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发展对资本依赖性的探讨 - 文章核心观点探讨了AI发展是否像传统行业一样高度依赖资本投入才能实现生产与增殖 并进一步引申出AI未来可能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激进观点 [1] - 文中以DeepSeek为例 指出其似乎在没有烧太多钱的情况下取得了进展 这引发了对AI发展资本依赖程度的质疑 [1] 资本主义伦理与资本目的的演变 - 回顾了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观点 即早期资本主义将利润最大化视为荣耀上帝而非个人享受 这种“只挣不花”的伦理促进了原始积累 [1] - 随着经济学发展 社会认识到消费对生产的重要性 但资本主义已脱离原有伦理 赚钱本身成为了目的而非手段 形成一种“集体癔症” [2] 对马斯克“货币消失”论及AI取代资本主义的解读 - 马斯克在访谈中提出了“货币消失”的耸动观点 认为财富积累若无人类在场则毫无意义 暗示货币、财富都是社会产物 [2] - 分析指出 马斯克未明言但隐含的意思是AI将来可能取代资本主义 社会生产将由AI决定而非资本 [3] - 马斯克强调了AI将极大提升和解放生产力 但对生产资料所有权（公有制或私有制）及分配问题避而不谈 [3] 对技术平权与中心化历史的质疑 - 文章质疑了“技术平权”的承诺 指出互联网、Web2、Web3的发展历史均未实现平权 最终都走向了中心化并被极少数人掌控 [3] - 因此对AI能否打破这一历史规律、真正实现权力和利益的公平分配提出了强烈怀疑 [3] 以科技作为政治问题解决方案的思潮及其挑战 - 彼得·蒂尔与马斯克等人认为 科技（如登陆火星、延长寿命）的物理性突破是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答案 并强调科技集权以提升社会效率的重要性 [4] - 但此方向面临可行性挑战 例如人类掌握核能已久却主要应用于军工而非高效的社会生产 这反映了政治能力对技术释放的限制 [4] - 具体到AI 若其取代大量基础岗位 将引发失业、税收来源、政府存在形式以及社会权利分配等一系列严峻的社会与政治问题 [4] 对AI智力本质的哲学性质疑 - 从康德认识论（感性、知性、理性）出发 质疑AI目前仅涉及理性范畴 且未证实能在理性上超越人类 更不具备感性与知性 [4] - 指出只有在完全异化的资本主义条件下 人才被简化为理性机器 而AI若旨在打破资本主义 则其“取代人类”的说法本身存在逻辑矛盾 [4]

全球宏观经济与市场情绪 - 全球基金经理乐观情绪达到2021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现金持有量降至历史新低3.2% [2] - 美国银行牛熊指标飙升至“超牛”水平的9.4，投资者持有的股票回调保护资产降至2018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 [2] - 净38%的受访者预期经济将走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降至两年最低点，“不着陆”成为基本预期 [2] - 地缘政治风险超过人工智能泡沫，成为尾部风险之首 [2] - 黄金多头头寸成为最拥挤的交易 [2] 地缘政治与政策风险 - 市场可能低估了特朗普政府试图控制格陵兰岛这一日益严峻的形势 [1] - 日本央行可能因日元疲软而加息，若美元兑日元突破160，可能在4月加息25个基点至1% [5] - 花旗分析师预计，若日元维持低位，日本央行可能在7月进行第二次加息，甚至年底前进行第三次加息 [5] - 日元预计在略低于150至165的区间内波动 [5] 投资策略与市场观点 - 高盛财富管理预测，未来一年和五年内，新兴市场股市将是全球最理想的理财投资地点，预期基本回报率最高为8% [4] - 新兴市场回报率超出预期的概率为20%，出现中低个位数负回报的概率为25% [4] - 东京道富资管认为“高市交易”策略仍然有效，最简单策略是做空日元、做空日本国债或收益率曲线陡峭化，并做多日经指数 [6] - 日本市场存在严重的羊群效应，银行在等待日本央行加息 [6] 中国宏观经济与市场 - 12月和1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平均分别升值0.5%、0.8%，升值概率为75%、67% [7] - 2025年12月中国PPI环比涨幅创下2024年以来最高环比涨幅，AI对PPI改善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有色和科技分项 [7] - 2026年A股市场定价的两条主线是AI和“反内卷”，其中“反内卷”尚未被充分定价 [7] - 人民币信贷呈现边际好转，实体企业融资需求回暖迹象显现 [8] - 银行当前红利属性延续，以险资为代表的长线资金持续增持 [8] 科技与AI投资主题 - AI驱动行情正从上游算力基建向下游AI应用延伸 [7] - 看好国产算力芯片及国产系统级厂商投资机遇，算力发展具备高确定性 [9] - AI应用板块成为2026年开年主线，年初以来涨幅19%，位居A股首位 [10] - AI正在逐步渗透日常生活，硬件入口形态日趋多元，涵盖汽车、机器人、眼镜、智能家居等 [10] - 模型推理能力升级带来企业级Agentic AI加速落地，下一代硬件平台有望进一步加速应用落地 [10] 市场资金与配置 - ETF市场近期资金创纪录流出，宽基ETF单周流出超过2000亿元 [11] - 小盘股受冲击较小，有色、军工、化工、计算机受冲击较小，银行、食品饮料、煤炭、非银金融受冲击较大 [11] - 市场炒作情绪降温，多维比较的配置方式更为稳健 [11] - 建议关注宽基产品中的创业板50、创业板指、双创50、中证1000等ETF，行业主题产品中新能源、有色金属、农业、医药及医疗器械等ETF [11] 社会与制度观点 - 贝莱德CEO警告全球资本主义正在失去公众信任，因为繁荣并未惠及太多人 [3] - 衡量成功的标准不应仅仅是增长或市场，而应是人们是否能够“看到它、感受到它，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未来” [3] - 人工智能可能会像全球化一样加剧不平等 [3]

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对马斯克关于AI将导致“货币消失”和重塑生产关系的观点提出深度质疑，认为其回避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财富分配、社会政治结构等关键问题，并指出历史上技术革新并未带来真正的平权，因此对其描绘的AI未来图景持怀疑态度 [4][5][6][7] 对AI与资本关系的探讨 - 提出一个根本性问题：AI的发展多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AI未来的生产是否仍需要以资本投资为前提？这挑战了传统“资本投入-生产-资本增殖”的循环模式 [3] - 引用DeepSeek的例子，指出其似乎“没烧多少钱就搞出来了”，暗示AI发展可能具有不同于传统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特点 [3] 对资本主义“信仰”的剖析 - 回顾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观点，即资本主义源于“为荣耀上帝而追求利润最大化、进行再投资”的伦理，并以巴菲特被视为“为投资而赚钱”的形象为例 [3] - 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已脱离其伦理起源，赚钱本身成为目的，作者称之为“集体癔症” [4] - 强调货币、财富、资本乃至物理学和经济学都是“社会产物”，而非客观实在，为解构其永恒性奠定基础 [4] 对马斯克AI观点的批判性质疑 - 认为马斯克访谈中“货币消失”的言论最具野心，其潜台词是“AI会取代资本主义”，即未来社会生产由AI决定而非资本 [4][5] - 指出马斯克论述的片面性：只谈AI提升生产力，却回避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公有制或私有制）这一核心问题 [5] - 尖锐提问：若生产资料私有，少数人为何要用AI解放多数人？以及“吃不尽的大蛋糕”将如何分配？这直指政治与分配难题 [5] - 质疑“技术平权”的承诺，以互联网、Web2、Web3的发展历史为例，指出它们最终都走向了中心化，被极少数人掌控，因此怀疑AI此次会有所不同 [6] 对科技解决政治问题可行性的探讨 - 引用彼得·蒂尔（与马斯克观点相近）在911后的思考：现代经济（资本主义）能否搞好现代政治？西方曾试图用经济手段（输出资本、投资）解决政治不平等问题 [6] - 指出彼得·蒂尔和马斯克找到的答案是“科技”（如登陆火星、延长寿命），认为物理或生物性的科学进步是解药，并强调科技集权以提升社会效率 [7] - 对此提出反驳：以核能为例，人类政治能力限制了其从军工转向高效社会生产，因此同样无法保证AI的能力能被社会充分释放 [7] 对AI社会影响的现实性质疑 - 提出一系列现实社会问题：AI若取代大量基础岗位，失业人群如何安置？税基萎缩后，政府能否向AI和机器人征税？若其无权利则无纳税义务 [7] - 进一步推论：若无税收，政府与国家是否还会存在？人类是否有能力脱离现有文明框架重构社会？还是说只有少数“超人类主义者”能移居火星？ [7] - 从哲学认识论（康德）角度质疑AI替代人类智力的说法，认为AI目前仅涉及理性范畴，不具备感性与知性，只有在人被高度异化为理性机器的资本主义条件下，AI替代论才显得可能，而这与AI“打破资本主义”的宣称相矛盾 [7]

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核心观点是，“斩杀线”概念揭示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运行逻辑，即社会系统存在一个财务脆弱性阈值，个人一旦跌破此阈值便会因医疗、住房、债务等问题迅速陷入不可逆的灾难性坠落，这本质上是资本优先、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制度设计结果，与美国缺乏全面有效社会保障网络的结构性缺陷密切相关 [3][4][6] “斩杀线”的概念与本质 - “斩杀线”指个人财务与生活状况脆弱到一定程度后，会被迅速击穿，小的变故即可引发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后果，导致个人在美国社会快速坠落甚至物理消失 [9] - 其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制度设计优先保障资本完整性，当个人财政被击穿时，机制会触发以最快速度剥离其剩余价值进行止损，而非挽救个人 [3][4] - 在资本评价框架中，人被视为资本，只有能为资本增值的人才能生活在“斩杀线”之上，暂时无法创造价值者则成为被淘汰清理的对象 [4] 美国“斩杀线”问题的具体表现 - **医疗灾难与破产**：40%的美国成年人背负医疗债务，总额达2200亿美元，66%的个人破产与医疗支出相关，每年约55万美国人因此破产 [10] - **贫困与无家可归**：2023年1月全美有超过65万流浪者，人数较2022年激增12%，无固定住所与无工作形成恶性循环 [10] - **毒品泛滥**：露宿街头者中约有50%存在严重药物滥用问题，鸦片类药物危机进一步缩短底层人群寿命 [12] - **社会死亡与代际困境**：跌至“斩杀线”以下者可能丧失社会功能，困境易代际传递，家庭可能通过离婚切割风险 [12] - **财务脆弱性**：37%的美国成年人拿不出400美元应急现金，许多中产与底层居民每月入不敷出 [5] 导致“斩杀线”问题的结构性原因 - **财富与收入分配高度不均**：最富有的1%家庭占有全国30.5%的财富，底部50%的家庭仅占2.5%，许多家庭几乎没有储蓄以应对意外开支 [12] - **社会保障体系薄弱**：美国社会福利支出约占GDP的16%，低于OECD平均水平，缺乏全民医疗保障，失业救济与贫困援助覆盖有限且条件严格 [13] - **种族与城乡差距**：非洲裔和拉美裔家庭平均财富约为白人家庭的10%，贫困率更高，铁锈地带等偏远地区贫困率长期高于全国平均，资源与服务不足 [14] - **住房成本高昂**：住房成为家庭最大开销，低收入家庭可能将一半以上收入用于房租，联邦住房券补贴仅能覆盖25%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 [15] - **教育鸿沟与学生债务**：学生贷款债务总额已超过1.7万亿美元，数百万年轻人背负沉重学贷进入职场，增加财务风险 [15] 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及其局限性 - **直接资金援助**：通过纾困法案加强失业救济、提供租金补贴、儿童税收减免等，但被指仅为输血，未解决根本的创造问题 [16] - **基础设施投资**：投资1.2万亿美元修路桥、搞清洁能源等，以工代赈为低学历者提供就业，但政策持续性受政治斗争影响 [17][19] - **住房援助与供应扩张**：拜登政府拨款500亿美元用于防止无家可归和紧急住房援助，包括50万个紧急住房券，并推动廉租房建设与控制租金 [19] - **系统性局限**：公共政策存在持续性不足、政治斗争掣肘、资源有限、跨部门协作难等问题，缺乏国家层面的长期规划，且常受“邻避效应”（Not In My Backyard）制约 [20] “斩杀线”现象在2025年引发关注的背景 - 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相对弱势，叠加制造业转移、信息技术革命及中国崛起的影响，国内政治斗争进一步放大了“斩杀线”问题 [7][8] - 通过“西雅图冰雨夜”等具有冲击力的个案，社交媒体使美国社会运行的阴暗面得以更广泛地展现在中国网民面前，形成文化现象 [1][8]

士绅化现象及其本质 - 士绅化是指街区因资本和人才流入而变得富裕高档的过程，但该过程在美国被视为负面词汇，因其导致原有居民因租金和生活成本上涨而流离失所[4] - 士绅化过程伴随着无形甚至是有形的暴力，对于没有积蓄的美国人及居住在最低廉区域的穷人而言，房租上涨意味着直接失去容身之处，且他们无法获得补偿[6] - 在美国城市士绅化过程中，常发生人为纵火，地主通过放火来清除原有租客和建筑，以便重建豪华公寓并可能获取保险赔偿，此现象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纽约、旧金山、波士顿等城市普遍存在[8][9] 士绅化的社会影响与案例 - 在士绅化纵火事件中，尽管造成人员伤亡，但房东很少被起诉，因为难以获得其花钱雇人纵火的直接证据[15] - 新迁入的职业人士对被迫迁离的原住民缺乏同情，有报道引用一名股票交易员在目睹致12人死亡的纵火案后的冷漠言论为例证[15] - 士绅化被比作历史上资本原始积累的现代版本，如同英国“羊吃人”圈地运动，如今是通过住房驱赶贫民，其核心是资本将人异化为“劳动力”、“消费者”等经济要素的过程[18][19] 科技产业发展与士绅化的关联 - 美国AI产业及数据中心建设的发展，并未普惠所有美国人，反而导致其所在地的工业电价和家庭电价飙升[20] - 根据彭博社报道，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正在导致电价飙升，过去5年来，数据中心最多的5个州的平均工业电价涨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2][24] - 文章将AI产业发展视为新一轮“物吃人”运动的开始，其带来的电价上涨等问题是对普通民众的考验，而非普遍繁荣的信号[24]

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探讨了“主体性”概念在当代社交媒体和流行文化中的演变与异化，指出其从一种具有积极政治意涵的反殖民话语，转变为一种被消费主义和原子化个人主义所收编的“伪主体性”，最终沦为资本弹性积累的同谋 [4][8][22] - 文章通过梳理哲学思想史，揭示了“主体”概念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建构过程，以及资本主义如何将人塑造为适合其增殖的“主体形态”，并批判了将主体纯粹视为社会关系建构物的理论困境 [11][12][15] - 文章提出了超越当前“伪主体性”和虚无主义的可能路径，包括回归马克思强调的通过实践改造社会关系、忠诚于巴迪欧所称的“事件”，以及从对“本真自我”的追寻转向对集体性纲领的忠诚和艰苦的组织工作 [16][20][21][28] “主体性”概念的流行与异化 - 在社交媒体日常语境中，“主体性”一词颇为流行，常与“不再关心别人看法”、“拒绝讨好”、“能忍耐的人都是主体性缺失”等标准化想象关联 [4][7] - 此类流行话语是一种笛卡尔式的自我确立，其流行源于对主流意识形态征召的不适感或个体成长中的创伤，自媒体通过使用“内耗”、“边界感”、“配得感”等特定术语逢迎网络原子人，帮助用户形成“觉醒”圈层 [8] - 这种流行的话语将“主体性”抽象享乐游戏物化为具体的消费行为，例如“用苹果手机去山姆超市”，把优越感改造为切实可行的消费行为 [8] - 宣称要“夺回主体性”的逢迎、鸡汤和鸡血，在社交媒体将“觉醒”变成流量密码、把自我拆解为可购买标签的背景下，早已沦为资本弹性积累的同谋 [22] “主体”概念的哲学溯源与资本主义建构 - 启蒙运动后，大写的“人”成为主体，这种观点暗示了主体通过意志和理性将外部世界对象化、工具化，以实现对环境的控制和利用 [11] -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是主体论，其默认个人是先于社会存在的原子化主体，然后形成社会，但这实际上是倒因为果，人从来都是被特定社会关系塑造的 [12] - 资本主义是在旧制度母体中孵化出来的，关键是将人改造成适合资本增殖的“主体形态” [12] - 马克思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底层逻辑中，人并非真正自主的主人，而是被压扁、塞进经济关系格子里的、资本自我增殖过程的人格化 [13] - 后续左翼思想将批判推演至极端，如拉康学说认为人除了被社会关系塑造，也被语言、他者欲望所塑造，主体始终处于内在分裂状态 [13] 理论困境与超越路径的探索 - 如果主体纯粹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建构物，那么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的主体性基础便无从谈起，这驱动理论家寻找主观能动性的源泉 [15][16] - 古典路径是马克思强调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键在于通过实践对关系进行改造，生产力发展会撑破现存生产关系 [16] - 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捕捉系统内部的“逃逸线”，认为主体性是非人的、分布式的、在装配中生成的，但这种思想也被另类右翼和加速主义所利用 [19] - 巴迪欧提出主体不是被建构的，而是被对现存秩序构成断裂的“事件”撕裂出来的，主体的诞生在于对事件的忠诚 [19][20] - 忠诚于事件意味着持续探索、命名、组织由事件打开的新可能，例如在爱情、艺术或政治领域的持续介入和实践，而非一次性消费或获得制度化身份 [20] - 无产阶级正是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主体性是在组织、构建新社会关系的具体进程中被锻造出来的 [21] - 实践、阶级斗争、历史运动这些选项，因其与物质生产直接缠绕，最难被收编为新的文化商品 [24] 对当代实践的反思与建议 - 后革命时代，“觉醒”式、表演性的激进革命话语已耗尽历史能量，其根基并不比它所要批判的“伪主体性”更稳固 [26] - 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可靠的再生产机制，不仅是理论的再生产，更是改造社会关系之实践的再生产 [28] - 这要求从呐喊的姿态转向艰苦的组织，从对“本真自我”的追寻转向对集体性纲领的忠诚 [28] - 对于个体而言，与其通过断亲、拉黑、建构边界来验证主体性，不如尝试打破边界去爱一个人、参与一件需要投入的事，这需要为共同体进行长期而艰苦的工作及承受攻击的决心 [28]

马克斯·韦伯的中国论述 - 马克斯·韦伯的中国论述对整个西方汉学界影响较大，但很多汉学家也批评他对中国的理解不深[3] - 韦伯将当时汉学家写的所有资料结合，形成自己的看法，其想法很不错，但存在细微错误[3] - 韦伯针对的是他那个时代的中国情况，认为儒教教育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一旦儒教教育失灵（如1905年教育制度改变），中国就会立刻改换制度[3] -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仅产生于西方的论述深刻影响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理解，而现代性和现代化曾是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国思想界的主导性关切[5] - 韦伯把中国刻画为"儒教国家"，即作为儒家文明的担当国家[5] 儒家在当代中国的定位 - 有观点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是非儒家性的，是两种文化及其张力的复合体：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经验（百年传统），以及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千年传统）[7] - 在政治等制度构造层面更多是前者，在"日用而不知"的社会心理层面，后者的影响和渗透不可忽视[7] -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得益于国家政策推动，但儒家文化对改革开放参与者的熏陶和教育绝对不能忽视，早期农民工群体有来自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勤俭、节约、持家、安分守己的品质及家国情怀[8] - 在当代中国，个人本位的社会构造一旦确立就难以逆转，儒家文化至多只能成为极少数人欣赏的偏好选项，缺失影响日用生活的社会功能[8] - 现代中国家庭变小，家庭称呼简化，年轻人思想受影响，人越来越原子化，成为漂浮的无根之人，基于家庭的亲亲和人情感越来越弱，人越来越孤独化[9] 汉代儒家与国家的关系 - 儒家在董仲舒时代相对于国家掌权者有了第一次胜利，在《盐铁论》时代有了第二次胜利，儒家思想通过博士制度等变成了建制化的学术，进入了国家教育体制系统[12] - 皇帝更喜欢懂得法律制度的人才，但那批人不一定是儒生，汉宣帝强调"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12] - 懂法律制度一直很重要，后来发现也有精通法律的儒生，并非所有儒生想法都一样[13] - 史学家如司马迁、班固的描述可能与事实并不全然一致，他们会描述不同的儒家团体及其对比[13] - 司马迁对孔子有复杂态度，《史记·孔子世家》的"赞语"看似肯定孔子，但司马迁把孔子安排在《史记》的特定位置可能不是为了塑造圣人形象，而是为了安排资料[14] 儒家的超越向度与"狂" - 韦伯认为儒家缺少救赎精神或超越性精神，引用莱布尼茨的话认为儒家可能认为现存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16] - 罗哲海批评韦伯，认为儒家有超越习俗伦理的向度，有用普遍性的天道对抗君王的一面，如子思说常常说君王不好的人才是真正的忠臣，荀子讲"从道不从君"，孟子讲"有天爵者，有人爵者"[17] - 班固认为在儒家中最重要的是，虽然君主很重要，但你自己比君主更重要，君主如果犯错误就要反对他[18] - 汉代儒者上面有天，下面有地，中间有自己的良心，还有百姓，然后才是君王，有多种标准和尺度，这些标准跟君王的标准并不完全一致[19] - 圣人以及由圣人创建的神圣文本（如《六经》）确立了高于世俗世界和君主权力的典范和标准，发展出批判的态度和超越的视角[19] "狂"的概念与意义 - 在中国古代，关于"狂"的想法很重要，班固在《汉书》里经常提到"狂"，佩服狂人因为他们做自己愿意做的事[20] - 《论语》和《孟子》提到狂人，很多人认为狂人所做不"中道"，但"中道"很难，现实中可能不存在，狂人或狷人才是真正有意思的人[20] - 圣人是该狂的时候"狂"，该狷的时候"狷"，能出能入，具有灵活性，现实中的中道不是狂者和狷者之外的另一种人[20] - 狂者坚持来自天道的法则和世俗礼法之间的张力，捍卫天道的法则而蔑视甚至质疑世俗礼法规矩，宁愿得罪于人也不愿得罪于天[27] - 狂人气质在儒家思想中并非被否定，它会抵抗给定的身份伦理和习俗伦理[27] "德"与"仁"的翻译与内涵 - 韦伯对中国的礼、孝悌描述较多，但对仁的阐发较少，礼被理解为外在的、习俗的、建制化的东西，缺乏内在的精神基础[29] - "仁"很重要，但当时大部分汉学家不太懂"仁"字的内涵，"仁"比较复杂[29] - "德"被翻译成"Persönlichkeit"（人格），因为Persönlichkeit指自己对他人的影响，人有各式各样的施为、做法，别人会佩服你，而翻译成"virtue"只切中"德"意涵中很小的一部分[30] - "德"在周代更多指向王朝的、贵族的或统治阶层的品质，孔子把"德"提炼出来作为个人品质、人格、特质，从西周到孔子时代再到汉代逐渐分化[31] - "德"不仅仅在人这里，还在物这里，物得以生谓之德，人不仅是父母所生，还是天所生，是一个人双生子，属于天的层面[33] 汉学与哲学的汇通 - 在西方有两种中国哲学传统：一种与哲学不一样，是汉学自身的传统；另一种是与哲学结合乃至从哲学出发而形成的汉学传统[35] - 西方的哲学制度与汉学没有太多共同之处，沟通二者并不容易，但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哲学共同处其实也不少[37] - 有必要在汉学与哲学二者关于中国论述之间建立连接，扩大学术视野[37] - 很多汉学家在哲学方面缺乏训练，但像弗朗索瓦·于连和毕来德就把汉学与哲学联系起来[38] "气"与华夏认同 - 从"气"上讲中国，而不是从"理"上讲中国，清代满人认为种族、族类不重要，文明才重要，"中国"问题的关键不是民族，而在于礼义[43] - 中国古人认为儒家教育不存在了就会变为其他人，中国文化很强大，外来人受到这些教育也会变成自己人，这种想法至今在中国很强[43] - "气"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贯通在我们与世界之中，地气不同会导致区域的地理、天文上的差异，影响族群、民性[45] - 《礼记·王制》用"气"解释五方之民，形成夷狄与华夏非常不一样的"气"，华夏的地气有特殊根基性作用[45]

选举结果与候选人背景 - 34岁的民主党左翼人士、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祖赫兰·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第111任市长，获得50.4%的选票[1][2] - 马姆达尼在民主党建制派不支持、共和党反对及两党金主联合阻击的情况下获胜，其胜选被视为现代美国政治中最不可思议的颠覆[1][3] - 马姆达尼的崛起标志着“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运动自20世纪初以来受关注度最高，该运动主张通过公共政策限制资本与寡头控制，推动财富与权力公平分配[2] 胜选原因与社会经济背景 - 民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贫富分化加剧，越来越多美国人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信任危机[3][4] - 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相当于最底层93%人口的财富总和，60%的美国人生活拮据，纽约市有15万名儿童无家可归[3] - 盖洛普公司调查显示，54%的美国成年人对资本主义持正面看法，较15年前下降约7个百分点；民主党支持者中仅42%对资本主义持正面看法，66%对社会主义持正面看法[4] - 62%的18-29岁美国人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这一比例在冷战时期无法想象[4] 对民主党的影响与内部反应 - 马姆达尼的胜选引发关于民主党未来及中期选举的辩论，近2/3选民不看好民主党，自2020年大选以来美国3100多个县中的绝大多数向右倾斜[5] - 马姆达尼成为民主党内部代际变化的象征，其主张对富人加税、冻结租金、提供免费公交和儿童保育，帮助建立多种族及工薪阶层联盟[6][7] - 民主党建制派大多保持观望态度，众议院领袖杰弗里斯在选举前一天才表示支持，参议院领导人舒默未表态；中间派担心马姆达尼的胜利会使民主党在2026年夺回参众两院的机会渺茫[8] 政策主张与潜在挑战 - 马姆达尼以反传统政客形象参选，拒绝墨守成规，将让工薪阶层负担得起生活作为与富人对抗的关键[6][8] - 其经济政策可能让不少民主党人敬而远之，并赶走企业和高收入者；管理纽约市时需应对强大工会、商业巨头和各种利益相关者的争夺[9][10] -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显示，在2024年各类选举初选中，主流民主党人表现超过进步派候选人，赢得约2/3选票[9] 对美国政治生态的象征意义 - 选举结果凸显美国政治分裂加剧，红蓝阵营日益敌对，两极分化蔓延至市政选举[10] - 马姆达尼既可能为民主党提供迎战共和党的“胜利路线图”，也可能加剧党内分裂；既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分裂，也可能为“淹没在两极分化中的美国”提供“潜在解药”[1][10]

选举结果与候选人背景 - 民主党候选人、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纽约州众议员祖赫兰·马姆达尼以50.4%的得票率当选纽约市第111任市长[3] - 马姆达尼在民主党建制派不支持、共和党反对以及两党金主联合阻击的情况下获胜[1] - 马姆达尼的崛起标志着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自20世纪初以来受关注最多的时期[3] 胜选原因与社会经济背景 - 民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贫富分化加剧导致越来越多美国人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信任危机[4] - 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相当于最底层93%人口的财富总和，60%的美国人生活拮据[4] - 纽约市现有15万名儿童无家可归，而此前历任市长均未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该问题[4] - 盖洛普公司调查显示仅54%的美国人对资本主义持正面看法，较15年前下降约7个百分点，民主党支持者中仅42%对资本主义持正面看法[5] - 62%的18-29岁美国人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5] 政治影响与党内反应 - 马姆达尼的胜选引发关于民主党未来及中期选举影响的辩论，民主党自2020年大选后处于萎靡不振状态[7] - 马姆达尼主张对富人加税、冻结租金并提供免费公交和儿童保育，建立了多种族及工薪阶层联盟[8] - 其竞选策略被支持者视为可复制的胜利蓝图，为民主党对抗右翼民粹主义提供途径[8][9] - 民主党建制派持观望态度，众议院领袖杰弗里斯直至选举前一天才表示支持，参议院领导人舒默未表态[10] - 中间派民主党人担忧马姆达尼的胜利可能使民主党在2026年夺回参众两院的机会变得渺茫[10] 政策主张与潜在挑战 - 马姆达尼需要管理美国最大城市并向政界证明其议程可在全国复制[11] - 其经验不足可能在管理纽约市时暴露，需面对强大工会、商业巨头和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挑战[11] - 经济政策可能让不少民主党人敬而远之，并赶走企业和高收入者[12]

资本主义体系的现状与问题 - 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机器在2019年已显现出严重问题，并在后疫情时代加速恶化[1] - 资本主义通过金钱回报生产性活动并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提升民众生活水平[9][10] - 当前系统产生自我强化反馈循环，扩大收入/财富/机会差距，使资本主义和美国梦处于危险之中[118] 收入与财富不平等 - 1980年以来收入底层60%壮年劳动者实际收入毫无增长，而前10%收入翻倍，顶层1%收入增长两倍[19][20][21] - 前1%人口财富总量超过后90%人口总和，财富差距达1930年代末以来峰值[25][28] - 前40%人群平均财富是后60%人群十倍以上，较1980年六倍差距显著扩大[31] 社会流动性下降 - 子女成年后收入超过父母的比例从1970年90%降至现今50%[23] - 底层五分之一人口在10年内上升到中间五分之一概率从1990年23%降至2011年14%[36] - 美国经济流动率现为发达国家中最差之一，父亲收入最低四分之一的子女仅8%机会进入最高四分之一[38][39] 教育体系不平等 - 美国儿童贫困率17.5%，高贫困学校PISA测试成绩比富裕学校低25%左右[44][49] - 贫困社区每名学生获得州和地方资助比富裕社区少1000美元，低收入地区学校资金严重不足[65][66] - 私立学校生均支出约23000美元比公立学校14000美元高出70%，私立学校PISA测试成绩平均高出4.3%-6.9%[73][74] 劳动力市场与公司行为 - 企业收入中用于利润的百分比相对员工薪酬份额自1929年来持续增加[125] - 公司为追求利润开发替代人力技术，并将生产转移至其他国家，这对公司利润有利但对美国工人收入不利[122][123] - 中央银行印钞推高金融资产价格，使拥有金融资产的富人更富，而大多数穷人因信誉差难以获得信贷[129][131] 政策改革方向 - 需要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投资社会和经济绩效双底线项目[143] - 通过税收从顶层筹集资金，专门用于帮助中底层人群，并以提高整体生产力水平的方式支出[145] - 协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货币信贷从储蓄倾向高的群体转移至消费倾向高的群体[147][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