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碳市场与碳金融体系已初步建立，但面临制度、市场、主体和产品等多方面挑战，需进一步完善以推动绿色低碳转型[1] - 为促进碳金融稳步发展，应从明确碳配额法律属性、确立市场扩容与配额收紧路径、审慎引入金融机构、分阶段发展碳金融产品以及构建双轨监管框架等多方面系统推进[1] 碳配额法律属性与制度基础 - 建议通过立法将碳配额明确界定为“兼具财产属性与环境管理功能的特殊无形资产”，并确立环境管理权能优先于财产权利的基本原则[2] - 在履约清缴、总量调整等关键环节，环境监管要求可直接约束财产权利的行使，例如政府为实现减排目标依法调整配额总量时，企业持有的配额财产权需服从于此管理需求[2] - 在非冲突领域需充分保障碳配额持有人的交易、质押等财产权利，一旦与碳减排根本目标相冲突，则财产权利必须让位于环境管理权[2] 市场扩容与配额总量设定路径 - 建议在2027年前将石化、化工、造纸及民航等重点排放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并同步启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核算方法与纳入路径研究[3] - 自2027年起，应确保全国碳市场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其配额总量设定呈现明确、可预期的逐年递减趋势，以增强配额稀缺性[3] - 至2030年，基本建成以配额总量控制为基础、免费和有偿分配相结合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其中有偿分配部分的定价可设定为略低于同期市场碳价水平[3] 金融机构引入路径与风险管理 - 金融机构引入应分阶段遵循“由基础到复杂、由核心到外围”的审慎路径：首先引入商业银行提供基础清算与资金支持；待市场稳定后引入券商以提升流动性；随后引入期货公司管理价格波动风险；在市场机制相对完善后，再逐步引入信托、基金和保险公司[4] - 应建立差异化的准入、风险揭示和持续监测要求，对以风险管理或投资为目的的金融机构，需设定与其风险管理能力相匹配的头寸限额和报告义务[4] - 该审慎路径需在试点碳市场充分验证其稳健性与有效性后，再向全国碳市场推广，以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4] 碳金融产品发展路径 - 碳金融产品发展应按照“由易到难、风险由低到高”的路径分阶段推动：起步阶段率先推出规则相对简单、风险可控的碳配额质押贷款和碳回购；待市场参与者熟悉后，适时引入结构较复杂的碳期货与碳基金；最后在市场具备深度和抗风险能力时，逐步推出碳期权、碳保险等更精细化的衍生品与风险管理工具[5] - 实施过程中，依托广东、湖北、上海等运行基础较好、创新活跃的区域碳市场开展差异化探索，待试点产品运行机制成熟、风险可控后，再将其成功经验审慎推广至全国碳市场[5] 碳配额监管框架与权属登记 - 应构建“双轨制”监管框架：在管制权维度，依托《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法规，对配额总量设定、分配、清缴、核查等关键环节实施严格管理，并设立动态调整机制；在财产权维度，明确碳配额为一种受限制的用益物权，持有人可依法行使交易、质押、继承等民事权利，但其行使不得损害环境公共利益[6][7] - 同步建立全国统一的碳资产登记公示系统，从法律上确立碳资产的清晰权属，并通过国家公示赋予其公信力[7] - 通过“穿透式”监管平台实现财产权与管制权维度的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并针对操纵市场、虚假交易等恶意行为，建立跨部门联合惩戒机制[7]

行业政策与改革 - 浙江省湖州市生态环境局持续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放管服”改革，旨在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1] - 长三角（湖州）产业合作区作为环评改革试点，其改革体系核心为“数智赋能+制度创新+精准管控+基建支撑” [1]

文章核心观点 -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深刻革命 “十五五”时期需从要素、主体、产业、治理等多维度系统施策 推动绿色农业整体提质、向新、增效、创优 [1] 强化科技要素赋能 - 强化科技要素赋能以筑牢绿色农业提质基础 优先在农业主产区、绿色农业区实现高速网络、物联网覆盖 部署农业边缘计算节点以降低数据获取与处理成本 [1] - 强化“新农人”培育 实施“农业企业家+数字工匠+功能营养师”复合型人才培育工程 鼓励高校跨学科培养并吸引跨界人才投身农业 [1] - 强化“新资本”导入 引导风险投资、产业基金关注农业科技、食品科技领域 鼓励国有资本设立科技创新与农业创新融合投资平台 [1] 激发多元主体活力 - 激发多元主体活力以培育绿色农业向新动能 强化农业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支持农业龙头企业牵头组建“绿色农业”融合创新联合体 [2] - 对中小企业开发融合性技术、产品给予研发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 [2] - 释放科研院所转化潜力 建立“定向研发、定向转化、定向服务”机制 推动智慧农业算法模型、功能农业生物强化技术等从实验室快速走向应用 [2] - 赋能合作社与家庭农场 通过提供轻量化、模块化的智慧农业解决方案、功能农业标准化生产规程 以及对接都市社区和电商平台提升其能力 [2] 优化全链条产业结构 - 优化全链条产业结构以拓展绿色农业增效空间 在前端布局农业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垂直农业装备等未来产业 建设国家级和区域性的农业种质资源库、功能农业数据库、数字模型库 [2] - 在中端发展适应功能农产品特性的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技术 利用智慧物流、冷链技术保障功能成分活性和都市鲜品供应 推广“短链+个性化定制”模式 [2] - 在后端深化“农业+健康”“农业+文旅”“农业+教育”有机融合 利用VR/AR、元宇宙技术打造云体验农场 发展基于健康数据的个性化营养膳食定制服务 [2] 创新治理与保障体系 - 创新治理与保障体系以营造绿色农业创优工程 健全标准与监管体系 加快制定绿色智慧农业数据安全、互联互通标准 完善功能农产品营养成分标识、检测认证与市场监管标准 [3] - 构建包容性风险治理框架 完善政府、市场、社会共担的风险分散机制 将气候变化风险、市场风险纳入智慧决策模型 发展天气指数保险、收入保险等新型工具 [3] - 倡导绿色消费与价值认同 加强公众科普 传播“绿色农业”背后的科学、生态与文化价值 引导消费者为安全、健康、可持续的农产品和生产方式付费 形成优质优价的市场导向 [3]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 - 核心观点：国家通过授权自然资源部统一管理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再委托给省级、市级政府代为行使部分管理职责，旨在解决资产“没人管、管不好、收益不落实”等问题，通过分级负责、明确权责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保值增值 [1] 试点原则与制度基础 - 坚持高位推动和市县联动相结合：九江市将试点作为“一市一点”项目，由市级层面做好顶层设计，明确总体思路和目标，统一规划改革路径，授权指导县级开展资产整体出让，形成市县联动良好局面 [2] - 坚持国家要求和地方需求相结合：将“创新所有权管理方式、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和保值增值”的国家要求，与“改变单一资源要素配置，推动‘资产包’整体供应”的地方需求紧密结合，努力拓宽“两山”转化路径 [2] 实践路径与管理闭环 - 编制清单，明晰主体：编制市级自然资源资产清单，明确资产类型范围、履职主体和所有者职责，解决“谁来管、管什么”的问题 [3] - 清查确权，摸清本底：开展清查，基本摸清市级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家底，解决“有什么”“有多少”的问题 [3] - 储备赋能，释放潜能：通过摸清经营管理现状和预期开发利用情况，理顺产权关系，明确开发利用条件，通过“赋予权能”实现“赋予价值” [3] - 评估资产，显化价值：拟定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评估规程九江标准，探索自然资源资产整体评估方法，显化资产价值 [3] - 搭建平台，公开交易：制定资产交易管理办法和网上交易规则，搭建交易平台，明确出让资产基本情况、规划条件、竞买申请条件等内容，实现网上公开交易 [3] - 合理分配，收益共享：按照“市县联动、统一交易、收益分成、责任共担”原则，其中10%收益由市政府统筹调配用于自然资源保护修复及应急处置，90%由县级政府统筹使用以落实保护修复和监管责任 [4] - 明确权责，维护权益：签订自然资源资产供应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规定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责任，严格规划利用条件，按照“谁提出、谁监管”原则开展履约监管，维护所有者权益 [4] 资源配置创新与多方合力 - 实现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将碎片化的自然资源资产进行整合，通过设权赋能、整体出让，使资源配置更加整体化、资产化、市场化，实现不同权属、权利、区域的资产组合供应，大幅提升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推动资产保值增值 [6] - 具体成效：整体配置前八里湖等6宗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年产生收益3亿余元，整体配置后年收益达28.73亿元，是整体配置前的9.6倍，整体价值大幅提升 [6] - 激发政府与社会资本等多方参与积极性：通过资产整体出让，政府盘活了资产，既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拓宽保护修复资金来源，又降低政府负债率，有助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参与企业获得优质资源资产包和明晰产权，增强投资信心；金融机构鉴于持续可观收益，敢于支持企业扩大投资，实现多赢局面 [6]

核心观点 -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河（石岩水库）入选国家第四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其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探索的“城水共生”治理路径获得国家认可，为同类“城中水库”提供了可复制的“深圳方案”[2] 治理背景与挑战 - 石岩水库是深圳市供水量第二大水库，库容3198万立方米，年均供水3.6亿立方米，保障深圳西北片区近700万居民生活用水，支撑区域近万亿元GDP[3] - 随着城市扩张，水库被建成区包围成为“城中水库”，面临水资源供需紧张、入库支流水质不稳定、周边生境破碎、市民近水难亲水等严峻生态挑战[3] 治理措施与工程创新 - 划定108.02平方公里的铁岗—石岩联合水源保护区，建设超过105公里隔离围网，并在8个月内拆除一级水源保护区内31万平方米历史违建，推动整村搬迁以切断污染源[4] - 创新实施铁岗—石岩水库水质保障工程，首创“隧洞+生态库”治理模式，建设4座生态库及配套清污分流沟与输水隧洞网络，实现“污水不入库，清水有去处”，2024年截留处理雨水超4800万立方米[4] - 构建“空天地”立体化监管网络，包括35个水质自动监测站、11套AI生态监控设备，并辅以无人机、无人除藻船、大坝机器人及近百人的地面巡查队伍进行长效精准监管[5] 生态与环境成效 - 石岩水库水质已稳定提升至地表水Ⅱ类及以上标准，通过与铁岗水库“双库联调”，年供水能力跃升至5亿立方米，供水安全保障能力显著增强[6] - 库区自然生态岸线率达89.1%，湖库岸带缓冲带植被覆盖度达91.4%，栖息动植物超过500种，吸引了上千只白鹭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脸琵鹭、东方白鹳等，新物种“岭南浮蛙”亦现身[7] 社会与空间效益 - 通过建设30.8公里全市最长环湖碧道，串联四大主题公园，将昔日的生态禁区转变为开放的“城市客厅”，每年吸引超400万人（次）前来休闲活动，极大提升了城市宜居感和居民幸福感[7] 经济与产业价值转化 - 一流的生态环境成为吸引高端要素的“强磁场”，水库所在的石岩湖畔正加速崛起“石岩科创城”，与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光明科学城形成“双湖一体、三城联动”的创新格局[8] - 生态治理推动了区域产业能级提升，宝安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连续八年位居全国区县级前列，并诞生了一批国家级绿色工厂、园区和产品，累计引进各类人才超13万人[8]

文章核心观点 - 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是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创新路径，当前已进入扩点提质的新阶段，未来需通过强化实施主体能力、坚持市场化机制和完善全周期管护来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1][2][4][6] EOD模式发展现状与政策推进 -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EOD模式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供了可量化、可持续的实践载体 [1] - 截至2025年7月，浙江省累计有50个纳入国家级储备库或省级试点的EOD项目，成功带动1400亿元投资，其项目数量、规模与授信额度等核心指标均位列全国前茅 [1] - 2025年2月，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工作的通知》，EOD模式探索与实践进入扩点提质的新阶段 [1] - 浙江、江苏、安徽、福建、云南、山东等省已制定EOD模式发展省级政策文件，浙江、福建等省推进了省级EOD项目库建设 [1] 实施主体能力建设 - EOD项目要求实施主体具备多产业视角和多领域建设经营能力，主体能力适配是项目顺畅推进的必要基础 [2] - 在已有EOD项目中，地方国资国企承担了主力推进角色，未来应进一步探索通过战略性重组等方式整合地方国企相关资源 [2] - 鼓励国企子公司、“两山”生态资源运营公司等向“生态运营商”转型，并建立与EOD项目长周期回报相适应的中长期激励机制 [2] - 鼓励地方国企通过股权合作等形式引入央企、民企、强村富民公司等多类市场主体，构建多方协同的EOD项目联合体 [2] - 拓展和完善技术作价入股、资源经营权入股等多元化入股形式，并建立完善民间资本进入EOD项目的指引指南 [2] 市场化机制与金融工具应用 - 充分市场化是EOD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条件，市场机制能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降低项目融资、建设及运营成本 [4] - 需逐步摆脱依赖财政资金的惯性，强化市场化思维，注重塑造EOD项目的经济自平衡能力 [4] - 需完善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体系，将治理项目带来的生态环境价值增值转化为可质押的生态信用资产 [4] - 应积极推进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生态治理绿色债券、转型挂钩债券等金融工具的运用 [4] - 在严格遵守不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前提下，可适度探索产业引导基金等在EOD项目中的市场化参与和退出模式 [4][5] 政策协同与制度创新 - 需加强政策协同，深化用水权、林权等自然资源资产领域改革，探索多种环境权益流转、交易在EOD项目收益反哺环节的运用 [3] - 注重形成绿色财税、绿色金融、“双碳”试点、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与EOD模式推广之间的协同 [3] 全周期管理与风险防控 - 全周期管护是EOD项目稳妥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需建立制度确保项目稳妥推进、落地见效 [6] - 推动多部门联动，对EOD模式实行“项目谋划—融资对接—技术指导—建设督导”全流程管理服务，并开展“一项目一清单”精准支持 [6] - 需完善项目质量监管流程，建立EOD项目建设期评估、运营期评估制度以及项目退出机制 [6] - 需提升全周期风险防控能力，加强产业收益测算与市场、财务等风险评估，确保项目收益覆盖成本 [6] - 注意防范土地使用违规、二次污染、长效运维不力等风险 [6]

文章核心观点 - 加快落实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是“十五五”时期推动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健全治理体系的关键举措 其目标是实现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的全要素、全联动、全周期管理 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1][9] 政策背景与战略意义 - 固定污染源是主要污染物排放的核心来源 其排放的COD、NH3-N、SO2、NOx等主要污染物在总排放量中占比超过80% 因此抓住固定污染源是污染减排的关键 [2] - 完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是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关键一环 有利于提升环境管理“精细化、法治化、数字化”水平 [2] - 排污许可制是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 旨在实现对固定污染源的“一证式”管理 为我国环境管理提供基础性、支柱性制度保障 [3] 当前制度进展与覆盖范围 - 我国已初步构建起以排污许可证为核心、覆盖固定污染源的“一证式”管理体系 [4] - 目前全国已有386.7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管理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的阶段性改革任务已完成 [5] 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 **全要素、全周期管控存在短板**：部分环境要素和污染源（如畜禽养殖、地下水、海洋工程）监管技术规范欠缺或管理路径不明晰 缺乏对重污染天气等特殊时段的量化管控机制 以及对企业停产状态的有效判定机制 [6] - **量化管理机制不健全**：距离污染物排放“全口径”管控、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全量管控的目标有较大差距 排放限值管理高度依赖或简单套用国家排放标准 对精准科学治污支撑不足 [6] - **政策与部门协同不畅**：排污许可与环评、自行监测、总量控制等关键制度 以及与环境统计、排污权交易、环境保护税等关联制度之间存在管理链条断裂、数据不一、平台不通的问题 [6][7] - **部门联动存在障碍**：许可证核发管理与主要使用方（各要素管理部门）分离 审批联审联查推行不畅 大部分地区仍存在“环评发证、要素监管、执法处罚”各自为战的现象 [7] - **央地协同有待加强**：国家层面有统一标准 但地方缺乏精准化、差异化管理权限与操作指南 导致地方“有弹性不会用” [7] - **制度刚性与管理效能不足**：大部分企业知晓持证排污但缺乏按证排污意识 证后动态监管与纠错机制未能形成高效闭环 违法排污被发现概率低 最高100万元罚款等处罚威慑力依然不足 [8] - **技术支撑滞后**：央地数据回流不畅 数智化技术滞后 远未实现智能监管、风险预警和源头管控 分级分类监测管理不完善导致重复监测与监测空白并存 [8] “十五五”时期的发展方向与重点任务 - **完善系统性，实现量化精准管控**：以污染物排放量为管控主线 重塑企事业单位总量管理机制 探索建立以排污许可为核心的企事业单位总量控制制度 支持地方试点完善许可排放量核算方法 探索特殊领域管理路径 [9] - **增强整体性，强化制度和执法刚性**：研究建立可操作性强的超量执法规则 推动基于自动监测数据的超许可排放量执法常态化 强化企业和第三方信用管理 完善管理信息平台功能 开发基于AI的智能审核与辅助填报工具 [10] - **提升协同性，推动系统深度融合**：在区域允许排放量框架下 通过排污权交易等方式配置建设项目环评总量指标 推动建立以排污许可证为确权凭证和监管载体的排污权交易制度 强化排污许可日常管理、环境监测、执法监管的“三监联动” 建立基于排污许可执行报告数据的环境保护税征管协作机制 促进排污许可与绿色金融、环境信用评价协同 [10]

国家废弃矿洞排查整治行动 - 2025年国家多部门联合组建6个明察暗访工作组，分两轮对全国12个重点地区开展废弃矿洞排查封堵整治行动 [1] - 累计排查出各类废弃矿洞97,826个，完成封堵91,332个，封堵完成率约为93% [1] - 行动共查处相关案件568起，行政处罚338人，移送司法机关102起，刑事处罚403人 [1] 废弃矿洞的风险与治理必要性 - 散落在戈壁、深山、荒野的废弃矿洞存在引发塌方、盗采、人员或牲畜遇险的风险，并可能造成生态环境污染 [1] - 废弃矿洞是隐蔽的公共安全与生态环境风险源，盗采事故、人员误入悲剧及对地下水与生态环境的长期影响事件代价沉重 [3] - 持续系统抓好废弃矿洞治理是守护人民生命安全、资源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的必然要求 [3] 废弃矿洞治理的长期管理措施 - 必须摸清底数，通过企业自查上报、管理部门排查清理，形成全方位覆盖的废弃矿洞分布台账和档案，做到一洞一档 [2] - 需落实责任，按属地管理为主，行业管理和监管监察相结合的原则建立责任清单，实施责任倒查、终生追责 [2] - 对于“无主”废弃矿洞，建议属地政府研究制订措施，落实管理部门和实施主体 [2] - 规范和落实废弃矿洞管理必须贯穿于矿山建设和生产发展全过程，结合实际情况变化抓好动态管理 [3]

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成果 - 2025年北京PM2.5年均浓度首次降至27.0微克/立方米，实现“破30”的里程碑式突破 [1] - 2025年PM2.5优良天数达348天，较2013年增加144天，优良天比率从55.9%大幅提升至95.3% [1] - 治理成果被描述为从“心肺之患”到“蓝天常在”的转变，是长期持续攻坚的结果 [1] 能源结构清洁化转型 - 针对燃煤污染，截至2017年累计削减燃煤1300万吨，实现核心区无煤化及城六区燃煤锅炉全部淘汰 [1] - 西北、东北等燃气热电中心投产，农村地区通过“五个一批”工程实现炊事气化全覆盖 [1] - 截至2025年10月底，北京地区“煤改电”用户已超过137万户，高污染“黑煤炉”被清洁“绿色热源”全面替代 [1] 科技赋能与精准治污 - 自2013年起，通过多轮PM2.5来源解析，精准锁定机动车、燃煤、工业、扬尘等主要污染源 [2] - 搭建“天、空、地”三维立体监测网络，并借助人工智能模型对裸土未苫盖、违规渣土车等场景实现自动识别抓拍 [2] - 在建筑施工领域推广“基坑气膜”全封闭作业模式，使扬尘浓度下降90%、噪声降低40分贝以上 [2] 系统治理与协同机制 - 针对机动车污染，通过加严排放标准、推广新能源汽车、强化柴油车管控来遏制“车轮上的污染” [2] - 在工业治理方面，推动六环路内规模以上企业完成清洁能源改造，并有序关停高污染企业 [2] - 打破行政壁垒，与周边省市建立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形成区域“一盘棋”治理合力 [2] 社会参与与绿色激励 - 创新建立“绿牌”工地，通过信用激励、税费减免等措施引导企业绿色施工，使工地周边PM10浓度大幅下降 [2] - 生态环境保护理念融入日常出行、垃圾分类等生活细节，推动形成“人人参与、共护蓝天”的社会氛围 [2] - 治理成果被归因于无数人的坚守巡查、企业转型升级的绿色担当以及市民践行低碳生活的自觉行动 [3]

国务院印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核心观点 - 国务院印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为未来固体废物治理指明方向，旨在推动固体废物从“治理难题”向“发展资源”转变 [1] 固体废物治理现状与挑战 - 固体废物种类多、数量大，是污染治理的“老大难”和环保督察重点、群众投诉热点 [1] - 各地治理力度持续加大并取得明显进展，但工作进展不平衡，局部地区问题突出，影响区域生态环境、群众健康并制约美丽中国建设深入推进 [1] 治理路径一：深化拓展资源化利用 - 需实现“边产生、边利用”，维持“产废—用废”动态平衡，推动存量逐步下降 [1] - 必须扩大利用广度、深化利用深度，推进资源吃干榨净，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减轻生态环境压力 [1] - 应注重尖端科学技术赋能，借助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拓展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路径 [2] - 加强有价组分高效提取及整体利用，因地制宜推动煤矸石多元化利用，拓宽秸秆综合利用途径 [2] - 开展“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升级行动，引导企业提高再生材料应用比例，将更多符合条件的再生材料和产品纳入政府绿色采购范围 [2] 治理路径二：加大源头减量力度 - 从源头和前端降低固体废物产量是最有效、最彻底、最经济的做法 [2] - 强化工业园区固体废物源头管控，大力推行绿色设计，支持企业改进生产工艺和装备，强化工业生产精细化管控，降低固体废物产生强度 [2] - 实施城镇固体废物源头管控，探索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固体废物排放限额管理 [2] - 减少农林固体废物产生，严禁非标地膜入市下田，推广循环型农业生产模式 [2] 治理路径三：强化重点领域专项整治 - 针对个别地方处置短板，开展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境污染隐患、建筑垃圾、历史遗留固体废物堆存场所等专项整治 [3] - 专项整治具有极强针对性和指向性，有助于从质和效上同步解决固体废物污染问题 [3] - 开展专项整治需系统施策，注重全链条、全过程、多维度、多层次治理，避免简单化、条块化，并需长效推进，持续巩固治理成效 [3] 总体要求与目标 - 固体废物治理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持久战，各地需以《行动计划》为蓝图，坚持减量化、资源化与无害化协同推进 [3] - 需努力凝聚各方合力，健全长效机制，将“放错位置的资源”转化为发展新优势，为建设美丽中国筑牢生态根基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