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地方明知上马"两高"项目违反相关规定，但在项目审批时却流于形式、默许纵容，或在监管执法时 偏宽松软，其根源就在于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没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高质 量发展当做口号，仍然指望"两高"项目在短期内发挥出拉动经济的作用；一些地方在思想认识层面对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双碳"目标任务的理解不深入，误解了碳达峰的真正含义；还有一些地方 对"两高"项目的监管缺乏韧劲和办法。从长期来看，"两高"项目盲目上马依然是对高耗能、高排放粗放 型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会加剧我国的碳排放压力，这与当前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的要求 是相背离的。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低碳转型。这不仅要求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新兴产业发展，还要推动传统产业深度转型，从而 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含金量""含绿量"。在这一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面前，以大量消耗资源能源为基础 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加之当前决战决胜"十四五"、全面谋划"十五五"进入重要阶 段，距离"力争 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实现仅剩5年时间 ...

科技产业与对外开放 - 以实施科技"突围"工程为牵引 紧扣自治区优势特色产业精准布局科技攻关点位 [1] - 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融合 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 加强对外产业投资和贸易合作 持续扩大二手车和"新三样"出口规模 [1] 生态环境保护 - 充分运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成果 以问题整改推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 [2] - 针对毁林毁草、地下水超采、露天堆场污染等问题加快完善制度机制 [2] - 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压紧压实各方从严抓整改责任 [2]

核心观点 -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推动"两山"转化和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 需通过守正创新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1] - 构建政府与市场协同体系 推动生态产品从生产开发转向公共福祉 并保障价值收益合理分配 [1] - 通过价值评估和动态衔接机制 结合科技手段赋能生态产品供需精准对接 [2] - 差异化布局特色产业 建立跨区域交易标准和品牌认证 形成需求拉动供给的有效机制 [2] 政府与市场协同 - 优化构建"高效市场+有为政府"协同体系 政府保障制度公平 市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1] - 重点监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的公平性 依据要素合理分配价值收益 [1] - 为社会资本提供合理回报 引导经济收益流向生态保护与修复 [1] 价值评估与科技应用 - 强化生态产品价值评估的应用导向 以市场交易定价和补偿标准制定为方向实施精准评估 [2] - 通过实践检验修正价值评估体系 使方法更贴近现实需求 [2] - 结合区域资源禀赋发展设施农业与智慧农业 以生物育种与数字科技赋能生态产品供需精准对接 [2] 产业布局与制度创新 - 结合区域主体功能区定位 构建差异化多元化特色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 [2] - 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交易制度和平台 构建通用价值核算标准以打破跨区域交易壁垒 [2] - 推进生态产品标准与品牌建设 实施生态标签与认证 形成需求拉动优质供给的传导机制 [2]

立法进程 -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1] - 该法律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1] 法律意义 - 国家公园法的出台为国家公园的发展和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1]

水环境治理策略 - 采取水面与水岸、源头与过程、上下游“三同治”举措，深入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 [1] - 全县地表水出境断面水质连续4年保持Ⅱ类水质，达标率100% [1] 水面与水岸同治措施 - 开展排污口排查治理，聘请第三方技术团队进行排查、监测、溯源，按照“一口一策”制定整治方案 [1] - 制定河湖长考核细则，压实三级河（湖）长职责，2024年县级、乡级、村级河长巡河分别达44人次、426人次、4734人次，发现82个问题并整改67个 [1] 源头与过程同治措施 - 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严禁在潦河岸线1公里范围内布局化工、造纸、冶炼等重污染项目 [2] - 对园区企业实行雨污分流管网改造，成立专项整治领导小组，确保企业整改后接入市政管网，并加装自动监测设施 [2] 上下游同治措施 - 与上游奉新县、靖安县及下游永修县建立联防联控治理机制，签订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3] - 建立信息共享、定期交流、应急机制，并与奉新县共同开展应急演练以提升同治水平 [3]

世界文化遗产地位与核心资源 -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于2023年9月17日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 [1] - 景迈山拥有5片栽培型古茶林，总面积约1180公顷 [1] - 古茶林资源受到传统林下茶种植方式、法律法规及当地传统文化的长期保护 [1] 古茶林保护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极端自然灾害防治能力有限，如干旱和冰雹，人工降雨措施因覆盖面精准度不高而效果不理想 [2] - 面临茶黑毒蛾和茶衰蛾等外来害虫的病虫害防治困难 [2] - 资本炒作扰乱普洱茶价格体系，导致部分茶农对古茶树进行过度采摘，破坏林地资源 [2] - 游客及茶商增加导致传统生活方式改变，部分游客采摘茶叶和丢弃垃圾的行为破坏茶林生态环境 [2] 保护古茶林资源的建议措施 - 加大对自然灾害防治基础设施的投入，完善预警系统、防洪堤坝和排水设施 [3] - 完善人工降雨技术以提高效率和精度，并推广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 [3] - 建立完善的监测体系，利用生物多样性优势通过天敌昆虫等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 [3] - 对古茶树进行统一挂牌保护管理，部分重点古茶树可使用围栏防止人为和动物伤害 [4] - 制定明确的采摘标准，包括时间、频率和数量，并对过度采摘行为设定处罚措施 [4] - 深化对游客的教育引导，制定行为规范并通过宣传册等方式公示，鼓励志愿者参与引导 [4] - 加强本地民族文化传承，通过举办茶文化节等活动提升对茶文化的认识和尊重 [5]

生态环境执法工作理念 - 执法工作强调刚柔并济，将精准高效的科技执法、刚性权威的严格执法与带有温度的柔情执法有机结合 [4] - 法律条文既要有“钢印”的震慑力，也要有“春风”的治愈力，帮助企业认识问题严重性并指导整改 [7] - 面对危险废物污染、第三方弄虚作假等严重违法行为时，执法者展现出刚性，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并依法处罚，同时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8] 执法实践与成效 - 一线执法者累计帮扶企业整改问题数百个，并荣获监督帮扶表现突出个人、执法大练兵先进个人等称号 [4] - 在查处小型机械加工厂焊接烟尘排放问题时，通过指导企业联系更换维修设备、制定滤网更换台账，使其整改达标并成为“环保示范户” [7] - 危险废物非法转移案件处罚结束后，组织企业负责人学习分类收集和联系有资质处置单位，帮助企业建立管理台账，使其从“违法者”转变为“合规示范者” [8] 环保宣传与公众参与 - 执法者积极投身生态环境宣传，荣获2023年天津市生态环境“最美宣传员”称号，并作为一线代表参加国务院新闻办中外记者见面会 [4] - 长期走进学校、社区开展环保宣讲，累计覆盖数千人，并通过“京津冀大学生绿创大赛”等活动激发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10] - 执法与宣传身份相互滋养，宣讲时结合真实案例使内容更“接地气”，同时通过交流收集公众建议以优化执法策略 [10] 执法能力与效率提升 - 通过基层工作锤炼，执法者成长为既懂技术又通法律的专业人才，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执法手段 [6] - 在入企检查中做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大大提升了执法效率 [6] - 针对企业反映对法律法规理解不清的问题，专门编写《普法明白纸》在执法检查时发放，提升企业整改主动性和执法沟通顺畅度 [10][5]

环境监测行业特点 - 行业技术性强，涉及环境空气、废气、地表水、土壤、固废、噪声等诸多要素，每个要素都有相应的技术规范 [4] - 对数据质量要求极高，监测数据质量是环境监测工作的生命线，需建立并严格执行一套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覆盖监测全流程 [4] - 技术更新迅速，要求监测人员持续关注新方法、新技术与新设备 [6] 环境监测工作流程 - 环境监测包含“现场监测、实验室分析、数据报出”全流程 [4] - 实验室分析是监测数据产生的最后环节，也是与质量管理体系连接最紧密的部分 [4] - 野外实地监测是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常面临车辆陷困、徒步排查污染源等挑战 [5] 技术能力与专业发展 - 技术人员需具备软实力，通过系统查阅标准与文献解决技术难题，例如采用弱酸性试剂浸泡处理成功消除土壤实验中的钙离子干扰 [5] - 通过实验室分析、污染源在线监测等部门的轮岗历练，可成长为全面型技术专家 [4] - 参与3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和两项天津市地方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参与编写著作5部，发表论文10余篇，获得授权实用新型专利10余项 [6] 行业价值与影响 - 环境监测的核心是“用数据说话”，每一组数据都可能成为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决策的关键依据 [7] - 通过监测数据和技术为环境管理决策提供支持，近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例如空气质量大幅改善 [7]

国家政策支持 - 国家出台政策支持减污降碳协同、环境品质提升、生态保护修复、现代化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四类重大工程 [1] -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持续支持"两重"项目和"两新"政策实施，并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 [1] - 绿色金融政策提出持续加大绿色信贷投放，重点支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污染防治攻坚、生态保护修复等领域，并对EOD项目给予整体授信支持 [1] 超长期特别国债融资 - 超长期特别国债优先支持国家重大战略领域，如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工程，包括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入河排污口整治等 [3] - 构建"国家战略+省级需求"项目储备库，筛选纳入国家战略规划的重大工程项目及解决全省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项目，择优申报纳入国家支持清单 [3]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优先支持资金收支能平衡的环境基础设施项目，如城镇污水资源化利用、固体废物处置、绿色产业园区、生态文旅综合体等领域 [4] - 加强项目筛选与包装，严格对照绩效管理办法，筛选领域匹配、生态效益显著、能覆盖本息1.1倍以上的优质项目，并将生态治理与关联产业开发捆绑 [4] 中央及省级预算内资金 - 中央及省级预算内资金精准投向公益性短板领域，如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生态环境应急监测体系、历史遗留矿山修复等基础性环保民生领域 [5] - 实施严格资金监管，建立负面清单，对项目进度、资金流向、环境效益进行全流程数字化追踪，并开展资金绩效后评估与预算安排挂钩 [5] - 探索"非资金"政策激励，对高效使用资金的地区给予建设用地指标奖励、环评审批绿色通道等政策倾斜 [5] 绿色金融资金 - 绿色金融支持重点领域包括钢铁、水泥、焦化等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以及光伏、风电、水电等新能源产业的生产、建设和运营 [6] - 丰富金融产品，鼓励开发转型金融贷、绿色供应链金融、林业碳汇质押贷款、生态补偿专项债、可持续发展贷款、绿色建筑性能责任保险等 [6] - 鼓励清洁能源项目申请绿色信贷，支持相关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开发 [6] 项目资金组合策略 - 优化投资结构，针对国家重大战略、设备更新类项目优先考虑超长期特别国债，有稳定收益的准经营性项目申请专项债券，纯公益性项目申请预算内资金，市场化项目选择绿色金融 [8] - 对资金渠道进行合理组合，营利性强的项目采取"专项债券+绿色金融"，准公益性项目采取"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券"，纯公益性项目采取"中央预算内投资+省级配套资金" [9]

政策环评制度建设的背景与依据 - 202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试行）》，明确要求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应对环境影响和环境效益进行分析预测[1] - 该规定为政策环评工作开展提供了直接依据，旨在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保障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1] - 政策环评制度建设可参考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经验，两者同属决策事前评估的重要保障[1]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建立历程 - 2005年四川省遂宁市率先建立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稳定风险预测评估制度，2006年将评估范围扩展到重大政策和重大改革措施[2] - 各地相继探索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后，2012年中央印发《关于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标志该制度正式建立[2] 政策环评制度建设的核心借鉴意义 - 政策环评应重点突出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支撑服务作用，将党的执政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建设各方面[3] - 通过政策环评为制约美丽中国建设的重大资源环境问题寻找解决方案，例如能源基地工业固废处置难题[3] - 政策环评可推动相关政策协同协调，形成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统领的美丽中国建设政策体系[3] 政策环评制度建设的实施路径 - 遵循“地方试点—中央推广—各地学习—经验总结—建章立制”的路径，通过试点项目以点带面推动制度建设[4] - 针对国家和地方重大政策开展政策环评试点，可为政策制定提供实质性支撑并起到示范作用[4] - 试点领域可重点选取京津冀协同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等具体政策[4] 政策环评的法律依据与工作机制 -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第十二条明确提出决策承办单位要对资源消耗、环境影响和环境效益进行分析预测，政策环评是最有效的分析工具[5] - 中央层面后续文件已赋予风险评估更丰富内容，包含环境风险，政策环评可将该条例作为直接依据单独开展[5] - 过去政策环评主要依据《环境保护法》第十四条，将经济、技术政策作为主要评价对象[5] 政策环评的激励机制设计 - 建立将政策环评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的激励机制，提高政策制定部门开展此项工作的积极性[6] - 政策环评结论可作为规划环评和项目环评的依据，并据此简化相关工作流程[6] - 对于困扰环境准入的政策性问题，可通过政策环评找出解决方案，为规划编制和项目环境准入提供依据[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