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新浪财经2025年会暨第18届金麒麟论坛 "新浪财经2025年会暨第18届金麒麟论坛"于2026年1月15日在北京举办，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十五五开 局，经济新启航——重塑增长范式，共创未来繁荣"。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出席并演讲。 谈及收入分配，刘世锦强调，要借鉴成功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经济体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较低的经 验。"因为这些国家能够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并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 段，他们的基尼系数一般都是0.3%几，在0.4%以下，我们应该使中国的这一系数降到0.4%或者以下水 平。" "新浪财经2025年会暨第18届金麒麟论坛"于2026年1月15日在北京举办，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十五五开 局，经济新启航——重塑增长范式，共创未来繁荣"。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出席并演讲。 谈及收入分配，刘世锦强调，要借鉴成功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经济体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较低的经 验。"因为这些国家能够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并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 段，他们的基尼系数一般都是0.3%几， ...

专题：新浪财经2025年会暨第18届金麒麟论坛 "新浪财经2025年会暨第18届金麒麟论坛"于2026年1月15日在北京举办，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十五五开 局，经济新启航——重塑增长范式，共创未来繁荣"。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出席并演讲。 谈及收入分配，刘世锦强调，要借鉴成功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经济体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较低的经 验。"因为这些国家能够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并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 段，他们的基尼系数一般都是0.3%几，在0.4%以下，我们应该使中国的这一系数降到0.4%或者以下水 平。" 与此相适应的，是应提出和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使这一群体人数由目前的4亿人增长到8-9亿 人，形成占总人口过半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政策工具上，刘世锦建议到，在稳增长、稳就业的同时，要提高劳动报酬占GDP 的比重。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明显缩小乃至消除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推动较大规模的国 有资本转为社保基金，重点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保障和收入水平。同时，提高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财产 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 此外， ...

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与特征 - 核心目标是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距离目标实现仅剩十年左右时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紧迫性 [1] - 高水平体制应具备四大特征：资源配置更有效与更节约、市场环境更加公平更有活力、对市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充分保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 [1] - 在产权、市场信息披露、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及监管等基础制度方面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1] 资本市场近期进展与期望 - 最近一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在制度建设及补足短板漏洞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与推动 [2] - 期待中国资本市场能够逐步走出一个“牛市”，以更好地改善经济发展预期，推动经济持续向好 [2] 当前面临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 外部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带来巨大风险，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仍面临“卡脖子”难题，需实现更多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 [3] -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进程艰难曲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时风险识别难度大，部分地区存在“跟风”发展、“一刀切”执行及形式主义问题 [3] -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尚未真正形成，要素市场化配置中仍存在诸多堵点、痛点和难点，彻底打破壁垒需要长期坚持 [4] -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关系的精准把握仍有欠缺，部分地方政府存在干预过多、违规操作、政府信用问题（如拖欠企业账款）、乱收费乱罚款等现象 [5] - 国有企业改革持续攻坚有待深化，部分国企效率低下、创新动力不足，民营企业面临市场准入受限（“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融资难融资贵、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6] - 收入分配与扩大内需存在深层矛盾，经济下行压力下部分人群收入下降影响消费预期，需推动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增长并解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后顾之忧 [7]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必要性 - 现代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开放，中国式现代化决定了必须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8] - 中国在制度型开放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从设立经济特区、加入WTO到设立22个自贸试验区及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 [8] -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时期，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到了关键节点，中央强调扩大多边、双边、单边及自主开放 [9] - 海南自贸港肩负着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探索路径的重大历史责任 [9] 需处理好的若干重大关系 - 需统筹处理好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关系，以科技高水平自主自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10][11] - 需精准定位、协同发力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体制改革的核心，需共同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比较优势 [11] - 需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要“做大蛋糕”提升效率，也要“分好蛋糕”促进公平 [11] - 需处理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新条件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更高质量的发展，注重科技自立自强、国内大循环、人的全面发展及共同富裕 [12] - 需协调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实现内外联动，过去一年外贸出口大幅增长，贸易顺差达到1万亿美元，但长远仍需平衡内贸与外贸 [12] - 需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使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12] - 需致力于实现城乡之间与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与共同繁荣 [13] - 需处理好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二者是优势互补、携手共进的“亲兄弟”关系，共同担负中国经济成长重任 [13]

全球贸易与宏观经济表现 - 2025年全球贸易未如年初悲观预期般衰退，反而实现增长，中国进出口总金额达到37.3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6% [2][4][6] - 中国通过调整外贸结构，将重心转向东盟、非洲、拉美等新兴经济体，成功对冲了传统欧美市场的受限，并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上升至约15% [8][11] - 年初预期的通胀压力并未集中爆发，整体物价走势趋于温和，部分领域有所回落 [8] 科技突破与投资逻辑 - DeepSeek发布R1模型，标志着中国在大模型领域具备持续推进的能力，改变了资本市场对中国资产的估值逻辑 [11][13] - 技术突破得益于中国庞大的应用市场、持续增加的理工科毕业生以及深圳、合肥等地将资金、政策、人才有效结合的创新环境 [15] - 国际投资机构如高盛，因美国高债务压力及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开始将中国的可验证技术进展纳入核心变量，重新评估中国资产 [13] 消费结构与内需挑战 - 中国居民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不足40%，显著低于全球平均的55%和美国的68%，显示内需支撑依然偏弱 [17] -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居民收入份额仅为60.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企业占比偏高，导致普通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总量增长 [19][21] - 消费领域的短期缺口接近2.9万亿元，核心问题在于收入预期不足而非消费意愿不足，家庭收入被房贷、教育、医疗等固定支出大量占用 [21] 政策应对与长期方向 - 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的以旧换新等项目短期内拉动了超过2.4万亿元的销售额，起到了托底和稳定作用 [23] - 长期解决方案在于调整收入分配机制，核心是提高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回报比例，并优化税制以减轻家庭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负担 [23][25] - “十五五”阶段是关键窗口，经济增长需从依赖数量和成本转向依靠高技能和高附加值，通过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提质来形成新支点，替代房地产的传统拉动角色 [25]

文章核心观点 - 改善收入分配是打破当前消费需求制约、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 通过提高收入水平和优化分配结构来提升消费率 从而支撑未来经济发展 [1][2] 收入分配现状与关键指标 - 总体收入差距方面 基尼系数是衡量指标 中国应争取在“十五五”期间显著缩小差距 到2035年努力使基尼系数降至0.4甚至更低 多数OECD国家再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在0.4以下 [5] - 城乡收入差距方面 目前城乡收入比仍在2.3—2.4左右 在国际上仍属较高水平 研究表明降至2以下是相对合理的标准 [5] - 收入分配结构方面 需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 这两个比重尚未恢复到九十年代初期的历史较好水平 也普遍低于多数OECD国家 [5] 消费现状与发展目标 - 当前消费需求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制约 消费水平取决于收入和收入分配状况 [2] - 中国消费率目前约为39% 与国际经验相比存在差距 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时 消费率需显著提升约20个百分点 [2] 政策方向与改善措施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首要任务 明确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 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 [1] - 改善收入分配的根本在于提升人力资本 需构建覆盖终身的教育培训体系并统筹优化教育资源 [6] - 需着力消除就业歧视 弥补重点人群技能缺口 特别是针对大龄劳动者 应在法律层面明确禁止年龄歧视并通过培训帮扶提升其就业能力 [6] - 必须强化税收等再分配手段的调节力度 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三项税收在全部税收中的占比仍然偏低 显著低于很多其他国家 特别是几乎低于所有的OECD国家 提高占比还有潜力 [6]

核心观点 - 当前消费需求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制约 改善收入分配是打破制约、支撑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 其核心逻辑在于“分好蛋糕”有助于“做大蛋糕” [1][3][4] 消费与经济增长制约 - 消费水平取决于收入和收入分配状况 消费既是收入的函数 也是收入分配的函数 [3][4] - 国际经验表明 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时 消费率需显著提升约20个百分点 [3][5] - 中国消费率目前约为39% 与更高发展阶段的要求存在差距 [3] - 人均GDP的赶超过程必须伴随消费率的同步显著提升 从现在到2035年面临双重跨越：一是近期即将跨越高收入门槛（人均GDP达到14000美元以上） 二是到2035年人均GDP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超过2万美元 [5] 收入分配现状与目标 - 当前中国基尼系数约为0.465 应力争使基尼系数逐步降至0.4以下 [3][5] - 城乡收入比目前在2.3—2.4左右 应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最晚于2035年前将城乡收入比降至2以下 [6] - 需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 这两个比重自2008、2009年以来有所回升 但尚未恢复到九十年代初期的历史较好水平 也普遍低于多数OECD国家 [6] - 总体收入差距改善较慢的关键原因在于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未能有效缩小 甚至有扩大趋势 城镇的基尼系数与反映收入差距的帕尔马指标均有上升态势 [7] 政策建议与实施路径 - 根本在于提升人力资本 需构建覆盖终身的教育培训体系 统筹优化教育资源 考虑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如向学前和高中延伸）并大力加强职业培训和在职教育 [3][7] - 需着力消除就业歧视、弥补重点人群技能缺口 特别是针对大龄劳动者 应在法律层面明确禁止年龄歧视 [3][8] - 必须强化税收等再分配手段的调节力度 当前中国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及资本利得税等累进性税种的占比仍显著低于多数OECD国家 [3][8] - 政府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国际比较显示 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与基尼系数呈负相关 [8] - 必须积极发挥政府再分配职能 从“十五五”时期开始显著加大再分配力度 [3][8]

制造业与房地产的辩证关系 - 房地产狂飙期曾引发对制造业“挤出效应”的担忧 但辩证来看 房地产通过地方政府出让商业用地获得收入 并将其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工业用地、用电及设备投资等 从而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总成本 对制造业发展有贡献[3] - 中国在练就强大制造能力的同时 居民居住条件也大为改善 整体得大于失[3] 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与出海机遇 - 全球用电需求激增及AI算力扩张带动电力设备进入上行周期 美国因电网更新、制造业回流和AI扩张对电力设备有巨大需求[2] - 中国电力设备企业依托完整供应链具备显著成本与交付优势 例如分接开关企业相比欧美有20%以上成本优势 交付周期短30%-50%[6] - 欧美市场存在“交付荒” 中国企业出海恰逢其时 华明装备最近三年每年直接、间接出口增速达40% 2024年上半年装备业务毛利率高达55.5%[6] - 全球“再工业化”可理解为“中国化”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海满足全球旺盛的工业化需求[8] - 中国制造已展现出“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的创新能力 例如海泰新光在医疗内窥镜领域的技术突破 其LED光源亮度比英国公司方案提高20%以上 并在荧光腹腔镜上实现更优设计[8] 当前消费市场特征 - 消费动能不强 增量不足 部分行业进入存量博弈甚至负增长 例如2023年国内牛奶产量同比下降2.8% 为2018年以来首次下降 2024年上半年乳制品产量同比减少0.3%[11] - 消费者价格敏感度提高 快递包裹数量同比增百分之十几 但平均每个包裹货值在过去五年间下降40%以上[12] - 高端商品承压 飞天茅台价格下跌 飞鹤2024年上半年营收91.51亿元 归母净利润10.33亿元 较2021年同期的115.44亿元和37.4亿元显著下滑[12] - 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加剧行业内卷 快递员单票派费从早年1.5元降至0.8元或更低 国家于2024年7月中旬在义乌启动调价 将快递基础价格从每票1.1元涨至1.2元以扭转态势[12] - 消费大盘向下空间有限 人均乳制品消费量仅为日本一半左右 长期仍有增长空间[12] - 实物消费额增长慢甚至因内卷下降 但消费量仍有增长 中国新能源汽车国内售价远低于国外 消费者享受低价红利[13] - 中国零售对外国消费者吸引力增强 上海的外国人明显增多 热衷购买中国货与中餐[13] - 消费呈现L型趋势叠加K型分化 拥有创新供给的企业能实现向上增长[14] 居民消费率偏低的成因分析 - 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GDP）为37.2% 较38个国家平均水平53.8%低16.6个百分点[17] - 消费率低可拆解为消费倾向与收入因素 2022年中国居民消费倾向为62% 即每100元可支配收入消费62元 远低于38国平均的92.3%[17] - 从收入因素看 2022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60% 略高于38国平均的58.2% 表明收入占比并不低[17] - 消费倾向低受多因素影响：房地产（房价、房贷）影响较大、勤俭节约的社会氛围、社保不完善（养老金水平相对较低）、长期重投资轻消费的发展路径[20] - 贫富分化产生影响 中低收入群体基数大、收入不高且财产性收入低制约消费 2022年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中76.2%来自利息 仅10.2%来自企业分红 而38国平均利息收入占比19.4% 红利收入占比55.7%[20] - 高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低 且其消费自由受到一定抑制 消费亦不活跃[20] - 扩大消费需同时提振中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的消费[21] 促进消费的路径：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 - 根本在于做大蛋糕 促进多劳者、技高者、创新者多得 关心就业带动型行业如服务业和劳动技能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 以增加居民收入[23] - 同时需积极推动分好蛋糕 形成共识并加大再分配力度 “十五五”规划建议完善工资机制、增加财产性收入、加强税收及社会保障等再分配调节[24] - 政策趋势包括调研论证遗产和赠与税法 以及税务征收日趋严格 使企业和高收入群体实际税率向名义税率看齐[24] - 通过加强再分配和增加企业分红 改善中低收入群体收入 可为消费奠定长期坚实基础[25] - 需在要求企业和高收入群体承担更多再分配责任的同时 为其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保障其合法权益与公平竞争的权利[28] - 从美国历史看 当贫富分化加剧到一定程度 政府对富豪的再分配要求可能极高 例如1944年曾对收入超500万美元群体征收94%的最高边际税率[27] - 近期社会对劳动者权益保护要求提高 宁德时代、药明康德等公司涨薪成为正向信号[28]

贫困与极端贫困率 - 2024年全国贫困率降至23.1%，极端贫困率降至3.5%，均为2012年建立统计系列以来最低水平 [1] - 贫困人口比例从2023年的27.3%降至23.1%，约860万人脱贫 [1] - 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2023年的4.4%降至3.5%，减少190万人 [1] 收入不平等与就业市场 - 衡量人口收入不平等的基尼指数从0.517降至0.504，达到统计系列最低 [1] - 超过70%的家庭收入来自劳动，就业市场回暖是贫困率下降的直接推动因素 [1] - “在职贫困人口”占劳动者比例降至11.9%，表明就业质量有所改善 [1] 社会政策与区域影响 - “家庭补助金”、“巴西援助”等社会福利项目对稳定脆弱群体收入至关重要 [2] - 巴西东北和北部地区虽面临更高贫困率，但社会政策在这些区域发挥更明显的托底作用 [2] - 全国收入分配改善，整体趋势持续向好 [2]

居民消费与GDP占比 - 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为38%，显著低于美国的68%、英国的64%以及全球平均水平的55%，存在约17个百分点的差距 [3] - 2024年GDP增长5.2%，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4.5%，显示消费复苏乏力 [3] - 存在每年2.9万亿元的消费缺口，相当于国民人均每年少花费约2000元 [3] 收入分配结构 - 居民部门在初次收入分配中占比为60.6%，较全球平均水平低5.5个百分点 [4] - 企业部门在初次收入分配中占比高于全球平均水平5.6个百分点 [4] - 税收和福利等再分配调节手段对贫富差距的缩小效果为12%，远低于欧盟的38% [4] 企业盈利与资金流向 - 2024年住户存款增加14.26万亿元，总存款规模突破203万亿元 [3] - 广义货币M2总量达313.53万亿元，超出支撑当前GDP所需资金约43万亿元 [3] - “三桶油”2024年净利润为3529亿元，分红总额超过1894亿元，但基层员工面临降薪 [4] 国有企业与社会保障 - 国有企业总资产规模达400万亿元，但盈利多用于扩大投资，较少分配给员工或社会 [6] - 教育支出压力巨大，例如杭州顶级学区房价格从2020年的1034万元跌至2024年的497万元，四年亏损537万元 [6] - 现行社保体系将大量资金锁定在银行，加剧居民消费顾虑 [6] 产业转型与就业影响 - 国家转向高科技、新能源、AI及低空经济等新赛道 [7] - 高科技产业对高学历人才要求高，但能容纳的就业人数有限，例如苏州、东莞等地企业产值增长6%-7%，招聘岗位却减少20% [7] - 科技行业的产值转化为普通居民消费的速度远慢于传统行业 [7] 政策方向与解决方案 - “十五五”规划被定位为从“富国”走向“富民”的关键时期 [9] - 解决消费问题的核心在于改革收入分配、完善社保体系（教育、医疗、养老）以及建设保障性住房 [7] - 关键领域需进行全链条技术攻关，同时不能忽视民生问题 [7]

核心观点 - 消费率过低的本质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即“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的格局导致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中占比过低 进而抑制了消费能力[2] - 消费增长与GDP增长出现脱节 尽管消费是经济第一拉动力 但其增速下滑暴露出需求端动力减弱的问题[5] - 解决消费不足的根本路径在于进行结构性改革 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而非短期刺激措施[7][8][10] 关键数据对比 - 中国最终消费率约为55% 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约80%的平均水平[3] - 中国私人消费占GDP比重不到40% 低于全球平均55%的水平[3] -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 居民部门占比为60.6% 较全球平均水平低5.5个百分点 而企业部门占比则高出5.6个百分点[5] - 中国消费缺口约为GDP的6% 相当于每年需补足2.9万亿消费[7] 消费增长表现与失衡问题 - 过去20年中国居民消费平均增速达8.24% 为美国同期增速的三倍多[5] - 2024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4.5% 仍是经济第一拉动力[5] - 2023年前三季度GDP增长5.2% 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4.5% 显示消费复苏乏力[7] - 欧洲的社会保障制度能使贫富差距缩小40% 而中国仅能缩小12%[5] 结构性改革方向 - 推动政府向服务型转型 增加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养老支出[8] - 将国有企业利润更多地回流社会 防止超额利润过度用于再投资[8] - 实施收入分配改革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8] - 强化转移支付 完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以减轻预防性储蓄压力[8] - 调整住房政策 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8] - 修复居民对收入和资产的预期以重建信心[8] 历史机遇与根本路径 - “十五五”时期是中国从富国走向富民的关键窗口期[10] - 提振消费的根本在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提高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 使消费成为内循环引擎[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