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促进 - 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并健全就业促进机制 [5] - 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并支持企业稳岗扩岗以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 [6] - 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并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 [6][7] - 加大创业支持力度以增强创业带动就业效应并完善就业影响评估和监测预警 [7] 收入分配 -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10] - 健全各类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并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初次分配机制 [10] - 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并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10] - 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并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 [1][10] - 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并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10] 教育发展 - 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并完善教育评价体系 [13] -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的教育资源供给并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 [15] - 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并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及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 [15] - 提升职业学校办学能力建设特色鲜明高职院校并强化教师待遇保障 [15] 社会保障 - 完善并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并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17] - 健全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17] - 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 [17] - 优化药品集采、医保支付和结余资金使用政策 [1][17] - 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并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 [18] - 继续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并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 [18] 住房建设 - 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满足城镇工薪群体和各类困难家庭基本住房需求 [22] - 因城施策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并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 [1][22] - 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和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并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 [22] 医疗卫生 - 提升爱国卫生运动成效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和人民健康水平 [26] - 加强疾控体系建设防控重大传染病并健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 [26] - 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编制、服务价格、薪酬制度、综合监管改革 [26] - 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并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 [26] - 全方位提升急诊急救、血液保障和应急能力 [26] 生育支持 - 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发挥育儿补贴和个人所得税抵扣政策作用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1][27] - 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并落实生育休假制度 [30] - 实施早孕关爱行动、孕育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 [30] - 深入开展托育服务补助示范试点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 [30] 养老服务 - 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并发展医育、医养结合服务 [32] - 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 [32] - 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优化就业社保等方面年龄限制政策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32]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 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支持企业稳岗扩岗 [3][4] - 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 [4] - 加大创业支持力度以带动就业，完善就业影响评估和监测预警，综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新技术影响 [5][7]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8] - 健全市场评价贡献的初次分配机制，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及支付保障机制，推行工资集体协商 [8] - 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强税收、社会保障等再分配调节，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9][10][12]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 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的资源供给 [13][14] - 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统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15] - 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扩大优质本科招生规模，提升职业学校办学能力，建设特色鲜明高职院校 [16][17]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 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加快发展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22] - 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优化药品集采和医保支付政策 [22] - 扩大失业、工伤保险覆盖面，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率，继续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23][24] 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 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 [32] - 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满足工薪群体和困难家庭需求，因城施策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 [33][34] - 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 [34] 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 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健全公共卫生能力，加强疾控体系建设，防控重大传染病 [35][36] - 促进分级诊疗，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优化医疗机构布局，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 [36] - 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加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 [37][38] 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 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完善生育保险制度 [39] - 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 [40][42] - 推行长期护理保险，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45]

通胀预期与现实对比 - 9月核心CPI温和上行，PPI环比零增长，同比降幅收窄[1] - 市场有观点乐观预期PPI同比可能在明年中或更早转正，复刻2016-2017年强势回升[1] - 当前居民杠杆率已高位走平，加杠杆空间有限，与2016-2017年持续上升趋势不同[1] - 当前总需求缺口比2016-2017年更大，供需失衡范围更广、程度更深[1] - 产能过剩问题已从传统制造业扩散至光伏、新能源等高技术领域，解决进程更漫长[2] 政策与复苏路径 - 政策重心从鼓励居民加杠杆转向收入分配改革和政府支出优化，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2] - 价格回升路径更可能是降幅收窄、逐步企稳的"L型"过程，而非快速的"V型"反转[2] 高频数据表现 - 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0.5%，社零总额当月同比3.4%，出口当月同比8.3%，M2同比8.4%[4] - 机电产品生产景气继续上升，而纺织服装和包装领域生产景气有所回落[13] - 一线城市地铁周度日均流量约3673.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3847.9万人次回落4.5%[21]

行业与公司 * 涉及中国宏观经济与产业政策 特别是“十五五”规划（2026-2030年）的前瞻性研究[1] * 核心关注行业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 生物技术 人工智能 生物制造 低空经济）[1][3][11][12][15] 新能源（新能源汽车 光伏）[1][13] 传统工业（钢铁 电解铝）[1][13] 以及消费 基建 养老等领域[3][10][17] 核心观点与论据 **十五五规划的战略方向** * 规划将延续并深化十四五规划的战略方向 尤其是在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方面[1] * 预计将设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低于20%的目标（当前比重为13% 低于十四五17%的目标值）[1][11] * 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5][6] **内需政策：消费与投资** * 消费政策聚焦通过提升供给质量 对接国际标准 构建质量分级认证体系来释放消费潜力[1][14] * 投资政策将定向支持人工智能 生物制造 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 并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1][15] * 优化投资结构政策导向包括通过财政贴息或税收优惠工具定向支持新兴产业 以及激励民间投资 破除行业准入障碍[15] **产业政策与产能治理** * 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和生物技术等产业集群式发展 通过专项研发资金和融资绿色通道扶持专精特新企业[1][12] * 产能治理将继续强调反内卷 针对新能源汽车 光伏等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 通过环保 能耗等强制性标准淘汰落后产能[1][13] * 将收紧钢铁 电解铝行业的产能置换比例 引导置换与技术升级 绿色转型相结合[1][13] **社会发展与收入分配** *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通过缩小地区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差距 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 释放消费能力[1][2][16] * 收入分配改革将构建橄榄型社会 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并完善财产性收入政策 健全税收体系[2][16] 其他重要内容 **十四五规划的执行评估** * 消费领域呈现阶段性走弱态势 2023年三四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80%高位回落至2025年二季度的52%[3][9] * 中国储蓄率常年维持在44%-45% 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15%-30%的水平[9] * 投资领域大部分指标基本完成 但核电发电机组容量目标完成进度为68.8% 滞后于时间进度[3][10] **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 短期（2025年四季度前后）政策可能推动板块轮动效应 资金可能流向区域旅游 酒店餐饮及养老等领域[3][17] * 中长期（2026-2030年）投资主线聚焦数字经济与高端制造 新能源产业以及银发经济[3][17] * 长期来看政策落实后对股市形成关键拉动作用 例如科技行业在相关政策落实后能显著跑赢沪深300指数 超额收益可达100%以上[8]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 房地产市场长期扩张导致高房价，掏空三代人财富，形成大规模房奴群体，限制消费能力 [1] - 贫富差距扩大导致高收入群体高消费，普通民众低消费，由大多数普通消费者驱动的经济面临消费力不足 [1] - 楼市和股市持续下跌造成居民资产缩水，引发对经济未来的担忧 [1] 经济复苏的政策关键 - 经济复苏关键在于促进内需和拉动消费 [3] - 当务之急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以激发信心 [3] - 需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深化国企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扩大市场准入以推动创新 [5] 结构性改革方向 - 加强金融监管，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防范金融风险 [5] - 推动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优化调整经济结构 [5] - 政府需制定符合人民期待的政策，坚定推动改革和发展以把握新机遇 [6]

核心观点 -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的主要矛盾，需要新的增量政策和深层次改革来提振经济，重点在于稳定房地产市场、防止“反内卷”政策泛化以及推动收入分配、财税体制和投资体制三大改革 [3][5][7][8] “反内卷”政策解读 - “反内卷”政策有明确的行业和行为指向，主要针对光伏、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不合理价格战，而非所有行业或所有价格竞争 [10] - 应防止“反内卷”政策被曲解为“反平台经济”或针对民营企业，避免其泛化并冲击正常市场竞争 [3][10][12] - “反内卷”的关键在于依法依规，严格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反垄断法》等法律规范行为，避免重走行政化控制的老路 [11] - 行政干预产能与价格的效果往往不佳，可能损害中小企业利益并阻碍技术进步，特别是在技术进步频发的新兴行业 [12][13] - 需求不足是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内卷”是次要的结构性问题，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应是提振需求，而非过度聚焦于“反内卷” [15] 房地产市场与增量政策 - 房地产应成为增量政策的突破口，因其对投资和消费的带动效应更强、更直接，对改善地方政府财政和修复居民企业资产负债表作用更有效 [5][28] - 房地产调控思路需从“抑制房价上涨”转向“支持房价上涨”，扭转市场形成的“房价只能跌或稳、不能涨”的单边预期 [5][23][24] - 中国商品房年销售面积的常态应在10亿平方米以上，当前8亿至9亿平方米的水平受短期因素抑制，包括收入增长放缓和房价预期走弱 [24] - 稳定楼市需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大30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政策调整力度，并推动降准降息 [5][28] - 房地产市场新发展模式需减少行政干预，厘清政府与市场角色，并与“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相符，例如调整各城市分割的属地监管模式 [25] 改革方向与“十五五”展望 - 亟需推动三大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如调整个税税率、增加专项抵扣、降低社保缴费费率）、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关系）、投资体制改革（推动民营企业“敢投资、有回报”） [1][7][43] - 通过宏观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发力，“十五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有望达到5%以上 [8][32] - 改革未必伴随“阵痛”，宏观政策可为改革提供适宜环境，例如货币政策应更注重总量功能，引导实际利率下行，甚至考虑中国版“量化宽松” [8][45] - 投资体制改革需推动国有资本向“三个集中”领域集中，将更多领域留给民营企业，当前是主动改革的窗口期 [41][42] - 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是调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分配关系，例如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档45%的税率，以及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填补社保历史缺口以降低缴费率 [35][36][37] 城镇化与内需提振 - 城镇化持续推进将为中国经济注入巨大动力，城镇化率完全可能突破70%，城市建设能带动占制造业比重约80%的传统产业发展 [29][30] - 提振消费最直接的办法是进一步放松消费限制，释放居民近70万亿元存款的10%即可形成7万亿元的需求规模 [21] - 推动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可抓住两个点：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以带动大量投资和消费，以及稳定房地产市场 [22] - 推动城镇化需保障农民在农村的权益，并推动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脱钩、与常住人口挂钩，特别是在吸引力强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30]

2025年超级假期旅游数据 - 全国国内出游8.88亿人次 较2024年国庆7天假期增加1.23亿人次 [2] - 国内出游总花费8090.06亿元 较2024年国庆7天假期增加1081.89亿元 [2] 消费市场现状与政策导向 - 刺激国内消费需依赖平日消费回暖而不仅限于黄金周 市场韧性需规范价格体系和良好秩序 [2] - 国家发改委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 要求经营者依法行使自主定价权以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2] - 将采取行业平均成本调查、提醒告诫、执法稽查三步走办法 治理低于成本报价等无序竞争现象 [2] 价格体系稳定的宏观意义 - 稳定且温和上涨的价格体系利于厂商赚取合理利润并敢于投资 也利于消费者敢于消费 [3] - 反内卷有益于稳定价格体系和增强消费信心 但需在需求不足环境下有效刺激市场需求 [3] 需求扩张的短期与长期策略 - 需求管理需短期刺激与长期制度结合 政策上需财政扩张与货币政策协同 [4] - 短期最有效方法是提升财政刺激力度并配合货币政策 以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4] - 中长期需结构性前瞻性政策培育新增长动力 如消费升级与补民生短板双轮驱动 [4] 内需扩张的具体路径 - 激发品质生活消费 基于全球最大中等收入群体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4] - 以新质生产力引领战略性投资 聚焦数字经济 AI革命 绿色低碳转型 现代基础设施升级 [4] - 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以夯实消费根基 [5]

文章核心观点 -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消费不足、投资动力疲软等挑战，其深层根源在于过去40年依赖出口导向和供给侧驱动的发展模式，导致居民收入增长滞后、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结构性欠账 [4][11][13] - 在全球格局重塑、产业转型及人工智能技术冲击的背景下，通过收入分配改革与福利制度建设来增强家庭部门的财务稳定性和风险抵御能力，是激发真实消费与投资意愿、构建以内需为主发展模式的根本路径 [3][5][6][16] - 建设福利国家（重点在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与推动产业升级换代相辅相成，是应对逆全球化趋势、在地缘政治紧张中提升中国经济韧性和国际博弈力的关键支撑 [6][17][23][25] 三大历史长周期同频共振分析框架 - 三大历史长周期指全球化的钟摆运动、霸权更迭与科技革命，其周期长达一个世纪或更久，当前正处于三大周期转折点叠加的历史阶段，相互影响形成同频共振效应 [7][14] -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正源于在上一个长周期交汇点（20世纪80年代初）作出的战略抉择：契合全球化转向市场力量的趋势、利用当时的地缘政治格局改善与发达国家关系、以及拥抱信息通信技术革命 [8][9] - 此发展路径的代价是形成了对出口导向外循环模式的依赖，为保持竞争力而长期压低工资与福利，导致社会保障体系出现结构性欠账，并在外部环境剧变（如贸易战、疫情）时集中爆发，抑制了内需动能 [11][13][15]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内需挑战 -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推动向内循环转型但侧重于“供给侧的内需”，投资集中于高铁、基建、新兴产业和房地产，而非“消费驱动的内需”，这通过将家庭财富深度绑定房地产进一步限制了居民消费能力 [13] - 尽管2008-2010年经济表现亮眼（GDP总量在2010年超越日本，2014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美国），但四万亿刺激的短期效应退潮后，经济增速进入调整通道，产能扩张面临结构性压力 [14] -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新冠疫情期间，西方从国家安全视角重估供应链，“去风险”与“脱钩”成为政策方向，外部环境剧变使消费疲软问题全面显现，社会保障缺口放大了企业和家庭的风险预期 [15][16] 福利国家建设的紧迫性与重点领域 -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正突破传统人机关系，可能取代大批劳动者，动摇“按劳分配”的制度基础，因此建设福利国家（如探索普遍最低收入）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基础 [16][17] - 房地产行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人口结构变化（出生率走低）和投资者信心转变使得继续将有限财政资源投入房地产面临两难，房价阶段性回调为收购库存商品房转化为保障房提供了改革窗口 [18][19][20] - 在财政资源有限背景下，政策取舍至关重要，应审慎决定资源投向，避免重蹈日本高负债发展模式或美国将财富投入战争的覆辙，而是效仿欧洲将积累投向福利国家建设 [20] 区域协调发展与对外开放新路径 - 缩小东北、中西部地区与珠三角、长三角的发展差距具有双重意义：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缓冲支撑，以及通过产业扩散（而非仅依赖二次、三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避免陷入竞争性强的“分配政治” [21][22] - 中国可通过设立新型特区，给予税收、土地、融资等优惠，鼓励发达地区企业向中西部和东北投资，这是在“一次分配”阶段解决共同富裕问题，比再分配更具持续性与激励效应 [22] - 坚持对外开放与以内循环为主并不矛盾，2024年中国货物外贸顺差接近1万亿美元虽体现制造业竞争力，但中长期需关注外部环境演变，强劲的内需市场才能有效对冲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风险，提升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 [23][24][25]

宏观经济会计恒等式与投资消费失衡 - 资本收入集中于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低，是投资主要来源；非资本收入人群消费倾向高，是消费需求主力，两者比例失衡导致资本产出比（K/GDP）持续上升和资本回报率（r）下降[3] - 基于会计恒等式GDP=资本收入+非资本收入，资本收入占比=资本回报率×（资本存量/GDP），在平衡状态下资本回报率与资本产出比呈反比[8] - 2009年起中国资本存量与GDP比值持续上升，表明资本存量增速持续超过GDP增速，投资效率不断下降[9] - 2010-2020年中国资本收入占比变化不大（约24.2%），但资本回报率明显回落，2024年A股非金融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仅6.1%，接近投资回报下边界6%（假设实际GDP增速4%+通胀2%）[11][12][13] 投资效率下降的直接原因与结构性错配 - 投资效率下降主因是消费需求增长未能同步跟上供给扩张，导致产能闲置，实际产出长期低于潜在产出水平[16] -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安装工程占比高达70%，而设备工器具购置仅约15%，但居民消费中服务消费占比长期偏低，供给与需求结构错配加剧资本闲置[18][20] - 一次分配中资本收入占比（1992-2020年中国24.2%）高于美国同期水平（23.4%），挤压居民消费能力；二次分配中政府支出偏重投资而非民生，进一步加剧供需失衡[25][30] 收入分配失衡与债务扩张风险 - 次贷危机后中国后50%人群收入份额维持在14.3%附近，与大萧条前美国（14.0%）相当，收入分配失衡突出[34][35] - 居民债务与净出口轮番扩张以平衡供需，但2021年以来"居民+政府"杠杆率持续提升且净出口贡献转正后中国仍陷入通缩，表明债务扩张难度加大[43][45] - 债务扩张接近居民偿付能力边界，可持续性低，中美两国后50%人群收入份额走势表明进一步债务扩张空间有限[31][39] 政策建议与美国历史经验 - 短期可通过淘汰低效产能提升资本回报率（如2016-2017年供给侧改革），但长期必须改善收入分配（加强劳工权益、增加福利支出）以实现可持续增长[48] - 美国经验显示二次分配改革（如1933年罗斯福新政）领先一次分配改变，后50%人群收入份额持续上升30年后资本收入占比才明显下降[50][52] - 美国资本收入占比下降后实际GDP增速中枢回落，失业率和CPI上升，股票指数进入长期震荡，利率明显抬升[56][58][61][67]

纪要涉及的行业或者公司 未提及 纪要提到的核心观点和论据 1. **美国对等关税政策逻辑与目的** - **逻辑不成立**：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逻辑是美国对别国贸易逆差除以美国从该国进口金额的比例作为加征税率，但从经济学角度不成立，美国贸易逆差主因是国内需求超供给[2][4][7]。 - **目的是开全球化倒车**：美国长期贸易逆差根源在美元，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可让美国收铸币税，但带来产业空心化和社会分配差距拉大问题。美国上策难以实现，只能开全球化倒车，通过对等关税压缩贸易逆差，回到全球化前繁荣局面[7][11][12][18][21]。 2. **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 - **美元体系演变**：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后因美国财政纪律松弛难以维持，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进入牙买加体系，美元发行无实物限制，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可借此收铸币税[8][9][10]。 - **贸易逆差体现**：过去四十年美国用无成本创造的美元从全球买回大量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是全球化红利体现[11]。 3. **美国对等关税政策的影响** - **经济与投资**：政策出台后美国国内经济景气下降，Syntex投资信心指数断崖式滑坡，企业投资意愿大幅下滑，不利于制造业重回美国[25]。 - **金融市场**：反常表现，过去三年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正相关，今年四月以来背离；全球经济预期下调时资金流出美国，美国国债变相违约，美债收益率上升，美元汇率下降[26][27][28]。 4. **中国经济现状与对策** - **经济现状**：中国与美国镜像失衡，内需不足，消费占比低因居民收入占比低，经济景气下滑，出口面临压力，关税摩擦压力未完全体现[33][41]。 - **对策选择**：上策是全民国企职务计划，推动国有资产回报向居民流动提升消费；中策是政策刺激投资；下策是去产能，但会导致经济萧条[33][34]。 - **关键领域**：房地产投资下滑是经济下行主要来源，稳定地产投资对国内经济稳定关键；投资应注重广义社会效应[43][39]。 - **政策框架**：宏观政策框架未变，需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落实稳增长政策[40]。 5. **市场走势分析** - **股票市场**：股票指数和收益率处于底部震荡态势，上涨需国内政策调整提振内需[49][50]。 - **债券市场**：利率处于底部位置，反常低利率难以长期维持[54]。 - **人民币汇率**：美元走弱，四月后人民币兑美元也贬值，央行有稳定汇率态度，人民币保持稳定相对不困难[55][56]。 其他重要但是可能被忽略的内容 1. **美国对等关税税率计算**：2024年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2954亿美元，从中国进口金额4389亿美元，按公式计算加征税率67%，特朗普政府打五折后为34%，还对越南、莱索托等国加征关税[2][3]。 2. **中国出口情况**：前三个月出口形势不错，但未来压力大，出口商和进口商抢出口抢进口，预计今年下半年出口状况有明显变动[42]。 3. **全球各国应对态度**：除中国外其他国家面对美国重压试图谈判获宽恕，但很难办到，未来美国会对各国竖起更高贸易保护壁垒[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