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核心观点 - 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金融论坛于12月19日-20日在上海举行，主题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智能金融生态构建” [1][6] -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出席并发表演讲，核心围绕发展离岸金融的战略意义、发展路径及风险防控展开 [1][3][4][6][8][9][10] 离岸金融的战略定位与发展逻辑 - 离岸金融并非在岸金融的简单延伸，而是一个具有独特功能和战略意义的部分，其优势在于能在很大程度上跳出国内现有金融监管框架，在更高开放水平的环境中进行制度创新和压力测试 [3][8] - 离岸金融的发展遵循一个三阶段逻辑路径：首先通过制度创新吸引资本、人才、信息等要素集聚；其次通过要素集聚推动市场深化；最终在市场深化的基础上提升定价权和话语权 [3][8] 离岸金融的核心价值 - 第一层面价值在于提升全球话语权和市场权，并走向储备货币的核心 [4][9] - 第二层面价值在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通过构建高循环通道，从“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推进在岸与离岸市场联动 [4][9] - 第三层面价值在于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使国家规则与国际标准接轨 [4][10] 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的举措 - 针对人民币市场深度不够、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未来需推动制度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 [4][10] - 具体举措包括：第一，构建离岸人民币资产池，核心是推动离岸基准收益曲线完善 [4][10]；第二，大胆创新离岸人民币的产品箱 [4][10]；第三，考虑关键性制度突破，打通循环，构建离岸与在岸市场之间高效可控的互联互通机制 [4][10]；第四，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 [4][10] - 发展重点应从“扩流量”转向“建功能”和“补制度”，将离岸市场从简单的资金通道升级为功能齐全、深度充足、安全可靠的金融枢纽，为人民币交易提供平台 [4][10] 离岸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 建议构建离岸金融风险防控体系，目标是在激发市场活力与维护金融稳定、控制风险与激发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5][10] - 具体措施包括：第一，设置栅栏原则，实现风险有效隔离 [5][10]；第二，推行穿透式监管 [5][10]；第三，强化宏观审慎管理，防范跨界风险传染 [6][10]；第四，推动监管协同和信息共享，实现内外联动 [6][10] - 该体系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更高水平的制度设计和科技赋能，打造一个“既管得住又放得开”的良性循环平台，以清晰的规则和强大的监测能力为市场主体创新松绑，同时以精准的工具和协同机制有效识别、隔离和化解风险，最终为金融强国目标提供充满活力且稳健可靠的离岸金融环境 [11]

论坛背景与核心议题 - 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金融论坛于12月19日-20日在上海举行 主题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智能金融生态构建” [1][6]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黄莺出席并发表演讲 核心观点聚焦于数字经济时代下 中国主要金融中心（上海 香港 海南）的协同发展与错位竞争 [3][8] 全球变革与金融中心面临的挑战 - 世界正经历三重深刻变革：新一轮产业革命方兴未艾 新技术牵引全球产业链快速重构 [3][8] - 区块链 AI 大数据等新技术飞速发展 对金融行业产生强大重塑作用 数字经济时代的金融基础设施正处在迅速孵化和变轨过程中 [3][8] - 世界政经格局和国际货币体系进入剧烈动荡期和激烈变革期 主要国家围绕金融货币权力展开激烈争夺 [3][8] - 在此背景下 上海和香港两大金融中心需思考如何应对时代挑战 通过提升自身金融竞争力以更好服务国家战略 [3][8] 中国金融中心的定位与合作潜力 - 香港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在岸金融中心 在发展离岸金融方面获得了很多政策支持 [3][8] - 海南封关后 离岸贸易和离岸金融均有较大发展潜力 [3][8] - 未来上海 香港 海南三地如何协同发展 实现错位竞争 是未来几年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3][8] 沪港合作的具体路径与抓手 - 香港和上海在打造面向数字经济的金融基础设施方面有巨大的合作潜能 [4][9] - 拓宽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 建立数字港元和数字人民币的协同生态可成为深化合作的重要抓手 [4][9] - 今年6月 上海和香港签订了沪港国际金融中心协同发展行动方案 其中一条是要打通金融基础设施与账户互联 [4][9] - 需要打通的不只是传统金融基础设施 也需进行前瞻布局 包括推动基于区块链 基于数字人民币的联合探索与合作 [4][9] - 今年上海黄金交易所正式启用在香港设立的国际版制定仓库 并上线在香港交割的黄金交易合约 [4][9] - 未来合作可拓展到其他类别的大宗商品 推动人民币从结算货币到计价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功能拓展 [4][9] - 在离岸金融的其他领域 两大金融中心也可加强协同 优势互补 包括建立金融信息服务中心 国际信用评级中心 强化国际仲裁中心等 [4][9] - 面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共同转型挑战 两大金融中心发挥合力 协同发展的空间很大 值得充分挖掘 [4][9]

论坛背景与主题 - 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金融论坛于12月19日-20日在上海举行，主题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智能金融生态构建” [1][6] 陆家嘴金融城的定位与功能 - 陆家嘴金融城不仅是金融集聚区，更是规则承接和制度转化的平台，其核心在于将制度转化为企业可用的业务工具 [3][8] - 陆家嘴已成为中资企业全球布局的战略支点，集聚了大量金融和专业服务机构，能帮助出海企业在上海指挥全球资产 [4][9] - 致力于构建一个规则稳定、路径透明、风险可控的环境，以吸引企业落户 [4][9] 对离岸金融的见解与发展路径 - 离岸金融若仅追求“两头在外”，陆家嘴相比伦敦或新加坡并无天然优势 [3][8] - 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和“走出去”企业的真实需求，是发展离岸经济的底气 [3][8] - 离岸经济不应简单复制境外税制，而应通过离岸账户和FT账户等体系，为中国企业全球化提供合适的路径和结算通道 [3][4][8] - 离岸业务的本质特征是“货在境外走，钱在境内转，单据在云端”，即“三流分离” [4][8] - 离岸经济功能区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提供更低的税收优惠，而在于通过自动化程度和数字治理能力，利用信用流和信息流确保业务在安全前提下跑通 [4][9] 区域协同与合作展望 - 上海、海南、香港之间不应是竞争关系，陆家嘴愿作为“出海指挥部”和“金融中枢”，与各地产业端合力服务国家开放 [4][9] - 沪港合作未来是合作大于竞争，许多外资资管公司的亚太总部虽在香港或新加坡，但随着中国业务发展，其功能向上海平移是可以预见的 [4][9] - 关键在于服务好企业，在规则允许范围内不断推进，并守牢金融风险底线 [4][9]

中国离岸金融指数总体表现 - 2023年至2024年，中国离岸金融总体指数从106.16点微升至106.50点，增幅虽小但标志着行业迈入企稳回升的新阶段，发展主轴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 [1] - 在复杂外部环境下实现增长来之不易，主要得益于国际收支资本与金融项目得分提升7.7%，以及“境内融资+境外投资”新模式的成型 [1] 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 离岸人民币资产规模持续扩容，微观风险指标改善超过25% [1] - 上海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结算第一中枢的地位持续巩固，其相关立法研究《上海离岸金融条例》正在稳步推进 [1] - 未来需着力构建离岸人民币资产池，完善收益率曲线，发行不同期限的离岸金融产品，以创新产品箱吸引投资者参与风险对冲 [2] 区域发展与政策支持 - 深化上海、香港、海南三地联动，打造功能互补的离岸金融生态：上海侧重制度创新与人民币流动性供给，香港强化定价与清算优势，海南依托封关政策开展前沿创新如离岸数据资产交易 [2] - 海南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指标稳步上扬，封关配套金融政策同步完善，为离岸金融创新提供了坚实保障 [1] - 海南封关的政策红利，叠加全球去美元化思潮与中外利差格局调整，使人民币离岸金融站在战略风口之上 [2] 未来发展趋势与重心 - 外部环境推动中国离岸金融服务需求结构性上升，人民币国际化与离岸金融呈现深度协同发展新格局 [1] - 政策体系加速完善，正在构筑制度保障新优势 [1] - 行业发展重心将从扩流量转向建功能、立制度，目标是建设功能齐全、深度充足、安全可靠的金融枢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能增值的交易平台 [2]

论坛背景与主题 - 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金融论坛于12月19日-20日在上海举行 [1][5] - 论坛主题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智能金融生态构建” [1][5] - 其中设有“离岸贸易的制度创新、数字赋能与全球竞争力提升”分论坛 [1][5] 离岸金融发展的法律与监管现状 - 从法律角度看，中国建立离岸金融的条件尚未成熟 [3][7] - 发展离岸金融的前提是宏观外汇资本项目的完全放开 [3][7] - 在中国任何区域（如上海、大湾区、海南）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均无法脱离中国复杂的外汇监管规则 [3][7] 企业出海与争议解决机制 - 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争议解决地通常选择资产所在地的法院或仲裁机构 [3][7] - 选择香港或新加坡等地仲裁虽可行，但后续可能面临重大问题 [3][7] - 业内流行“不出海就出局”的说法，形容企业国际化的紧迫性 [3][7] - 海外市场对中资企业出海的评价是“要么是在餐桌上，要么在菜单里” [3][7] 企业出海的风险管理策略 - 中资企业出海需主动、审慎应对各类金融风险 [3][7] - 需管理的风险包括汇率、利率、大宗商品、信用及天气风险等 [3][7] - 应熟练运用金融衍生品对冲所有可管理的金融风险 [3][7] - 有效的风险管理能让企业更专注于产品与销售，从而在海外市场游刃有余 [3][7] 离岸平台在风险管理中的角色 - 离岸平台被视为承载金融衍生品及风险管理职能的最佳桥头堡和前线阵地 [4][8]

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全球排位与“十四五”进展 - 根据全球城市指数等10个权威榜单，上海5年来的全球排位实现了六升两平两降，坐稳第二圈层领头羊，正在向第一圈层迈进[3] - “十四五”期间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建设取得进展：2025年前三季度全市生产总值40721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44.1%；三大先导产业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8.5%[6] - 国际金融中心方面：2024年上海主要金融市场合计成交3284.2万亿元，同比增长11.6%；集聚各类持牌金融机构近1800家，其中外资金融机构占比超30%[6] - 国际贸易中心方面：2025年1-10月上海进出口总额达3.7万亿元，同比增长5.2%；截至2025年10月末，累计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066家、外资研发中心633家[6] - 国际航运中心方面：2024年上海港成为首个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000万标准箱的港口，上海机场旅客吞吐量超1亿人次；上海在新华·波罗的海航运中心指数连续6年排名全球第三[7] -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方面：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排名中位列全球第6位[7] “十五五”时期建设方向与强化效应 - “十五五”时期，“五个中心”建设需不断强化“四大功能”，加快形成整体效应、平台效应、放大效应、辐射效应[3] - 强化整体效应：加强整体性谋划、系统化推进，在功能设计、制度供给和政策突破方面加强系统性构建[8] - 强化平台效应：着力推进市场化、功能性平台建设，更好链接市场化需求，为各类主体赋能[8] - 强化放大效应：着力开展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推动各类试点任务持续放量，形成更多可感可及的企业案例[8] - 强化辐射效应：把加快“五个中心”建设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结合，提升服务区域、服务全国的能力[8] - 面向“十五五”，需聚焦国际经济中心提升地位、国际金融中心增强影响力和竞争力、国际贸易中心提升能级、航运中心保持全球领先、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策源功能[8] 产业发展与现代化体系建设 -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在于“三驾马车”：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10] - 跨国企业面临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从全球化战略向本地化思考转型的战略抉择，需通过深化“全球本地化”战略应对不确定性[10] - 全球生物医药产业面临到2035年约1150亿美元的专利悬崖缺口，中国创新正从“仿制制造”向“全球创新轴心”加速跨越，成为填补缺口的重要力量[11] - 上海如能在临床试验资源、医药金融工具、开放监管环境上更进一步，有条件成为对接中国创新与全球专利悬崖需求的前沿平台城市[12] - 建议上海打造“全链条支持创新”的“上海版本”，通过深化临床试验资源整合、建设高质量数据基础设施以及优化跨境交易与监管规则，构建连接中国创新与全球需求的国际开放枢纽[12] 国际航运中心的结构性变革与升级方向 - 全球航运业正经历三大结构性变革：数字化转型（从“物理枢纽”到“数据枢纽”）、绿色低碳转型（从“规模竞争”到“规则竞争”）、物流从“效率成本优先”到“安全+韧性，兼顾效率”[11] -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需从优结构、提能级入手，提升国际班轮航线网络效率与韧性，完善国际航运服务体系和生态[11] - 目标打造全球航运数据枢纽、绿色航运规则高地、航运科技“硅谷”[11] - 需注重“五个中心”的功能联动，在绿色航运金融、人民币结算、数字化单证、智能供应链等领域取得更多突破[11]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的挑战与离岸金融发展 -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挑战之一为离岸金融缺乏体系[12] - 具体问题包括：离岸金融账户体系分散且功能各异，业务分流无法形成规模效应；离岸账户缺乏优惠政策，机制设计缺乏吸引力；离岸账户结售汇及清算、支付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不够完善，降低了离岸人民币支付和清算结算效率[13] - 建议上海打造更加完备的金融服务体系特别是离岸金融体系，尽快明确统一的离岸金融基础账户体系，推动离岸金融的平台载体建设和业务限制开放[13] - 建议加快建立完整的、有别于境内金融服务法律体系的离岸金融体系，以及争取国家授权上海制定离岸金融体系专项法规[13]

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全球排名与“十四五”进展 - 10个全球城市权威榜单显示，上海5年来全球排位实现六升两平两降，坐稳第二圈层领头羊，正在向第一圈层迈进 [1] - “十四五”期间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具体表现为：国际经济中心方面，2024年前三季度全市生产总值40721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44.1%，三大先导产业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8.5% [2] - 国际金融中心方面，2024年上海主要金融市场合计成交3284.2万亿元，同比增长11.6%，集聚各类持牌金融机构近1800家，其中外资金融机构占比超30% [2] - 国际贸易中心方面，2024年1-10月上海进出口总额达3.7万亿元，同比增长5.2%，截至10月末累计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066家、外资研发中心633家 [3] - 国际航运中心方面，2023年上海港成为首个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000万标准箱的港口，上海机场旅客吞吐量超1亿人次，2024年新华·波罗的海航运中心指数显示上海连续6年排名全球第三 [3] -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方面，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排名中位列全球第6位 [3] “十五五”规划方向与强化四大效应 - “十五五”时期，“五个中心”建设需不断强化“四大功能”，加快形成整体效应、平台效应、放大效应、辐射效应 [1] - 强化整体效应需加强整体性谋划、系统化推进，在功能设计、制度供给和政策突破方面加强系统性构建 [4] - 强化平台效应需着力推进市场化、功能性平台建设，更好链接市场化需求，为各类主体赋能 [4] - 强化放大效应需着力开展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推动各类试点任务持续放量，形成更多可感可及的企业案例 [4] - 强化辐射效应需把加快“五个中心”建设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结合，提升服务区域、服务全国的能力 [4] - 面向“十五五”，“五个中心”建设需加强国际对标，聚焦国际经济中心提升地位、国际金融中心增强影响力和竞争力、国际贸易中心提升能级、航运中心保持全球领先、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策源功能 [4]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新要求与方向 - 全球航运业正经历三大结构性变革：数字化转型（从“物理枢纽”到“数据枢纽”）、绿色低碳转型（从“规模竞争”到“规则竞争”）、物流从“效率成本优先”到“安全+韧性，兼顾效率” [6] -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需从优结构、提能级入手，提升国际班轮航线网络效率与韧性，完善国际航运服务体系和生态 [6] - 上海应打造全球航运数据枢纽、绿色航运规则高地、航运科技“硅谷” [6] - 需注重“五个中心”功能联动，在绿色航运金融、人民币结算、数字化单证、智能供应链等领域取得更多突破 [6] 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挑战与离岸金融建设 -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离岸金融缺乏体系的挑战，具体表现为：离岸金融账户体系分散且功能各异，导致业务分流无法形成规模效应；离岸账户缺乏优惠政策，账户机制设计缺乏吸引力；离岸账户结售汇及清算、支付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7] - 建议上海打造更加完备的离岸金融体系，尽快明确统一的离岸金融基础账户体系，推动离岸金融的平台载体建设和业务限制开放 [7] - 建议加快建立完整的、有别于境内金融服务法律体系的离岸金融体系，以及争取国家授权上海制定离岸金融体系专项法规 [7] 科技创新与产业体系建设 -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在于“三驾马车”——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 [5] - 上海应充分发挥系统集成优势，以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5] - 跨国企业需通过深化“全球本地化”战略来应对多重不确定性，中国市场已成为企业打磨全球竞争力的“健身俱乐部” [5] - 全球药企面临到2035年约1150亿美元的专利悬崖缺口，中国创新正在从“仿制制造”向“全球创新轴心”加速跨越，成为填补缺口的重要力量 [6] - 上海如能在临床试验资源、医药金融工具、开放监管环境上更进一步，有条件成为“对接中国创新与全球专利悬崖需求”的前沿平台城市 [6] - 建议上海打造“全链条支持创新”的“上海版本”，通过深化临床试验资源整合、建设高质量数据基础设施以及优化跨境交易与监管规则，构建连接中国创新与全球需求的“国际开放枢纽” [7] 智库合作与研究生态 - 为共同开展“五个中心”的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专题性重大问题研究，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与多家战略伙伴单位签署合作协议，在智库研究、平台建设、资源共享、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深度合作，不断扩大“五个中心”研究生态圈 [8]

文章核心观点 - 修改《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是中国离岸金融从“规则跟随”转向“规则贡献”的战略转折，旨在构建适配数字时代、兼顾安全与效率的中国特色范式[1][18] 原办法的历史价值与局限 - 1997年原办法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创中国离岸金融框架，通过“资金跨境自由划转+与在岸严格隔离”实现风险可控，截至2002年服务境外企业1.2万家，结算超3000亿美元[2] - 近三十年来全球金融格局巨变，国际离岸金融转向“功能型”，但中国制度仍困于传统框架，导致40%中资企业跨境业务外流，离岸人民币市场受限[1][3] 现行制度的多维度问题 - 币种限制导致人民币在国际化与数字时代脱节：离岸人民币规模破12万亿元，但OSA因不支持人民币，2023年业务仅占内地离岸总规模8%，部分跨境电商汇兑成本增30%[3] - 经营主体垄断造成效率缺失：外资银行在华分支机构无需批准即可开展离岸业务，2023年外资在华离岸市场份额达52%，跨境融资利率比中资低1.5~2个百分点[3] - 离在岸割裂导致安全底线与实体需求错位：海南自贸港2024年试点证明，允许30%离岸资金投向特定项目可降融资成本2个百分点，且无风险外溢[4] - 监管滞后与传统合规脱节：原办法缺账户内明细监测，致2023年OSA涉嫌洗钱案件同比增15%，难适配区块链交易实时性[4] 离岸账户体系改革方向 - 打破“境内外”限制，统一OSA、FT（EF）、NRA账户规则，允许NRA与OSA直接划转使结算时间从3天缩至T+1，并建立区块链统一标识体系[6] - 开户主体扩容，取消“年跨境结算量≥1亿美元”硬限制，对非居民主体放宽个人开户，对境内居民企业采取“负面清单+实质经营”，支持科创板企业解决技术融资需求[7] - 功能优化实现本外币一体化与数字赋能：允许OSA内人民币与所有货币自主兑换，支持接入数字人民币系统，在自贸区试点“离岸账户+区块链”[8] 经营主体准入与运营规范 - 经营资格放开，按银行类型设准入门槛：系统重要性银行启动资金2亿美元，区域性银行1亿美元，农村商业银行5000万美元，并消除外资银行“超国民待遇”[9][10] - 运营规范实行全流程审慎管控：启动资金设“双触发机制”，离岸业务风险加权资产按1.2倍计入资本充足率，引入大数据监测异常交易[11][12] 监管体系构建与国际合作 - 境内监管构建“央行统筹+金融监管总局主责+外管局协同”架构，2025年前实现离岸监管系统与银行核心系统直连，外管局对可疑交易实行“12小时内报告”[13] - 国际监管从五维度推进合作：包括属地监管优先、货币发行国协同、交易主体母国对接、遵循国际规则、参与国际机构合作以提升全球话语权[14] 中国特色管理原则 - 开放节奏与监管能力匹配，采取“区域试点—效果评估—全国推广”步骤，优先选择上海临港、海南自贸港试点（2024年业务超5000亿美元）[16] - 离在岸协同发展，通过“额度管控+用途审核+数字监测”实现有限渗透，离岸资金投境内比例≤银行离岸资产35%[16] - 本外币一体化管理，以人民币为核心币种，2026年前离岸人民币交易占比≥60%，对外汇设“宏观审慎额度”[17] - 创新与风险防控平衡，设“离岸金融创新沙盒”，对数字人民币结算等创新设1~3年试点期并提高不良率容忍度[17]

上海临港特殊经济功能区战略定位 - 核心定位为承载国家制度型开放使命的核心试验田，以省级事权为保障、制度突破为核心、国际规则为标杆 [1] - 目标是比肩香港、超越迪拜，为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建设金融强国探索上海路径 [1] 核心使命与发展目标 - 打造人民币国际化离岸枢纽，力争到2030年离岸人民币结算规模突破8000亿元，占上海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量的35% [2] - 争当金融强国制度创新策源地，探索本外币一体化离岸账户体系和跨境衍生品自主定价机制 [2] - 补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离岸功能短板，助力上海在2035年建成全球顶级的国际金融中心 [2] 制度赋能与权限优势 - 拥有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总投资超50亿元的离岸项目由管委会一站式办结，无需层层上报 [3] - 可自主对接国际金融机构与跨国总部，统筹离岸资金池和跨境技术转移 [3] - 获顶层设计支持，可在税收、金融、数据跨境等领域自主制定专项政策 [3] 当前挑战与制约因素 - 核心授权受分业监管格局影响尚未真正落地，金融创新政策需对接多部委监管要求，落地周期长 [3] - 税收领域因统一税政框架，地方自主空间有限，优惠细则衔接部委政策时推进缓慢 [3] - 数据跨境领域需国家层面安全评估，流程远超企业预期，使2030年离岸金融资产突破1.2万亿元的目标面临风险 [3] 制度创新与风险保障机制 - 建立免责清单，对金融创新未达预期、政策试点不完善等情况，只要无违纪违法不予追责 [4] - 设立5000万元离岸创新风险补偿基金，对企业融资违约、金融机构坏账按损失的30%给予补偿 [4] - 争取国家特殊授权，将企业年出境资金上限从5000万美元提高至2亿美元，并试点离岸数据跨境白名单 [4]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 人民币全球交易量占比升至8.5%，与英镑差距缩小[1] - 未来10至15年是人民币国际化向纵深发展的关键阶段[1] -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显现，各国加速去美元化进程，呈现多元化储备货币趋势[1] 离岸市场的作用与发展 - 离岸金融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在推动货币国际化进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1] - 以中国香港为主体的离岸人民币市场长期发挥政策“试验田”与市场“桥头堡”的双重功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支撑[1] - 亟须促进离岸市场自身发展及其与在岸市场的战略协同，以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网络与规模效应[1] 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建设 - 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并带动全球离岸市场协调发展[2] - 香港凭借高度国际化的金融市场及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已成为境外投资者进入内地市场的重要门户[2] - 应依据国家“十四五”规划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纲要，全力支持香港拓展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功能，强化其人民币投融资枢纽作用[2] 全球离岸市场协同拓展 - 以香港为支点，联动伦敦、新加坡、卢森堡等国际金融中心[2] - 积极拓展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及RCEP区域的离岸人民币业务[2] - 通过银团贷款、项目融资、贸易结算等多种方式，提升人民币在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的使用水平[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