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十五五”时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阶段，税制改革需服务于国家战略全局，以应对财政收入增长放缓、支出刚性增强、人口老龄化、数字经济冲击等多重结构性压力，改革方向是优化税制结构，将课税重心向所得、消费与财富积累环节延伸，构建与现代经济体系和国家治理相匹配的税收制度 [2][3][12] 当前税制运行面临的结构性压力 - **财政收入增长显著放缓**：2020-2024年，全国税收收入名义年均增长率仅为2.2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率为3.03%，远低于2010-2019年10.46%和10.95%的年均增长率 [4] - **宏观税负水平下降**：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从2018年的16.71%逐年降至2024年的12.97%，低于新兴市场约16%和发达经济体约25%的平均水平 [4] - **广义财政收入占比较低**：按IMF可比口径，2023年中国广义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约为26%，低于新兴市场约30%和发达经济体约40%的平均水平 [5] - **财政收支缺口扩大**：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3.64%，而税收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增长-3.40%和1.34%，支出增速持续高于收入 [5] - **政府债务率攀升**：2024年全国政府负债率（含隐性债务）已达68.7%，财政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6] - **地方财政自主性削弱**：地方财政收入对支出的覆盖率已跌破50%，对中央转移支付依赖加深 [6] 导致财政压力的多重因素 - **人口老龄化**：减少劳动力供给，削弱个人所得税税基，同时推高养老、医疗等刚性支出，形成“减收增支”双向挤压 [7] - **数字经济挑战**：组织方式、交易形态变革使现行税制适配性不足，流转环节扁平化压缩中间环节税基，跨区域平台交易加剧税收与税源错配 [7] - **新业态征管难题**：虚拟产品、在线服务等商业模式突破传统征管边界，课税对象难以识别，纳税行为易于隐匿 [8] - **地方税系不完善**：“营改增”后地方主体税种缺失，现有地方税种收入规模有限，难以满足地方财力需求 [8] 税制改革需处理的关键关系 - **经济效率、征税效率与分配公平的权衡**：税制设计需在三重目标间进行复杂权衡，难以同步兼顾 [9] - **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功能的统一**：税收是连接政府与社会的纽带，应发挥促进互信、提升纳税人权利意识的作用 [9] - **地方自主与国家统筹的协调**：扩大地方税源应避免削弱中央宏观调控能力或引发区域间过度税收竞争 [9] - **税收目标与增长目标的权衡**：税收必须在短期稳增长与长期保财力之间审慎权衡 [10] “十五五”时期各税种改革建议 企业所得税 - **改革重点在于清理优惠政策碎片化**：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25%处于国际中等水平，进一步提高名义税率空间有限且可能削弱国际竞争力 [13] - **优惠政策存在三大问题**：政策法律层级偏低（126项优惠中60份为规范性文件）、政策目标多元内容交叉重叠、优惠形式繁多但精准性不足 [14][15] - **构建全周期管理机制**：应建立“正面清单-动态评估-强制退出”机制，分行业、分区域系统推进优惠政策的清理、整合与优化 [16] 个人所得税 - **功能定位应为“筹集财政收入为主、精准调节为辅”**：个人所得税对调节中国收入差距的作用有限，对基尼系数的降低幅度不足1% [17] - **存在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税负结构失衡**：劳动所得适用3%-45%累进税率，而股息、红利等资本所得普遍适用20%比例税率，且股票转让所得免税，导致高净值人群实际税负可能低于高技能劳动者 [18] - **再分配效应薄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平均税率过低**：中国个税累进性是发达国家两倍有余，但平均税率不及发达国家十分之一，税基狭窄制约了功能发挥，目前超过七成取得综合所得者无需缴税 [18][19] - **具体改革建议**：加强对大额资本所得的调节，取消股息红利税收优惠的持股时间限制，对超过200万元部分取消优惠，并将资本所得改为累进税率（如500万以下20%，超过部分30%）；将综合所得最高边际税率45%的适用门槛从96万元提高至200万元；将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范围；保持基本减除费用和专项附加扣除政策长期不变以拓宽税基 [20] 增值税 - **核心挑战是如何在税率下降、税基萎缩背景下维系其财政收入支柱功能**：服务业占比超50%，其依赖的人力资本、数据资产等“无票成本”难以纳入抵扣链条，系统性侵蚀税基 [22] - **现行制度安排压缩财政收入空间**：小规模纳税人适用1%简易征收率且500万元划分标准偏高，导致大量纳税人游离于规范抵扣链条之外；广泛的免税、差额征税等政策造成抵扣链条断裂 [22][23] - **增值税仍为第一大税种**：占税收总收入比重长期维持在30%以上，其财政筹集功能远大于调节功能，当前实际税负仍有提升空间 [23] - **深化改革三项建议**：审慎评估并适度提高标准税率；最大限度减少简易计税和差额征税项目，恢复税收中性；逐步清理1%简易征收等临时性优惠，引导小规模纳税人转为一般纳税人 [24] 消费税 - **改革方向是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但需注意其双重属性**：例如将卷烟消费税下划地方可能诱发地方政府放松监管，背离调节负外部性的初衷 [25][26] - **改革本意在于将消费性税基确立为地方税基**，可考虑两种方向：针对消费性税基征税，或按消费地原则分享税收 [26] - **构建“中央选择性+地方一般性”双轨消费税体系可行性较高**：“中央轨”保留烟、酒、成品油、小汽车四大税目；“地方轨”从现行增值税中剥离出面向居民的生活性服务业设立新税目，税收归地方 [27] - **生活性服务业体量庞大**：约占服务业三分之二，对应GDP比重约35%-40%，具备成为地方稳定税源的基础，能激励地方政府优化公共服务 [28] - **按消费地原则分享税收有助于缓解区域财力失衡**：消费活动分布相对均衡，与常住人口及公共服务需求高度匹配，可矫正以生产地原则为主的分享机制造成的财力不平衡 [29][30] 政府间税收收益权划分 - **“完善地方税”的本质是构建与地方公共服务责任相匹配的内生财力机制**，而非简单扩大地方收入规模 [31] - **税收分享原则需从“单一生产地”向“生产地与消费地相结合”转型**：提高按消费地原则分享税收的比重，能激励地方政府优化消费环境，并从源头缓解区域间财力失衡 [31][32] - **地方税权拓展需依托本地化新税基**：调整共享税分成或整合附加税费作用有限，真正有效的路径是依托如“一般性消费税”这类根植于本地消费活动的新税种设计 [32] 各税种改革战略总结 - **企业所得税**：重在清理碎片化税收优惠政策 [33] - **个人所得税**：重在扩大税基，增强筹集财政收入能力 [33] - **增值税**：重在巩固财政收入属性、提升税收中性与制度效率 [33] - **消费税**：重在构建双轨制、设置“一般性消费税”税目并下划地方 [33] - **政府间税收收益权划分**：重在推动从“单一生产地”向“生产地与消费地相结合”的分享机制转型 [33]

宏观政策导向 - 财政政策强调为未来风险留有余地，确保可持续性，并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2][10] - 货币政策将加强前瞻性、科学性调节，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2][10] - 融资条件表述从“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下降”变为“促进低位运行”，显示政策侧重点变化[2][10] 内需与消费结构 - 消费结构正从以商品为主转向商品与服务并重，2025年1-11月服务消费零售额同比增长5.4%[12] - 投资方向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结合，聚焦消费类基建（如停车场、充电桩）和民生领域（养老、托育）[2][14] - 提出靠前实施具备条件的“十五五”重大项目，发挥工程牵引作用[2][14] 市场改革与“反内卷” - “反内卷”需在市场、政府、企业三端施策，包括加快出台地方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3][17] -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将制定相关条例并规范地方政府经济行为[3][17] - “双碳”领域将从碳排放双控、新型能源体系等五方面持续发力[3][20] 部委专业领域部署 - 财政部将用好各类政府债券资金并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以支持“两重”建设[4][21] - 金融监管部门将发挥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作用，并进一步利用“保交房”白名单制度[4][24] - 产业部门协同培育新质生产力，工信部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制造”[4][29] 地方发展共识与区域策略 - 各地形成打破“内卷”、推进“投资于人”、树立正确政绩观三大共识[5][31] - 东部地区（如广东、江苏）侧重外向型竞争与未来技术布局，广东强调“五外联动”[5][37] - 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侧重绿色、转型与安全，内蒙古提出引进先进绿色高载能产业[5][40]

文章核心观点 - 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已成为新一轮财税改革的核心重点，旨在优化政府间收入划分、缓解地方政府收支矛盾并增强其财政自主性 [1][3] 地方自主财力的定义与核心 - 地方自主财力是地方政府可自主调配的财政资金总和，核心要义在于“自主”，区别于有指定用途的转移支付收入 [2] - 具体包括增值税地方分成部分、房产税等地方税种以及归属于地方的非税收入如土地出让收入 [1] 改革背景与动因 - 改革动因在于地方政府收入难以满足支出需要，近年地方财政困难，收支矛盾突出 [3] - 前10个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约10.5万亿元同比增长2.1%，但支出约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2%，存在巨大收支缺口 [3] - 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约3.1万亿元同比下降3.3%，支出约7.2万亿元同比增长7.3% [3] 已落地的关键举措 - 核心举措是推动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将增量收入划归地方以拓展地方收入来源 [4] - 2024年全国国内消费税总额超过1.6万亿元，卷烟、成品油、酒、汽车四个税目收入占比超95%，是改革重点 [5] - 部分省份如下沉财力至市县，如广东省调整省与市县增量共享收入分享比例以加大财力下沉力度 [5] 未来改革方向与重点 -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合并“一税两费”为地方附加税 [6] - 目前增值税央地五五分成，所得税央地六四分成，未来考虑提高地方分成比例或实行差异化分享机制 [6][7] - 合并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年规模约1万亿元）为地方附加税，并授权地方灵活确定税率以增强调节能力 [7] - 除税收改革外，地方也通过统筹国有“三资”（资源、资产、资金）改革来增加非税收入 [8]

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核心观点 -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核心在于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1] - 当前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等短期问题及创新不足等长期挑战，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来应对[2] - 宏观经济治理的关键是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发挥战略引领、科学调控等作用[3][4]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 - 有效市场通过价格信号、竞争机制和供求平衡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3] - 有为政府在战略引领、科学调控、制度供给、风险防控和公平保障方面积极主动作为[3] - 需精准界定政府和市场职责边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和商事制度改革，强化事中事后监管[5] - 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升调控精准性，完善法治保障，破除市场竞争障碍[5][6] 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完善 - 宏观调控制度体系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7] - 完善调控体系需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合，促进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协同发力[8] - 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健全区域协调发展宏观调控机制[8] - 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协同，完善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制度安排[8] - 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宏观调控评价范畴，引导资源向绿色低碳领域倾斜，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碳市场[8] 重点领域改革推进 -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优化税收制度体系，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9][10] - 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推动金融资源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倾斜，健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机制，强化开放条件下金融安全[11][12] 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增强 - 增强宏观政策一致性是应对国际不确定性及国内短期压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之举[13][14] - 需强化顶层设计，形成高层次政策协调机制，重大政策出台前开展一致性评估，做好中央和地方政策衔接[15] - 优化政策传导机制，整合政策执行数据，加强解读与预期引导，坚持动态调整和完善监督考核[15]

数字经济财税治理体系构建 - 需构建科学、公平、高效的数字财税治理体系，以数字化驱动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制度创新激发新质生产力[1] - 需兼顾效率与公平，通过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联动调节，优化收入分配机制，为数字经济快速稳健发展提供保障[1] - 探索财税体制和税收征管改革的创新路径对推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1] 国际税收协调与改革路径 - 提议在既有跨境服务征税路径基础上，构建更简化、更具包容性的多边解决方案，以数据和用户等价值创造因素优化征税权分配[2] - OECD的“双支柱”方案印证国际税收是一种协调关系，当多边协调困难时，可从《联合国税收协定范本》“12B方案”寻求双边、可操作的解决方案作为突破口[2] - 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税务实践的重点任务包括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优化税制政策、实施税费征管强基工程及加强国际税收管理[2] 数字基础设施与产业发展机遇 - 低空经济发展依赖“空中红绿灯”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拉动大规模投资并带动数字经济整体能力提升，成为财税治理新契机[2] - AI算力规模是未来核心战略资源，需优化财税激励政策以促进AI自主创新，并提升技术底座避免算力低效浪费[3] - 需加强AI对财税制度长远影响的前瞻性研究，分类管理并强化政务数据AI应用，同时加强伦理与透明度评估及培养复合型人才[3]

商会成立与定位 - 广州市出海企业商会于9月10日成立 旨在聚集资源构建出海产业链协同平台 推动产品 服务及品牌出海[1] - 商会已汇聚超100家企业 包括制造业龙头 专业服务商 中资海外产业园及跨境电商企业[1] - 商会覆盖全球资源网 为广州及大湾区企业提供一站式外贸综合服务[1] 政府支持与资源整合 - 广州市工商联联动多部门整合资源 推动广州市贸促会RCEP服务站落地商会秘书处[2] - 打造"出海摆渡人"服务品牌 开展8场活动吸引超600人次参与[2] - 巨大国际产业园于2025年7月获批华南首家亚马逊跨境电商产业园区SPN服务商资质[2] 创新服务项目 - 与中外文国际传播发展公司签订战略协议 助力民企品牌国际推广[2] - 设立RCEP服务站 提供政策解读 贸易促进及法律支持等一站式服务[2] - 发布"贸汇通"一站式外贸数智平台及法律风险防范服务手册[3] 行业专项发展 - 成立家居行业专委会 打造行业出海样板并开拓海外市场[3] - 依托亚马逊资质为华南跨境电商注入三大动能：加速企业集聚 推动服务生态成型 培育本土龙头企业[2]

财政收支概况 - 2025年广义财政收入11.2万亿元，同比下降1.3%，广义财政支出14.5万亿元，同比增长6.6%，收支差额3.3万亿元，同比增长46.5% [2] - 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7万亿元，同比下降0.3%，其中税收收入7.9万亿元（同比下降1.6%），非税收入1.7万亿元（同比增长6.2%） [3][4] - 前5个月政府性基金收入15483亿元，同比下降6.9%，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1281亿元，同比下降11.9% [7] 收入端分析 - 税收收入下滑主因：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2.5%，进口相关税种下滑，物价低迷拖累现价计算收入 [3] - 个税收入同比增长8.2%，增值税增长2.4%，印花税因股市活跃保持较快增长 [3] - 非税收入5月首次转负，反映地方资金环境好转 [4][6] 支出端表现 - 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万亿元，同比增长4.2%，完成度37.4%（接近五年均值） [1][8] - 重点支出领域：社保和就业支出2万亿元（+9.2%），教育支出1.7万亿元（+6.7%），卫生健康支出8896亿元（+3.9%） [9] -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03万亿元，占全年安排10.34万亿元的87.3% [9] 财政政策动向 - 政府债券发行提速：前5个月国债发行6.29万亿元（+38.5%），新增地方债1.98万亿元（+36.6%） [8] - 增量政策储备方向：育儿补贴制度、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两重"建设项目清单6月底前下达 [13] - 超长期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券将优先用于"两重""两新"领域 [12][13] 行业影响 - 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导致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11.9%，短期内政府性基金收入难改善 [7][8] - 基建类支出收缩，民生领域支出占比提升反映财政资金"投资于人"的导向 [8][9] - 工业生产和服务业增长支撑增值税收入，股市活跃度带动印花税增长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