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趋势与市场前景 - 中国洗浴产业已迈入转型升级的黄金十年 [1] - “洗浴+吃喝玩乐住”一站式复合型综合体成为行业主流 [1] - 行业正从单一洗浴功能向综合消费跨越 [1] - 行业市场规模年均增速保持在15%以上 [1] 传统监管模式面临的挑战 - “洗浴+”复合型业态对传统“分部门、单业态”监管模式提出挑战 [1] - 卫生、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部门分头监管检查增加企业迎检负担 [1] - 分头监管易形成监管盲区 [1] - 生态环境监管存在法规标准滞后问题 [2] - 现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对复合型业态的污染增量与叠加情况缺乏明确规定 [2] - 部分地方法规存在政策缺失、要求不明确的问题 [2] - 监管依据不足导致部分企业污染治理措施不足 [2] - 出现污染扰民信访案件 例如安徽萧县某洗浴中心污水未经达标排放引发投诉 [2] - 南京部分中小型浴场因缺乏节水设施导致水资源浪费和污水排放不规范 [2] - 天津市红桥区某综合体因锅炉噪声叠加餐饮油烟成为居民投诉焦点 [2] 上海监管改革方案的核心举措 - 推行跨部门协同监管 整合卫生消毒、锅炉废气、污水排放、噪声管控等分散事项为统一任务 [3] - 执法人员持“检查码”开展联合检查 商家可扫码核验身份、查看清单、在线反馈 [3] - 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和执法全程透明可追溯 [1][3] - 推行“一业一证”审批改革 将多张许可证整合为一张综合许可证 [1][3] - 实现“一张表申请、一个窗口受理、一个许可证经营” [3] - 大幅压缩审批时限和申请材料 [3] - 通过综合监管职责清单细化相关部门具体监管职责 [3] - 明确生态环境部门在排污许可、环评审批、餐饮油烟治理、废水处理、噪声管控、废物处理等方面的监督检查职责 [3] - 要求企业配备毛发收集器、水循环处理设备 [3] - 推广空气源热泵等清洁能源 [3] 数字化与智慧监管 - 构建数字化综合监管平台 提升非现场监管智能化水平 [4] - 推进“互联网+监管”模式 运用大数据技术探索建设风险预警模型 [4] - 强化非现场监管 助力实现场所动态管理和精准执法 [4] - 完善数字化综合监管场景 为跨部门联合监管、整合监管对象库、实行动态管理奠定基础 [4] 改革实施的基础与推广建议 - 上海改革方案的顺利出台得益于其比较健全的标准规范和基础制度 [4] - 一些地方可能缺少类似的制度基础 需在改革中结合本地实际补齐短板 [4] - 各地需加快基础制度建设 完善餐饮、娱乐、洗浴等业态污染要素的管理办法与技术规范要求 [4]

核心观点 - 两份名录同步修订旨在打破制度壁垒，构建贯通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全链条生态环境管理体系，通过制度间的统一与衔接，实现环评精简、排污许可优化，提升管理效能并优化营商环境 [1][2][4] 制度修订与统一 -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与《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同步修订，在形式、内容和管理类别上实现统一 [1] - 修订遵循“两个名录、一个思路”原则，致力于实现行业类别划分的统一，将污染影响类行业类别尽可能对应国民经济第三级行业分类 [6] - 《环评名录》中增加了锅炉、炉窑、表面处理、水处理4个通用工序，与《排污许可名录》保持一致 [6] 全链条管理改革逻辑 - 改革核心是打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规划环评、项目环评、排污许可、执法监管等制度间的壁垒，统筹其功能定位与职责边界 [2][4] - 内在逻辑是：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化”有助于环评管理的“简化”，并促进排污许可的“优化”；而精准的排污许可管理又能有效承接分区管控要求并支撑环评简化 [3] - 改革旨在化繁就简，优化制度边界，强化制度间承接补位，提升体系整体效能 [4] 环评管理的精简与豁免 - 改革导向下，环境影响单一的项目可直接豁免环评手续，例如过去年加工1万吨以上的谷物磨制项目需编制报告表审批，现只需排污许可登记管理即可 [4] - 改革取消了一批环境影响明确、措施成熟且排污许可能有效承接的报告表项目，例如乳制品制造、卷烟制造、纸制品制造以及水泥粉磨站项目 [6] - 水泥粉磨站项目取消了环评报告表，改由排污许可简化管理进行有效承接 [6] 衔接与效能提升 - 修订强调项目环评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衔接，明确提出“禁止违反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5] - 做好环评与排污许可的衔接是修订重头戏，通过排污许可进行承接补位，对于仍有一定污染物产排或环境影响的，实施排污许可重点或简化管理 [5][6] - 各地试点成效显著：四川省遂宁市通过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改革，将审批时间压减了70%；北京市大兴区帮助某制药企业产品提前3个月进入市场 [4] 改革目标与方向 - 改革目标是实现“放得开”与“管得住”的辩证统一，服务市场主体，优化营商环境 [4][5] - 通过“宜分则分、宜合则合”的调整，标志着环境管理制度正加速迈向系统化、精细化、协同化的新阶段 [6]

文章核心观点 - 山西省文水县通过系统性的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与资源化利用 成功破解了传统养殖大县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实现了从粪污处理难题到“藏富于民”与“还绿于民”良性循环的绿色转型 为同类地区提供了实践样本 [1][6] 治理背景与挑战 - 文水县是传统畜禽养殖大县 肉牛存栏27万头 年产肉牛粪污超过150万吨 此前粪污乱堆滥放严重污染人居环境和河流 [1] - 面临河湖黑臭、粪污乱倒、污水横流、异味刺鼻等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2] 治理体系与基础设施 - 在3个养殖重点乡镇建设10座畜禽粪污处置站 预计总处理规模达6000立方米/天 基本实现重点乡镇全覆盖 [2] - 构建“统一收集+密闭转运+集中消纳”的粪污收集处置体系 [3] - 在统一收集环节 建设10座处置站为养殖户提供公共粪污收集场所 [3] - 在密闭转运环节 为乡镇补助配套10部装载式移动收粪车 实现日清日结 [3] - 在集中消纳环节 建成两座牛粪加工生物质燃料处理中心 年处置牛粪能力达80万吨 基本实现重点区域全覆盖 [3] - 稳步推进标准化养殖场建设 积极引导养殖户入驻 逐步改变“人畜混居”现象 [3] 技术路径与资源化利用 - 坚持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利用的治理路径 以加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重点 [3] - 投建水肥一体化绿库项目 引进“生物合成学”技术 将液体粪污转化为滴灌肥料 [4] - 将各粪污处置站预处理后的粪污加工成生物质燃料 [3] 环境改善成效 - 2021年至2024年 县域3个省考断面水质类别均由Ⅳ类提升至Ⅲ类 优良水体比率达到100% [5] - 近三年县域出境裴会断面氨氮年均浓度较入境武良断面分别降低25%、21.43%、7.34% [5] - 近三年县域出境裴会断面总磷浓度较入境武良断面分别降低3.42%、3.4%、2.5% [5] - 主要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和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均呈逐年改善趋势 分别较2021年增加11.56%、56.6% [5][6] - 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村民主动将畜禽粪污送至处置站 [3] 经济效益与产业提升 - 对下曲镇1079亩玉米示范田实测结果显示 平均亩产805.5公斤 较农民常规种植田亩增产126.8公斤 增幅18.7% 同时节约化肥用量50%以上 [4] - 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21年的13213元提升至2024年的16189元 增幅22.52% [4] - 问卷调查显示 全县愿意开展种养结合的养殖主体比率达90.6% 愿意入驻标准化养殖场的比率达95.3% [3] - 形成了“污染治理—资源利用—产业增收”的良性循环 未削弱养殖产业的富民作用 而是通过标准化、规模化转型提升产业竞争力 [6]

露天焚烧秸秆问题的现状与原因 - 冬季是露天焚烧秸秆行为多发且易复发的时段 [1] - 复发原因包括违法者对问题不够重视、宣传教育不到位导致侥幸心理、以及惩戒力度不够导致违法者未能警醒 [1] 当前采取的惩戒与教育措施 - 一些地方对违法者采取惩戒和教育并举的方式 在进行罚款的同时 让违法者以参与秸秆禁烧巡查、义务宣传等劳务代偿方式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1] - 这一做法既是生动的秸秆禁烧教育 也达到了惩戒和教育的双重目的 有利于推动违法者改正违法行为并带动更多人自觉落实规定 [1] 监管执法部门的应对策略 - 监管执法部门在查处违法行为时应保持高压态势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1] - 除了罚款 应根据过火面积、火势大小、火点周边敏感环境等情况及时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调查 让违法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1] - 对于被查处后拒不改正、反复违法的情况 要加大监管执法力度 综合采取加密巡查频次、依法提高罚款额度、曝光典型案例等举措 [1] 增强教育实效的方法 - 应结合露天焚烧秸秆典型案例 深入宣传普及焚烧产生的大气污染物对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的危害以及相关规定要求 [2] - 通过宣传让违法者明白为何不能焚烧以及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从而引导其以案为鉴 树牢禁烧意识 [2] - 可以组织案中人现身说法 深入田间地头宣传相关规定和危害 以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引导群众配合落实禁烧工作 [2]

乡村环境整治模式对比 - 安徽省定远县朱湾镇采取务实整治模式，聚焦村庄原有特点，未进行城市景观式改造，而是集中清理村庄空闲地块，将零散空地规整为可耕种田地，交由群众种植蔬菜、油菜等经济作物，此举充分利用闲置土地，增加群众收入并解决环境杂乱问题，形成群众主动管护的良性循环 [1] - 一些地方的乡村环境整治陷入形式主义，表现为“选择性整治”仅注重村口和主干道等考核观摩路线，忽视闲置空地和脏乱沟渠塘坝，或“照抄照搬”高价引进不适应当地气候的绿植导致存活率低且维护成本高，或强行推行统一风格，破坏乡村原有的生态循环与生活肌理 [2] - 形式主义的整治做法消耗公共资源，挫伤群众参与热情，导致“整治一阵风，过后又反弹”的困局，其根源在于基层干部将“看得见的景观”作为考核硬指标，使整治工作异化为“向上负责”的政绩秀，忽视了民生属性，且方案制定缺乏群众调研，实施中缺乏群众参与渠道，后续缺少长效管护机制 [2] 成功整治的核心要素与路径 - 成功的乡村环境整治核心在于系统思维、群众视角与长效机制，朱湾镇的实践路径包括：通过“机械+人工”进行全域清洁以破解乱堆滥放难题，直击群众烦心事，通过大喇叭、入户宣讲进行宣传引导，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主力军”，通过划分69个责任片并借力人大代表监督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推动环境从“一时美”转向“持久美” [3] - 整治工作应摒弃“表面光”的短视思维，锚定实效，让方案贴合乡土特质，成效惠及农户，关键在于采用“问题导向+群众参与+制度保障”的组合拳，守住乡村的“农味”与烟火气，本质是守住民心，使乡村真正成为群众安居乐业的家园 [3]

行业现状与问题 - 长三角某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工地因违规储存数吨柴油被查处 现场存在油污且未采取环保安全措施 油品不符合国家标准[1] - 违规储存柴油供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的现象较为普遍 反映出该行业存在用油难的核心问题[1] - 非道路移动机械作业区域与城市加油站距离较远 且机械体积庞大、重量重 进出加油站及加油作业存在困难[1] - 非道路移动机械燃油消耗量大 连续作业时加油频次高 频繁停止作业去加油站加油不现实[1] 政策创新与解决方案 - 湖南省株洲市印发《关于加强企业自储自用柴油安全管理暂行规定》 允许企业因生产经营、科研等需要在满足管理要求的前提下自储自用柴油 并非“一刀切”禁止[2] - 山东省烟台市发布《关于建立非道路移动机械供油机制的通知》 在确保安全标准的前提下 允许采用流动供油及自储自用模式提供加油服务[2] - 政策创新方向是根据实际需求 在合理场所和使用量范围内许可柴油自储自用 同时加强政策扶持和过程管理[2] - 各地出台政策时必须明确 施工工地自储柴油只能自用 不得经营 因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2] 监管与过程管理要求 - 生态环境部门需指导工地通过固定渠道采购符合国六排放标准的油品 并防止储存和加油时出现跑冒滴漏[3] -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定期对自储自用油品进行检测 预防使用劣质柴油[3] - 应急管理部门需指导工地设置符合安全规定的储存点 包括设置安全警示标志、配备消防器材和防泄漏设施等[3] - 各主管部门需加强普法宣传 告知使用不合格油品或设置不合规储存点需承担法律责任[3] 相关主体责任 - 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者应自觉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 不得为节约成本违规使用劣质柴油 有条件的应尽量使用新能源机械[3] - 工地建设方应在施工承包合同中明确柴油自储自用的管理责任 并加强监督管理[3] - 施工单位应制定自储自用管理制度 设置符合标准的储存点 不定期检测油品质量 并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储存量以避免安全隐患[3]

城市更新的核心定位与挑战 - 城市更新是提升城市功能、改善人居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系统工程，不局限于旧区改造或单一房地产开发 [1] - 该过程涉及大量资源重新配置与空间结构重塑，伴随资源消耗、污染排放与生态干扰等现实挑战 [1] 环境审计的作用与价值 - 环境审计作为专业监督评价工具，能对资源使用效率、污染控制成效与生态保护状况进行独立客观评估 [1] - 引入并强化环境审计监督，能为城市更新向绿色、集约、可持续方向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1] - 环境审计应发挥监督、评价与引导功能，对城市更新项目实施全过程环境管控 [3] 当前制度与政策短板 - 现有建设项目管理制度主要围绕新建项目构建，难以适应城市更新对存量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的要求 [2] - 现有政策规范在城市更新推进过程中常出现标准不一、依据模糊、覆盖不全等问题，制约精细化治理 [2] - 在建筑垃圾资源化、场地污染防控、低碳施工管理等关键环节，缺乏明确的环境绩效评判标准 [2] - 多部门协同项目缺乏统一的环境管理流程与数据共享机制，增加审计取证与责任界定难度 [2] 技术应用与数据挑战 - 施工扬尘、噪声、污水排放、能耗与碳排放等数据动态性强、溯源复杂、监测成本高 [3] - 传统人工方法难以实现全过程、全覆盖监督，需推动环境审计与先进监测技术深度融合 [3] - 可运用大数据平台整合多源数据，构建环境绩效评价模型，提升风险识别能力 [3] - 可通过物联网传感器、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检构建“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控网络 [3] - 可探索运用数字孪生技术，对项目全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进行模拟推演与评估优化 [3] 环境审计的全过程实施路径 - 在规划设计阶段，应加强对项目环境可行性、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绿色技术选用等方面的审计审查 [4] - 在建设实施阶段，要聚焦扬尘治理、污水排放、固废处置、噪声控制等关键环节，监督环保措施落实 [4] - 在运营维护阶段，应建立长效跟踪审计机制，持续评估能源资源消耗、碳减排成效、生态修复效果等实际绩效 [4] 当前项目管理中的具体问题 - 部分项目存在环境管控弱化、绿色理念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3] - 有的地方为压缩成本，使用高污染建材，违规处置建筑垃圾，忽视扬尘与噪声防治 [3] - 存在侵占生态空间、破坏生物多样性，影响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与居民生活质量的现象 [3] 未来发展建议与方向 - 需加快构建与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环境审计制度体系 [2] - 应明确环境审计的目标范围、程序方法与结果运用机制 [2] - 在污染物排放控制、扬尘与噪声治理、水资源循环利用、绿色建材推广等重点领域制定专项技术规范与审计标准 [2] - 应通过完善政策体系、推动技术融合、实施全过程审计监督，系统提升环境审计的制度权威与实施效能 [4]

专项整治行动与成效 - 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自2024年6月启动为期3年的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截至10月底已发现问题1.4万余个，清理处置各类固体废物逾2000万吨，办理行政处罚案件3082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338件 [2] - 专项行动排查溶洞发现的2411个问题中，涉及生活垃圾的高达93% [5] 地方政府与基层治理责任 - 下一步将建立反映各地专项整治成效的考核评价指标，压实地方责任，倒逼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履行监管职责 [1] - 治理的关键在于激活基层治理单元自身的“免疫系统”，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排查整治，将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 [2][3] - 基层政府需对辖区内生态环境敏感区域主动巡查、定期研判，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及早干预消除隐患 [3] - 需将监管重心下沉、责任网格细化，构建“人防+技防+群防”的长效机制和快速响应、闭环处置的机制 [4] 监管薄弱环节与治理挑战 - 非法倾倒现象在城乡接合部、行政交界区、坑塘溶洞等监管薄弱地带时有发生 [1][4] - 非法倾倒背后存在“产、运、倒”的黑色利益链，整治需深挖源头，严格执法 [4] - 地方生活垃圾处理体系不完善、环境基础设施历史欠账多是导致非法倾倒的客观因素之一 [5] 地方治理实践与长效机制建设 - 四川省雅安市构建“人巡+机查+信访”立体网络，并与成都市实现跨市执法联动 [4] - 广西针对溶洞固废倾倒问题，要求以村屯为单位进行“全覆盖、无死角”再排查，并落实乡镇、村、屯组的“三签字”责任 [4] - 各地应以专项行动为契机，将资金和项目向环境基础设施倾斜，完善固废收集、转运、处置体系，从根本上减少非法倾倒诱因 [5]

环境健康管理试点与政策发展 - 2024年生态环境部公布了23个环境健康管理试点地区名单 这些地区在政策、标准、产业布局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1] - 未来环境健康管理工作的发展重点在于建立以健康为导向的环境治理体系[1] 以健康为导向的治理体系建设 - 环境健康工作是一个以科学为基础、以风险预防为核心、以法律制度为保障、以智慧监管为手段、以全民参与为重点的系统工程[2] - 建议强化顶层设计 制定类似“大气十条”、“水十条”的国家环境健康行动计划[2] - 应以健康优先的新理念引领环境管理 进行一体化系统设计 用环境健康管理的统一逻辑打通环境监测、环评、排污许可、分区管控到执法监督等环节[2] - 需将健康理念融入美丽城市建设 将试点经验提炼成政策 并与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有效结合[2] - 具体措施包括在城市建设中推广康复景观、生命疗养基地、健康街道等项目 并绘制发布城市环境健康地图以便市民查询[2] 环境健康评价指标创新 - 建议将人口加权PM2.5浓度纳入环境管理指标体系作为新考核指标 该指标是结合PM2.5浓度与人口分布计算的综合暴露风险指标[2] - 建议创新设计包含生理效益、社会效益在内的环境健康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以量化美丽中国等建设工作的生态环境健康价值[3] - 环境健康工作不仅要远离环境危害 更要主动营造并量化有益的环境健康因子 如负离子、植物挥发物等 研究证实这些因子可增强人体神经系统功能、促进心血管健康、增强免疫力、改善情绪[3] 地方实践与规划建议 - 成都市评估了公园城市健康收益 编制了环境健康价值转化指南[3] - 广州市探索构建微区域高时间分辨的环境健康友好指数[3] - 浙江省构建了全省环境健康友好指数 并对每个城市进行友好度评价[3] - 建议各城市根据自身特点建立环境健康有益因子清单 构建相关监测与评估体系 并在城市规划中将环境健康有益因子作为强制性指标纳入总体规划和绿地空间规划[3]

文章核心观点 - 推动绿色消费从理念转化为普遍行动需要构建一个涵盖教育引导、政策激励、市场供给、社会协同的系统性长效机制 [1] 深化教育引导，筑牢认知根基 - 需要构建覆盖全周期、全人群的教育体系，推动公众对绿色消费的认知从了解升华为认同 [1] - 在基础教育阶段，将绿色消费知识有机融入课程，并通过情景模拟、垃圾分类实践、环保课题调研等方式培育节约习惯 [1] - 在高等教育阶段，鼓励开设相关课程，并推动高校与环保组织、企业合作开展绿色产品设计、低碳社会调查等实践活动 [1] - 面向成年群体，依托主流媒体及官方新媒体平台，通过公益广告、专题解读等形式普及深层知识，澄清认知误区 [1] - 发挥社区贴近优势，组织绿色消费讲座、邻里分享会，邀请专家或实践达人进行讲解，让绿色知识渗透家庭场景 [1] 强化政策激励，构建制度保障 - 需要通过制度设计，降低绿色消费成本与门槛，形成“政策—行为—反馈”的良性循环 [2] - 对绿色产品生产企业，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绿色信贷等措施降低其生产成本 [2] - 探索建立面向消费者的直接激励制度，如推广绿色消费积分制度，将购买绿色产品、参与垃圾分类、践行低碳出行等行为量化积分，用于兑换商品、抵扣消费或享受公共服务优惠 [2] - 需统一和规范绿色产品认证标识，建立全国联网可查的信息平台，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2] - 需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伪绿色”产品及虚假宣传，并强化垃圾分类、限塑令等既有强制性政策的执行与监督机制 [2] 优化市场供给，丰富实践场景 - 当前绿色消费市场存在供给不足、供需错配等问题，需从生产和流通两端发力 [2] - 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围绕市场需求开发更多环保、实用、高性价比的绿色产品 [3] - 在农业领域扩大绿色有机农产品供给并建立产品可追溯体系，在工业领域推动节能家电、新能源汽车等发展，在服务业推广绿色餐饮、绿色旅游等模式 [3] - 支持企业打造绿色品牌以提升市场竞争力 [3] - 引导传统商超、便利店设立绿色产品专区，并大力发展绿色电商，优化绿色物流配送网络 [3] - 积极探索“农社对接”、社区团购等直销模式，缩短流通链条，让绿色产品更便捷、更实惠地进入社区家庭 [3] 推动社会协同，营造浓厚氛围 - 绿色消费转型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要打破“旁观者”心态和从众心理，构建多元共治格局 [3] - 支持环保组织、消费者协会等发挥其专业性和贴近群众优势，开展宣传倡导并搭建公众参与平台，同时推动行业自律以形成社会监督合力 [3] - 鼓励企业主动开放生产流程、举办体验活动以增强消费者信任，并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建立绿色消费社群，分享知识、收集反馈 [3] - 强化榜样示范引领，党员干部、公众人物应以身作则，并积极挖掘和宣传身边的“环保达人”“绿色家庭”等榜样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