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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飞:论降息的重要性
经济观察报· 2025-05-28 22:47
核心观点 - 自5月8日央行降息以来,市场对是否继续降息存在分歧,乐观者认为经济企稳无需降息,悲观者认为稳经济压力持续需要降息 [1] - 降息顺应资金供需变化,稳定房地产市场并提振国内投资和消费以对冲外需不确定性,同时兑现长期降息大周期趋势 [1][9] - 降息是货币政策工具箱的一种,但无法解决利率传导不畅、杠杆率走高、银行净息差缩窄、国内外利差扩大等问题 [1][10][11][12] 长期意义上降息的重要性 - 2018年起中国进入降息周期,人口、债务、房地产周期处于长期调整阶段,要求利率持续走低 [4] - 2024年全国总人口14.08亿,同比减少139万(减少率接近1‰),联合国预测2054年中国人口较2024年减少2.04亿 [4] - 2025年Q1实体部门宏观杠杆率达298.4%,接近300%的金融危机临界点,债务化解需降息支持 [4] - 2023年底房价房租比1.76,2024年回落至1.69,房地产软着陆过程中降息是稳定房价和房租的重要手段 [5] - 自然利率中枢可能持续下降,伴随经济正常增长利率中枢也可能下行 [6] 短期意义上降息的重要性 - 2024年稳增长重要性突出,外部不确定性要求增强内部稳定性,Q1净出口对GDP贡献率达38.9%,拉动GDP增长2.1% [7] - 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中房产占比66.8%,当前房地产实际利率较高抑制需求,5月30大中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回落至0以下 [8] - 2024年4月住户贷款增速降至3%,存款增速升至10%,两者差距达7个百分点,企业贷款增速从2023年中14%降至8.6% [8] 降息解决不了的问题 - 利率市场化改革未完成,市场分割导致利率传导效率不高 [10] - 杠杆率上升主因是制度和效率问题,降息并非主因 [10] - 银行业总资产2024年达372.5万亿元,私人部门融资需求收缩导致银行净息差缩窄 [11][12] - 国内外利差扩大因各国货币政策独立,中国坚持"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 [12] 降息空间 - 测算显示2025年政府杠杆率不增加需实际利率降至0.32%,而2024年Q1实际利率为4.52%,政府杠杆率上升2.4个百分点至63.2% [2][13] - 财政可持续性空间受限,降息支持财政仍需较大空间 [2][13]
宏观经济研究:论降息的重要性
长城证券· 2025-05-26 20:44
降息讨论现状 - 5月8日央行降息后,对今年剩余月份是否继续降息讨论未结束,乐观者认为经济企稳无需降息,悲观者认为稳经济压力仍在,降息周期未结束[2][7] 长期降息重要性 - 2018年起中国进入降息周期,人口、债务、房地产周期处于调整阶段,要求未来利率走低[8] - 2024年全国总人口14.08亿,比2023年减少139万,减少率接近1‰,到2054年将较2024年减少2.04亿[8] - 2025年一季度我国实体部门宏观杠杆率达298.4%,接近300%,化解债务需降息支持[9] - 2023年底房价房租比1.76,2024年回落至1.69,房地产软着陆需降息稳定房价和房租[9] 短期降息重要性 -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外部不确定性大,一季度净出口对GDP贡献率38.9%,拉动增长2.1%,需降息应对外需下滑[11][13] - 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中房产资产占比66.8%,当前房地产实际利率高,5月30大中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回落,需降息提振需求[13] - 4月住户贷款增速降至3%,存款增速升至10%,差距7个百分点,企业贷款增速从14%降至8.6%,需降息顺应资金供需变化[14] 降息解决不了的问题 - 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未结束,市场分割,贷款利率与债券市场利率传导效率不高[15] - 宏观杠杆率上升主因是制度和效率,非降息[16] - 2024年银行业总资产372.5万亿元,私人部门融资需求收缩,银行净息差缩窄或因供大于求[16] 降息空间 - 要让2025年政府杠杆率不增加,实际利率应降至0.32%,与一季度实际利率4.52%相差大,政府杠杆率升至63.2%,降息支持财政空间大[3][17]
李迅雷专栏 | 经济运行的成本、约束与优化
中泰证券资管· 2025-02-26 18:55
中国经济运行成本上升的核心观点 - 中国经济运行成本快速上升,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土地和债务成本的大幅攀升 [6][7][9] - 宏观杠杆率从2008年的141.2%升至2024年的300%,债务成本成为最大负担 [12][17] - 生产要素价格全面上涨:制造业薪酬23年涨13.9倍,商品房用地价格20年涨100倍 [6][7] - 当前宏观杠杆率292%已超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55%)和美国(249%) [17] 成本上升的具体表现 劳动力成本 - 制造业平均薪酬从2000年1057美元/年升至2023年14674美元/年,为泰国2.9倍、越南2.8倍 [7] - 2011年起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人口红利窗口期结束 [6] 土地成本 - 2000-2020年全国平均房价涨8.94倍,商品房用地价格涨100多倍 [6] - 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度加深 [2] 债务成本 -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从2008年95%升至2024年174.3%,居民部门从17.9%升至63.5% [12] - 假设300万亿有息债务平均利率3%,年利息支出达9万亿元 [12] - 2024年专项债限额增加6万亿元用于置换隐性债务 [12] 经济增长的约束因素 投资模式瓶颈 - 制造业投资增速将放缓,PPI持续为负反映产能利用率下降 [19] - 2021年起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负增长 [20] - 基建投资边际效应递减,高铁等基础设施占全球40%以上 [20] 消费约束 -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仅44%,低于全球60%平均水平 [20] - 中低收入群体(占人口60%)可支配收入占比十年维持在30% [20] - 2024年社零增速低于GDP增速 [20] 出口压力 - 2024年出口增速5.9%,但价格指数较其他新兴经济体跌15% [23] - 出口占全球份额再提升难度大 [2] 资产负债表收缩 - 2024年居民住房贷款余额下降4000亿元,储蓄净增14.26万亿元 [25] - 民间投资增速-0.1%,民企上市公司利润占比仅16% [27] 老龄化压力 - 财政对社保补贴从2013年7372亿增至2023年24271亿,年均增15.5% [30][34] - 基本养老保险缺口扩大,老年抚养比将从2023年22.6%升至2060年53.1% [33] 降本增效的政策建议 债务结构调整 - 建议扩大超长期国债规模,2035年国债余额净增50万亿元 [43] - 中央政府杠杆率仅22%,远低于美国120%和日本240% [38] - 专项债置换隐性债务规模需扩大 [39] 财政支出优化 - 建议财政支出更多投向民生和消费领域 [4] - "以旧换新"政策乘数达1.9-2.1,1元补贴拉动GDP约2元 [48] - 公共消费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年提升空间约1.1万亿元 [53] 事权财权改革 - 地方政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86%,建议向中央转移部分事权 [46] - 西方国家中央政府支出占比通常在50%以上 [46] - 需明确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减少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 [46] 发展服务经济 - 中国服务业就业占比仅50%,远低于美国80% [49] - 投资服务业比制造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49]
经济运行的成本、约束与优化
中国经济运行成本分析 - 中国经济自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增速放缓,从1980-2010年平均10%以上降至2011年后告别两位数增长[3] - 生产要素价格快速上涨:2000-2020年全国平均房价增长8.94倍至10425元/平方米,商品房用地价格增长100多倍至569.7万元/亩[3] - 制造业薪酬水平2000-2023年上涨13.9倍至14674美元/年,达泰国2.9倍、越南2.8倍,导致广东等省份出现劳动力净流出[3] 债务成本问题 - 宏观杠杆率从2008年141.2%升至2024年300%,企业部门杠杆率从95%升至174.3%,居民部门从17.9%升至63.5%,政府部门从28.1%升至60.3%[9] - 2024年300万亿元有息债务按3%利率计算年付息成本达9万亿元,非金融企业杠杆率174%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9][12] - 专项债置换隐性债务规模6万亿元仍不足,需扩大超长期国债发行,2035年国债余额增加50万亿元可使中央政府杠杆率维持在50%左右[35][38] 经济增长约束因素 - 投资模式难持续:制造业投资增速将放缓,房地产投资持续负增长,基建投资边际效应递减,高铁等基础设施总里程已占全球40%以上[13][14] - 居民收入占比低:2023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44%低于全球60%平均水平,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十年维持在30%[14][15] - 出口增速放缓:2024年出口增速5.9%但价格指数下跌15%,2025年受美国加关税影响将下行[17][18] - 民间投资萎缩:202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2%但民间投资增速-0.1%,民企上市公司利润占比仅16%[21][23] - 老龄化加剧财政压力:2013-2023年财政对社保补贴增长223%至24271亿元,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年均增速15.5%远超GDP增速[24][26][30] 降本增效对策 - 优化债务结构:扩大中央政府杠杆率(目前22%)置换地方债务,利用中央信用降低融资成本[31][34][35] - 财政支出转型:提高消费乘数(以旧换新乘数1.9-2.1),减少基建投资(乘数小于1),发展服务业(就业占比50% vs 美国80%)[40][41] - 事权财权改革:将地方政府支出占比从86%降至接近西方国家水平(中央政府支出占50%以上),公共服务事权划归中央[39][40] - 扩大公共消费:中国公共消费率较全球低0.8个百分点,提升至平均水平可释放1.1万亿元/年空间[4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