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老年家庭消费趋势 - 46岁以上中老年家庭平均支出显著增长 各级城市平均增长约2% 其中三线城市增长3.3% 四线城市增长6.2% [1] - 中老年人群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积累了大量财富 拥有稳定的养老金 消费观念改变 愿意为高生活品质支付溢价 [1][2] - 46岁以上熟龄人群是消费增速最高群体 追求不输年轻人的生活品质 并有特定健康诉求 [2] 银发家庭消费特征 - 银发家庭消费需求多元化 分为日常刚需类、健康类和悦己类 高度关注健康 [3] - 近四成银发家庭利用兴趣电商平台购买快速消费品 抖音和快手对银发家庭影响力日益增加 [3] - 品牌方通过兴趣电商平台内容营销和直播带货策略吸引中老年群体 发布健康相关内容激发购买行为 [3] 电商促销效果变化 - 平台促销常态化导致年轻消费者不再因"618"等促销活动改变购买行为 [1] - 促销对消费者行为影响有限 年轻消费者更清醒地从自身需求出发 追求更高性价比渠道 [1] - 线上促销全年无休 复杂促销活动对年轻消费者吸引力下降 [1] 人口结构变化 - 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首度突破3亿人 [2] - Worldpanel细分出熟龄家庭（家庭成员45-60岁）和银发家庭（成员皆年满60岁）两类人群 [2]

结构性就业矛盾的表现 - 中国城镇自然失业率从疫情前的5.05%上升至疫情后高于该水平，表明结构性失业率升高 [2] - 2008-2016年与2016-2024年期间，城镇调查失业率从5.00%升至5.14%，岗位空缺率（求人倍率）从1.04升至1.37，显示失业率与岗位空缺率同步上升 [3] - 2023年私营和非单位就业人数达3.1亿，占城镇就业比重从2013年的53.0%大幅提升至65.2%，反映就业形态非正规化加剧 [4] - 灵活就业人员约2亿人，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如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2022年达8400万人，进一步体现非正规就业扩张 [4] - 劳动力流动内卷化表现为农民工跨省/市/县流动比重下降，户籍和养老制度障碍导致非农产业生产率提升受阻 [5] 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成因 - 技术进步（如人工智能）加速就业破坏，2012年后中国城镇每年净增就业数量持续小于毛增就业量，且差额扩大 [6] - 25-45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2000年的52.8%降至2020年的46.3%，老龄化推动自动化替代，加剧低生产率岗位竞争 [7][8] - 户籍制度导致37.6%城镇常住人口为非户籍人口，劳动年龄群体匹配效率低下，阻碍劳动力有效配置 [8] 应对策略与政策建议 - 人力资本培养需聚焦可持续技能，延长义务教育至学前和高中阶段，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以应对技能快速折旧 [9] - 社会保障体系需提高给付均等化，扩大公共服务范围，弱化身份差异，增强普惠性以应对技术冲击 [10] - 宏观经济政策需转向个体与结构层面，强化跨部门协同，提升数据共享与资源投入互补性 [11]

越南人口政策重大转向 - 越南通过《人口法令》第十条修正案，立即生效，赋予每对夫妻及个人自主决定生育时间、子女数量及间隔的权利，彻底废除了此前“仅允许生育一至两个孩子”的限制 [2] - 政策调整时点远早于中国，越南当前总和生育率为1.91，而中国2015年放开“二孩”时生育率已降至1.54 [2] 生育率急剧下降与人口结构危机 - 越南总和生育率在2022年至2024年间出现罕见“三连跳”，从2.11骤降至1.91 [4] - 生育率从2.1跌至1.9，越南仅用三年，速度快于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六到七年 [6] - 若趋势持续，越南将在十年后新增人口无法弥补劳动力缺口，十一年后成为老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14%），十四年后人口红利期结束，二十四年后成为“超老龄”社会（占比超21%） [6] - 越南是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从老龄化社会过渡到老龄社会预估仅需26年，远短于发达国家 [6] 生育率下降的驱动因素 - 快速城镇化是主因之一，2022年越南城镇化率正式越过40%，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城市面临高生活成本 [9] - 住房成本高昂：胡志明市80-90平米两居室月租普遍在3000元人民币以上，而2024年该市月平均工资为3200元，租金占月薪一半；河内部分十年楼龄二手公寓售价达每平米2.5万人民币，按城市平均月薪需不吃不喝40年才能买得起 [9][11] - 婚育观念改变：经济增长带来压力，年轻人交际圈变小，找对象难度提升，结婚生育意愿下降；2018年至2023年，适婚人数增加但结婚对数减少 [13] - 女性教育水平显著提高：2022年越南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4%，几乎是十年前的两倍，女性初婚年龄推迟至27岁 [13][15] 劳动力市场现状与“招工难” - 制造业出现劳动力短缺：Nike供应商Samho在胡志明市月薪2000-2200元招聘1500人，仅招到300人；安江省有公司因招不满人申请引进外国劳动力未获批准，只得转移订单 [15] - 企业招聘困难：胡志明市部分工厂已将最高招聘年龄提至40-45岁，应聘者仍很少；平阳省3200家制造业企业计划招聘近4.1万名普通工人，许多公司招不到足够人手 [15][16] - 就业偏好转变：年轻人更青睐服务业等弹性工作，2022、2023年服务业新增就业人口反超工业和建筑业；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员中，80%为25至44岁年轻人 [16][17]

中国家庭养老金融发展现状 - 养老金融产品丰富度快速提升 截至2024年6月个人养老金专项产品达762款 包括储蓄465款 基金192款 保险82款 理财23款 [4] - 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发展滞后 开户数仅覆盖全国人口不足10% 存在"开户热 缴费冷"现象 [5] - 养老模式从"代际供养"转向"自我养老" 61.64%受访者认为自我养老最可靠 [6] - 政府主导特征明显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10.7亿人 企业年金覆盖3242万职工 个人养老金开户7200万人 [7] 政府优化养老金融政策的路径 - 加强第三支柱建设 通过税收激励 产品创新提高个人养老金覆盖率 [8] - 推动养老金入市 探索长期资金与资本市场良性循环 提升投资回报率 [8] - 健全风险管理体系 增强信息披露透明度 提升公众参与积极性 [9] 当前政策不足与改进方向 - 第二 三支柱覆盖不足 企业年金仅覆盖20%城镇职工 需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税收优惠 [10][11] - 产品供给单一 需开发差异化养老金融产品满足不同家庭需求 [12] - 区域发展失衡 基本养老金收支呈"西高东低" 服务网点分布不均 [14] 区域协调发展措施 - 建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机制 探索"东部结余补西部缺口"定向转移模式 [14] - 开发区域差异化产品 如农村地区推出小额普惠型养老保险和养老信托 [14] 养老金融与产业融合 - 推动"科技+养老金融+产业"融合 打通长期资金股权投资堵点 [15] - 加大养老产业金融支持 引导资金流向老年护理等供给缺口领域 [15] - 强化养老金资产管理 保障养老产业需求端健康发展 [16]

全球生育率下降趋势 - 2024年日本新生儿数量约为68.6万人，较2023年减少4.12万人，自1899年以来首次跌破70万大关，比预期提前14年 [1] - 全球平均生育率从1990年的3.31个孩子降至2024年的2.3个孩子，55%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低于代际更替水平2.1 [2] - 韩国已进入"人口紧急状态"，但2024年7月至2025年3月单月出生人口连续9个月增长，2025年第一季度生育率高于去年同期 [9] 生育率下降的核心原因 - 经济因素占比最高：39%受访者将"财务限制"列为主因，韩国比例达58%；21%担忧就业保障，19%认为住房压力影响生育 [5] - 其他因素包括：缺乏高质量幼儿照护服务（12%）、健康状况、配偶意愿分歧、家务分配不均、气候变化与冲突担忧 [5] - 联合国报告指出，阻碍生育的主要是外部条件（如育儿成本、职业不稳定）而非生育意愿缺失 [2] 人口结构变化与挑战 - 全球1/4人口居住在已达规模顶峰的地区，未来将形成"老年人社区规模＞年轻人社区＞劳动力群体"的倒金字塔结构 [4] - 世界人口预计在2080年代中期达103亿峰值，世纪末回落至102亿，老龄化速度超出部分国家应对准备 [4] - 调查显示：近1/5受访者未达成理想家庭规模，仅7%认为会生育更多孩子 [5] 政策应对措施 - 经济支持：瑞典2024年新法允许祖父母领取育儿报酬，日本对立即休陪产假的男性增加福利补贴 [7][8] - 制度创新：日本男性育儿假休假率2023年达30.1%（同比+13.0个百分点），目标2025年提升至50%，2030年达80% [8] - 韩国通过现金奖励新婚夫妇、延长休假、纳税减免等政策刺激生育率回升 [9] - 建议方案：推行带薪育儿假、可负担生育医疗、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女性就业率（可提振经济增长） [7][9]

老龄化现状与挑战 -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3.1亿(占比22%)，65岁及以上人口2.2亿(占比15.6%)，老龄化速度全球最快，预计2035年突破4亿(占比超30%) [2] - 2020-2030年失能老人将从5271万增至7700万，平均失能期7.44年，失能老人占比超总失能人口57% [3] - 当前失能老人约3500万(占老年人11.6%)，老年人患病率为总人口4倍，带病生存超8年 [3] 长护险制度进展 - 试点9年覆盖1.83亿人(占全国13%)，定点机构8080家，护理人员30.28万，2023年基金收入243.63亿/支出118.56亿 [8] - 2020-2023年参保人数从1.08亿增至1.83亿，待遇享受人数从83.5万增至134.29万，但护理人员数量2023年同比减少2.82万 [9] - 需求增速(23.5%)远超供给增速(机构18.5%/护理人员负增长)，护理人员短缺成全国落地主要瓶颈 [9] 政策与市场动态 - 国家医保局正加快建立覆盖全民的统一长护险制度，预计顶层设计即将出台 [1] - 2035年前是应对老龄化关键窗口期，政策要求新建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不低于80% [18] - 当前试点受益人群仅占需求人群5.8%，行业共识需尽快结束试点实现全国普惠覆盖 [18] 经济与社会影响 - 长护险是养老/医疗/长护三大老年保障支柱之一，试点已带动照护产业增长 [8][9] - 失能导致"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现行社保体系难以满足长期护理需求 [4] - 长护险被视为撬动银发经济的重要杠杆，但需解决服务供给结构性矛盾 [9][18]

家庭养老金融健康的核心观点 - 家庭养老金融健康的核心在于家庭结构变化与多层次金融保障体系的适配，传统家庭功能弱化，养老责任更需依托制度与金融工具支持 [2] - 判断家庭养老金融健康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相应的养老财富用来保障老年阶段的生活质量，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应尽早启动养老金融规划 [2] - 养老问题的本质是"适老"问题，人类社会需要适应老年人比重越来越高的现象，长寿时代改变了工业社会的"两短一长"格局 [4] 家庭结构变化与养老责任转型 - 家庭结构从传统农耕社会的四世同堂转变为现代城镇化背景下的核心家庭、单亲家庭乃至独居者，家庭在养老方面的功能发生巨大转变 [4] - 传统家庭养老承担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陪伴三项功能，但现实中孙辈对祖辈的养老责任存在模糊地带 [4] - 当前中国年轻人三十岁才开始职业生涯，即使延迟退休至65岁，工作年限约三十多年，而退休后生活可能长达二三十年 [4] 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构建 - 老年人需求分为经济需求（稳定收入）、服务需求（医疗照护）和社会需求（社交精神支持），这些需求随年龄变化分为活力期、康复期与照护期 [5] - 中国已构建多支柱养老金体系：第一支柱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第二三支柱为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 [5] - 除养老金外，商业保险、银行理财、基金等金融产品和房产也是重要的养老财富来源，房产可能成为支付养老开支的重要来源 [5] 养老金融工具与收入来源 - 个人收入来源分为劳动收入、资产收入、转移收入和赠与收入，退休后劳动收入下降，转移收入和资产性收入重要性上升 [6] - 金融工具在财富积累、风险转移、代际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多重功能，养老金制度是典型的金融资源重分配机制 [6] - 实现养老金融健康需要个人早做规划，积极参与多支柱养老金制度，合理配置养老金融产品，社会保险仍是关键一环 [6]

全球生育率下降现状 - 2024年全球平均每名女性生育2 3个孩子 较1990年的3 31个明显下降 [1] - 55%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低于代际更替水平2 1个孩子 预计本世纪中叶将降至2 1以下 [1] - 日本2024年新生儿数量降至68 6万人 较2023年减少4 12万 创1899年以来新低 [1] - 韩国已宣布进入"人口紧急状态" 但2024年单月出生人口连续9个月保持增势 [6] 生育率下降核心原因 - 39%受访者将"财务限制"列为首要因素 韩国该比例高达58% [4] - 21%受访者担忧未来就业保障 19%认为住房压力影响生育 [4] - 12%受访者指出缺乏高质量幼儿照护服务 [4] - 职业不稳定 择偶困难及气候变化担忧等因素共同作用 [1][4] 政策应对措施 - 瑞典2024年新法允许祖父母领取育儿报酬 促进家庭支持网络 [5] - 日本男性育儿假休假率2023年达30 1% 政府目标2030年提升至80% [6] - 韩国通过现金奖励新婚夫妇 纳税减免及住房保障等政策刺激生育 [6] - 报告建议强制男性休育儿假 促进责任公平分担 [5][6] 人口结构变化趋势 - 全球1/4人口居住在已达顶峰地区 将形成"老年社区大 年轻社区小"格局 [3] - 世界人口预计2080年代中期达103亿峰值 本世纪末回落至102亿 [3] - 劳动力群体规模缩减现象加剧 [3] 经济解决方案 - 劳动力市场改革与养老金系统调整可缓解经济压力 [6] - 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被视作提振经济增长最有效措施之一 [6] - 需提供可负担的儿童保育及生育医疗服务 [5][6]

全球生育率下降的核心原因 - 经济障碍和性别歧视是影响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 数百万人因此无法达到期望的生育数量 [1] - 养育成本高、工作不稳定、住房昂贵、对世界局势的担忧及缺乏合适伴侣是主要阻碍因素 而非生育意愿缺失 [1] - 全球生育率空前下降的核心在于缺乏选择权 而非意愿不足 人们需要带薪育儿假、可负担的生育护理及支持性伴侣 [1] 生育意愿与现实的差距 - 近五分之一受访者家庭规模未达预期 九分之一认为孩子数量将少于预期 仅7%认为会生育更多 [2] - 39%受访者因经济拮据减少生育数量 韩国该比例高达58% [2] - 女性认为家务分工不平等的比例是男性的两倍 两性均因对未来担忧而限制家庭规模 [2] 政策误判与解决方案 - 部分国家将生育率下降归因于拒绝生育 并实施限制堕胎等强制性政策 但长期效果有限且可能适得其反 [2] - 当生育选择被操纵或政策过于强制时 人们会抵触生育 真正解决方案是扩展所有人的选择权 [2] - 联合国首次全力解决低生育率问题 旨在阻止国家因恐慌实施民族主义或反移民政策 [3] 调查覆盖范围 - 调查涵盖韩国、泰国、意大利等14国 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一 多数受访者明确表达生育意愿 [1] 人口结构挑战 - 多国面临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及医疗养老金成本上升问题 但错误归因导致政策失效 [2]

政府债务与经济发展 - 发达国家政府债务率普遍较高，日本超过250%，美国约125%，意大利、法国、加拿大、英国均超过100%，而新兴经济体如东盟国家债务率在30-40%之间，低于60%的国际安全线[1] - 全球公共债务/GDP比率预计2024年达95.1%，2030年可能升至99.6%，发达国家宏观杠杆率（255%）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217%）[12][14] - 日本政府债务率高达240%，主因长期通缩倒逼政府举债刺激经济，且国债70%由央行持有支撑信用[15] 老龄化与健康经济影响 - 人类衰老始于器官功能衰退，如肺活量20岁下降，心脏40岁老化，预期寿命延长导致心脑血管病和癌症占死亡主因（美国超70%）[5][8] - 发达国家癌症发病率高（如澳大利亚、日本）与预期寿命长（超84岁）直接相关，而非洲国家因寿命短发病率低[9] - 中国总和生育率仅1.1（全球倒数前三），预计2030年进入超老龄化社会，2047年人口或跌破12亿[11] 国家经济周期与债务驱动因素 - 美国联邦债务率从2008年60%升至2020年129%，主因次贷危机和疫情刺激，叠加美元霸权支撑发债需求[18][20] - 中国地方政府债增速为GDP三倍，隐性债务和企业杠杆率高，中央债务率仅25%但投资依赖度超全球均值两倍[20][23] - 全球债务易升难降源于边际效应递减：老龄化增加财政开支、产业链重构推高成本、军备竞赛扩大支出[23] 制造业与全球经济格局 - 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24%降至15%，但科技附加值仍领先，中国制造业占比超30%且出口全球第一[30][31] - 美元占跨境支付40%以上，国际储备货币占比58.4%，美债违约风险低因国会可提高债务上限循环借新还旧[34][38] - 东升西降趋势中中国/印度崛起，但美国GDP占比30年未降，服务业占比超80%支撑经济韧性[28][30] 长期衰退与结构性问题 - 和平期延长导致全球老龄化加剧，抚养比上升叠加环保/医疗/安全开支增加，经济动能不足[44] - 贫富差距扩大引发经济失衡，货币超发和财政赤字成为普遍解决方案但难根治问题[45] - 国家衰退期漫长（如英国霸权300年），政策失误（如日本通缩30年）可能加速周期而非逆转[2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