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设施与教育模式创新 - 武汉市铁路桥地下净化水厂采用“地上打球，地下治污”模式并成为第五批全国环保设施开放单位 [2] - 武汉华侨城小学将东湖作为校外生态课堂并建立“东湖生态文明教育馆”运用多媒体技术 [3] - 新洲区涨渡湖小学在涨渡湖湿地开展“原生态”生态课 武汉汉阳区、蔡甸区、经开区学校进行长江流域水质监测并形成年度校园报告 [3] 生态研学与实践成果 - 大兴路小学连续5年开展汉江水质及生态研学考察 行程达1万多公里 记录水质监测数据552个 完成考察手记200余篇 撰写研究论文及调查报告5篇 [3] - 武汉市策划“关爱留守儿童，留住生态乡愁”活动 组织专家教师志愿者前往乡村学校开展生态研学自然笔记等活动 [4] - 青少年生态环境实践活动连续开展20届 涌现1万余名少年环保使者 59所学校获“国际生态学校绿旗” 创建省级绿色学校130所 市级绿色学校442所 [4] 生态教育设施建设 - 全国小学首个湿地生态教育馆在江汉区华中里小学诞生 洪山区第一小学展示100多种蜻蜓标本 [3] - 首个“零碳校园”在硚口区红旗村小学扎根 这些校园生态环境教育新绿标成为青少年生态打卡地 [3] - 组织留守儿童前往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博物馆等生态环境宣教基地参观研学 拓展生态实践视野 [4]

政策核心与定位 - 中国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方案（2025—2030年）》，提出七大工程、24个项目，标志着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战略构想到系统落地的跃升 [1] - 政策旨在以工程化手段夯实保护基础，推动生物多样性高水平保护，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1] - 政策设计具有系统性、可操作性、引领性、融合性和国际化五大特征，着力解决多部门职责交叉问题并积极对接“昆蒙框架”监测指标 [2] 七大工程具体布局 - 七大工程包括就地保护与生境修复、迁地保护与种质资源保护、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可持续利用、评估体系、协同及主流化工程 [4] - 就地保护工程聚焦优化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栖息地修复，推动国家公园和生态廊道建设 [4] - 可持续利用工程覆盖城市、乡村、企业等主体，推动生物资源惠益分享和生物多样性友好型产业发展 [4] -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将重点打造生物多样性友好型社区、绿色园区和生态小微空间，并构建智能监测系统 [5] - 企业方面将通过工商业保护联盟带动头部企业参与评估、ESG信息披露和绿色供应链管理，形成保护闭环 [5] 科技赋能与数字化建设 - 行业将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推动遥感、AI识别、eDNA分析等前沿技术的广泛应用以解决当前人工监测覆盖率低、周期长的问题 [6] - 具体技术应用包括部署无人机和图像识别模型实现植物种类智能识别，利用遥感数据追踪湿地动态变化，以及通过eDNA技术进行入侵物种早期识别 [6] - 将加快建设国家生物多样性大数据平台，集成各类数据并联通自然保护地与国土空间平台，构建共享协同的数字中枢 [7] 实施保障与多元协同 - 提出5项保障机制，包括建立动态管理制度、推动协调机制实体化、开展分区试点、健全资金保障体系及加强人才和组织保障 [8] - 资金保障体系将设立国家专项资金，并鼓励绿色信贷、生态保险、公益捐赠等资金参与 [8] - 鼓励社会组织、志愿团体参与，完善政府—公众—市场互动机制，并探索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绿色信贷和ESG评级以引导资本投向 [8] 国际影响与贡献 - 《实施方案》是中国落实“昆蒙框架”的关键举措，旨在形成以顶层设计为统领、地方实践为支撑、科技平台为依托的新型治理模式 [9] - 未来将继续深化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推动在数据共享、技术协作等方面的交流，以贡献中国智慧并助力全球目标 [9]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发展现状 -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包括概念体系逐渐清晰、政策机制加速形成、超过40%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了GEP核算，并确定了12个国家试点地区探索三条价值实现路径 [1] - 国家层面已印发《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多地也制定了省级核算规范，为“十五五”时期深入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奠定了基础 [1] 现有GEP核算体系的局限性 - 当前GEP核算中的物质供给和文化服务仅针对农林牧渔等初级生态产品，未覆盖经全产业链加工而成的终端生态产品的市场价值 [2] - GEP核算对象同时包含不具有市场价格的部分（调节服务）和具有市场价格的部分（物质供给和文化服务），市场和非市场产品价值核算底层逻辑不同，削弱了核算内部的可比性及各地推动价值实现的积极性 [2] 生态产品定义与分类的演进 - 建议将生态产品定义为生态系统直接产生或经经济系统加工转化而成的对人类社会产生惠益的产品和服务，并分为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生态调节产品）和经济交易类生态产品（生态经济产品）两个类型 [3] - 生态经济产品强调初级生态产品经过多要素耦合、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的价值增量过程，将生态产业化作为价值实现的关键，而生态调节产品可通过权益认证转化为生态经济产品进行市场交易 [3] 引入GEP-E与GEP-R新核算概念 - 提出生态经济产品总值（GEP-E）概念，核算具有市场价格的生态经济产品构成的生态产业价值，其关键在于将经济系统内深加工增值过程纳入考虑，反映生态产业化的产业链增值效果 [4] - GEP-E是GDP的组成部分，其核算内嵌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可避免建立全新核算体系从而节约核算制度成本 [4] - 提出生态调节产品总值（GEP-R）概念，专门核算不具有市场价格的生态调节产品的货币价值，作为衡量公共性生态保护效果的基础指标和政府生态保护成效的直接反映 [5] 生态产业核算制度的构建 - 构建生态产业核算制度首先需要编制生态经济产品清单，其产品需满足生态主体性原则和全链条生态化原则 [6][7] - 需形成生态产业清单，通过将生态经济产品清单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接来筛选符合概念的行业类别，并注意避免范围过大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 [7] - 引入生态产业核算制度的具体步骤包括编制技术规范、推动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衔接以及构建包括生态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及其占GDP比重等指标在内的核算指标体系 [8] 生态产业核算的应用场景 - 生态产业核算结果可用于量化工作成效，将GEP-E、增长率或占GDP比重作为核心指标反映生态产业化总体效果，GEP-R作为前置指标反映政府生态保护成效 [9] - GEP-E系列指标可用于支撑政府部门规划目标的制定、对地方政府进行绩效考核，并作为制定财政、税收、金融等产业政策的重要定量诊断依据 [9] - 鼓励将GEP-E和GEP-R作为企业ESG评价体系组成部分，并鼓励金融机构据此设计差异化绿色金融优惠政策，将生态环境禀赋转化为金融支持 [10]

行业现状与痛点 - 活性炭吸附法是挥发性有机物（VOCs）废气治理的主流技术之一，设施数量快速增加[1][2] - 行业存在用炭不规范问题，包括以次充好、填充量不足、更换不及时，严重影响污染治理成效[2] - 废活性炭通常属于危险废物，委托第三方处置推高了企业治污成本，且废活性炭产量日趋增大使处置问题凸显[2] 活性炭循环利用的效益 - 再生活性炭价格仅为新炭的80%左右，能够降低企业约三分之一的治污成本[3] - 活性炭循环利用可建立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实现活性炭来源可溯、去向可查，提升污染治理成效并避免二次污染[3] - 生产1吨活性炭需消耗约3吨优质原煤，循环使用能大幅减少煤炭消耗并削减碳排放[3] - 以无锡活性炭集中再生中心为例，每年可再生5000吨活性炭，产生营收约4000万元，为用炭企业节约2000万元成本，并削减7000吨原煤使用量[3] 政策与市场发展建议 - 政策建议结合产业集群特点，因地制宜建设活性炭集中再生中心，以放大规模效应和成本优势[4] - 建议将活性炭再生中心项目纳入生态环境保护资金支持范围，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并支持其申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以拓宽融资渠道[5] - 建议将再生活性炭纳入绿色采购目录，对使用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并探索碳交易等附加收益以增强市场竞争力[5] - 行业需加强活性炭再生技术和装备的研发攻关，搭建产学研平台，并制定完善相关技术、质量标准和准入机制以推动市场规范发展[6]

生态环境建设 - 深入开展蓝天行动 强化重污染天气联防联控[2] - 推进碧水行动 整治白莲河流域水库岸线及排口19个[2] - 实施净土行动 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村198个 治理率达63.67%[2] - 建立大别山五针松保护长效机制 建设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繁育园[2] - 严格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全县无化工企业及"两高"项目[3] 农业产业升级 - 新建生态茶园2560亩 智慧茶园1820亩 出口茶标准化示范基地1.2万亩[4] - 改造老茶园9200亩 推广宜机化茶园改造及生态增效栽培技术[4] - 红花村和杨家庄基地获生态低碳茶园认证 彭畈村基地通过欧盟认证[4] - 实施无性系茶树良种繁育 新建出口茶种植基地两万亩[5] - 构建"茶园直达全球"物流体系 2025年首批出口创汇160万美元[5] 品牌价值提升 - 英山云雾茶品牌价值达51.23亿元 较2024年增长16.44亿元 涨幅47.25%[5] - 英山茯苓 天麻 苍术 桔梗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5] - 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总计160亿元 其中茯苓品牌价值88.15亿元[5] 生态旅游发展 - 孔家坊乡神峰山庄打造生态康养 休闲度假 文化体验综合服务体系[4] - 形成"神峰模式" 入选2021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案例[4] 区域经济合作 - 实施"品牌共建＋产业集聚"战略 加速形成大别山茶叶集散中心[5] - 举办茶叶出口开门红 乡村音乐潮 品茶赏花季等品牌推广活动[5]

长江大保护与生态修复 - 宜昌市开展长江岸线整治修复总面积达118公顷 采用集约型建设和海绵建设理念 [5][17] - 湖北省建立3个长江干流跨省生态补偿机制 实现市县两级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覆盖率双100% [6][18] - 武汉市建成华中首座全地下花园式净化水厂 占地2.9万平方米 黄孝河水质从劣V类提升至地表水V类标准 [10][19] 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 - 2024年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持续100%达标 长江汉江干流水质总体为优 丹江口水库连续10年保持Ⅱ类水质 [11][12][19] - 实施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专项行动 建立洪湖流域综合治理省级推进机制 [11][19] - 联合江西湖南印发《长江中游城市群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空气质量近3年明显改善 [6][20] 绿色低碳经济发展 - 2024年湖北省GDP达60012.97亿元 同比增长5.8% 以年均3%能源消费增速支撑6%经济增长 [8][12][21] - 长飞光纤通过碳配额抵押获贷470万元 购买1000万度绿电抵扣7153吨碳排放 设备改造后年省125万元并减排1000吨 [9][21] - 湖北省碳市场累计成交额突破100亿元 建成全球最大碳配额规模注册登记结算机构 [23] 生态环境志愿服务 - 全省环境保护类志愿服务组织达2万余个 占比46% 武汉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总队拥有110多支团队2.4万名志愿者 [13] - 十堰市丹江口库区发展16.2万"小水滴"志愿者开展巡库护水活动 [13] - "小豚大爱"项目获全国十佳公众参与案例 蒋德新入选全国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 [14][16]

生态建设成果 - 湖北省累计创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32个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9个 [1] - 丹江口市、石首市和十堰市郧阳区入选国家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2] - 尧治河村通过绿色矿山改造获"国家级绿色矿山""国家生态公园"称号并跻身实践创新基地 [5] 生态补偿机制 - 鄂州市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按生态服务价值20%权重进行三区补偿 并计划逐年增加权重比例 [3] - 鄂州市财政补贴补偿价值的70% 剩余30%由接受生态服务的区向供给区支付 市级补贴将逐步退出 [3] - 生态补偿模式鼓励提供清洁空气、水源和土壤等生态产品 实现保护者受益 [2] 绿色产业发展 - 五峰县通过"茶文旅"融合和"林药蜂"立体种养模式 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达122.65亿元 人均7.58万元 [5] - 恩施州发展生态旅游和生态农业 水环境和空气质量居全省前列 获"天然氧吧州"称号 [6] - 尧治河村关停15个露天矿点和8座矿粉厂 实行矿山规范化改造和产业转型升级 [5] 绿色金融创新 - 十堰市设立6个绿色金融工作专班 13家金融机构均出台绿色金融方案并设立专营机构 [7] - 创新推出"碳林贷""漆树贷"等产品支持生态农业发展 林业碳汇融资服务纳入央行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 [8] - 推出"光伏贷""水电贷"等碳替代产品 兴业银行十堰分行光伏贷替代减少碳排量4.3万吨 [8] - 按照"一县一特色、一行一产品"要求 金融机构创新绿色信贷产品 [8]

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发展 - 湖北省环保志愿服务实现从“小众行动”到“大众参与”的历史性跨越，例如“武汉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总队”在5年内发展出110多支活跃团队和2.4万余名志愿者[4] - 全省创新构建由生态环境部门牵头、多部门协同的志愿服务机制，目前环境保护类志愿服务组织达两万余个，占志愿队伍总数的46%[4] - 在丹江口库区，16.2万“小水滴”志愿者常态化开展巡库护水、环境宣传、水质监测等活动，成为保水护水的中坚力量[4] 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 - 湖北省2024年经济总量跨越6万亿元大关，实现了用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年均6%的经济增长，达成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赢”目标[3] - 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丹江口水库水质连续10年保持在Ⅱ类及以上[3] 志愿服务品牌与公众参与 - 涌现出多个国家级优秀环保志愿案例，包括“小豚大爱”项目跻身全国“十佳公众参与案例”，丹江口库区志愿者蒋德新入选全国“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等[6] - 通过打造生态文明教育品牌凝聚社会共识，“与绿同行”平台吸引1800个团队和两万多名高校青年志愿者注册，“水科技湖北赛区”活动辐射数万名中小学生[6]

生物多样性与经济活动的依赖关系 - 全球经济活动中有58万亿美元中度至高度依赖自然，相当于全球年度GDP的一半以上[1] - 农业、食品和饮料行业直接依赖自然资源，基础设施行业依赖健康土壤和稳定气候，医药化工行业依赖生物遗传资源[2] - 科技创新和人文艺术领域从自然界汲取灵感，推动人类文明进步[2] 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要性 - 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生物多样性破坏将导致原料短缺、成本上升和韧性下降等风险[2] - 商业活动与土地利用直接或间接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2] - 全球企业与生物多样性伙伴关系（GPBB）为企业参与多边进程提供平台[2] 中国企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 - 中国成立工商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CPBB），推动形成企业参与长效机制[3] - CPBB搭建政策对话、最佳实践展示、技术支撑和国际合作四大平台，提升企业参与度[5] - 农业食品、能源采矿、化工制药、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网科技等行业头部企业已形成实践路径雏形[5] 政策与行业行动 -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首次将"企业与生物多样性"列为优先行动[4] - 目标到2030年建成企业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长效机制，形成与自然和谐的生产方式[4] - 政府需完善法规体系、制定行业标准、建立市场化投融资机制[8] 企业面临的挑战 - 部分企业难以识别业务与生物多样性的依赖关系，如制造业忽视原材料风险，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忽略生态影响[6] - 超60%企业在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上存在困难，缺乏专业监测和评估方法[6][7] - 行业缺乏统一的影响评估标准和政策激励机制[6][7] 企业行动建议 - 企业需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建立全价值链管理体系[9] - 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保护行动和成效[9] - 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培育新质生产力[9]

生态环境重大工程体系框架 - 生态环境重大工程是支撑美丽中国建设和"十五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战略性抓手，由谋划体系、过程管理体系、实施支撑体系三方面构成，涉及工程结构、科技、投融资等8个关键领域 [1] - 重大工程结构框架需建立"一级领域—二级维度—三级类型—四级项目"层级体系，一级领域包括减污降碳协同工程、环境品质提升工程等5大类，需明确各层级具体内容以指导地方实践 [2] - 工程谋划需采用"五导向"法（问题/目标/需求/定位/资金导向），编制项目策划设计书并建立上下联动机制，形成系统性项目清单 [3] 工程管理与科技创新 - 建立"一顶四梁八柱"全过程管理制度："一顶"为管理指导意见，"四梁"涵盖谋设/调管/资保/评宣4环节，"八柱"包括规划编制、投融资管理等8项具体制度 [4] - 强化工程科技属性，在策划/实施/评估各阶段嵌入创新要求，包括关键技术指标、专利标准等评价维度，推动科技自立自强 [5] - 需建立综合成效评估技术方法，采用层次分析法等确定差异化指标权重，实现定量定性结合的科学评估 [5] 组织与投融资机制 - 将工程管理组织延伸至地市县层级，组建固定工作专班，强化顶层设计、部门协同等职能，解决谋划能力薄弱问题 [6] - 创新投融资机制：优化财政专项资金支持方向，鼓励金融机构加大绿色信贷对综合性项目的支持，放开前期资金限制 [7] - 建设智慧管理平台，集成AI、物联网技术实现动态监管和风险预警，提升现代化管理能力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