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总量指标 - 2025年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335.38万亿元，同比增长8.4%，比上年同期高1.5个百分点 [1] - 2025年9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37.08万亿元，同比增长8.7%，比上年同期高0.7个百分点 [1] - 2025年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30.09万亿元，同比多增4.42万亿元 [1] 货币供应结构 - 2025年9月末狭义货币M1余额113.15万亿元，同比增长7.2%，增速比今年2月末的年内低点提升7.1个百分点 [1][9] - M1增速上行带动M1-M2剪刀差收窄至-1.2%，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跃度提升和个人投资消费需求回暖 [1][9] 社会融资结构 - 2025年前三季度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4.54万亿元，在社融增量中占比降至48.32% [3] - 政府和企业债券融资在社融增量中占比升至43.3%，而今年一季度该比例为28.95% [3] - 前三季度政府债券净融资约11.46万亿元，同比多4.28万亿元，是社融的主要支撑 [2] 信贷投放情况 - 2025年9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70.39万亿元，同比增长6.6%，还原地方专项债置换影响后增速约7.7% [5][6] - 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4.75万亿元，其中住户贷款增加1.1万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3.44万亿元 [7] - 住户贷款中，短期贷款减少2304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33万亿元 [7] - 企（事）业单位贷款中，短期贷款增加4.53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8.29万亿元 [7] 信贷结构优化 - 9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6.09万亿元，同比增长12.2% [7] - 9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15.02万亿元，同比增长8.2%，以上增速均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7] - 某国有大行制造业贷款在公司贷款中占比过半，多数为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7] 利率水平 - 9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40个基点 [8] - 9月份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 [8] 政策与需求驱动 - 政府债券发行提速用于支持"两重""两新"、置换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 [2] - 政策端对科创债、民企债的支持力度加大，叠加发债利率处于低位，企业发债融资增多 [2] - 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等重点行业维持高景气度，企业融资需求有效释放 [7] - 个人消费贷贴息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实施，利息成本下降推动消费贷款需求释放 [7]

金融总量指标 - 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达30.0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4.42万亿元 [1] - 9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8.7%，比上年同期高0.7个百分点 [1] - 9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8.4%，比上年同期高1.5个百分点 [1] 社会融资规模结构 - 前三季度政府债券净融资11.46万亿元，同比多4.28万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1.57万亿元 [3] - 政府和企业债券净融资在社融增量中占比升至43% [3] - 人民币贷款在社融规模增量中占比降至48%，超过一半新增社融来自多元化融资渠道 [3] 货币供应与资金活化 - 9月末狭义货币（M1）同比增长7.2%，比今年2月末的年内低点大幅提升7.1个百分点 [1][6] - M1与M2增速的“剪刀差”明显收敛，9月收窄至1.2个百分点，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跃度提升和个人投资消费需求回暖 [1][6] 信贷增长与结构 - 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4.75万亿元，9月单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近1.29万亿元 [1][4] - 9月末还原地方专项债置换影响后的人民币贷款增速估算为7.7% [4] - 前三季度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6.09万亿元，同比增长12.2%，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15.02万亿元，同比增长8.2%，增速均高于各项贷款 [5] 利率水平 - 9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40个基点 [5] - 9月份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 [5] 存款变动分析 - 前三季度居民存款增加12.73万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4.81万亿元 [7] - 存款在不同部门间的流动是居民资产根据收益率重新配置的表现，而非必然影响股市的原因 [6][7] 政策与展望 - 金融体系通过贷款、债券投资等多种渠道支持实体经济，需观察社融等全面指标 [3] - 四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保持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财政和产业政策积极发力，为全年经济实现5%左右增长目标奠定基础 [7]

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与增速 - 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达30.0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4.42万亿元 [1] - 9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8.7%，比上年同期高0.7个百分点 [1] - 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8.4%，比上年同期高1.5个百分点 [1] 直接融资贡献与结构变化 - 前三季度政府债券净融资11.46万亿元，同比多4.28万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1.57万亿元 [8] - 政府和企业债券净融资在社融增量中占比升至43% [8] - 人民币贷款在社融规模增量中占比降至48%，超过半数新增社融由多元化融资渠道提供 [8] 信贷增长与结构优化 - 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4.75万亿元，9月单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近1.29万亿元 [1][10] - 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2%至36.09万亿元，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2%至15.02万亿元 [10] - 9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40个基点 [11] 货币供应与资金活化 - 9月末狭义货币（M1）同比增长7.2%，比今年2月末的年内低点大幅提升7.1个百分点 [6][13] - M1与M2增速“剪刀差”收敛至1.2个百分点，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跃度提升和个人需求回暖 [6][13] - 前三季度居民存款增加12.73万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4.81万亿元 [13] 政策环境与市场展望 - 低利率环境持续，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 [11] -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将主要通过利率路径，需关注不同市场利率之间的协同 [11] - 四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将继续对实体经济形成支撑 [14]

金融总量指标 - 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30.0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4.42万亿元 [1] - 9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8.7%，比上年同期高0.7个百分点 [1] - 9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8.4%，比上年同期高1.5个百分点 [1] - 9月末狭义货币(M1)同比增长7.2%，比今年2月末的年内低点大幅提升7.1个百分点 [1][6] 社会融资规模结构 - 前三季度政府债券净融资11.46万亿元，同比多4.28万亿元 [3] - 前三季度企业债券净融资1.57万亿元 [3] - 政府和企业债券净融资在社融增量中占比升至43% [3] - 人民币贷款在社融规模增量中占比降至48% [3] 信贷状况 - 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4.75万亿元 [1] - 9月单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近1.29万亿元 [4] - 9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40个基点 [4] - 9月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 [4] - 前三季度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6.09万亿元，同比增长12.2% [4] - 前三季度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15.02万亿元，同比增长8.2% [4] 货币供应与存款 - 前三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22.71万亿元 [1] - 前三季度居民存款增加12.73万亿元 [7] - 前三季度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4.81万亿元 [7] - M1与M2增速"剪刀差"明显收敛，9月收窄至1.2个百分点 [1][6] 政策与市场观点 - 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发布形式调整，将原有三篇报告合并为一篇，内容不做删减 [2] - M1增速回升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跃度提升和个人投资消费需求回暖 [1][6] - 低通胀、低利率是当前宏观经济基本特征，未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将主要通过利率路径 [4][5] - 四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保持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全年经济实现5%左右预期增长目标有较好基础 [7]

社会融资规模 - 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达30.0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4.42万亿元 [1] - 9月末社融存量同比增长8.7%，比上年同期高0.7个百分点 [1] - 前三季度政府债券净融资11.46万亿元，同比多4.28万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1.57万亿元，政府和企业债券净融资合计占社融增量比重升至43% [7] 货币供应量 - 9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8.4%，比上年同期高1.5个百分点 [1] - 9月末狭义货币M1同比增长7.2%，比上月末提升1.2个百分点，比今年2月末的年内低点大幅提升7.1个百分点 [6][10] - M1与M2增速“剪刀差”明显收敛，9月收窄至1.2个百分点，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跃度提升及个人投资消费需求回暖 [6][10] 人民币贷款 - 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4.75万亿元 [1] - 9月末新增人民币贷款增速为6.6%，还原地方专项债置换影响后估算增速约7.7%，9月单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近1.29万亿元 [8] - 前三季度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6.09万亿元，同比增长12.2%，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15.02万亿元，同比增长8.2%，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8] 利率水平 - 9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40个基点 [9] - 9月份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 [9] - 低利率环境有助于更好激发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意愿 [9] 存款情况 - 前三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22.71万亿元 [1] - 前三季度居民存款增加12.73万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4.81万亿元 [11] - 存款在不同金融市场间的重新配置是资产收益率相对变化的结果 [11]

文章核心观点 - 科技创新是当前大国竞争的核心，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支撑 [1] - 科技金融作为连接金融资本与科技创新的桥梁，被置于“五篇大文章”之首，是推动经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重要力量 [2] - 发展科技金融旨在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以金融力量激发创新效能，确保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赢得全球竞争主动 [1][3] 科技金融的战略重要性 - 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加速重构全球创新版图，科技金融通过引导资本投向关键领域，能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优化产业结构并创造新增长点 [2] - 金融资本是创新成果转化的“催化剂”，能及时将科技创新应用于产业，激活创新生态，为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奠定基础 [2] - 发展科技金融是确保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支撑 [3] 科技金融发展成效 - 顶层设计持续完善，2024年央行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同年5月科技部等七部门发布政策举措，为科技金融制度安排和工具创新指明方向 [4] - 产品体系日益丰富，央行增加科技创新再贷款额度，推出债券市场“科技板”，允许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并创设风险分担工具 [5] - 资金规模显著扩大，截至今年6月末，全国科技贷款余额达44.1万亿元，同比增长12.5%，增速比同期全部贷款高5.8个百分点，债券市场已有288家主体发行约6000亿元科技创新债券 [5] 科技金融发展面临的挑战 - 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信贷偏好抵押充足、现金流稳定的企业，而轻资产、盈利模式不成熟的科技型企业难以满足传统信贷要求，导致“不敢贷”或“不会贷”问题突出 [5][6] - 风险投资市场活力有待激发，市场化程度和投资效率有提升空间，资本结构需优化，民间资本参与度偏低 [6] - 政府投资基金的运行机制尚需优化，在资金投向和管理流程上存在改进空间，存在“重投轻管”现象 [6] 构建科技金融支持机制的建议 - 充分发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主渠道作用，我国银行业总资产占金融业比重约90%，需推动其理念、机制、产品、风控全面优化以适配科技型企业特征 [7] - 提升银行服务科技创新能力，需构建适合科技型企业的全面风险评估体系，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多维度信用评估模型，适当提升风险容忍度，探索数据资产入表 [8] - 完善投贷联动机制，银行可通过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开展股权投资，将贷款与股权结合，享受企业成长收益并解决其现金流需求，实现长期共赢 [8] - 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构建科学高效的管理体系，发展耐心资本，强化对创新生态和新质生产力的支持，坚持市场化运作并提升投后管理 [9] - 畅通科技型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深化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改革，鼓励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完善信息披露与信用评价机制，调动民间资本积极性 [9]

货币政策与融资环境 - 中国货币政策处于支持性且总量宽松的状态，主要利率均处于历史低位，预计低利率环境将持续一段时间[1] - 货币宽松政策对于治理物价低迷效果欠佳，因涉及结构性问题需结构性政策解决[2] - 中国融资结构存在“负债多本金少”的失衡现象，金融体制改革目标是提高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比重[2] - 现阶段企业债券融资成本下降但信用债发行少，企业融资仍主要依靠银行贷款，银行信贷渠道面临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不足和银行放贷积极性不高的传导“梗阻”[5] 资本市场功能与政策支持 - 资本市场具有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激励相容机制，能促进产业—科技—资本的良性循环，支持新兴产业培育和传统产业改造[3] - 监管部门近期出台“科创八条”、“并购六条”等政策，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3] - 从“新国九条”到“1+N”政策体系落地，以及中央政治局会议表态，均释放了优化融资结构、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增强市场吸引力和包容性的清晰政策信号[2] - 政策体系围绕提升上市公司质量、鼓励分红、引导长期资金入市、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及强化投资者保护推出系列举措，旨在从投融资两端优化市场生态[4] 居民财富与资产配置 - 扩大内需和提振消费需增加居民收入，财产性收入是居民四大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政策层面持续强调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4] - 中国居民财富配置中不动产多动产少，动产中存款多（股票、基金、债券、保险等）非存款少，资产配置正从不动产向动产转移，并在动产内部从存款向非存款转移[4] - 资本市场改革旨在为居民通过市场分享经济增长红利创造条件，并推动机构投资者行为更理性、长期化，努力创造持续稳定回报[4] 融资结构与国际比较 - 美国金融市场结构为八成直接融资、两成间接融资，低利率能通过股债市场传导产生巨大财富效应，拉动投资和消费[5] - 日本与欧元区直接与间接融资各占一半，中国融资结构为三七开，因居民财富中股票占比过低，股市上涨的正财富效应不明显[5] - 亚洲地区资本市场存在“重股市轻债市”问题，债务融资以银行信贷为主，银行体系出问题可能令社会融资体系瘫痪，需大力发展债券市场[5] - 大力发展包括股票和债券融资在内的直接融资，丰富多层次、分散化融资结构，可增强金融体系韧性，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渠道，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6] 金融强国与市场开放 - 加快金融强国建设是经济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强大的货币”位列六大关键核心金融要素之首，其内涵是人民币国际化[6] - 人民币成为国际化货币需实现计价结算、投融资和储备功能，后者有赖于金融高水平开放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制度型开放[6] - 制度型开放强调“边境开放”（准入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和“边境后开放”（国内规则、规制、标准与管理与国际接轨）[7] - 通过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完善基础制度，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更好支持吸引境外主体进行人民币跨境投融资[7]

货币政策与利率环境 - 中国货币政策处于支持性状态，总量宽松，主要利率均处于历史低位 [1] - 预计未来低利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1] - 货币宽松对于治理物价低迷的效果欠佳，因后者通常涉及结构性问题 [2] 经济转型与资本市场作用 -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2] - 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2] - 资本市场具有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有助于促进产业—科技—资本的良性循环 [3] - 壮大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都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 [3] - “科创八条”、“并购六条”等政策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制度保障 [3] 融资结构改革 - “负债多本金少”是中国融资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 [2] - 提高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比重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2] -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优化融资结构，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 [2] - 现阶段企业债券融资成本下降，但企业信用债发得少，企业仍主要依靠银行贷款 [5] - 大力发展包括股票和债券融资在内的直接融资，才能增强金融体系韧性，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 [6] 居民财富与资本市场 - 扩大内需尤其是提振最终消费需求是必由之路，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财产性收入是居民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4] - 中国居民财富中不动产多动产少，动产中存款多非存款少 [4] - 居民资产配置正从不动产向动产转移，动产内部也从存款向非存款转移 [4] - “新国九条”及其1+N政策体系围绕提升上市公司质量、鼓励分红、引导长期资金入市等方面推出举措，旨在优化资本市场生态 [4] 政策传导效率与国际比较 - 美国八成直接融资、两成间接融资的金融市场结构使其低利率政策能通过股市债市传导，产生巨大财富效应 [5] - 中国因居民财富中股票占比过低，即便股市上涨，正财富效应也不明显 [5] - 亚洲地区存在“重股市轻债市”问题，债务融资以银行信贷为主，银行体系出问题可能令社会融资体系瘫痪 [5] - “企业惜贷、银行慎贷”问题需通过发展直接融资来解决，以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6] 金融强国建设与市场开放 - 2023年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加快金融强国建设 [6] - “强大的货币”位列金融强国六大关键核心金融要素之首，其内涵是人民币成为国际化货币 [6] - 金融高水平开放和资本市场的制度型开放是支持人民币国际化投融资和储备功能的关键 [6] - 制度型开放强调“边境开放”和与国际接轨的“边境后开放” [7] - 通过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开放，支持境外主体用人民币跨境投融资 [7]

对房价的回顾—讨论债务问题的基础 - 美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从1971年的44%升至2024年末的70%，主要受长期利率下行影响 [7] - 美国租售比曲线斜率向下，长期跟随利率曲线移动，导致房价收入比从80年代的2.5倍升至现在的4.5倍 [10] - 过去40年房价上涨幅度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表幅度大体匹配，表明美国住房具有资产属性，类似情况见于西欧、北欧等发达经济体 [10] 债务问题——结构变化比总量趋势更值得关注 - 近50年来美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年化复合增速约7.3%，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间接融资占比从1970年代超70%降至2024年末的30%左右，直接融资占比近70% [13] - 1971年至今，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对应的房地产贷款年化复合增速分别为约5%和12%，直接融资发展显著快于间接融资 [13] - 债务累积周期性遭遇经济波动后，流动性供给机制创新使市场重回正轨，例如70年代末储贷危机后MBS市场快速发展，80年代末危机后REITs市场长足发展，2008年后私募基金市场迅速扩张 [15] - 直接融资具有竞争力，证券化市场能有效满足再融资需求且相对高效、灵活；多渠道、多层次的融资体系更稳定，能填补单一渠道在下行周期中的空缺 [17] 再谈谈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 - 美国经验表明，针对问题机构，通过资产端和负债端救助是关键，其中负债端注资的性价比更高；次贷危机后美国财政部接管两房并注资1,875亿美元，截至2024年两房累计支付股息超过3,000亿美元 [18] - 中美发展阶段存在差异，美国近40-50年处于后城镇化阶段，房地产市场以再融资为主，而中国城镇化尚未充分完成，未来仍有新增融资需求 [18] - 中国未来若利率长期低位，更有利于处理金融风险，与美国当前再融资中利率上升的挑战不同 [18] - 美国和发达经济体的问题载体通常是金融机构，而中国则是房地产企业，这源于上行周期中加杠杆主体的不同，因此针对房企流动性风险进行更直接的疏解和管控是值得思考的方向 [19]

文章核心观点 - A股市场在"924"政策出台一周年后呈现慢牛态势，但仍处于价值洼地 [1] - 资本市场健康上涨依赖基本面、流动性与制度政策三大支柱，当前制度性改革是短板 [1][2] - 解决大股东减持问题是A股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核心，需进行系统性制度优化 [2][4] 资本市场功能与现状 - 股市不仅是经济"晴雨表"，更是拉动增长的"发动机"，直接融资具有不还本付息、风险共担的特点 [1] - 一国科技实力的壮大必然以强大的资本市场为后盾，直接融资更契合科技创新企业资金需求 [1] - 目前我国社会融资总规模中银行贷款仍占绝对主体约达三十六万亿元，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比例明显偏低 [1] - 应进一步扩大IPO、定向增发等渠道规模为科技型企业注入长期资本 [1] 市场流动性分析 - 央行与证监会之间的协同效率显著提升，中央金融委员会的统筹协调机制发挥关键作用 [2] - 通过货币工具互换等手段为市场注入充裕流动性，这一协调机制历史上罕见 [2] 制度性问题与风险 - 市场已自低点反弹约800点，但若制度层面不进行系统性优化，进一步上涨将面临阻力 [2] - 大股东减持问题被视为制约市场信心与长期健康发展的核心瓶颈 [2] - A股5400余家上市公司总股本约7.7万亿股，其中流通股占比超过90%约7.2万亿股 [2] - 大量股份已进入解禁期，控股股东仅需持股30%即可实现控制，超出部分天然形成减持冲动 [2] -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约1450家，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现象 [2] - 今年9月以来已有超过130家公司披露减持计划 [2] - 部分上市公司大股东将主要精力放在减持套现而非企业经营上 [3] - 不少公司账面净资产较低，股价增值严重依赖资产评估溢价与IPO高定价 [3] - 若放任大股东无序减持，全面减持所需资金规模约达15万亿元，极易引发市场崩盘 [4] 制度创新建议 - 设定新股发行持股比例上限，新上市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不得超过30% [4] - 推行可流通底价机制，大股东减持价格须与企业业绩和股指水平挂钩 [4] - 将减持资格与分红比例挂钩，要求上市公司累计分红金额超过其IPO及再融资总额后大股东方可减持 [4] - 呼吁监管机构推进新老划断式改革，对存量公司与新上市公司分类施策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