依赖助贷业务的中小银行带来巨大的业务调整压力[8] - 未来助贷市场的竞争将转向风险管理能力、金融科技实力、客户精细化运营能力的综合较量[8] - 银行需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与合作协议，提升自主风控能力，强化全面信息披露，并完善贷后管理[9] - 监管对银行助贷业务合规要求趋严，新规将管理责任进一步压实至总行层面，因此银行密集公示合作名单[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