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评审批效能与规模 - 2024年以来，昆明市共完成项目环评审批1017个，涉及投资金额1207.5亿元[1] - 共核发排污许可证1917张，审批数约占全省的21%[1] - 环评报告书审批时限由60个工作日压缩至14个工作日，报告表由30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2] 政策创新与服务模式 - 出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助推项目建设的十二条措施》《优化环评审批　促进经济发展九条保障措施》等一系列政策[1] - 对16类项目试点开展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联办”，对新增涉及入河排污口的建设项目开展环评与入河排污口“合一审批”[2] - 对政府专债、市政基础设施等51类行业，采用告知承诺制进行容缺审批[2] - 对部分编制报告表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与服务业项目共十三大类、25小类免于开展技术评估，75个项目通过此方式审批时间再压缩20天[2] - 探索扩大“打捆审批”范围，将各产业园区、县（市）区同一类型的6类编制报告表的项目纳入范围[2] - 在全省率先打造“环保管家”，建立环保审批顾问制度，对项目从环评编制到审批全过程提供帮扶[3] - 建立重大项目审批服务清单制，及时化解项目环评及落地中的问题[3] 数字化与流程优化 - 深入开展“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费用、优服务”工作[2] - 将24项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纳入窗口办理，实现“一网通办”[2] - 昆明市排污许可率先在全省实现“无纸化”办理，企业从申请到办结无需提交纸质资料和到现场[2] 市场监管与质量保障 - 强化环评编制单位管理，按不低于10%的比例对各分局审批的环评文件质量进行复核[3] - 将免于评估和告知承诺制项目全部纳入技术复核范围，对发现的编制问题进行严肃查处，并对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失信记分[3] - 印发《昆明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编制单位管理考核细则（试行）》，对编制单位进行日常管理考核及现场检查，打击资质挂靠和弄虚作假行为，并将年度考核结果官网公示[3]

行动背景与目标 - 2025年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持续纵深推进“生态为民”行动，并将其列为省政府10件惠民实事之一[1] - 行动旨在从投诉数据中定位群众核心诉求，通过权威渠道确定攻坚目标，切实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1] - 2025年行动形成了“省级+州（市）”两级问题清单，包括100个省级办理的问题和16个州（市）确定的220个问题[1] 2024年行动成效 - 2024年从中央环保督察交办的举报件中选出100件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重点攻坚，并已全部办结[1] - 对已办结问题实行最严格销号制度，确保问题不反弹且群众满意，同时推动行动常态化、长效化[1] 2025年行动进展 - 截至目前，省级清单问题已办结85件，办结率达到85%，州（市）清单问题已办结184件，办结率达到83.6%[2] - 行动重点解决了餐饮油烟、噪声扰民、污水直排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化解了一批长期困扰群众的环境问题[2] - 2025年云南省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创下历史新高[2] 未来行动计划 - 公司将全面完成剩余问题的整改，加强调度和验收销号，确保问题按时保质清零[2] - 公司将常态化开展“回头看”行动，对已办结问题进行现场回访检查，坚决防止问题反弹[2] - 行业将加快构建长效治理机制，从解决具体问题向构建“全域生态惠民体系”升级，实现标本兼治[2]

政策与监管动态 - 多地生态环境部门正提醒排污单位提交《2025年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3季度）》 该报告是排污单位总结报告期内排污情况、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状况及生态环保措施落实情况的法定文件 未按时提交可能面临5000元至两万元罚款[1] -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排污单位需按许可证规定的内容、频次和时间要求提交执行报告 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行为、排放浓度和排放量 报告是自证守法的重要依据[1] - 上海市近期印发通知 明确对全部市管持证单位及各区不少于25%的持证单位年报内容开展规范性审核 审核范围必须涵盖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生产、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等6个典型行业[3] 报告提交质量与数据问题 - 部分地区存在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重提交轻质量”现象 例如某五金制品厂提交的《2024年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年报）》中自行监测数据被篡改 报告显示某排口污染物排放浓度最大值为0.13mg/m 而实际监测报告为0.43mg/m[2] - 上海某环保信息技术服务中心对30余万份2024年全国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进行分析 发现多份报告存在污染物名称有误、排放浓度出现负值等明显异常数据[2] - 有案例显示 某小微企业提交的报告称其7月—9月二氧化硫排放111.9亿吨 而其许可值仅0.36吨 超许可排放量311亿倍 数据严重失实[2] - 长三角某市利用大数据发现某单位提交的《2025年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2季度）》中某废气排放口排放数值与一季度雷同 涉嫌抄袭以往数据 该单位因此被行政处罚[5] 监管与审核建议 - 建议审核从严、分类监管 各地应按照审核重点严格把关执行报告的规范性与完整性 对填报不规范、数据明显异常、漏项缺项的报告要及时退回并指导企业修改[3] - 执法部门可根据执行报告的审核情况 确定填报质量相对较差、填报质量要求相对较高的典型行业和排污单位 作为后续执法监管的重点检查对象[3] - 建议将检测数据“用”起来 数据显示30余万份2024年全国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中仅有10%左右被用于后续生态环境执法或污染防治政策调整 存在“提而不用”现象[4] - 建议在日常检查中将执行报告作为一个和水、气、声等污染要素并列的检查项严格检查 其他业务主管部门在使用报告数据时发现异常应及时将线索移交执法部门[4] - 建议加强人工智能化监管 利用大数据对所有排污单位提交的执行报告进行数据采集和内容分析 重点筛选文字内容高度相似、数据雷同或异常等情形 为精准检查提供技术支持[5]

公司环保升级与经济效益 - 某县混凝土搅拌企业在生态环境部门帮扶下完成环保升级，通过淘汰12辆国六以下柴油货车、新购置6辆纯电动搅拌车和4辆国六燃气运输车，使新能源及国六车辆占比达到99.95% [1] - 公司完善智能门禁系统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实现对进出车辆尾气排放信息的全天候实时监控，并培训3名员工专职负责电子台账管理，使车辆运输数据能够保存两年以上 [1] - 公司达到环保绩效A级企业标准，依据政策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可不停产不限产，预计第四季度订单量提升30%增收700余万元，新能源车辆每年还可节省燃油成本逾50万元 [1] 行业环保政策与监管趋势 - 执法监管需与指导帮扶相结合，生态环境部门在发现企业环境隐患后应提供科学精准的解决办法并帮助落实整改，以提升企业对部门的信任程度，营造政企同心治污的氛围 [2] - 政策性引导应与差异化管控结合，各地应丰富支持企业提升治污能力的鼓励政策，在拨付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和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时向治污能力高、守法意识强的企业倾斜 [3] - 曝光负面典型与褒扬正面典型相结合，对数据造假、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坚决处理并曝光，同时对主动提升治污能力的企业进行表彰并帮助其获得政策支持，为守法企业开拓市场和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 [3]

生态环境执法创新模式 -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荔湾分局通过恶臭和VOCs在线监测系统捕捉到园区东北厂界点位连续多次出现VOCs高值并发出预警 执法人员通过历史数据比对将污染源锁定在两家企业 但未立即上门执法而是先通知企业负责人开展自查整改 [1] - 企业在自查后发现专业性不足问题 主动提交“预约式”执法服务申请 执法人员在帮扶过程中未开出罚单 而是带着专家“手把手”指导企业整改 效率远高于企业自行摸索 整改后问题未反复出现 [1] - 河北省邯郸市生态环境局峰峰矿区分局变执法处罚为远程提醒 加大以远程抽查、远程质控、无人机飞检为主的非现场执法力度 坚持以预警为主、处罚为辅 监督企业依法合规排污 [2] 执法模式的核心优势与目标 - 生态环境执法的关键目的是指导企业做实污染防治工作 激发企业生态环保主体意识和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 而非单纯处罚 [3] - 荔湾分局的做法具有借鉴意义 即在发现问题后不立即执法 而是将整改任务交给企业自查自改 当企业遇到困难时 部门再予以帮扶指导 如同高水平教学 使企业既解决问题又掌握污染防治主动权 [3] - 各地普遍将非现场监管的科技刚性与“预约式”执法的柔性结合 通过在线监测实现“精准发现问题” 借助预约机制实现“按需解决问题” 各方同向发力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企业发展的“双向奔赴” [2] 针对不同类型企业的管理策略 - 对于大部分主观上想做好污染防治但能力不足的企业 应建立容错机制 要求企业迅速控制生态环境影响并自行整改到位 这有助于推动执法部门与企业间建立良好沟通机制 [3] - 管理部门需借助监控设备及时发现问题企业并锁定目标 进入企业后应指导其消除生态环境影响 [4] - 对于只算经济账、恶意违法并企图逃避社会责任的企业 需通过分析历史数据和执法记录进行精准识别和重点盯防 对屡犯不改者依法查处并广泛宣传以形成震慑 [4]

会议核心观点 - 陕西省委书记强调坚持条例护山、规划控山、智慧管山、系统治山，健全常态化长效化保护体制机制，推动秦岭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 [1] - 省委书记要求深刻吸取秦岭违建事件教训，以实际行动当好秦岭卫士，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1] - 省长强调要坚决扛牢保护秦岭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持续加强秦岭生态保护修复 [2] 生态保护与修复措施 -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深化开展野生鸟类保护及专项打击行动，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国家植物园建设 [1] - 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发现问题整改，持续抓好尾矿库等问题整治 [2] - 统筹做好水土保持、水源涵养各项工作，加强民宿、农家乐规范管理 [2] - 结合谋划"十五五"储备一批重大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2] 监管与执法体系 - 依法整治违规穿越探险行为，落细落实秦岭核心保护区管控规定，对违规个人和组织依法予以惩戒 [1] - 进一步健全"空天地网一体化"监测监管体系，加大宣传引导和违法案例通报力度 [2] - 加强法治教育、生态教育、科普教育，科学增加优质安全的替代产品供给 [1] 绿色发展机制 - 着力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元路径 [2] - 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 [2] - 涉秦岭各市县和各相关部门要加强穿透督导，注重群策群力，凝聚保护强大力量 [2]

鸟类资源本底调查 - 累计记录鸟类356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23.65%，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47种、中国特有种4种，较2016年增加137种 [1] - 布设50条基础样线、5条补充样线及15个重点样点，覆盖森林、湿地、农田、城镇等7类生境及三个海拔梯度 [1] - 采用样线调查、样点观测及夜间灯光诱捕组合方法，专项监测明确鸟王山片区77种迁徙鸟种及迁徙方位 [1] - 动态更新并整合编制《富宁县鸟类物种总名录》等6项基础资料，建立完善数据库 [1] 栖息地与执法保护机制 - 构建空间管控与执法监管双保护体系，修复栖息地生态，严格管控生态保护红线与建设用地重叠问题 [2] - 优化经济林布局，推广松阔混交林、阔叶混交林种植，并在经济林间设置生态廊道以减少栖息地割裂 [2] - 开展石漠化治理，通过植被恢复与水土保持措施改善鸟类生存环境 [2] - 加强执法监管，打击鸟王山非法捕猎等行为，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共办理涉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案件76件 [2] 生态价值转化与社区参与 - 引进文山鸟王山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将生态资源与旅游深度融合，项目已通过国家3A级旅游景区评审，累计接待游客5万余人次 [3] - 设置生态管护岗位，从周边村寨选拔培训少数民族村民担任鸟类保护员，实现保护与务工双增收 [3] - 推行生态友好型农业补贴，指导村民在林间套种鸟类喜食植物并对达标种植户给予补贴，改善栖息地并提升经济林品质 [3] - 在保护区、村落及学校设置宣传板块10块、标语50条，利用广播及短视频平台普及保护知识，结合重要活动进村入户宣传教育 [3]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目标 -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破解突出矛盾和问题并履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使命 [1] 国土空间规划与法治建设 - 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并构建完善辽宁省四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以统筹优化农业生态城镇空间布局 [2] - 全面加强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实施监督全生命周期管理并形成定位准确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规划编制体系 [2] - 严格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并建立健全覆盖全省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2] - 加强美丽辽宁建设法治保障并健全生态环境地方性法规和制度体系 [2]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 - 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建设并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3] - 完善各类污染治理协同机制并深化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制度 [3] - 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并深入推进辽河浑河太子河等主要河流和大伙房水库等重要湖库保护治理 [3] - 建立防止返黑返臭长效机制并深入开展县级城市及农村黑臭水体排查整治 [3] - 强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分类管理并加强化工等行业重度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和规划用途管制 [3] - 打造全方位多层级一体化生态安全保障体系并加强辽河源浑河源及鸭绿江水系等水源涵养区保护修复 [3] - 构建辽河等重要流域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并建设多元化生态保护修复投入机制 [3] 绿色低碳发展与科技创新 - 持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并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4] - 强化科技支撑并围绕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环境污染治理等领域开展产学研用协同攻关和技术创新 [4] - 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并促进技术成果落地转化以培育建设绿色技术创新平台 [4] - 加强生态文明领域智库建设并支持高校科研单位加强环境学科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培养 [4] 绿色金融与激励机制 - 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并把碳排放权用水权排污权等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4] - 鼓励金融服务创新并大力发展绿色信贷绿色担保绿色债券绿色保险 [4] - 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路径模式并加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5] - 完善以农业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经济激励政策并加强区域生态协同治理 [5] - 做优做强绿色农业特色文旅林下经济等生态产业以建成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绿色产业集聚区 [5]

文章核心观点 - 陕西省生态环境厅通过深化“三个年”活动，统筹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生态屏障建设、污染防治、营商环境优化及重点项目保障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2][4][12] 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 - 2024年秦岭陕西段生态质量指数达“一类”最高类别，生态环境质量优良等级面积保持在99%以上 [4][15] - 黄河干流陕西段连续三年水质全部达到Ⅱ类，2024年长江流域陕西境内国控、省控断面水质全部达到Ⅱ类及以上，其中8个国控断面达Ⅰ类 [4][15] - 2024年全省国考10个设区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较2019年改善20.2%，PM2.5浓度改善23.5%，优良天增加19.7天，重污染天减少13.6天 [4][16] - 2025年1-9月，全省10个设区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改善8.3%，PM2.5平均浓度同比改善9.8% [4][16] - 2024年全省国控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占比96.4%，较2020年提升7.2个百分点，连续三年消灭劣Ⅴ类水质 [4][16] - 2025年1-9月，全省国控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占比92.7%，土壤及辐射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6][16] 污染防治与绿色转型具体措施 -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全省B级及以上环保绩效水平企业达276家，累计淘汰老旧柴油货车3万余辆，关中统调火电机组耗煤量较2024年同期减少226万吨 [4][16] - 持续推进农村环境整治，累计完成8547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无废城市”试点取得积极进展 [6][16] - 落地首单碳排放权抵质押贷款1000万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全省累计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额27.03亿元 [7][17] - 确定13个县（区）、8个园区为省级低碳近零碳试点单位，推动气候投融资试点城市建设 [9][20] 营商环境优化与审批改革 - 制定深化营商环境突破年2025实施方案，推出三大项11条措施 [5][23] - 实施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审批，2025年以来对3个项目实施该举措，大幅缩短办证周期 [5][23] - 探索“打捆审批”，2025年以来实施13个项目，涉及投资额近16亿元，审批时间和费用大幅压缩 [5][23] - 对重点项目实施容缺受理，2025年以来容缺受理48个项目，涉及投资额140多亿元 [5][23] - 简化环评文件编制内容，2025年以来实施70个简化项目 [10][23] 执法监管创新与企业减负 - 建成非现场执法平台，2025年试运行以来现场核查发现红码企业191家次，红码率下降61.99%，黄码率下降6% [24] - 整合各类执法检查，每季度开展一次强化监督，2025年上半年出动执法人员数同比减少43.7%，检查企业数同比减少42.6% [24] - 2025年1-9月，已将1301家企业纳入执法正面清单管理，开展非现场执法检查2289次 [25] - 开展“送法送技入园入企”活动6次，覆盖300余家企业及近600名生态环境部门负责人 [25] 重点项目服务保障 - 2025年1-9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平台提供对照分析服务近万次，涉及规划1600余次、建设项目8200余次，平台点击量14万余次 [8][18] - 建立省级重点项目环评服务台账，截至2025年9月30日，省级592个重点项目已完成环评手续564个，审批率达95.3% [8][19] - 实行项目环评即受理即评估，省级审批时间比法定时间压缩65% [8][19] - 在12个省级园区开展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试点，107个项目享受政策红利 [9][19]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挑战 - 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如气候调节、水源涵养）因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面临市场化水平低、难以交易流通和形成信贷现金流的核心问题 [1] - 解决“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这“四难”问题是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通道的关键 [1] 破解“难度量”问题 - 加强本地化参数库与动态监测能力建设，基于生态地理分区和GEP核算框架开展长期观测，构建区域生态系统参数数据库 [2] - 深度融合“3S”技术（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与物联网传感器网络，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实现实时动态量化 [2] - 探索编制区域性“生态产品总值（GEP）资产负债表”，依托统一数字平台实现核算结果透明化、可查询与可审计 [2] 破解“难抵押”问题 - 构建生态资产“资本化”的法律基础，通过确权登记、特许经营许可证等形式清晰界定生态资产的经营权、收益权等用益物权 [3] - 创新多元化绿色金融工具，鼓励金融机构基于认证的生态产品价值推出“生态资产抵押贷款”“生态信托”“绿色债券”等产品 [3] - 由政府或市场机构设立“生态价值风险补偿基金”或风险缓释凭证，为金融机构提供风险分担以降低放贷顾虑 [3] 破解“难交易”问题 - 优化政府纵向生态补偿途径，将GEP核算结果及变化率作为转移支付的核心考核依据，推动生态补偿从“按投入补偿”向“按绩效补偿”转变 [4] - 创新市场横向交易模式，健全排污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交易市场，将调节服务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的合规权益凭证 [4] - 推广“生态银行”模式，由政府授权机构整合碎片化生态资源，通过特许经营、租赁、入股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进行可持续经营 [4] 破解“难变现”问题 - 推动“生态+”产业融合发展，推行基于原产地的生态标签认证体系，使农副产品、文旅服务通过品牌溢价获得生态红利 [5] - 引导地区发展依赖优质调节服务（如洁净空气、宜人气候）的生态康养、自然教育等新兴业态，将公共生态产品转化为可消费的经营性产品 [5] - 坚持需求导向的价值开发，通过政策约束（如碳配额）创造企业对碳汇的需求，通过绿色产品认证引导消费者为生态价值付费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