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行业投资评级 - 本报告为经济调查，未提供明确的行业投资评级 [1][3][4] 报告的核心观点 - 澳大利亚经济在经历疫情及后续冲击后正在正常化，但需通过改革来提高生产率增长、改善住房可负担性并促进能源转型 [26] - 应按照计划稳步减少预算赤字，同时提高税收体系效率并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气候相关成本的长期挑战 [26] - 需通过减少规划障碍、增加经济适用房供应以及避免刺激住房需求的税收和政策设置，来解决许多澳大利亚城市的高住房成本问题 [26] - 需有效实施保障机制、减少交通排放、继续扩大可再生能源发电，并应对日益间歇性发电带来的挑战，以管理气候转型 [26] - 过去二十年，经济中的竞争有所减弱，竞争审查已开始解决此问题，但需要额外措施，包括加强竞争政策执法、减少监管碎片化以及提高对国际竞争的开放度 [26] 根据相关目录分别进行总结 宏观经济状况与展望 - 在经历近期冲击和波动后，澳大利亚经济正在正常化，但增长自2022年以来相对疲软，2023年和2024年初年化增长率放缓至约1%，低于约2%的趋势增长率 [73][74] - 通胀在2022年底达到近8%的峰值后已显著缓和，并于2024年底回到2-3%的目标区间，但在2025年第三季度因能源补贴退出而再次升至目标区间以上 [83] - 就业增长保持韧性，失业率虽从2022年中低点上升约1个百分点，但仍低于疫情前水平，劳动力市场正趋于正常化 [86][97] - 实际工资增长疲软，自2020年第一季度至2025年第三季度，澳大利亚实际时薪累计下降2.6%，降幅在OECD经济体中位居前列 [92] - 经济预计将继续复苏，GDP增长预计在2026年达到2.3%，与潜在增长率基本一致，通胀预计将稳定在目标区间中点附近 [110][111] 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 - 货币政策为抑制通胀而收紧，政策利率自2022年5月至2023年11月上调13次至4.35%，随后于2025年开始进入宽松周期 [118][120] - 鉴于近期通胀上行意外和不确定性，货币政策应保持数据依赖和灵活的方式，若通胀如预期在2026年回落，可能有进一步宽松的空间 [39][121] - 尽管家庭债务负担沉重（占家庭可支配净收入的比重在OECD中位居前列），但金融体系保持稳健，抵押贷款拖欠率仅小幅上升 [129][130] - 需要继续发展宏观审慎框架以应对新风险，并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测 [139] 财政政策与公共财政 - 各级政府预算均出现赤字，一般政府赤字在2025年预计达到近GDP的3.5%，随后几年计划逐步收窄 [140][151] - 联邦政府结构性赤字在现金基础上已显现，但预计将在中期内收窄，计划通过支出限制和税收改革相结合的方式实施渐进的财政调整 [42][142] - 长期财政压力显著，包括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医疗和护理成本上升、气候转型和适应的投资需求，以及向电动汽车转型可能导致税收减少 [43][155] - 国家残疾保险计划支出增长迅速，2025-26财年成本预计达460亿澳元（占GDP的1.5%），需更有效地控制支出增长 [145][170] 税收体系与改革方向 - 税收体系严重依赖劳动税，而对更高效的消费税、财产税和环境税利用不足 [45][179] - 商品及服务税税率（10%）在国际上处于低位，且豁免范围相对较广，提高税率和/或拓宽税基有助于改善税收结构并支持增长 [182] - 财产税方面，交易税（印花税）较高而经常性税收较低，建议从交易税转向经常性土地税，并使房地产税收与其他资产更趋一致 [50][68] - 澳大利亚的外国直接投资监管限制是OECD中最高的，应予以缩减以消除国内经济中外国竞争者的壁垒 [63][68] 住房市场与可负担性 - 住房成本高昂，尤其是在大城市，过去三年住房成本急剧上升 [47][51] - 新房建设未能响应更高的需求，住宅竣工量低，住房存量增长滞后于家庭形成速度 [48][20] - 建筑行业生产率低下，且低于20年前的水平，增加了新建建筑的成本 [49][20] - 低经常性财产税和补贴在供应有限的情况下推高了住房成本，建议减轻印花税，提高经常性土地税，并逐步取消负扣税的优惠待遇 [50][68] 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 - 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仍然很高，但在2022年《气候变化法案》下的措施正在推动排放减少和向可再生能源转型 [53][54] - 澳大利亚似乎基本有望实现2030年目标，但需要进一步努力以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特别是在交通和农业领域 [20][56] - 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中的份额正在迅速上升，煤炭使用量下降，但负批发电价的频率高且不断上升 [20] - 交通排放持续上升，电动汽车的普及率相对较低，建议制定逐步提高机动车燃料税的计划，并投资公共交通和充电基础设施 [56][68] 竞争态势与政策 - 过去二十年，澳大利亚经济中的竞争压力有所减弱，许多关键行业高度集中，价格高企，企业加成率上升 [58][59] - 企业活力指标（如企业进入率和退出率）已经下降，降低了经济活力并对生产率造成压力 [59][65] - 新的合并制度和国家竞争政策议程是促进竞争的积极步骤，但需要更积极的执法来应对现有的反竞争行为 [61][62] - 州级监管差异阻碍了竞争，澳大利亚的许可和审批体系相对繁琐，外国直接投资限制较高 [63][68]

文章核心观点 -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需要破除“内卷式”竞争的发展环境，推动市场竞争从低水平的价格战向高质量创新的高阶形态转变 [1][5] - “内卷式”竞争是一种低效率、内耗型的非理性竞争，严重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整治该现象已成为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 [5][7] - 破除“内卷式”竞争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观念，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并通过法治化手段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4][10][14] 对“内卷式”竞争的定义与危害 - “内卷式”竞争被定义为低效率、内耗型、非理性的竞争，具体表现为行业无底线“卷价格”、跟风式“卷赛道”、围剿式“卷人才” [5][7] - 这种竞争模式严重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扭曲竞争机制，造成市场失灵，违背了全国统一大市场“一盘棋”和公平竞争秩序的要求 [5][7][14] 地方政府角色与观念转变 - 部分地方政府过去存在政绩观偏差，热衷于GDP竞赛，驱动产业政策竞争和奖补优惠比拼，形成了符合本地利益最大化的“逐底竞争”策略和“政策洼地” [7] - 整治“内卷式”竞争要求地方政府破除唯GDP论的旧发展观，树立大局观和长远发展理念，制定经济政策要服从全国“一盘棋” [7][8] - 地方政府应秉持竞争中立原则，平等对待不同所有制、规模、类型和地区的企业，尤其要呵护小微企业，以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6] 差异化发展与考核体系改革 - 地方政府应挖掘本地发展优势，找准本地发展定位，利用本地资源和要素优势搞好差异化发展，以实现地方之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8] - 破除唯GDP论的关键在于完善系统性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提高“以人为本、民生为要”、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及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在政绩考核中的比重 [9] - 考核应因地制宜：生态功能区降低GDP考核比重，重点考核空气、水质及生态旅游收入；粮食主产区重点考核粮食产量和耕地保护；城市工业园区重点考核商业活跃度、企业平均产出、公平竞争和技术创新指数 [9] 法治化治理与制度构建 -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需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确立并贯彻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是破除地方政府对选择性产业政策路径依赖的关键 [4][10] - 竞争法为防范地方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提供了双重制度约束：《反垄断法》禁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从事前防范地方保护主义歧视性政策出台 [11] - 加快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可为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提供制度保障，并探索建立跨区域的竞争协调机制 [11][12] 政府与市场的协同规范 -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需要从政府和市场两端同时发力，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 [14] - 法治通过规范、引导、约束、保障等方式明确政府介入市场的合理限度，尤其通过竞争法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规范行政性垄断 [14] -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需要《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等发挥规范市场竞争和引导企业经营行为的作用，确保企业之间合法竞争、市场竞争有序 [14]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方向 - 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体系建设指明更具体明确的方向，反映了对现代化产业体系认识的深化[4] - 四中全会将巩固实体经济根基列为首要任务，经济韧性根本上依赖于实体经济，而制造业是实体经济核心[4] - 制造业正朝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及高端化方向发展，在此阶段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符合发展需要[4] 制造业发展现状与挑战 -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30%，但存在过快过早去制造业化问题，国内占比下降与全球占比上升形成内外剪刀差现象[5] - 剪刀差现象成因包括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尤其是生产型服务业融合及制造业数字化，导致对制造业增加值的统计标准国内外存在差异[5] - 制造业国内占GDP下降和在全球制造业占比上升的内外剪刀差现象在新型工业化背景下值得关注[5]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统筹 - 应超越要或不要产业政策的低层次争论，转向探讨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如何有效结合，即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融合[2] - 未来产业技术路径不明时需强化竞争政策鼓励创新，产业政策发挥方向引导作用；新兴产业技术方向明确时需产业政策加大支持力度；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产业政策应聚焦标准引领[6] - 产业政策应转向限制对产能的补贴，更加强调对技术创新环节的补贴，避免战略性新兴产业陷入内卷式竞争状态[8] 企业角色与研发投入 - 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应聚焦行业共性技术研发，发挥行业龙头或产业链链主作用，央企管理的院所应逐步回归公益定位[8] - 企业基础研发投入不足，许多发达国家基础研发中企业占比达到50%以上，而国内企业基础研发投入主要依赖政府投入[7] - 民营企业通过创新政策可实现颠覆式创新，例如DeepSeek在杭州的产生得益于竞争性生态[8] 内卷式竞争与统一大市场 - 内卷式竞争已成为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础性问题，不仅是微观企业间问题也是宏观经济问题，与CPI持续低于政策目标直接相关[9] - 平台经济引发全链条内卷，平台主导企业挤压上下游价格掌握定价话语权，传统制造业利润趋薄与平台利润高企直接相关[10] - 建设统一大市场要求实现基础制度、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执法等五统一以及对内对外的一开放，这对治理内卷式竞争有关键作用[9] 地方政府行为与绩效考核 - 统一大市场建设特别强调地方政府行为尺度统一，界定了有为政府的边界，各地政府通过免费土地、补贴等手段相互竞争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9] - 地方政府应制定个性化高质量发展绩效考核指标，地级市更应实施定制化考核指标，引导从惟GDP主义转向高质量发展导向[12] - 地方政府一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现在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统一地方政府行为以实现全国效率最优[9]

公众号专栏介绍 - 专栏定位为读书分享平台，内容形式包括书评、书单或书摘 [4] - 每期设定互动话题，鼓励读者通过留言参与交流 [5] - 运营方会精选优质好书，根据留言质量向读者赠书 [6] 推荐书籍及作者背景 - 本期推荐书籍为《谁将主宰日本经济的未来？》，作者为美国日本经济研究专家理查德·卡茨，由郭金兴翻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8][10][20] - 作者理查德·卡茨是长期关注日本经济的专栏作家，曾在纽约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讲授日本经济课程，并主持编辑《东方经济报告》超过20年 [13][21] - 本书是作者关于日本经济从泡沫破灭走向复苏的系列著作的第三部，前两部分别为《日本体制之困：日本经济奇迹的兴衰》和《日本涅槃：漫长的复苏之路》 [13] 日本经济现状与转型背景 - 自新冠疫情结束以来，日本经济呈现复苏迹象，自2021年以来保持正增长，年均增速接近1%，失业率维持在3%以内，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接近3%，超过央行2%的目标，标志着长期通缩结束 [12]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24年中国GDP约为日本的六倍，但人均水平中国仅相当于日本的一半 [11] - 日本经济面临的发展困境被概括为"失去的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其近年来的复苏态势以及与中国经济在增长放缓、房地产市场再平衡、需求不足等方面的相似性，重新引发市场关注 [11][12] 经济体制转型的核心矛盾 - 书中指出，日本经济转型的核心矛盾是新兴创业企业（"瞪羚企业"）与传统企业巨头（"大象企业"）之间的博弈 [15][18] - "瞪羚企业"在数字化、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新兴领域凭借创新活力挑战旧有秩序，而"大象企业"则依托资源优势进行组织变革和数字化转型 [19] - 原有体制下，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市场保护以及主银行制、交叉持股等方式支持大企业，但这种模式在经济赶超结束后成为创新和资源配置的障碍 [15][16] 劳动力市场与雇佣制度变革 - 日本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非正式员工占比从20世纪80年代的15%增至目前的近40% [14] - 雇佣制度从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转向更具弹性的架构，晋升更多依据绩效而非年资，员工流动性增加 [14] - 当前日本劳动者年均工作时间已短于美国，工作与生活平衡更受重视，改变了过往"过劳死"等刻板印象 [14] 政策与体制改革路径 - 政府与市场关系发生转变，经济发展引导方式从产业政策转向竞争政策，以减少腐败并增强市场资源配置作用 [16] - 泡沫经济破灭后，房地产价格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持续下跌，延缓下跌曾是维持金融稳定和社会安全的无奈之举，但深度改革后的金融体系为经济复苏创造了条件 [17][18] - 体制转型的关键在于建立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僵尸企业退出机制、健全社会安全网，以激励创新并为竞争失败者提供保障 [18] 对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 - 日本经验表明，一些周期性经济困难的实质是现有体制不适应新发展阶段，根本解决途径在于体制改革而非逆周期政策 [18] -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赶超型经济体，日本在政策调整、体制变革方面的经验具有明显借鉴意义 [12][18]

日本经济复苏态势 - 自2021年以来日本经济一直保持正增长，年均增速将近1% [2] - 失业率维持在3%以内，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接近3%，超过了央行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 [2] - 长期困扰日本经济的通货紧缩结束，日本似乎看到了真正的曙光 [2] 劳动力市场结构性转型 - 薪酬更低的非正式员工在劳动者中的占比已经由20世纪80年代的15%增至目前的将近40% [5] - 劳动力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员工晋升更多以绩效而不是年资为导向，雇佣关系解除更为便利 [5] - 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等传统用工制度是特定历史背景产物，仅适用于后发优势较强的赶超阶段 [5] - 目前日本每位劳动者每年平均的劳动时长比美国更短，劳动者更重视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 [5] 企业生态与创新驱动转型 - 日本经济需要更多依靠创新而非规模扩张，作为创新主力的中小企业（瞪羚企业）是关键 [6][14] - 瞪羚企业的成长会削弱目前规模巨大的“大象企业”的市场地位，这种利益之争阻碍了政策体制转型 [6] - 瞪羚企业在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领域凭借敏捷创新挑战旧有秩序 [14] - 传统企业巨头正推进组织变革和数字化转型，日本经济未来取决于新兴力量与传统巨头的互动 [14] 政府角色与政策调整 - 政府与市场关系发生变化，引导经济发展的方式由产业政策转向了竞争政策 [7] - 政府以往与企业关系紧密易滋生腐败，日本政府力图通过公务员制度改革这类现象 [7] - 经济增长由规模扩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需要更多依靠市场机制来决定资源配置 [7] 房地产与金融体系调整 - 泡沫经济破灭后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近二十年，成为拖累经济复苏的重要原因之一 [8] - 政府初期纵容商业银行掩盖房地产价格下跌引发的损失，延缓了金融体系深度改革 [8] - 只有在房地产市场达到新均衡且金融体系实施深度改革后，日本经济才真正具备复苏条件 [8] 体制转型的根本性作用 - 一些貌似周期性的经济困难，实质是现有经济社会体制已不适应新的发展阶段 [9] - 根本解决途径并非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而是现有经济社会体制的转型和改革 [9] - 需要建立更具竞争性和开放性的市场环境，完善僵尸企业退出机制，健全社会安全网 [9]

竞争政策发展历程 - "十四五"期间竞争政策从理念宣示发展为系统制度框架 中央全会文件首次写入"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表述[2][3] - 2022年《反垄断法》修订纳入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条款 国务院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 全国累计审查政策近200万件 清理存量文件500万件 其中10万件排除限制竞争措施被废止或修订[3] - 自然垄断行业改革取得突破 电信行业5G基站共建共享率超90% 虚拟运营商用户突破1亿 电力行业2023年燃煤发电电量全部入市 工商业电价浮动区间扩大至±20% 跨省区电力现货市场试点结算电量突破500亿千瓦时[4] 行业竞争现状分析 - 光伏组件价格三年下跌40% 新能源汽车"国补"退出后地方政府通过"地补+政府投资基金"继续输血 2024年A股新能源整车企业政府补助占净利润比重达27%[7] - 中部省份对电池项目按固定资产投资5%给予现金补贴 引发周边省份跟进加码 导致区域产能利用率跌破60%[7] - AI行业出现"百模大战" 半年涌现200余家大模型公司 头部云厂商将千亿参数模型API调用价下调90% 企业研发投入占比从18%骤降至6%以下 高端GPU空置率达40%[8] 国际规则挑战 - 欧盟《外国补贴条例》针对中国电动大巴发起调查 要求6个月内剥离欧洲订单 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将中国电池材料排除出补贴清单[9] - CPTPP对国有企业施加三项约束：政府持股50%或具控制权即认定国企 要求商业考量为基础禁止非商业援助 每年披露20余项信息否则加征关税[9] - 中国2021年申请加入CPTPP 2023年签署DEPA 在自贸试验区开展竞争中性压力测试 2024年上海自贸区开出首张跨境数据竞争合规证明[5] 政策优化方向 - 要求产业规划财政配套附竞争影响评估报告 产业财政政策须制定为法律文件实施 建立项目终身负责制与长期受益考核机制[12] - 建立上市企业竞争政策评估机制 对接受政府补贴超净利润30%的医药芯片企业要求披露补贴退出路径 投行须出具竞争合规核查意见[13] - 推广产业用地"标准地+承诺制"改革 出让前公示亩均税收能耗排放标准 未达标企业按市场价收回土地[13] - 对政府持有公共数据实行公平无歧视开放 防止国有平台借数据优势挤压民营创新[14] 国际规则对接策略 - 高水平对接CPTPP等国际经贸规则 透过规则文本理解背后理念价值观和运行体系 以对接引领国际规则话语实践体系[15] - 竞争政策需统筹发展与安全改革与开放 通过国内市场充分竞争培育世界级企业 对接高标准国际规则塑造开放型经济新优势[16]

行业与公司分析 1 行业概述 - 讨论主题聚焦于"反内卷"现象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重点分析了汽车行业和光伏行业的内卷现象[1][2][6] - 汽车行业当前面临严重价格战 23年近一半经销商亏损 亏损比例超40% 平均每卖一台车亏损15%[3] - 光伏行业存在创新停滞问题 过度依赖成熟工艺 技术迭代缓慢 导致同质化产能竞争[6] 2 核心数据 - 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持续高于50% 23年6月曾达62%[3] - 中国太阳能和锂电池产能已达全球需求的1.2-2倍 明显产能过剩[8] - 传统行业(如钢铁水泥)产能利用率不足75% 高端制造领域却供给不足[9] - 专精特新企业数据：省级超14万家 国家级"小巨人"1.4万家 贡献50%以上研发投入 80%在细分市场居首位[16] 3 问题分析 - 价格战导致行业恶性循环：汽车行业价格内斗 厂商利润下降 经销商经营困难[2][3][4] - 创新缺失引发同质化竞争：产品技术模仿严重 缺乏差异化 只能靠降价竞争[5][6] - 产业链压力传导：下游大厂将竞争压力转嫁上游小厂 小厂生存困难[5] - 外需收缩内需疲软：欧美加征关税导致外需锐减 内需转化面临三大制约(消费能力抑制 产业结构错配 投资消费失衡)[8][9] 4 政策与解决方案 - 产业政策转型：从直接补贴转向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鼓励创新和技术迭代[12] - 专精特新企业支持：财税优惠(研发费用100%加计扣除 15%所得税优惠) 专项融资工具(5000亿科技创新贷款)[17] - 资本市场赋能：北交所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绿色通道 已上市超1000家[17][20] - 北交所定位：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 上市门槛低(最低市值2亿元) 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19][20] 5 投资机会 - 北证50指数表现亮眼：24年涨幅超36% 5月突破1500点 成分股平均市值38-62亿 具有高弹性特点[23][24] - 专精特新企业投资：覆盖高端装备 半导体 工业软件等卡脖子领域 与国家新质生产力战略高度契合[21][24] - 投资渠道：北证50指数基金(场外交易 1元起投)可分散个股风险[23][25] 6 风险提示 - 北交所标的相对风险较高 但通过指数基金可分散风险[25] - 需具备一定风险承受能力 适合看好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的投资者[26] 其他重要信息 - 制造业存在"重硬轻软"倾向：硬件投入占主导 工业软件等底层技术受制国外[6] - 居民消费率长期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受收入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制约[10] - 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改革：从地方主导转向中央主导 避免市场割裂[13]

反"内卷式"竞争现状与治理 - 反"内卷式"竞争已成为市场共识 各行业和部门正通过法治和市场手段治理无序竞争 推动落后产能退出 [1] - "内卷式"竞争部分源于地方政府借助产业政策进行地区间产能投资竞争 导致产能过剩和价格战 [1] - 地方政府曾以土地为经济抓手发展地产和基建 该模式因不合理负债被限制 现转向扶持实体经济 [1]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 - 产业政策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有积极作用 但需以竞争政策为前提和基础 [2] - 日本经验显示过度依赖产业政策可能导致经济增速放缓 我国需警惕类似风险 [2] - 产业升级阶段需产业政策鼓励创新 同时竞争政策促进资源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 [3]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政策协同 - 高质量发展阶段需产业政策与宏观政策协同 避免重蹈日本资产泡沫化覆辙 [3] - 创新是高质量发展核心动力 需产业政策激励创新 竞争政策优化资源配置 [3] - 产业政策若异化为产能数量扩张 将削弱企业创新能力 需坚持竞争政策优先 [3] 制度体系建设方向 - 需建立高质量发展制度体系 由中央统一制定产业政策 协调与竞争政策关系 [4] -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完善政绩考核体系 可防止产业政策被扭曲为地区竞争工具 [4]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重新定位 - 产业政策长期优先于竞争政策导致微观层面失序 目前处于时代拐点需重新定位产业政策 让竞争政策成为核心 形成宏观调控与微观治理协同发力的新格局 [1] - 政策模式需从"行业为主、企业落实、政府引导"的行业自律模式 转变为"政府主导、行业协同、企业落实"的新模式 将竞争政策提升至舞台中央 [3] 工业行业困境与微观治理需求 - 工业行业普遍存在成本下降但利润下降更快的现象 需通过全面启动微观治理破解低价与内卷现象 [1] - 企业利润率降至历史低点 源于内卷性定价模式导致的恶性竞争 技术进步未带来利润改善反而出现财务指标恶化 [2] 供给冲击的双重影响 - 中国经历由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驱动的美好供给冲击 过去十余年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近90% 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成本大幅下降 [2] - 未来供给冲击将更明显 机器人替代、AI运用、数字化利用产生的冲击将成为宏观分析不可忽略的因素 [2] 政策重点与治理方向 - 反内卷已成为政策工作重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 [1] - 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强调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 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 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 [1] - 治理内卷化竞争应作为政策重点 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微观基础 需统筹宏观调控与微观治理的新维度 [3] 产能过剩与破解手段 - 新兴产业过剩及内卷化可能标志新体制性问题出现 破除低价格现象需以扩内需为主体、社会改革为底层、微观重构为补充 [3] - 建议参考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的蓝鹰计划 通过立法和政府引导规制盲目竞争、重塑市场秩序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