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商界领袖呼吁改革，但并未触及绿色转型政策这一核心问题，这使得工业衰退的风险在2026年进一 步加剧。 据德国工商总会(DIHK)针对2.3万家会员企业的最新调查显示，德国经济危机已延续至2026年，仅有六 分之一的企业预计经济会出现好转，而四分之一的企业正计划进一步裁员。DIHK的数据指出，自2019 年以来，德国工业部门已流失约40万个就业岗位。DIHK主席Helena Melnikov警告称，如果政策制定者 不能采取果断行动，德国面临价值创造和就业机会进一步大规模流失的风险，形势已十分严峻。 这种衰退正在对德国经济结构造成连锁反应，从工业相关服务业到区域贸易，甚至公共财政均受波及。 斯图加特、埃尔朗根和沃尔夫斯堡等传统工业中心的市政财政正面临赤字挑战，营业税收入显著萎缩。 与此同时，资本外流趋势并未减缓，虽然2025年的具体流出规模尚不完全明朗，但2024年的净直接投资 流出额为645亿欧元，2023年更是超过1000亿欧元。 市场的深层担忧在于，持续的经济衰退和明显的去工业化迹象表明，德国经济可能已经跨过了一个关键 的"临界点"。投资者和企业正在逃离高昂的监管成本和财政负担，而政府通过大量举债和补贴 ...

全球产业发展路径对比 - 美国等发达国家经历了激进的“去工业化”，将制造环节大规模外迁，经济重心转向金融、科技等虚拟经济，导致经济“空心化”[2] - 中国始终坚持将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尤其是制造业，并将“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视为重大战略任务[2] - 中国制造业规模连续15年稳居世界第一，增加值从2020年的26.6万亿元增长到2024年的33.6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增量预计达8万亿元，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2] 美国产业空心化的后果 - 美国制造业基础被削弱，产业体系出现严重损坏，以波音公司为例，其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本土制造能力已大幅下降[3] - 产业外迁导致国内制造业投资不足、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以及国内矛盾激化[3] - 产业空心化破坏了创新的土壤，忽视了研发创新往往紧密跟随制造的产业规律，历史上有英国因工业资本外流导致工业生产下降和技术进步放缓而被超越的警示[3]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战略与基础 - 中国将实体经济视为立国之本，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和666个工业小类，并在多个前沿领域取得突破[5] - 制造业是创新活动最活跃的领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创新往往发生在“实验室与工厂的碰撞之中”[5] - 制造业为国家提供了庞大的就业岗位，其物流总额占社会物流总额的比重接近90%，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应对国际竞争的核心阵地[5] 资本流向与政策引导 - 研究发现中国存在生产性资本“逃逸”至虚拟经济的现象，实体经济产品（特别是制造业产品）的实际利润率普遍偏低，这是资本“脱实向虚”的重要市场动因[7] - 中国通过政策工具进行矫正，例如推动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2025年前7个月有超过670万辆汽车完成以旧换新，12类家电以旧换新销售超过1.1亿台[7] - 中国引导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2025年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下调政策利率0.1个百分点[7] 中国实体经济的数字化升级 - 中国正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推动产业升级，全国已建成超过3.5万家基础级、7000余家先进级、23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8] - 2025年8月，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增加值分别增长17.7%和13.1%，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32.9%[9] - 2025年前7个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5%，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增长均接近40%，实体经济正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升级[9] 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挑战 - 美国连续四任总统推行制造业回流政策，但面临基础设施老化（约三分之一的桥梁需翻新或维修）和用工成本高（工人平均小时工资是新兴市场的6-8倍）的制约[10] - 拜登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法案、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刺激高端制造业投资，但对低端制造业回流效果有限，后续政策转向引导资本回流传统能源和金融领域[10] - 2025年初约20.6%的美国工厂因劳动力不足而限制产能，预计到2033年半数制造业岗位将面临空缺，制造业回流面临严峻的结构性困境[10] 未来产业发展展望 - 美国需扭转“脱实向虚”趋势以重建制造业基础，中国则需避免过早“去工业化”并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12] - 中国需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培育新质生产力，并强化产业、科技、财政、金融、人才等政策的协同发力[12] - 2025年8月，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7%，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8.1%、9.3%，显示实体经济在规模、质量和结构上持续优化[13]

财政压力与债务困境 - 法国公共债务总额占GDP比重已升至117.4% [2] - 欧盟委员会预测法国2025年财政赤字将占GDP的5.5%，显著高于欧盟3%上限 [2] - 因议会未通过2026年预算案，政府紧急通过“特别法”草案以维持运转，预算受阻削弱了企业投资和家庭消费信心 [2] - 2025年多家国际评级机构下调法国主权信用评级，导致政府融资成本上升和国债市场波动加剧 [2] 工业基础弱化与去工业化 - 法国制造业占GDP比重约为9%，在欧盟27国中处于末位，远低于政府15%的目标 [3] - 2025年上半年法国新设工厂44家，关闭工厂达82家，净减少38家 [3] - 自2024年6月以来，法国已启动444项裁员计划，涉及325家工业基地关闭，中长期可能使超过30万个工作岗位面临风险 [3] - 政府通过总规模540亿欧元的“法国2030”规划，重点投资清洁能源、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低碳交通及关键原材料等领域 [3] 居民购买力与消费降温 - 节日消费季法国人价格敏感度明显上升，消费行为趋于谨慎 [1] - 尽管官方通胀率维持在1%左右，但食品、住房等价格仍保持较快增长，工资增长滞后于物价上涨速度 [4][5] - 民调显示购买力已成为法国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受访者反映生活成本上涨对家庭支出影响直接 [4] - 法国央行预测2025年经济增速约为0.9%，2026年为1%，生活成本问题仍是重要挑战 [5]

文章核心观点 - 德国激进的能源转型政策，特别是由绿党主导的弃核、退煤及推动可再生能源，导致国内能源成本飙升、电力供应不稳定，严重削弱了其制造业的成本竞争力，引发了产业外流和去工业化趋势 [5][8][10] - 德国制造业，特别是汽车和化工等支柱产业，因高昂的能源成本而遭受重创，表现为工厂关闭、裁员、破产潮加剧以及工业产值收缩，同时德国企业正加速将产能投资转向中国等成本更低的国家 [20][22][23] - 德国的政策执行存在矛盾与低效，例如在淘汰先进燃煤电厂的同时保留老旧煤电、反对核电却进口法国核电、追求供应链“去风险化”却无法摆脱对中国光伏产品的依赖，这些加剧了其能源与产业困境 [6][12][16] 能源政策与转型 - 德国在2025年3月炸毁了仅运行6年、耗资30亿欧元的先进莫尔堡超超临界燃煤电厂，该电厂碳排放比传统电厂低25%，此举被指是出于政治象征意义的“能源自杀” [3][5][6] - 自2011年福岛事故后，德国决定在2022年前完全弃核，导致核电份额被煤电填补，2022年煤电占比反弹至33%，碳排放不降反升 [8] - 德国通过《退煤法》计划在2030年前彻底淘汰煤电，并将2030年可再生能源目标设定为占总发电量的80% [10] - 2024年德国62.7%的电力生产来自可再生能源，其中风电和光伏发电占比约7成，但风电和光伏无法提供稳定电力，需依赖天然气调峰 [14] - 德国居民用电价格在过去几年平均上涨了四分之一，比欧盟平均水平高出一半，工业电价约26美分/千瓦时，是中国的近四倍、美国的三倍 [14][20] 政策矛盾与执行障碍 - 德国保留了大量老旧煤电厂，仅因莫尔堡电厂“太先进”而被拆除，以确保“反煤”立场的政治正确性 [6] - 在德国，运输风力涡轮机叶片需要150项许可，官僚主义导致制度低效，联邦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积压了约20000份运输许可申请 [10][12] - 德国修订《可再生能源法》鼓励使用“欧洲制造”光伏组件，但欧洲本土产能仅占全球不到5%，多数项目仍被迫采购中国组件，仅通过“欧洲组装”规避审查，导致光伏成本上升15–20%且装机速度放缓 [12] - 德国绿党政府反对核电，但在俄乌战争导致天然气短缺后，却大量从法国进口电力，而法国78%的电力来自核电，这被德媒批评为“用德国钱包补贴法国核电” [16][18] - 法国计划重启位于德法边境不到1.5公里处、事故记录最多的费斯内姆核电站，以满足德国电力需求 [16][18] 制造业与产业影响 - 2023年德国GDP下降0.3%，是G7国家中唯一萎缩的经济体 [22] - 2024年第三季度，德国工业产值收缩4.3%，汽车产业暴跌18.5% [20] - 2024年上半年，有11900家德国企业破产倒闭，该数字在去年破产潮基础上又增加了10% [20] - 德国工商大会调查显示，每两家德国工厂就有一家已经或正在计划外迁 [20] - 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计划永久缩减在欧洲的生产规模，关闭德国本土部分产能并裁员2600人；米其林轮胎关闭两家德国工厂，将德国公司规模缩小三分之一 [22] - 德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长期低于50%的荣枯线，表明制造业处于收缩状态 [22] 企业外迁与对华投资 - 蔚来汽车欧洲副总裁表示，因德国电费太贵，在德国生产电动车成为一种奢望 [23] - 巴斯夫在中国湛江投资100亿欧元建立一体化基地；宝马在中国东北建立数字化工厂；大众将全球制造研发中心放在中国安徽 [23] - 德国已成为全球投资（搬迁）中国的最大来源国，江苏太仓聚集了大量德国制造企业 [25] - 德国企业现在的口号是“在中国、为中国”，反映了其战略重心转移 [27]

文章核心观点 - 美国军工复合体面临系统性危机，其庞大的国防预算（2025年为8952亿美元）未能转化为有效的军事产能和先进装备，反而暴露出严重的工业能力衰退、供应链依赖、金融化与人才断层问题 [1][7][23] 预算规模与产出失衡 - 2025年美国国防预算高达8952亿美元，超过全球军费排名第2至第10位国家的总和 [1] - 巨额军费投入未能实现有效产出，装备交付严重延迟，如福特级航母二号舰在船坞内拖延八年 [3] - 军工项目成本严重超支，例如F-35项目累计投入达1.7万亿美元，成本超支300%，但故障率高且维修周期长 [3] 工业产能与供应链危机 - 美国民用造船业严重萎缩，2023年全球市场份额仅占0.1%，而中国占50%，导致军用造船缺乏产业基础和技术工人 [5] - 关键国防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在美国35种关键矿产中，有19种的顶级供应商是中国，包括稀土磁铁、钽电容和钛合金等 [14] - 基础军工产能不足，无法满足战时消耗需求，例如无法及时为乌克兰生产所需的155mm炮弹 [7] 行业垄断与金融化 - 国防工业高度集中，主要承包商从1990年代的51家整合至目前的6家巨头（洛克希德·马丁、雷神、通用动力、波音、诺斯罗普·格鲁曼、L3哈里斯），导致竞争消失 [10] - 军工企业已异化为“金融-军工复合体”，经营重心从装备效能转向金融操作，如股票回购和分红，以迎合华尔街 [16] - 龙头企业营收规模巨大但创新动力不足，例如洛克希德·马丁2025年营收达659.84亿美元，形成对军方的“绑架” [12] 劳动力与人才断层 - 熟练技术工人严重短缺且面临断代，年轻劳动力不愿进入传统制造业，培养一名核潜艇焊工需五年，造船工程师需十年 [18][20] - 劳资矛盾激化影响核心装备生产，2025年8月波音公司3200名机械工会成员罢工，导致F-15和F-18战斗机生产线停滞 [16][18] - 工人实际收入下降加剧人才流失，公司高管高薪与工人“扣除通胀后实际降薪”形成尖锐对比 [18] 体制僵化与改革困境 - 国防采购体系官僚化且低效，著名的“联合能力集成开发系统（JCIDS）”和长达数千页的《联邦采购法规（FAR）》严重拖慢进程 [21] - 改革努力面临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阻力，大型军工企业的游说团队足以阻碍任何试图简化采购流程或引入竞争的改革 [21][23] - 整个体系陷入“死亡螺旋”，资金在内部空转，最终形成审计不清的烂账和无法投入使用的装备 [23]

欧盟关键原材料战略与地缘博弈 - 欧盟核心战略是“去风险”，旨在减少对单一国家（尤其指东方）在关键原材料（如稀土）供应链上的依赖，以保障自身供应链安全 [1] - 欧盟近期推出名为“ResourceEU”的王牌计划，计划在未来一年内投入30亿欧元（约合247亿元人民币），重点投资于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和半导体所需的关键原材料领域 [2] - 该计划意图通过回收、联合采购和战略储备等方式，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夺回在稀土等“工业维生素”领域的话语权 [4] 美国资本对欧洲稀土产业链的冲击 - 美国稀土公司（USA Rare Earth）收购了英国企业Less Common Metals（LCM），此举被业内人士视为对欧洲稀土工业的釜底抽薪 [4] - LCM是欧洲极少数拥有将稀土氧化物转化为金属和合金能力的关键企业，此环节是制造永磁体前最关键的深加工步骤 [5][6] - 此次收购意味着欧洲本土关键供应链的一环所有权转移至美国，欧洲在建立自主产业链前，现有资产正被美国资本虹吸 [8][11] 欧洲稀土产业链的脆弱性与依赖困境 - 欧洲长期以来担忧中国在稀土加工领域的极高全球占比，试图建立自己的产业链以摆脱“单一依赖” [9][10] - 欧洲的稀土价值链正被拉向美国，未来可能面临电动车所需磁铁或核心原材料需从美国进口或赴美加工再运回的局面，依赖本质未变，只是供应商从中国变为美国 [11] - 欧洲的“去风险”战略可能演变为“换主子”，并未实现真正的自主，其高端制造业（风电、汽车、机器人）的未来定价权可能受制于人 [12][20] 美欧战略分歧与产业竞争 - 美国正利用其强大的资本优势和《通胀削减法案》（IRA）带来的政策虹吸效应，在全球搜刮关键矿产资产，这对美国是“重振制造业”，对欧洲则是“去工业化”的打击 [13][15] - 美欧在关键原材料问题上“同床异梦”，美国并未将欧洲视为平等伙伴，而是视为资源供应站或产品倾销地 [16][17] - 当欧洲还在进行会议和制定政策时，美国已通过收购和产业政策将供应链移向北美，欧洲的软实力在美式资本硬实力面前显得脆弱 [18][19] 欧洲的战略困境与未来挑战 - 欧洲处于尴尬的“夹缝”之中，既决心对华“去风险”，又惊恐地发现最终可能并非走向“自主”而是沦为“附庸” [20] - 30亿欧元的投资对于庞大的稀土产业链可能只是杯水车薪，但揭示了西方阵营内部在关键资源上的残酷博弈 [22] - 欧洲的焦虑是双向的，既害怕中国的断供，也害怕美国的收割，若不能建立独立自主的产业能力，仅在中美间做选择，则无法掌握自身命运 [22]

欧洲外部依赖的三大支柱断裂 - 欧洲生活方式长期依赖俄罗斯廉价能源、中国廉价商品和美国免费安保 [2] - 这三条生命线已被切断 导致欧洲面临血源枯竭的危机 [2] 美国政策对欧洲经济的冲击 - 俄乌冲突后 美国向欧洲供应的液化天然气价格是美国本土价格的4倍 [4] - 美国《通胀削减法案》通过补贴吸引大量企业将产能转移至美国 导致欧洲制造业资本外流 [6] - 2008年至2023年 美国GDP增长87% 而欧盟GDP仅增长13.5% [6] 能源危机重创欧洲核心工业 - 德国制造业高度依赖俄罗斯廉价能源 供应链断裂导致生产成本急剧上升 [8] - 全球最大化工企业巴斯夫关闭部分德国工厂并裁员 同时将大量资金投入中国湛江建设新生产基地 [8] 中国产业竞争导致欧洲关键行业失利 - 在新能源电池领域 欧洲企业如瑞典Northvolt因生产效率低、成本高无法与中国制造商竞争 于2024年申请破产保护 [10] - 欧洲汽车产业标杆大众汽车 因电动车在中国市场销售不佳及在欧洲价格过高 于2024年9月考虑关闭部分德国工厂并破坏工会协议 [12] 欧洲制造业整体衰退与前景 - 欧洲制造业正经历大规模去工业化 伴随工厂关闭、工人失业和物价飞涨 [14] - 欧洲试图通过加征关税保护本土产业 但无法阻止技术发展和市场变化 [14] - 未来欧洲可能仅依赖旅游业和奢侈品产业维持生计 [14]

文章核心观点 - 欧洲在乌克兰和平进程中被边缘化，其国际话语权与参与资格丧失，根源在于经济实力衰退、地缘战略失误及在国际博弈中过度依赖美国导致自主性丧失 [1][5][9] 经济因素 - 欧元区经济增长连续三年低于1%，而美国增长率保持在2%以上，增长动力差距削弱欧洲国际事务底气 [3] - 欧盟能源进口成本比2022年冲突前上涨超过40%，高通胀加剧民众生活成本，削弱外交谈判底气 [3] - 欧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份额从2020年的22%降至不足18%，美元占比仍超58%，金融话语权持续流失 [3] - 因能源成本上涨，超过15%的欧洲制造业企业考虑将生产迁往美国或亚洲，去工业化风险侵蚀经济基础与就业 [6] 地缘战略与内部矛盾 -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深化联盟并加强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削弱了欧洲在东欧地区影响力 [5] - 欧盟内部在移民、法治等问题存在尖锐分歧，英国脱欧后遗症持续，意大利、希腊等债务危机扩大经济差距，导致难以形成统一外交立场 [5] - 欧洲军事装备采购70%来自美国企业，军事安全外包导致战略独立性丧失 [5] 国际博弈失衡 - 美国对乌克兰援助总额超过1200亿美元，欧洲各国援助总额不到800亿美元且内部争论不断，援助力度悬殊使话语权被美国碾压 [5] - 联合国安理会闭门会议显示，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私下接触远超公开谈判，欧洲被排除在核心对话之外 [5] 教训与启示 - 国家层面：经济韧性、军事自主性与外交一致性是国际话语权的基础，缺乏硬实力则方案沦为空谈 [8] - 民众层面：欧洲经济疲软可能引发全球市场波动，欧元贬值增加出口企业成本并影响物价，能源价格波动直接冲击民众加油与电费开支，国际政治直接影响个人经济生活 [8]

墨西哥高科技制成品出口地位 - 过去二十年间，墨西哥持续巩固其在拉美及加勒比地区高科技制成品出口方面的领先地位 [1] - 2024年，墨西哥在区域高科技产品出口中的份额升至**85%**，较2005年的**76%**显著提高 [1] 区域出口份额格局 - 同期巴西在区域高科技产品出口中的份额从**15%**降至**7%** [1] - 墨西哥在20类重点高科技产品出口中主导**18类**，占据绝对优势 [1] - 巴西保持区域第二位，但出口额明显低于墨西哥 [1] 墨西哥出口结构 - 出口结构以汽车与电子行业为核心 [1] - 汽油轻型车、数字处理单元和带接收器的发射机出口规模居前 [1] 巴西竞争力与挑战 - 巴西仅在柴油车、飞机、药品和电路等细分领域具有一定竞争力 [1] - 巴西制造业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19.2%**降至**2018年的11.3%**，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同步下滑 [1] - 生产率偏低、基础设施不足、税负沉重、汇率与利率高企等因素叠加全球产业链转移，加剧了该国“去工业化”趋势 [1] 区域制造能力集中度 - 从人均出口额看，墨西哥（超过**1400美元**）与哥斯达黎加（超过**1000美元**）显著领先区域平均水平 [2] - 反映出区域高科技制造能力进一步向少数国家集中 [2] 墨西哥未来前景 - 电子、汽车产业链的持续集聚，使墨西哥有望在未来数年继续保持其作为区域高技术制造业中心的优势地位 [2]

文章核心观点 英国钢铁行业经历了长期的衰退与所有权频繁更迭 从国有到私有化再到被多国资本收购与剥离 最终因结构性挑战与外部环境恶化而陷入生存危机 近期政府被迫通过紧急立法与巨额补贴进行干预以维持这一战略性行业的存续 [1][3][5][9][11][13][16][20] 英国钢铁行业历史沿革与所有权变迁 - 19世纪英国凭借钢铁和煤炭产业成为世界工厂 [1] - 20世纪中叶面临美国和德国等竞争对手崛起 份额下滑 [1] - 1967年英国钢铁公司通过合并14家企业成立 员工26万 产能占全国九成 主要供应军工和基建 [1] - 1988年撒切尔政府推行私有化 将公司转为私营 [1] - 1999年英国钢铁与荷兰公司合并成康力斯集团 成为欧洲第一、全球第三 [3] - 2007年印度塔塔钢铁以43亿英镑收购康力斯集团 [3] - 2016年塔塔考虑撤出英国市场 格雷布尔资本以1英镑接手 公司改回英国钢铁名字 [3] - 2020年3月9日 中国敬业集团以7000万英镑完成对英国钢铁的收购 [5] 敬业集团收购后的经营与挑战 - 收购保住了3200个岗位 敬业集团升级了设备 [5][7] - 接管后推行表彰机制 生产转满负荷 一周21班 [7] - 年产量目标从220万吨提升至460万吨 吨成本从180英镑降至50英镑 [7] - 采购改为全球招标 年费用从6000万英镑降至3500万英镑 [7] - 2021年公司亏损4950万英镑 2022年亏损暴增至4.084亿英镑 [7] - 2023年裁员260人 英国官员赴中国洽谈援助 [9] - 2024年亏损持续 敬业集团决定撤资关厂止损 [9] - 2025年3月27日 敬业启动关闭两座高炉和炼钢业务的咨询 因每日亏损70万英镑 [16] - 能源成本上涨、环保政策、美国25%关税以及市场需求变化挤压利润 [9][16] 英国钢铁行业的结构性困境 - 英国工业空心化自80年代后期显现 制造业外移 服务业和金融业主导 [9] - 钢铁厂从数百家减少至少数几家 产能依赖进口 [9] - 脱欧后对欧关税高 本土需求小 主要依赖军工和建筑 [9] - 环境法规严格 高污染行业年治理费用上亿英镑 [9] - 2022年起天然气和电费上涨30% 炼焦煤完全依赖进口 [11] - 设备老化 效率低下 工会劳动力成本高 [11] - 制造业占GDP比重已降至10%以下 英国成为五常中国工业衰退最严重的国家 [11] - 塔塔时期投资不足 技术落后 格雷布尔资本缺乏资金持续注资 [11] - 2025年9月塔塔关闭其最后一座高炉后 英国仅剩英国钢铁的两座高炉 [13] 政府干预与行业救助措施 - 2019年5月公司破产清算 直接导致5000个岗位流失 供应链上2万个岗位受威胁 政府聘请安永全球寻找买家 [5] - 政府准备动用绿色钢铁资金补贴 规模25亿英镑 来自国家财富基金 旨在推动高炉转电弧炉、废钢回收降碳 基建优先采购本土钢 [14] - 2025年2月16日 商业贸易部公布计划 向行业注资25亿英镑 其中向敬业集团提供5亿英镑援助 但被敬业集团以不可持续为由拒绝 [16] - 2025年4月12日 议会通过紧急法案《钢铁行业特别措施法案》 政府接管公司运营 [16] - 政府指导董事会 保住3000名工人薪水 继续采购焦煤 [18] - 2025年9月24日 政府批准了1.8亿英镑支持 [18] - 2025年11月18日 政府雇佣银行家准备出售公司 敬业集团索赔超10亿英镑 但政府评估价值后拒绝 [18] - 2025年11月24日 英国钢铁获得一份价值3500万英镑的铁路合同 为土耳其高铁供货 短期稳定了局面 [20] 行业现状与反思 - 外资频繁进出暴露了政策短视 敬业集团虽注入资金 但法规、关税削弱了竞争力 [20] - 本土需求低 钢材用于出口 但无价格优势 [20] - 政府的25亿英镑计划涵盖整个行业 但优先救助高风险企业 [20] - 英国工业衰败问题深刻 钢铁案成为典型 政府斥巨资试图保住产业命脉 但根本出路在于结构性改革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