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尽管面临复杂的政策环境和政治不确定性，可持续发展投资市场展现出韧性并持续增长，其长期驱动力包括能源转型、持续的政策行动、监管简化、数据改善以及对投资商业案例的重新关注 [1][5][14] - 气候转型是核心议题，正推动更广泛的绿色经济增长，为跨资产类别的投资提供了广泛机会 [10][11][12] - 监管环境正在经历再校准，特别是在欧洲，朝着更简化、务实和注重国际一致性的方向发展 [12] - 市场正经历语言和焦点的转变，更强调基于可靠数据的高质量分析，以及对可持续性因素投资理由的清晰说明 [13][14] 可持续发展投资市场演变 - **早期增长**：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稳定增长，2018年有53%的受访资产所有者正在评估或实施可持续发展投资实践 [2] - **加速阶段**：到2022年，实施或评估可持续发展投资的资产所有者比例跃升至86%，这得益于《巴黎协定》等全球政策共识和监管议程的推动 [3] - **2022年转折点**：俄乌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化石燃料回暖，地缘政治与经济增长压力使欧洲政策优先事项转向能源安全，并出现放松监管的趋势 [4] - **当前韧性**：在2025年的新环境中，市场保持稳定，73%的受访资产所有者表示会在投资中考虑可持续性，该比例在过去三年大体保持稳定 [7] 气候转型的驱动力与投资机会 - **政策与目标**：多边气候进程保持完好，COP30促使70个代表全球71%排放量的国家设定了2035年减排目标，这将通过法律、法规和激励措施加速减排，为投资奠定基础 [9] - **区域转型加速**： - 中国大规模投资清洁能源，设定到2035年排放量比峰值至少下降7-10%的绝对减排目标，其低成本清洁能源技术（太阳能、风能、蓄电池、电动汽车）在价格上已超越化石燃料发电 [10] - 欧洲继续推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其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可能促使贸易伙伴建立自己的碳市场 [10] - **投资者关注与资金流向**：投资者对气候风险的关注达历史最高水平，追踪富时罗素气候转型指数（FTSE All-World TPI Climate Transition Index）的资产在2024/2025年增长超过50%，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 [11] - **绿色经济增长**：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全球绿色经济占上市股市市值的8.6%，达7.9万亿美元，过去十年年复合增长率为15% [11] - **绿色股票表现**：自2008年以来，绿色股票（以FTSE Environmental Opportunities All-Share index衡量）的累计超额收益率达到59% [11] - **跨资产机会**：投资机会涵盖基础设施、商品、私募股权和固定收益，绿色债券市场在2024年发行额达5720亿美元，同比增长10%，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总发行价值首次超过3万亿美元 [12] 监管环境的发展 - **欧洲监管再校准**：欧盟的《综合提案》对可持续金融框架引入简化措施，旨在降低复杂性、合规成本并改善国际一致性，最终方案为提升规则互操作性和技术改进（如要求XBRL标记）提供了机会 [12] - **全球披露规则趋同**：截至2024年9月，已有37个司法管辖区（占全球GDP的60%和全球上市市场资本总额的40%）正在采用与国际可持续性标准理事会（ISSB）一致的企业报告规则 [14] 市场焦点与未来基础 - **语言与焦点转变**：2025年市场出现语言转变，投资者加强对可持续性声明的审查，要求提供方清晰说明将可持续性因素纳入投资决策的理由 [13] - **未来增长基础**：能源转型进程、持续的政策行动、更简化和高效的监管、更好的数据可用性，以及对投资商业案例的重新关注，为可持续发展投资的未来提供了坚实基础 [14]

报告行业投资评级 - 本报告为经济调查，未提供明确的行业投资评级 [1][3][4] 报告的核心观点 - 澳大利亚经济在经历疫情及后续冲击后正在正常化，但需通过改革来提高生产率增长、改善住房可负担性并促进能源转型 [26] - 应按照计划稳步减少预算赤字，同时提高税收体系效率并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气候相关成本的长期挑战 [26] - 需通过减少规划障碍、增加经济适用房供应以及避免刺激住房需求的税收和政策设置，来解决许多澳大利亚城市的高住房成本问题 [26] - 需有效实施保障机制、减少交通排放、继续扩大可再生能源发电，并应对日益间歇性发电带来的挑战，以管理气候转型 [26] - 过去二十年，经济中的竞争有所减弱，竞争审查已开始解决此问题，但需要额外措施，包括加强竞争政策执法、减少监管碎片化以及提高对国际竞争的开放度 [26] 根据相关目录分别进行总结 宏观经济状况与展望 - 在经历近期冲击和波动后，澳大利亚经济正在正常化，但增长自2022年以来相对疲软，2023年和2024年初年化增长率放缓至约1%，低于约2%的趋势增长率 [73][74] - 通胀在2022年底达到近8%的峰值后已显著缓和，并于2024年底回到2-3%的目标区间，但在2025年第三季度因能源补贴退出而再次升至目标区间以上 [83] - 就业增长保持韧性，失业率虽从2022年中低点上升约1个百分点，但仍低于疫情前水平，劳动力市场正趋于正常化 [86][97] - 实际工资增长疲软，自2020年第一季度至2025年第三季度，澳大利亚实际时薪累计下降2.6%，降幅在OECD经济体中位居前列 [92] - 经济预计将继续复苏，GDP增长预计在2026年达到2.3%，与潜在增长率基本一致，通胀预计将稳定在目标区间中点附近 [110][111] 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 - 货币政策为抑制通胀而收紧，政策利率自2022年5月至2023年11月上调13次至4.35%，随后于2025年开始进入宽松周期 [118][120] - 鉴于近期通胀上行意外和不确定性，货币政策应保持数据依赖和灵活的方式，若通胀如预期在2026年回落，可能有进一步宽松的空间 [39][121] - 尽管家庭债务负担沉重（占家庭可支配净收入的比重在OECD中位居前列），但金融体系保持稳健，抵押贷款拖欠率仅小幅上升 [129][130] - 需要继续发展宏观审慎框架以应对新风险，并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测 [139] 财政政策与公共财政 - 各级政府预算均出现赤字，一般政府赤字在2025年预计达到近GDP的3.5%，随后几年计划逐步收窄 [140][151] - 联邦政府结构性赤字在现金基础上已显现，但预计将在中期内收窄，计划通过支出限制和税收改革相结合的方式实施渐进的财政调整 [42][142] - 长期财政压力显著，包括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医疗和护理成本上升、气候转型和适应的投资需求，以及向电动汽车转型可能导致税收减少 [43][155] - 国家残疾保险计划支出增长迅速，2025-26财年成本预计达460亿澳元（占GDP的1.5%），需更有效地控制支出增长 [145][170] 税收体系与改革方向 - 税收体系严重依赖劳动税，而对更高效的消费税、财产税和环境税利用不足 [45][179] - 商品及服务税税率（10%）在国际上处于低位，且豁免范围相对较广，提高税率和/或拓宽税基有助于改善税收结构并支持增长 [182] - 财产税方面，交易税（印花税）较高而经常性税收较低，建议从交易税转向经常性土地税，并使房地产税收与其他资产更趋一致 [50][68] - 澳大利亚的外国直接投资监管限制是OECD中最高的，应予以缩减以消除国内经济中外国竞争者的壁垒 [63][68] 住房市场与可负担性 - 住房成本高昂，尤其是在大城市，过去三年住房成本急剧上升 [47][51] - 新房建设未能响应更高的需求，住宅竣工量低，住房存量增长滞后于家庭形成速度 [48][20] - 建筑行业生产率低下，且低于20年前的水平，增加了新建建筑的成本 [49][20] - 低经常性财产税和补贴在供应有限的情况下推高了住房成本，建议减轻印花税，提高经常性土地税，并逐步取消负扣税的优惠待遇 [50][68] 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 - 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仍然很高，但在2022年《气候变化法案》下的措施正在推动排放减少和向可再生能源转型 [53][54] - 澳大利亚似乎基本有望实现2030年目标，但需要进一步努力以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特别是在交通和农业领域 [20][56] - 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中的份额正在迅速上升，煤炭使用量下降，但负批发电价的频率高且不断上升 [20] - 交通排放持续上升，电动汽车的普及率相对较低，建议制定逐步提高机动车燃料税的计划，并投资公共交通和充电基础设施 [56][68] 竞争态势与政策 - 过去二十年，澳大利亚经济中的竞争压力有所减弱，许多关键行业高度集中，价格高企，企业加成率上升 [58][59] - 企业活力指标（如企业进入率和退出率）已经下降，降低了经济活力并对生产率造成压力 [59][65] - 新的合并制度和国家竞争政策议程是促进竞争的积极步骤，但需要更积极的执法来应对现有的反竞争行为 [61][62] - 州级监管差异阻碍了竞争，澳大利亚的许可和审批体系相对繁琐，外国直接投资限制较高 [63][68]

文章核心观点 - 尽管COP30气候谈判的成果被普遍视为缺乏鼓舞的妥协，但作为《巴黎协定》后的关键节点，会议在推动各国提交新的、更具雄心的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表明全球减排进程在2030年后将显著加速，这对投资者和企业意味着转型风险环境的变化 [1][4] 国家自主贡献进程与现状 - 2025年是全球气候谈判的关键节点，各国需提交涵盖2030年后时期的新国家自主贡献，这些承诺是市场与气候变化关注的核心，塑造了转型风险环境并决定全球排放轨迹 [1] - NDC进程在2025年初开局艰难，美国表示将退出《巴黎协定》，2月有95%的签署方未能按期提交新目标，8月底仍有85%未提交 [2] - 在COP30前八周出现迟来反弹，三分之二的国家已宣布或正式提交了新的2035年目标，一旦印度在年底前公布，全球排放的四分之三将被新目标覆盖，仅剩两个G20成员国尚未提出具体新目标 [2] 主要经济体的新承诺与影响 - 中国首次承诺在整个经济范围内实现绝对减排，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巴西和墨西哥也承诺在排放达峰后实现绝对减排 [2] - 欧盟在COP前达成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NDC，要求在未来10年内将排放量减半，并在之后5年再次减半，英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也提出了重大新承诺 [3] - 实现这些新目标需要首次认真应对“难以减排”的行业，将对工业产生深远影响 [3] - 历史记录表明承诺并非空洞，欧盟最初设定2030年减排40%的目标，后提高至55%，最新预测显示其减排轨迹达到54%，中国一贯超额完成气候目标，G20整体上距离实现目标也并不遥远 [3] 全球减排轨迹与投资意义 - 新的国家目标意味着2030年之后减排速度将显著加快，在已公布目标的17个G20国家中，2030至2035年间的年均减排幅度为2.5%–3.4%，而2023至2030年间仅为0.5%–0.7% [4] - 这一进展虽不足以使世界走上《巴黎协定》“将全球升温控制在远低于2°C”的轨道，但仍是实质性进展，对投资者而言意味着在许多关键市场中转型风险将加速 [4] - COP30显示，作为《巴黎协定》核心的NDC进程在政治分裂与地缘动荡的时代仍在持续带来真正进展，巴黎协定通过了一次关键压力测试 [4] LSEG的可持续金融业务 - 公司致力于帮助客户实现可持续增长，通过融合可持续发展和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提供关键的市场基础设施、数据和分析 [7][9] - 这种做法有助于为可持续金融和投资调动资金，从而加快气候转型，促进绿色经济并创造经济机会 [10] - 公司在可持续金融领域有超过20年的领导经验，为客户提供全面的跨资产数据和分析，以支持决策、管理风险、募集资本并应对新出台的可持续发展法规 [11] - 公司业务重点支持客户在气候转型、绿色经济及将可持续发展融入主流投资等方面的需求 [12][13][14][15][16] - 公司通过领导力和思想领导力举措帮助客户实现可持续增长 [17]

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核心观点：为应对气候变化、提升气候适应能力，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而“混合融资”模式被认为是撬动私人资本、弥补资金缺口的关键金融机制，该模式通过公共或优惠资本承担更高风险、接受更低收益，以优化项目的风险收益结构，从而吸引商业资本进入气候适应与减缓领域 [2][4][5] 气候适应资金缺口与紧迫性 - 中国政策层面强调加强气象预警和防洪排涝等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目标是到2035年基本建成气候适应型社会 [1] - 全球层面，COP30明确发达国家到2035年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适应资金需从每年400亿美元增加两倍至1200亿美元 [3] - 然而资金严重缺位，37个发展中国家报告2030年前气候行动所需资金总计约3.4万亿美元，但49个发展中国家报告已获得资金仅608.4亿美元，缺口巨大 [4] 混合融资的定义与运作机制 - 混合融资是通过引入优惠资本（如政府财政、慈善资金、多边金融机构资金）承担更高风险并接受较低财务回报，以优化整个项目的风险收益结构，从而提升商业资本参与意愿的机制 [2][5] - 优惠资本作为“缓冲垫”处于风险承受层级，商业资本则处于风险收益比更具吸引力的“优先层级” [6] - 该机制适用于商业模式待验证、市场前景不明朗的气候项目，优惠资本率先进入，待项目盈利模式清晰后商业资本再介入 [6] - 优惠资金的判断原则是提供显著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多来源于公共资本或多边开发银行 [6] 混合融资在中国的实践与挑战 - 按国际典型定义（国际资金进入），中国气候领域的混合融资项目规模仍非常有限，案例包括早期能效提升项目和近期的山东绿色发展基金 [7] - 山东绿色发展基金创新性地融合了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主权贷款（优惠资金）与地方投资基金，旨在撬动更多资本支持绿色项目 [7] - 中国的政府引导基金规模全球最大，理论上属于优惠资金，但其效果有待提高，存在偏离核心定位的问题，例如偏好与大国企合作投资已成熟甚至产能过剩的新能源项目，而非进入CCUS、绿氢等前沿技术领域，可能挤出而非撬动私人资本 [8][9] - 混合融资在中国面临定义模糊、机制不畅等现实挑战，未来需纠正实践偏差 [7][10] 未来发展建议 - 首要任务是明确各类资本角色定位，公共资本应以优惠资本身份承担风险，扮演“撬动者”改善项目风险收益结构，避免进入私人资本已充分覆盖的领域造成低效配置和挤出效应 [10] - 动员开发性金融机构运用第一损失资本、担保等混合融资工具，并加强与多边开发银行合作 [10] - 鼓励慈善资金加强对气候领域的支持并优化其投资政策环境 [10] - 拓展商业性金融机构支持边界，鼓励创新风险分层产品，开发针对气候风险的专属保险和担保工具 [10]

德国宏观经济与政策环境 - 2025年德国经济在通胀压力减轻、消费者信心恢复和政策支持下有望缓慢复苏，但仍面临俄乌冲突延宕、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及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挑战 [1] - 2025年2月大选后成立的黑红联盟政府承诺在移民、经济和防务等领域进行改革，并强调德国需在欧盟和国际事务中提高显见度和影响力 [1] 德国能源与气候政策 - 2025年是确定德国能源和气候政策方向的决定性一年，新政府必须同时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气候保护及成本可承受性 [2] - 新政府预计不会改变加速可再生能源扩张和2045年实现气候中和的整体目标，但气候保护议题的关注度可能降低，降低电价和增强工业竞争力成为能源政策重中之重 [2] - 默茨政府大规模举债措施中有1000亿欧元必须流入气候转型基金，但具体支出范围尚未确定 [2] 德国人工智能战略与产业 - 德国人工智能战略自2018年以来从基础研究主导转向产业应用优先，并通过《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及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强化技术主权与伦理规制 [3] - 德国在全球技术竞争中探索区别于中美模式的“第三条道路”，将人工智能与本国优势产业结合，并高度重视“可信AI”治理与技术主权争夺 [3] - 德国在欧盟层面推动标准化、跨国研究合作及数据主权治理，在国内层面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强研究、推动人才培养以夯实战略基础 [3] - 德国人工智能战略面临算力基础设施薄弱、中小企业转型压力大、人才供给不足等结构性挑战 [3]

文章核心观点 - 全球可持续投资面临地缘政治、能源价格波动和供应链重构等宏观挑战，导致绿色转型成本上升，部分市场出现ESG投资热度回落的“逆流”现象 [1] - 淡马锡作为长期投资者，致力于在追求财务回报与推动投资组合实现可持续转型之间找到平衡，其核心挑战在于风险定价失准与投资期限错配 [3] - 公司通过三大关键抓手应对挑战：积极与被投企业沟通并评估其转型就绪度、将ESG评估纳入所有投资决策、以及直接投资于碳效率型企业和脱碳解决方案 [4] - 淡马锡认为可持续投资的基本逻辑依然坚实，其目标是通过构建具备韧性的投资组合，推动现实世界向净零排放、自然受益与包容性增长转型 [11][12] 淡马锡的气候目标与投资策略 - 公司设定明确的气候目标：到2030年将投资组合的净碳排放量减至2010年排放水平的一半，并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4] - 投资组合涵盖航空、能源和工业等高碳排关键领域，这些领域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难以减排，是实现气候目标的主要挑战 [4] - 采用每吨65美元的内部碳定价机制以将碳外部性成本内部化，并预计到2030年将该碳价逐步提升至每吨100美元 [4] - 可持续生活趋势相关的投资净值占比显著增长，从2016年的1%增长至2025年3月31日的11%，对应价值达460亿新元 [5][20] 推动高碳排行业转型的具体措施 - 作为股东，公司不指导被投公司的日常运营，而是通过与管理层及董事会密切沟通，传达长期发展预期 [5] - 建立多元化交流平台如“淡马锡投资组合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及“可持续发展领袖网络”，促进企业间经验共享与协同合作 [6] - 积极携手生态圈伙伴推动系统变革，例如支持可持续航空燃料试验，并参与“绿色燃料前进计划”以聚合需求、培育市场 [6] - 通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速技术规模化，如与突破能源风险投资公司合作支持早期气候创新，已共同投资10家企业包括清洁钢铁生产商Electra [7] 创新融资与碳市场布局 - 旗下GenZero平台与腾讯签署谅解备忘录，共同推动气候资金投向生态修复领域，并提升中国碳市场的诚信度 [7] - 与汇丰银行合资成立Pentagreen Capital，专注于加速亚洲地区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的规模化发展 [8] - Pentagreen Capital作为“绿色投资伙伴关系”基金管理人，已完成首次募资，筹集承诺资本5.1亿美元，将投入具显著气候效益的基础设施项目 [8] 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本地化实践 - 公司业务遍布全球，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不同经济环境、ESG成熟度及监管框架下的实际运营需求相协调 [9] - 不采用“一刀切”策略，而是着重分析对各地区、行业及市场具有实质性的要素，专注于与长期韧性和价值创造相辅相成的成果 [9] - 投资团队对所有新投资项目均开展ESG尽职调查，并依托成熟的ESG管理框架与工具管控实质性风险 [9] - 在投后管理阶段，根据内部优先级评估体系与企业展开互动，该体系综合考量企业的ESG成熟度、行业ESG关联度及公司的潜在影响力 [9] 对ESG投资趋势的立场与工具应用 - 认为ESG理念不应被简化为评分或评级，对长期投资者而言，有效管理气候风险、人才吸引等实质性议题是精准管控风险、把握机遇的前提 [10] - 应用《气候转型就绪度评估框架》等标准化工具，系统评估重点企业在应对气候风险与机遇方面的准备程度 [10] - 《ESG价值创造实践指南》为团队识别ESG价值机遇提供方法论，关键抓手包括优化企业战略增强气候韧性、提升资源效率实现降本增效等 [10]

公司对中国资产的看法 - 公司对中国资本市场抱有长期的、战略性的信心，并以建设性的态度看好中国资产，包括债券、外汇和股票[1][2] - 公司是欧洲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规模超过2万亿欧元，位列全球前十大资产管理机构[2] - 公司聚焦中国市场三大维度的投资机遇：持续的制度性开放与香港的桥梁作用、绿色金融与中国“双碳”目标带来的新机遇、养老金市场的巨大潜力[2] 公司在科技领域的投资观点 - 公司持续关注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领域，从估值角度看，电动汽车、电池等领域的吸引力更强[1][2] - 公司看好中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生物技术及制药领域，认为这是人工智能可以长期布局的方向之一[2] - 公司以结构性方式布局亚洲资产类别，主要根据估值和收益机会对投资组合进行轮动布局，持仓周期通常为中期，即3个月或更长时间[2] 对美联储政策的预测 - 公司预测美联储在2025年将有两次降息，2026年仍会有两次降息，预测利率下调至3.5%，立场比市场普遍预期略显鹰派[3] - 降息的主要原因与劳动力市场疲软有关，美国就业指标出现温和走弱趋势[3] - 美联储近期作出两大重要调整：杰克逊霍尔会议上宣布的平均通胀率政策目标；在收益率曲线短端实施的一些操作[3] 全球资产配置趋势 - 当前国际关税政策形势仍在变化，供应链的重新配置为一些原本不被看作投资目的地的国家带来了投资机会，因其风险收益比更具吸引力[3] - 美元和美国资产在投资者配置中的核心地位有所下降，特别是对于欧洲投资者，各国央行持续推动储备多元化策略，对黄金的需求显著增长[3] 对黄金的投资观点 - 黄金是公司重点配置的资产类别之一，因其具有抵御通胀、低通胀时可获利、抵御地缘政治风险等独特优势，是有效的多元化策略[5] - 尽管零售投资者购买黄金可能加剧金价短期波动，但公司认为黄金长期上涨趋势将持续，预计三年内目标价达到5000美元/盎司[5] - 建议投资者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策略，可选择适度增持或阶段性适时获利了结[5] 投资组合构建策略 - 公司通常构建核心资产配置框架，根据客户需求确定权益类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并确定政府债券和其他债券的配置比例以及交易策略[6] - 建议在资产配置中加入一些相关主题，例如人工智能、“长寿经济”、气候变化等，既需要核心策略，也需要卫星策略，并牢记整体风险预算及分配方案[6] - 建议投资者聚焦具备中长期确定性的机遇，例如气候转型、人工智能，在投资组合中建立相应的结构性仓位，并决定哪些资产需要积极配置、哪些需要对冲[4]

能源峰会参与情况 - 美国派遣否认气候变化的官员参会[1] - 中国以"日程冲突"为由拒绝参会[1][3] - 超过75个国家受邀，约60国确认出席[6] - 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产油国参会，俄罗斯被排除[6] - 非洲气候脆弱国家如莫桑比克、孟加拉国未被邀请[12] 各国能源战略与立场 - 沙特石油出口占财政收入70%，同时宣称投资千亿美元发展新能源[8] - 卡塔尔作为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借俄乌冲突扩大市场份额[10] - 阿联酋推广太阳能，同时计划将石油产能提升至每日500万桶[10] - 美国2022年日均原油产量达1180万桶，通过放宽环保法规提升油气企业利润[17] - 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突破12亿千瓦，占全球清洁能源设备产能60%以上[19] 能源行业动态 - 2022年可再生能源投资首次超过化石燃料，但石油和天然气仍占全球能源消费55%[6] -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向东南亚、非洲输出光伏电站和风电项目[19] - 英国削减气候援助预算30%，导致非洲太阳能灌溉项目搁浅[22] - 德国与中国加强氢能领域合作，欧洲呈现"政冷经热"局面[24] 国际能源博弈 - 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峰会推销美国油气资源，延缓全球能源转型[15] - 中国缺席被视为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强硬回应[19] - 沙特等国对美国策略态度模棱两可，不愿沦为美国油气附庸[24] - 环保团体批评峰会偏离正轨，沦为美国能源霸权工具[22]

欧洲经济前景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欧洲若不立即采取措施应对增长放缓、投资疲软及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经济可能陷入停滞 [1] - 贸易紧张局势和低迷需求抑制增长动能，风险明显偏向下行，预计欧元区2025年经济仅增长0 8% [1] - 欧盟统一市场存在隐性障碍如法规不一致、标准不同、劳动力难跨境流动，导致跨境碎片化，抑制企业扩张和创新活力 [1] 欧盟市场改革建议 - 欧盟内部隐性障碍成本相当于对商品征收44%关税、对服务征收110%关税 [1] - 呼吁推动单一市场改革，加强监管协调、改革资本市场和推动劳动力流动，未来十年欧洲GDP可提高3% [1] - 建议欧盟将共同预算规模扩大50%，用于协调投资以实现共同目标 [2] 财政与行业压力 - 欧盟面临国防支出、老龄化福利和气候转型压力，财政空间大的国家应积极投资带动增长，高债务国家需财政整合 [2] - 对美国有敞口的企业在贸易紧张背景下经营环境更困难，可能导致银行客户违约、坏账上升，影响资产负债表质量 [2] - 欧洲银行体系目前资本充足、流动性良好，短期内抵御风险能力较强 [2]

报告行业投资评级 未提及 报告核心观点 对标国内外可持续披露标准，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披露实践仍存在较大差距，本报告聚焦ISSB S2准则下的气候转型与范围三排放管理要求，剖析范围三排放在实现净零目标中的关键作用及其管理复杂性，为国内市场参与者提供实施路径，助其构建范围三排放管理体系，后续将发布气候风险评估分析研究报告 [8] 各部分总结 概述 - 气候变化成全球紧迫挑战，中国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企业和金融机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受重视 [9] - 2023年ISSB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准则S2号：气候相关披露》，2024年中国财政部联合九部委发布《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计划到2027年出台气候相关披露准则，2030年基本建成国家统一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 [9] - ISSB S2要求企业透明系统披露气候相关信息，财政部基本准则明确四大核心披露要素并采取实施策略，生态环境部和国家统计局2025年1月发布首版“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 [10] - 准则实施和数据库支撑促使企业重新审视业务模式和资源配置，加强与供应链协作，金融机构需披露投资和贷款组合的范围三排放 [10] 气候转型计划：低碳转型的路线图 ISSB S2对气候转型计划的披露要求 - 基于TCFD框架，企业需在气候转型计划中披露战略与业务模式调整、气候相关风险与机遇管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与实施路径、关键假设与依赖因素等核心内容 [13] ISSB S2与其他主流披露框架的比较 - 披露范围上，ISSB S2要求披露范围一、二、三排放，强调气候变化对企业财务表现影响；ESRS要求披露“双重实质性”信息，范围更广；SEC相对聚焦财务相关性，范围有限 [19] - 披露深度上，ISSB S2强调对企业财务状况和长期价值创造影响，要求披露多方面信息；ESRS强调企业在气候变化中角色，要求披露更详细气候数据；SEC深度较浅，聚焦对财务报表直接影响 [21] - 适用性上，ISSB S2适用于全球企业，满足投资者对一致、可比和可靠气候相关信息需求；ESRS适用于欧盟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满足欧盟政策目标；SEC适用于美国上市公司，服务美国资本市场投资者需求 [22] 范围三排放：气候转型不可回避的关键议题 范围三排放重要性 - 范围三排放涵盖企业价值链上下游间接排放，占企业总排放70%-90%，是企业实现净零目标最大挑战之一，其管理有助于企业满足监管要求、识别供应链风险、推动绿色创新和业务转型 [23][29] ISSB S2对范围三排放的具体披露要求 - 企业需披露价值链中所有相关排放信息，明确减排目标及其与整体气候战略关联性，披露实现目标具体路径和进展情况，披露具体数量并说明计算方法、假设和数据来源 [31] 非金融企业的范围三排放管理实践 范围三核算与披露方法 – GHG国际标准 - 基于《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价值链（范围三）核算与报告标准》，范围三排放分15个类别，企业根据自身业务特点识别相关类别并优先核算贡献大的类别 [36] - 核算方法有项目特定法和平均数据法，企业披露应遵循《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五大原则，定期更新数据并调整核算方法 [37][38] 范围三核算与披露方法 – 三大交易所指南 - 国内三大交易所《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指南》将范围三排放分为上游和下游排放两大类共15个类别，企业核算用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计算，根据数据可得性选择来源，披露应明确相关内容并确保透明度 [39][40][41] 范围三排放的管理与减排策略 - 核算面临边界界定困难和重复计算风险，企业可通过数据收集与供应链协作、优化核算方法与边界管理、应用数据处理工具、推动减排与透明披露改善核算质量并推动减排 [42][43][45] 案例分析 - 以达能公司为例 - 达能采用《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价值链（范围三）核算与报告标准》，用先进工具收集数据，定期更新并详细披露排放数据，环境表现获CDP三重A评分 [51] - 达能推进再生农业，承诺到2030年将新鲜牛奶甲烷排放量减少30%，已实现13.3%减排，在多国实施再生农业项目 [53] - 达能与供应商、社区和行业伙伴合作，推动低碳转型，参与开发全球再生农业框架 [54][56] 金融机构范围三排放的特殊性与应对 中国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框架与要求 -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为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提供指引，明确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和具体要求，对融资排放提出量化要求和披露标准 [65][66] - 金融机构融资排放测算遵循差异化方法，不同类型机构有不同要求，随着指南修订完善和实践深入，中国特色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体系将进一步完善 [67][68] 国际方法学框架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 PCAF为金融机构提供统一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披露标准，其方法学与ISSB S2在多方面有效衔接，为金融机构气候信息披露提供指引 [69][70] - PCAF方法在中国实践面临排放系数不适用、企业排放数据难获取、核算方法和指标定义与中国统计口径有差异等挑战，需本土化调整 [74] 金融机构融资排放计算关键步骤 - 方法选择上，金融机构根据国际实践要求选择适合的组织边界和核算方法，优先采用财务控制法或运营控制法 [77] - 归因原则包括资金追踪原则和归因因子计算，数据质量方面，金融机构应优先用高质量数据并不断改进，无法获取时说明原因并披露评分 [78][81] 案例分析 - 以星展银行为例 - 星展银行聚焦九个碳密集行业设定脱碳目标和数据覆盖目标，发展可持续金融业务，承诺提供700亿新加坡元可持续融资，促成180亿新加坡元ESG债券发行，停止新的燃煤项目融资 [84][87] - 星展银行通过ESG风险问卷收集客户碳排放数据，采用审核机制确保数据准确完整，定期更新脱碳目标和进展情况并披露，参与碳市场合作推动透明化发展 [88] - 星展银行开发气候分析工具模拟客户排放趋势，支持多种场景分析和组合管理，根据客户成熟度分类提供差异化融资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 [91][92] 总结与展望 - 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范围三核算可采用“三步走”策略，利用数字化技术手段提升效率和精准度，构建系统化管理体系并多方协作 [93][95][96] - 范围三核算和披露存在重复计算和“洗绿”风险，企业和金融机构应明确核算边界，遵循透明性和准确性原则确保信息可信度 [96] - 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趋同趋严，企业和金融机构应紧跟标准，采取行动提升环境绩效和数据透明度，推动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