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早期投资表现 - 1957-1968年巴菲特合伙公司收益远超道琼斯指数 1968年业绩领先道琼斯指数50个点 [1] - 1966年停止接受新投资者 1967年表示难以适应市场形势 1968年获评"全美最优秀的投资经理"后宣布退出投资界 [1] 超级周期特征 - 战后1945-1968年黄金年代：马歇尔计划推动经济爆发增长 婴儿潮刺激需求端 [7] - 1982-2000年现代周期：通胀问题解决(利率从20%降至10%) 柏林墙倒塌提振信心 道琼斯指数年化实际回报达15% [8] - 2009-2020年后金融危机周期：标普500从高点跌57%后开启最长牛市 量化宽松政策推动估值修复 [10] - 共同驱动因素：低估值起点 下降的资金成本 初始低收益率 叠加技术变革与全球化 [11][12] 肥而平时期特征 - 1968-198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引发高通胀 标普500名义回报率-5%(年化-0.4%) 仅实物资产正回报 [15][16] - 2000-2009年：科技股泡沫破灭叠加9·11事件 房地产繁荣后崩盘引发银行业危机 [17][18] 后现代周期驱动因素 - 宏观转向：资金成本上升(量化紧缩) 经济增长放缓(人口增速下降) 全球化转为区域化 [23][24] - 成本结构变化：劳动力/大宗商品价格升高 政府债务及税收增加 ESG需求推高资本支出 [24][25] - 地缘政治影响：供应链区域化重构 多极化世界提升风险溢价 人工智能与碳减排催生新机会 [21][22][26]

报告行业投资评级 未提及 报告的核心观点 日本自1990年代泡沫破裂后长期陷入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环境，居民财富配置从非金融资产主导转向金融资产多元化、从保守储蓄向逐步接受风险资产演变，变迁与宏观经济周期、政策工具创新和人口结构调整紧密结合，呈现“保守为主、稳健增长”特征，低利率、人口老龄化和政策激励是关键因素 [1][13][62] 根据相关目录分别进行总结 前言 在2025年4月30日报告梳理资管机构低利率时代资产配置变迁基础上，本报告探讨日本走向低利率过程中居民财富配置变迁 [12] 日本低利率环境下的居民财富配置变迁 1990 - 200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房地产配置退潮，转向低风险资产 - 经济泡沫破裂，股市与房地产价格下行，人均GDP年均增速从1980年代约6%降至此后30年的0.6%，CPI年均增速从1991年峰值3.25%下跌至1995年的 - 0.13%，日经指数从1989年高点几乎腰斩，住宅类土地价格同比从13.2%跌至负值并长期下行 [14][16] - 居民撤出非金融资产，配置低风险金融资产，1990 - 2003年非金融资产比重从63.8%降至42.7%，土地资产比重从54.3%降至32.7%，金融资产占比提升至57.3% [17] - 金融资产内，风险偏好下降，现金及存款配置占比回升至50%以上成主导，保险及养老金1990年配置比重首超20%，2000年占比达28%，股权和投资基金占比从1989年峰值24.6%降至1998年的6.26% [21][23] - 债券配置初期提升，后因利率逼近零值占比降低，1994 - 2000年代从6.5%降至2%水平 [27] 2000 - 2010年代：老龄化加剧，保险类资产占比提高 - 日本维持超低利率，2001年3月推QE，2006年经济短暂复苏暂停QE，2008年金融危机后加大QE力度并买入股票型ETF等风险资产 [31] - 2006年前后日经指数和利率回升，居民风险资产配置占比短期回升后回落，债券类资产配置占比走低 [34] - 受零利率影响，2000 - 2010年活期存款占总存款比例从29.5%升至46.2%，定期和储蓄存款占比从69.7%降至52.5% [35] - 日本快速老龄化，2000年人口平均寿命突破81岁，2010年4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50%，65岁以上占比达23%，年长群体资产多，养老金制度改革推动现金及存款和保险及养老金总配置占比2000 - 2010年提升至85% [38] - 2000年代养老金及保险占金融资产比重维持在30%水平，因养老金存入和取出人数增加，总比例稳定 [42] 2010 - 2020年代：多重政策驱动权益类投资回暖，资产配置多元化 - 2010年引入全面货币宽松政策，2013年实施QQE，2016年推出YCC，政策压缩固定收益类产品回报空间，债券配置占比接近0，定期和储蓄存款占比从2010年的52.5%降至2020年的33%，活期存款占比从46.2%升至65.5% [47][48] - 政策激励和经济企稳，股票市场回暖，2014年实施NISA制度，2017年扩大iDeCo制度，居民权益类资产配置回升，股权和投资基金占金融资产比例从2010年前10%升至2015 - 2022年的15%左右 [50][54] - 海外资产配置兴起，2015 - 2023年公募投资信托投资海外股票、债券、投资基金总规模从26.6万亿日元增长到78.7万亿日元，2023年居民对外证券投资规模达33.64万亿，超2010年规模2倍 [58] 总结 日本居民资产配置“保守为主、稳健增长”，非金融资产占比下降，金融资产由现金及存款和保险及养老金主导，权益类资产占比缓慢提升，低利率、人口老龄化和政策激励是关键因素 [62]

美联储利率决策 - 美联储维持联邦基金基准利率在4.25%至4.5%不变，为2014年11月降息后连续第四次按兵不动 [6] - 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认为美国经济仍在扩张，劳动力市场稳固，但通胀率上升至2.4%（CPI）和2.52%（核心PCE），高于2%目标 [6] - 美联储继续收缩资产负债表，总规模从8.96万亿美元降至6.677万亿美元，低于2020年6月量化宽松前的7万亿美元水平 [7] 特朗普与美联储分歧 - 特朗普批评美联储不降息将使"美国损失数千亿美元"，因高关税政策导致金融市场震荡需宽松货币政策稳住股市 [7][8] - 特朗普需降息降低政府融资成本以配合扩张性财政预算，并推动减税和制造业振兴目标 [8] -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坚持基于经济数据的决策，认为当前1.4%的经济增长率无需干预，且需维护美元信用（国际储备占比降至58%） [8][9] 下半年降息预期 - 美联储下半年降息可能性大，因当前利率偏高且全球经济低迷，若第二季度增长疲软可能触发1-2次降息 [10] - 加拿大、英国和日本央行基准利率均低于美国，若美国经济走弱将加大美联储降息压力 [10] - 降息或缓解发展中国家债务压力，但当前高利率已导致其本币贬值及融资困难 [10] 对中国的影响 - 美联储政策对中国直接影响有限，跨境资金流动更多受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开放政策驱动 [11] - 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受利差影响，但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管理能力可保持稳定 [11] - 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提升，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增强，可自主调控以支持经济发展 [11]

美元霸权的历史形成 - 美元本质是建立在军事霸权基础上的信用体系，失去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地位后其价值将大幅贬损 [1] -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通过军工制造和租借法案积累巨额财富，奠定美元霸权基础 [3] -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全球主导地位，当时美国持有全球75%以上黄金储备 [5] 美元体系的演变与矛盾 - 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将美元与石油挂钩，1973年OPEC确立石油美元结算机制 [7] - 80-90年代衍生金融产品超过2000种，量化宽松政策推动资金涌入期货市场，投机导致全球通胀通缩交替 [7] - 美元通过SWIFT系统掌控全球金融交易，俄乌冲突中俄罗斯被踢出系统引发经济震荡 [10] 美元霸权的全球影响机制 - 加息周期导致发展中国家资本回流美国，工业链断裂和经济崩溃 [10] - 美国国债规模达30万亿美元（2020年），通过利率调控操控他国经济命脉 [10][16] - 高科技领域投资形成科技霸权，配合长臂管辖和经济控制策略 [11] 挑战美元霸权的历史案例 - 伊拉克2000年尝试用欧元定价石油，2003年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恢复石油美元 [13] - 利比亚2011年计划采用欧元结算石油，卡扎菲政权在阿拉伯之春中倒台 [13] - 阿根廷1976-2002年经历债务从250亿激增至1500亿美元，通胀率最高达4924% [15] 美元霸权的当代特征 - 通过金融、军事和舆论三大手段掌控全球话语权 [18] - 近年全球危机（俄乌战争、台海局势、中东震荡）均与美元策略存在关联 [16] - 美国国债规模与军事霸权深度绑定，形成全球财富收割循环 [16][18]

经济表现 - 互联网泡沫破裂使美国GDP不变价增速从2000年四季度的2.9%降至2001年四季度的0.2%，是“小脉冲”；COVID - 19使美国GDP不变价增速从2019年四季度的3.4%降至2020年二季度的 - 7.5%，是“大脉冲”；金融危机使美国GDP不变价增速从2007年三季度的2.4%降至2009年二季度的 - 4%，是“大衰退”[17] - 互联网泡沫破裂主要受损部门是企业；金融危机时居民、企业、金融部门及资产价格均受损；COVID - 19时期主要受损部门是居民和企业[19][20] 货币应对 - 互联网泡沫破裂后30个月内累计降息550BP，政策利率首降至1%；金融危机时16个月内累计降息500BP，开启三轮量化宽松；COVID - 19时期迅速将政策利率调至零利率附近并重启量化宽松[22] - 美国货币政策有松有紧，2004年、2015年、2022年转向加息周期；日本货币宽松不断升级[23][24] - 金融危机后美联储资产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6.2%升至2014年的25.5%，COVID - 19时期从2019年的19.3%升至2021年的37%；日本2021年日央行资产占GDP比重最高达131%[26] 财政应对 - 互联网泡沫破裂后2003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率提至5.1%，2001 - 2004年杠杆率上行7pct至77%；金融危机时2008 - 2016年杠杆率上行41BP至120%，赤字率中枢从2.7%提至7.2%，最高达11%；COVID - 19时期2020年赤字规模达3万亿美元，赤字率、杠杆率分别达14%、141%[9][29] - 美国政权更迭稳定，应对危机政策坚定；日本政权更迭频繁，政策应对不及时、不连续、不彻底[30] - 美日中央政府是加杠杆主力，社保福利支出是财政资金主要投向，社保福利易升难降致政府杠杆率高企[33] 资产表现 - 三轮危机中美国优势资产地产和美股交替轮换，互联网泡沫破裂后房市火热，金融危机时美股触底反弹，COVID - 19时期房市和股市均上涨[11][36] - 美国地产修复速度比日本快，美国房价2006年触顶回落，2012年触底回升，2019年底修复至危机前水平；日本房价1991年触顶回落，2009年触底回升[38] - 美国债基规模在低利率环境下保持缓慢增长，债券型基金/股票型基金比值从2007年的0.3倍升至2012年0.6倍，后回落至2017年的0.4倍[42] 居民资产配置 - 2000 - 2020年美国居民资产年均增速约为5%，资产经历从“金融资产 - 住房资产 - 金融资产”的切换；“失去的30年”期间日本居民资产年均增长率约为0.38%，资产负债表增长近乎停滞[60]

日本国债市场动荡 - 2025年5月日本40年期超长期国债拍卖投标倍数降至2.21创11个月新低 [4] - 10年期和20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2000年以来最高水平30年期收益率突破3% [4] - 日本央行持有国债占比高达52%通过非市场化手段维持债务循环 [6] 财政体系结构性缺陷 - 日本央行量化宽松政策源自20世纪70年代大藏省财政投资贷款计划(FILP)构建的"影子预算"体系 [5] - FILP在21世纪初规模缩减转向市场化融资同时央行引入量化宽松对抗通缩 [5] - 2024年日本央行缩减购债规模后引发连锁反应寿险公司抛售国债海外投资者撤离 [6] 支出结构转型 - 1993年日本公共工程支出达13.7万亿日元峰值2001年后终止集中建设模式 [7] - 2023年日本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预算35%形成新的刚性支出陷阱 [7] - 从"基建依赖"转向"社保依赖"体现利益集团与官僚体系共生关系延续 [7] 债务累积机制 - 日本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占年度预算25%利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需多支付10万亿日元利息 [10] - "利率上升-债务恶化"恶性循环反映预算约束机制缺失问题 [10] - 债务占GDP比重飙升至不可持续水平多次财政重建尝试均告失败 [9] 政策僵化与改革阻力 - 日本央行长期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本质是为财政赤字融资 [12] - 结构性改革如提高消费税削减社保支出面临巨大政治阻力 [12] - 官僚体系政党和利益集团博弈使触及既得利益的改革寸步难行 [11] 国际比较与启示 - 日本财政危机独特性在于"政策僵化"和"利益固化"体制特征 [12] - 财政扩张需与结构性改革结合避免陷入"刺激依赖" [12] - 货币政策应保持独立性避免成为财政赤字融资工具 [12]

美联储主席任期与提名 - 美联储主席任期四年可连任 鲍威尔2017年被特朗普提名并以85票赞成12票反对通过 [1] - 鲍威尔首个任期原定2022年2月结束 拜登提名连任使其任期延长至2026年5月 [1] - 特朗普近期威胁罢免鲍威尔并考虑自任主席 但法律仅允许在任期结束后提名新人或主席存在严重失职行为时罢免 [3] 特朗普与鲍威尔政策分歧 - 特朗普主张低利率刺激经济 批评鲍威尔2018年四次加息导致美股波动和企业融资成本上升 [4] - 2019年特朗普要求降息至零被拒 鲍威尔坚持渐进式降息以维持物价稳定 [4] - 2020年大选期间鲍威尔拒绝配合特朗普选举需求 坚持政策基于经济数据而非政治压力 [5] 特朗普觊觎美联储主席职务的动机 - 便于推行零利率加无限量化宽松 复制尼克松-伯恩斯模式制造短期经济繁荣假象 [7] - 瓦解央行独立性 通过提名亲信理事形成主席-理事联动机制使货币政策符合政治议程 [8] - 直接利益关联：降息可降低特朗普集团23亿美元债务利息成本 量化宽松推高占资产70%的商业地产估值 [8][9] 潜在系统性风险 - 美联储沦为政治工具将引发美债抛售潮 威胁美元霸权地位 [11] - 政治干预货币政策将破坏美联储111年建立的信誉 可能导致全球金融体系崩溃 [11] - 鲍威尔强调"总统无权罢免主席"是维护美元体系的关键防线 [11]

金价走势与核心驱动因素 - 2025年以来国际金价整体呈现大幅上涨趋势，近期因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再度逼近历史高点[1] - 金价长期上涨的核心逻辑根植于美元的持续超发，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金价涨幅已超100倍，突破3500美元/盎司[1] - 美联储持续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美元供应量膨胀，而黄金储量有限且产量基本固定，形成"美元越多，黄金越贵"的跷跷板效应[1] - 地缘政治动荡会加速金价短期冲高，例如4月2日因关税战金价一度冲至3700美元/盎司，随后因获利回吐快速回落[1] 黄金的资产属性与配置策略 - 黄金兼具消费与投资双重属性，黄金首饰侧重消费属性，投资金条更纯粹地体现金融属性[1] - 对于资金量较小且偏好佩戴的投资者可侧重首饰，对于资金量较大追求收益的投资者应关注金条的投资属性[2] - 黄金作为硬通货长期配置价值显著，只要持有时间足够长基本不存在"被套"风险，例如2016年在1300美元/盎司高位买入的投资者持有至2025年金价已翻倍[2] - 黄金长期涨幅不及优质股票，过去十年茅台股价涨超十倍，但配置20%左右的黄金资产可优化投资组合稳定性[2] 市场情绪与投资时机 - 当舆论一致看涨时往往接近阶段顶部，例如近期避险情绪高涨时金价冲至3700美元后快速回落[2] - 普遍悲观时可能孕育反弹，例如前期下跌时市场看空，随后中东冲突推动金价回升[2] - 短期波动难以预测，应聚焦长期逻辑，在美元超发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以做多心态应对波动[2] 美元与美股市场动态 - 美元指数近期走弱主要受关税战引发资本外逃影响，尽管中美日内瓦声明后有所反弹，但特朗普施压美联储及美国经济衰退风险使美元信用承压[3] - 美联储在控通胀与防衰退间进退两难，6月降息概率接近零，可能推迟至9月[3] - 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短期难以撼动，但其份额下降与人民币国际化加速是大势所趋[3] - 美股估值仍处于历史高位，巴菲特去年大幅减仓并暗示中期估值回归压力较大，在缺乏估值消化前下行风险需谨慎应对[3]

欧元汇率与货币政策 - 欧洲央行副行长金多斯认为当前欧元升值速度不迅速且波动不极端 即使欧元兑美元汇率维持在1 15水平也不会对实现通胀目标构成重大障碍 [1] - 通胀风险目前处于平衡状态 低于目标的风险非常有限 已非常接近目标水平 [1] - 市场完全理解欧洲央行政策决议后的信息传递 关于从纽约运回黄金储备的事宜未被讨论 [1] 货币政策工具与反思 - 欧洲央行已从过去激进印钞政策中吸取教训 未来将更关注宽松货币政策的潜在副作用 [1] - 随着高通胀得到控制 欧洲央行正重新审视长期战略及政策工具组合 包括大规模债券购买和负利率政策 [1] - 所有货币政策工具仍将保留在工具箱中 但欧洲央行更清楚认识到这些工具的潜在弊端 [2] - 欧洲央行反思量化宽松操作 总额达5万亿欧元（约5 8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曾被批评催生资产泡沫并导致加息后巨额亏损 [2] 关税与经济增长 - 金多斯指出从中期来看 关税将同时降低经济增长和通胀水平 [1]

美国财政风险预警 - 美国"大而美"法案可能导致未来十年新增债务远超4万亿美元，远超国会预算办公室最初评估的2.4万亿美元[1] - 法案实施后年度财政赤字率将突破GDP的7%，显著高于近两年6%的"危险水位"[1] - 仅利息支出部分十年内将激增5510亿美元，相当于每天为全球资本市场投放1.5亿美元[1] 美国经济结构性问题 - 老龄化导致社保基金将于2029年耗尽，65岁以上人口激增推高福利支出[1] - 政府医疗支出增速两倍于经济增速，2025年占比或达GDP的20%[1] - 3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5%后，偿债成本已超过军费开支[1] 美元体系潜在危机 - 美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可能击穿国际市场对美元的信心阈值[2] - 各国央行抛售美债的速度可能比2022年英国养老金危机时的英镑崩溃更迅猛[2] - 既要维持美元国际储备地位，又需持续发行天量国债填补赤字的困境加剧[2] 政策争议与影响 - 特朗普经济团队认为3.5%的GDP增速配合10%关税收入可化解债务危机[2] - 高盛模型显示全面关税将直接推升核心PCE通胀1.2个百分点[2] - 放松金融监管可能重演2008年CDS市场崩盘场景[2] 改革建议 - 支持取消债务上限提议，认为周期性政治闹剧损害国家信用[2] - 财政纪律重建必须配套税收体系改革，包括堵塞跨国企业避税漏洞[2] - 开征数字服务税等措施被视为必要配套措施[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