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核心内容 - 自2026年1月1日起，个人销售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增值税征收率从5%下调至3%，按全额缴纳[1] - 个人销售购买2年及以上住房，继续免征增值税[1] - 政策调整是增值税立法后，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从3%、5%两档并轨为3%的统一简化结果[3] 政策影响与市场机制 - 直接减轻交易负担，例如一套100万元的未满2年住房，增值税从5万元降至3万元，减负幅度达40%[3] - 降低交易成本有助于拉近买卖双方价格预期，激活存量房市场，缓解部分城市二手房交易停滞困境[3][4] - 促进二手房流转能释放改善型需求，因其旧房出售常是购入新房的前提，从而带动新房销售，形成一二手房市场良性互动[4] - 提升住房资产流动性，有助于推动房地产市场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实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4] 政策定位与协同作用 - 此次降税是税收法定原则下的税制归位，并非临时救市刺激[3] - 政策在一线城市已取消普通与非普通住宅划分的背景下，实现了全国政策框架的基本统一[3] - 增值税下调是市场循环的“润滑剂”，但非楼市复苏的“万能钥匙”，当前核心矛盾在于预期转弱、需求不足和结构性失衡[4] - 政策需与改善宏观经济预期、完善住房保障体系、优化土地供应结构等基础性改革协同推进，方能发挥最大效应[4]

新政府经济计划核心内容 - 推进监管便利化 重点解决土地使用和环境评估体系中的瓶颈问题 [1] - 进行税制改革 计划将大中型企业的首类所得税税率从27%降至23% [1] - 对雇佣有非正规化风险工人的企业 所得税税率进一步降至20% [1] - 实施财政调整 整顿国家财政 [1] 经济计划根本目标与呼吁 - 计划的根本目标是创造和保护就业岗位 [1] - 呼吁商界维护企业文化 捍卫私营部门的作用 [1] - 呼吁商界避免新的企业丑闻或合谋案损害新政府 [1]

论坛概况与核心主题 - 广州论坛2025年年会于12月27日至28日举行，主题为“商都智变，湾区向强：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征程”，汇聚海内外政产学研各界代表，旨在为广州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寻路径、聚共识 [1] - 论坛期间举行了香港太平洋协会国际合作战略启动仪式，该协会由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等专家学者共同发起，旨在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与国际交流 [3]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战略与改革方向 - 专家郑永年提出，人工智能时代的竞争本质是改革的竞争，需推动五个方面的系统性改革：人才及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监管体系改革、金融机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开放体系改革 [3] - 专家许善达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生产力特征及资本与劳动需求变化，认为可通过谋划新一轮税制改革，激发国企、民企与外资的投资活力，为产业升级提供支撑 [3] - 专家田杰棠建议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分业施策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并着力打造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以争夺创新制高点 [4] 粤港澳大湾区与广州的具体发展路径 - 专家曹远征建议粤港澳大湾区依托中国超大规模产业体系，推动广州从传统口岸转型为全球供应链核心服务节点 [4] - 广州市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陈旭指出，广州通过设立产业专班、绘制产业链图谱、强化龙头企业带动等方式推进落实，并重点布局氢能、低空经济等新赛道，深化与大湾区城市协同发展，着力打造“产业友好型”营商环境 [4] 论坛其他重点议题 - 会议围绕“锚定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方向”展开论述，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参考 [3] - 会议期间还围绕“科创与产业融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城市实践”及“广州产业现代化之路：再造一个新广州”两大主题，组织学界、企业界代表进行深度对话，为广州产业发展聚智赋能 [5]

宏观总量政策 - 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注重存量与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与协调落地 [1][6] - 财政政策保持积极，预计明年财政预算赤字率与去年持平保持在4%左右，特别国债和地方新增专项债规模或小幅提高 [1][6] - 货币政策将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工具，预计明年上半年存在降息窗口，政策利率降幅可能为10个基点 [1][6] -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关注科技创新、技改升级、服务消费与养老等方向的再贷款工具扩容 [1][6] 扩大内需 -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从促消费和增收入两端提振居民消费能力，推动固定资产投资止跌回稳 [2][7] - 消费方面将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从供给质量、消费意愿、就业收入预期等方面提高居民消费率 [2][7] - 投资方面提出推动投资止跌回稳的目标，将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并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以提供资金支持 [2][7] 产业发展 - 更加强调创新的体制机制建设，政策制定预期包括制定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方案、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制定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等 [2][7] - 产业政策预计将遵循“十五五”规划提出的“8+4+6+6”现代化产业体系架构，在传统产业、新兴未来产业、AI技术融合等领域多层次并行发力 [2][7] 改革攻坚 - 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将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并规范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以从根源治理问题 [3][8] - 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方面，国有企业重心在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和安全支撑作用；民营企业方面将放宽准入，支持参与“两重”、“两新”，并着力解决拖欠账款问题 [3][8] - 税制改革方面，将健全地方税体系，预计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研究合并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为地方附加税 [3][8] - 金融改革方面，将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合并重组与风险处置，并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3][8] 民生保障 - 就业方面新增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 [4][9] - 教育方面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和优质高校本科招生 [4][9] - 医疗方面突出优化药品集中采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4][9] - 生育方面着重强调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 [4][9] 风险防范与化解 - 房地产领域以“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为核心，通过鼓励存量商品房转保障性住房、深化公积金制度改革、推进“好房子”建设等措施纾解矛盾，并推动行业向居住属性主导的健康轨道转型 [4][9] - 地方政府债务方面延续“控增化存”的严监管基调，严禁新增隐性债务，同时通过优化债务重组置换、推动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等措施化解存量风险 [4][9]

日本政府调整超富裕阶层税收政策 - 日本政府计划在明年度税制改革中，针对资产性收入较高的超富裕阶层调整征税制度 [1] - 计划将适用附加征税的年总收入基准从目前的约30亿日元以上，下调至约6亿日元以上，以扩大征税对象范围 [1] 现行税制问题与改革措施 - 当前税制存在工资等收入适用累进税率，而股票及不动产转让收益等资产性收入适用统一税率的问题 [1] - 这导致资产性收入占比较高的超富裕阶层整体所得税负担率反而较低 [1] - 针对年总收入约30亿日元以上且资产性收入较高的超富裕阶层，已从今年收入起实施附加征税 [1] - 新的约6亿日元标准预计将适用于后年的收入 [1] 政策影响与预期效果 - 征税对象预计将从目前的约200-300人扩大至约2000人 [1] - 税收收入有望因此增加约3000亿日元 [1]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 日本政府与日本央行在经济形势判断上不存在分歧 双方均认为当前日本经济正在温和复苏 [1] - 日本政府预计日本央行将实施恰当的货币政策 以可持续、稳定地实现其价格目标 [1] - 日本政府重申日本央行的独立性 强调具体货币政策由日本央行决定 [1] 财政管理与改革 - 日本政府将与执政党就补贴项目及投资基金的审查进行协调 [1] - 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底前就浪费性支出问题征求公众意见 [1] - 日本政府表示明年税制改革及预算编制将反映政府支出审查的成果 [1]

政策减负成效 - 2026年企业负担治理目标聚焦降本增效、优化环境和提升能力，旨在建立惠企政策常态化机制、规范涉企行政行为标准及企业综合服务体系[2] - 2025年1至8月支持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金额近1.3万亿元，“十四五”时期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超过10万亿元[2] 企业负担现状与诉求 - 调查显示57%企业希望进一步降低增值税，55%希望降低企业所得税，37%希望降低用能用地等要素成本[2] - 企业认为政府需从规范涉企行政行为、加强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及支持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加大优化营商环境力度[2] - 部分领域存在成本负担主观感受重、隐性变异加重负担、政策信息不共享、兑现不及时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行为反弹等问题[3] 政策制定与执行问题根源 - 政策问题概括为不解渴、不精准、不直达、不便捷，导致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不高[4] - 根源在于认知层面存在“以管代治”的官本位思想，以及政策制定基于“政府认为企业需要什么”而非“企业实际需要什么”的机制缺陷[4] 政策优化方向与建议 - 政策决策和执行机制需坚持换位思考，转向“企业提要求，政府创造条件满足”的模式，并从信息结构、组织结构、议事机制和评价反馈体系进行全面转型[4] - 需搭建畅通透明的企业诉求传导机制与政策资源供给信息体系，实现高效配对以提升企业获得感[5] - 评价反馈体系至关重要，市场对政策的感知是政策精进和治理生态完善的重要标志[5] - 中长期解决方案包括推进税制改革由流转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型，当务之急是利用金税四期技术实施企业所得税税前抵扣标准改革[5] - 需从制度上杜绝乱收费等行为，将保基层基本运转置于财事权改革的激励约束框架内[6] - 最佳惠企政策是少惊扰、多体惜、多敬畏，避免错位、越位和不到位，回归公共服务本源[7]

政策减负成效 - 2026年政策目标聚焦降本增效、优化环境及提升能力，旨在建立惠企政策常态化机制、规范涉企行政行为标准制度及企业综合服务体系[2] - 2025年1至8月支持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金额近1.3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超过10万亿元[2] - 减税降费政策在有效需求不足及经济形势复杂严峻的背景下，为激发企业经营主体活力及稳定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2] 企业负担现状与诉求 - 2025年调查显示57%企业希望进一步降低增值税，55%希望降低企业所得税，37%希望降低企业用能用地等要素成本[2] - 企业认为政府应从规范涉企行政行为、加强惠企减负政策直达快享、企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加大优化营商环境力度[2] - 部分领域存在成本负担主观感受较重、隐性变异加重负担、政策信息不共享、兑现不及时等问题，乱收费等行为出现反弹回潮现象[3] 政策制定与执行问题 - 当前部分惠企政策被企业认为不解渴、不精准、不直达、不便捷，导致企业获得感与满意度有待提高[4] - 问题根源在于一些政府部门存在以管代治的官本位思想，政策基于“我认为企业需要什么”而非“企业需要什么”来制定[4] - 政策制定与执行机制需坚持换位思考，转变为“企业尽管提要求，政府尽可能创造条件满足”的模式[4] 政策生态体系优化路径 - 需从信息结构、组织结构、议事机制和评价反馈体系等方面转型，搭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互动的透明惠企政策生态体系[4] - 应搭建畅通透明的企业诉求信息传导机制及政策资源供给信息体系，实现企业诉求与政策资源的公开透明匹配[5] - 企业税费负担较重是政策获得感不足的重要原因，解决方案包括适度推进由流转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税制改革，以及完善企业所得税税前抵扣标准[5] 系统性改革方向 - 提升政策获得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在地方财力承压背景下从制度上杜绝乱收费等行为，并将保基层运转置于财事权改革框架下处理[6] - 最好的惠企政策是少惊扰、多体惜、多敬畏，避免错位、越位和不到位，回归政府部门公共服务本源[6]

税制改革核心调整 - 新方案重点调整消费类税率结构，取消部分燃油税收，并提高对酒精、烟草及数字服务的征税比例[1] 燃油税调整 - 删除原计划对燃油征税以增加26亿比索（约合69.5万美元）收入的条款[1] 数字服务税调整 - 外资平台提供的数字服务税率将从目前的3%提高至4.5%[1] - 小额进口商品将逐步征收增值税[1] 烟草产品税调整 - 烟草类产品的消费税将扩大至电子烟与加热烟草产品[1] - 烟草税将根据通胀水平每年自动调整[1] 餐饮业税调整 - 餐饮业的消费税将分阶段上调[1] 旅游业税收激励 - 人口不足20万的城镇酒店服务将获四年期增值税豁免[1] - 相关旅游企业可享受退税与补偿[1]

财政政策总体定位 -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与“十四五”期间“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定位有所不同[1] - “十五五”时期是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五年[9]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优化 - 将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同时增加地方自主财力[2] - 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预算已连续3年超过10万亿元，2025年转移支付预算规模超过中央财政本级收入[2] - 中央本级财政支出占比不到15%，低于世界主要国家水平[3] - 改革方向是让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权、财力更加匹配[3] 政府债务管理 - 重点为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解决存量债务问题，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置换要到位并遏制新增[3] - 要求地方政府债务信息透明化，债务规模设定需考虑可持续性，并尽可能降低融资利息成本[4] - 需促进融资平台改革转型，不能将企业债务简单转嫁给地方政府[4] - 目标是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3] 税制改革与宏观税负 - 宏观税负提法从“稳定”变为“保持合理”，2024年税收收入占GDP之比不足13%[6] - 需深化税制改革，使微观主体应纳税额与纳税能力相适应，将新税源转化为实际税收收入[6] - 税制改革将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规范税收优惠政策[7] - 将完善直接税体系，健全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7] 零基预算改革 - 零基预算改革旨在打破支出固化格局，促进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提高财政资金效率[7] - 改革是调整利益的改革，面临与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挂钩的法定支出削减难题[8] - 全国已有12个地方开展财政科学管理试点，中央层面有16个部门进行试点[7][9] - 部分地区通过改革集中更多资金用于科技创新，或通过建立支出标准体系节约财政资金[8] 积极财政政策的发展空间 - 财政政策需更精准促进有效需求扩大，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国内大循环卡点堵点[11] - 将更有力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11] - 将大力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高质量就业、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以保障和改善民生[11] - 需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在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上采取积极有效措施[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