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2026年起实施新一代数字人民币（e-CNY）框架，数字人民币将从数字现金向数字存款货币转型[1]。通过赋予数字人民币商业银 行负债属性及利息特征，使其进入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范畴[2]；将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从零售扩展至批发，从支付扩展至包括存、贷、汇、投等在内 的广义金融业务[3]；应用"智能合约"等前沿技术，降低经济活动履约成本[4]，实现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未来，我们认为数字人民币有望解锁更多 应用场景，并在跨境支付中助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点击小程序查看报告原文 当前，全球货币体系正处于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关键期。2025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在《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守正创新 稳步 发展数字人民币》，正式宣告了数字人民币定位的升级，即由"现金型1.0版"进入"存款货币型2.0版"。[5]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数字人民币 管理服务体系和相关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行动方案》（简称《行动方案》），新一代数字人民币的核算框架与运行机制已于2026年1月1日正式启用。[6] 数字人民币1.0主要定位于现金类支付凭证（M0），为了避免与银行存款产生直接竞争 ...

涉及行业与公司 * 该纪要为高盛（Goldman Sachs）研究团队对中国2026年“两会”期间一场联合记者会的评论，涉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及多个行业[1][2] * 政策制定者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财政部（MOF）、商务部（MOFCOM）、中国人民银行（PBOC）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SRC）[1][2] 核心政策立场与协调 * 政策制定者重申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5] * 承诺加强政策协调以提高有效性，并举例说明了新的**人民币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调专项基金计划以促进内需[5] * 财政部长蓝佛安表示，更多资金将引导至有利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领域[5] 科技、制造业与关键供应链 * 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强调了“6大新兴产业集群”和“6大未来产业”的政策优先级提升[5] * “6大新兴产业集群”包括：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制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5] * “6大未来产业”包括：量子技术、生物制造、绿色氢能及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6G[6] * 预计到2030年，“6大新兴产业集群”的增加值将比**2025年的近6万亿元**翻一番以上[6] * 预计到2030年底，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经济规模将超过**10万亿元**[6] * 承诺在“十五五”规划（2026-2030年）期间启动一批总投资超过**1万亿元**的重大能源项目[6] 消费促进措施 * **人民币1000亿元**的扩大内需专项基金将由中央政府预算出资，包含六项措施，其中四项支持民间投资，两项支持居民消费[7] * 政策制定者显示出对提振服务消费的更强承诺，重点关注交通、家政服务、网络视听、旅游住宿、汽车后市场和入境消费等领域[7] * 承诺消除不合理限制以增加高质量服务供给[7] *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誓言推动服务业“对外开放”，特别是在电信、生物技术和医院等领域，并呼吁加强进出口协调以促进国际贸易平衡发展[7] 投资重点领域 * 在“十五五”规划期间，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以扩大有效投资，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7] * 政策优先级较高的领域包括：供水网、电网、算力网、新型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以及支持交通、消费、AI+、教育和医疗等的公共基础设施[7] * 为便利风险资本退出并提高投资效率，政策制定者将在今年设立**国家级并购基金**[7] 货币政策与外汇 *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提到，融资条件保持宽松状态，社会融资规模保持合理增长[7] * 中国人民银行未来将逐步淡化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这意味着价格/利率型目标将变得更加重要[7] * 关于人民币汇率，潘功胜强调“中国既没有需要，也没有意图通过货币贬值来获得贸易优势”[7] * 结合经常账户盈余增长等基本面因素，这些评论支持高盛对**12个月美元兑人民币汇率6.70**的预测[8] 资本市场发展 * 潘功胜承诺妥善实施支持资本市场的政策工具，并支持中央汇金作为准稳定基金的职能[8] * 证监会主席吴清承诺完善中国特色市场稳定机制的发展[8] * 吴清的评论强调了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以及改善公司治理[8] 其他重要内容与前瞻 * 政策信号与近期政策沟通基本一致，即政策制定者越来越重视高质量增长、科技自立自强和“投资于人”[1] * 即将发生的事件包括：“两会”结束后官方发布“十五五”规划全文；随后如“两会”后的国务院会议等政策会议可能揭示更多政策实施细节[8] * 报告附有2026年关键宏观催化剂时间表，包括：2026年“两会”（3月4-12日）、中美巴黎贸易谈判（3月中旬）、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3月31日-4月2日）、2026年第一季度GDP发布（4月16日）、政治局经济政策会议（4月下旬、7月底、12月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中旬）等[9]

文章核心观点 文章基于全国两会及“十五五”规划背景，系统阐述了中国能源产业在“十四五”期间取得的成就，并重点展望了“十五五”期间的发展方向与投资机遇 核心观点认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基础坚实，正通过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培育未来产业以及产业链出海等路径，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并在全球能源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19][20] “十四五”能源发展成就与现状 - 能源自给率从80%左右提升至84%以上，能源体量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3] - 以风光为代表的新能源累计装机规模达到2020年底的3.4倍，电量占比累计提升12个百分点以上 [3] - 建成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形成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 [19] - 2025年原煤产量增至48.5亿吨，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1.4% [8] - 2025年原油产量约2.15亿吨，创历史新高；天然气产量突破2600亿立方米，连续9年增产超百亿立方米 [9] “十五五”能源发展规划与方向 -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培育发展未来能源” [1] - 可控核聚变、重大水电及水风光一体化基地、零碳园区和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等能源相关项目列入“十五五”规划109项重大工程项目 [1] - 规划纲要草案提出突出节约优先、强化政策激励，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4] - 氢能被列为与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核聚变能并列的未来产业 [5] 新能源（光伏、风电）的发展机遇 - 测算显示，未来20—25年，为实现能源转型和碳中和，平均每年需新增光伏装机500—700吉瓦，2025年国内新增光伏装机315吉瓦，仍有两倍以上潜力消化产能 [3] - 农村光伏应用场景广阔，例如隆基绿能在陕西推动的“和美乡村”光伏项目，目标从2024年的136个村覆盖达到2025年的1000个村 [4] - 算力扩张是能源密集型过程，其增长必须依赖可再生能源支撑，未来算力的用电需求将直接转化为对光伏与储能的刚性需求 [5] - 光伏行业探索“牧光互补”等模式，实现生态与能源协同发展 [4] 氢能产业的发展态势 - 氢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表述从“设施”到“产业”再到“新增长点”，定位实现“三连跳” [5] - 截至2025年底，全国规划风光制氢项目达860个，制氢规模约1000万吨/年 [6] - 绿氢应用正由交通示范向炼化、化工、冶金等高耗能行业深度渗透，支撑工业脱碳 [6] - 远景能源正在打造全球最大152万吨绿色氢氨项目，首期32万吨工程已投产 [6] 传统能源（煤炭、油气）的转型与保障作用 - 煤炭的“压舱石”作用更显珍贵，行业需加速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创造”，推动煤炭由燃料向原料转变，发展现代煤化工 [8][9] - 2025年全国天然气消费量达4265.5亿立方米，国内工业天然气产量仍有较大缺口，“十五五”时期天然气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将不断攀升 [10] - 深层煤层气（煤岩气）资源丰富，开发前景广阔，1亿立方米煤岩气大约可替代13万吨标煤，未来3至5年有望成为天然气产量增速最快的类型之一 [11] - 海洋经济潜力巨大，未来应重点关注海洋可再生能源、油气资源以及海底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11] - 2025年石油消费量7.62亿吨，同比增长1.1%，消费结构呈现“汽柴降、航煤升、化工轻油大增”的新特征 [11] 能源产业链出海与全球化影响 - 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在出口领域持续领跑，成为对外贸易新增长点 [13] - 预计“新三样”产业链持续出海，未来二三十年可撬动50万亿—100万亿元规模的人民币出海，提升人民币全球权重 [14] - 中国新能源产业出海正在重塑全球能源体系，填补非洲、中东、南亚和拉美等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空白 [14] - 中国企业到美洲、非洲国家和澳大利亚开发锂矿，去刚果布局钴资源，以保障新能源产业链关键金属供应 [16] - 依托绿电成本优势，宁夏、内蒙古等地吸引国内外算力企业布局，算力输出成为能源附加值提升和惠及世界的新方式 [16][17] 能源与前沿科技的融合 - 算力发展依赖可再生能源支撑，全球主要科技企业已开始自建“光伏+储能微电网”为数据中心供电 [5] - 绿色能源为具身智能、氢能、核聚变等前沿科技产业锁定发展先机 [5] - 近期中国四款大模型霸榜全球调用量前五，其背后离不开内蒙古的算力支持 [16]

全国政协委员赵柏基关于香港对接“十五五”规划及资本市场发展的核心观点 - 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核心在于主动对接、同频共振，从“超级联系人”向“超级增值人”角色深化，目标是成为“更具前瞻视野、更具创新活力、更深融入大局”的香港 [2][9][10] - 香港的角色定位发生深刻转变，从过去的“融入”升级为“融入+服务”，从“国家发展的积极参与者”迈向“国家战略的主动谋划者” [9] - 香港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其作为中国唯一实行普通法且资金自由进出的国际化城市，能承担制度型开放的“超级联系人”核心职能 [13] - 香港不能只做“资金中转站”，而要做“价值放大器”，让资金转化为制度、品牌和定价优势，服务国家实体经济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 [15] 重点关注领域与建议 数据知识产权保护 - 当前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存在数据确权难、估值难、维权难的问题，企业手握数据却较难变现 [5] - 建议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的数据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强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探索建立统一的登记制度和基于可信数据的融资模式 [5] - 建议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探索数据确权与估值体系的跨境协同，为国家完善数据治理体系积累经验 [5] 绿色金融对外接口 - 随着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正式落地，碳数据的国际互认已成为关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问题，突破绿色贸易壁垒迫在眉睫 [6] - 建议充分发挥香港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监管体系优势，将香港打造为国家级绿色金融对外接口，帮助企业化解碳关税压力 [6] - 以此为契机推动人民币碳资产的国际化进程，更好服务国家“双碳”战略 [6] 资本市场互联互通 - 沪港通、深港通机制运行十余年成效显著，但仍有提升空间，如二次上市企业被排除在外、投资者门槛较高、内地投资者无法参与港股IPO等 [3][6] - 建议从三方面着力优化：扩大标的覆盖范围，研究突破二次上市纳入壁垒；优化投资者参与机制，适度下调门槛并实施精细化分层管理；探索“新股通”试点，允许境内专业投资者参与港股IPO [6][18] - 当前内地投资者无法参与港股IPO认购，错失企业上市初期的投资机会，可研究试点“新股通”机制 [18] - 现有50万元人民币的个人投资者门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流动性，可研究逐步优化，适当降低准入门槛 [19] 智慧养老与银发经济 - “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7] - 建议运用人工智能提升健康监测、应急响应、生活照护等服务的智能化水平 [7] - 建议依托大湾区先行先试，推动养老服务标准的集成与互认，探索将智慧养老产品纳入长期护理保险支付体系 [7] - 建议通过金融创新为普惠养老设施建设引入长期资本，有效释放银发经济的市场潜力 [7] 香港经济发展与区域融合 - 香港未来五年应大力推动“金融+创科”的深度融合，让金融资本精准赋能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前沿科技，同时依托科技创新为传统金融、贸易航运注入数字化“新动能” [11] - 未来五年，北部都会区应充分发挥“南金融、北创科”规划格局，率先突破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使其成为香港服务国家“双循环”格局的关键枢纽 [11] - 在治理模式上，首次编制与国家周期同步的五年规划，将促使特区政府从更高站位谋划未来，为解决住房、产业发展等深层次矛盾提供更具连贯性的顶层设计 [10] 香港金融中心的战略功能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 香港是亚洲最大、全球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枢纽 [13] - “十五五”的重点应通过开发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黄金交易及数字货币跨境结算，把流通优势转化为定价话语权 [13] - 香港正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合作建立黄金中央清算系统，计划于2025年内试运行，目标是推动香港成为国际黄金交易和定价中心 [16] - 可逐步拓展到铁矿石、有色金属等战略性大宗商品，在国际定价体系中嵌入“中国因素” [16] 服务内地企业国际化 - 香港可依托成熟的普通法制度、专业服务人才和国际调解院，为内地企业提供从合同范本、仲裁执行到ESG认证的全链条法治保障，助力企业“规则接轨国际” [14] - 香港作为国际公认的绿色金融中心，可以将内地的新能源、光伏、电动车等优势产业打包成国际投资人认可的绿色债券，并帮助企业对接国际ESG标准和可持续披露规则 [16] - 香港能为企业提供从标准认证、ESG报告编制到碳足迹核算的一整套服务，提升“中国制造”的品牌价值 [16] 赋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 - 香港要用好其资本市场独特优势，为内地的硬科技企业提供覆盖初创期到成熟期的全周期融资支持 [15] - 港交所正持续优化上市制度，为航天、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科技创新企业打通更便捷的上市融资渠道 [15] - 利用香港市场对风险的判断力，引导长线资金投向“卡脖子”的关键技术领域 [15] 香港资本市场制度优化 - 2025年港股IPO规模高居全球第一，说明现有制度已具备较强竞争力 [18] - 为吸引优质科创企业，建议拓宽“新经济”企业的纳入通道，在现有第18C章基础上，探索以研发投入、专利价值为核心的替代性评估方案，并为治理规范的二次上市中概股提供简化转板机制 [18]

外汇储备规模 - 截至2026年2月末，外汇储备规模为34278亿美元，较1月末的33991亿美元上升287亿美元，升幅为0.85% [1][2][4] - 这是外汇储备规模连续第七个月增加，也是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升至3.4万亿美元之上 [3][4] - 2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主要受汇率折算和全球资产价格变化的综合正估值效应影响 [2][4] - 当月美元指数上涨0.6%至97.6，导致非美元计价资产贬值，但全球债券指数上涨1.4%等因素抵消了负面影响，推升了储备规模 [4][5] 黄金储备动态 - 截至2026年2月末，黄金储备为7422万盎司，较1月末的7419万盎司增加3万盎司 [1][2] - 这是官方黄金储备连续第十六个月增持，但增量连续第十二个月处于低位 [9][10] - 央行在国际金价持续高位上行、屡创历史新高的过程中持续小幅增持，主要目的是优化国际储备结构 [10][11] - 截至2025年12月末，黄金储备在官方国际储备中的占比约为10.1%，明显低于15%左右的全球平均水平，未来有持续增持黄金、适度减持美债的需求 [11] 影响因素分析 - 2月美元指数由降转升，小幅上行0.54%，导致非美元资产折算价值下降 [5] - 同期美债收益率大幅下行带动美债价格上涨，且欧洲和日本股市显著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变化对外储规模有较强的推升作用 [5] - 国内宏观经济整体平稳，出口展现很强韧性，是近期外储规模稳中有升的重要宏观背景 [5] - 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导致全球投资者避险情绪升温，资金从美股等风险资产转向美债和美元 [5] 未来展望 - 外汇局指出，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2][7] - 出口将继续发挥稳定跨境资金流动的基本盘作用，贸易伙伴多元化、结构优化等优势有助于出口规模保持较高水平 [7] - 境外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的长期配置意愿持续提升，证券投资维持合理规模净流入，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平稳 [7] - 高于3.4万亿美元的外储规模处于较为充裕状态，未来有望保持基本稳定，央行可能通过净卖出交易将规模控制在合理水平 [8] - 适度充裕的外储规模能为保持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提供支撑，成为抵御外部冲击的压舱石 [8] 黄金增持的战略意义 - 在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出现新变化的背景下，从优化国际储备结构角度看，增持黄金的必要性上升 [11] - 央行增持黄金能够增强主权货币的信用，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有利条件 [11] - 从优化储备结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及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等角度出发，央行增持黄金仍是大方向 [11] - 近期国际金价的大幅波动对央行增持黄金的影响有限 [11]

货币政策基调与实施 - 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基调，与政府工作报告表述保持一致，总量和结构性政策空间明确[7] - 在数量上，将综合运用短中长期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与经济增长及价格预期目标相匹配[7] - 在利率上，将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引导和调控利率水平，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并对削减货币政策传导的不合理市场行为加强规范[7] - 在结构上，重点聚焦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和中小微企业，同时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抑制部分行业“内卷式”竞争[7] 金融风险防范与化解 - 将科学把握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动态平衡置于首要位置，坚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从源头上促进金融稳定[9] - 在化解融资平台债务风险方面，经过近三年工作，到2025年末，融资平台数量和债务规模较2023年初均下降超过70%[8] - 将继续推动地方政府统筹资源化解债务风险，剥离融资平台政府融资功能，并引导金融机构通过债务重组降低其流动性风险和利息负担[9] - 在中小银行改革化险方面，支持配合相关部门在市场化和法治化原则下稳妥化解重点金融机构风险，严格防范风险外溢[9] 金融市场运行与外部风险 - 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至关重要，当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处于近些年来中值区间[9] - 汇率受地缘政治、突发事件、货币政策等多重复杂因素影响，近期国际事件导致金融市场避险情绪上升和汇率剧烈波动[10] - 在特定情景下，将使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校正市场的“羊群效应”和负向自我强化[10] - 将密切关注评估外部冲击（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通过外需、跨境资金流动等渠道产生的外溢影响，并运用政策工具及时弱化或阻断风险传染[10] - 将推进金融稳定法、人民银行法等立法修法工作，以健全金融稳定保障体系[10] 金融业对外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 - 金融业开放水平持续提升，截至2025年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过10万亿元[12] - 2025年，熊猫债券发行规模超过1700亿元，其存量同比增长34%[12] - 下一步将推动金融服务业和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增强开放政策的透明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12] - 将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及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12] - 将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发展及建设更安全高效的跨境支付体系[12] - 将加强与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监管能力建设，增强开放格局下的金融风险防控能力[13]

中国资产与宏观环境 - 中国资产具备长期“大国溢价”吸引力，国际投资者高度关注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及“十五五”规划 [5] - 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收付中使用比例已达30%，企业利用汇率避险工具比例也达30%，合计约60%的进出口贸易受汇率变动影响较小，且该比例有望继续提升 [18] - 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占比从2020年约16%提升至2026年3月的30% [18][20] 产业与基建投资方向 - 提出“六张网”新基建概念，包括水网、电网、算力网、新型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其中算力网和电网最值得关注 [8] - “十五五”将推进人工智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卫星互联网、可控核聚变等一系列重大工程和项目 [9] - 将设立国家级并购基金，预计引导撬动各类资金规模超1万亿元，以畅通创业投资退出渠道 [12] - A股总市值超过110万亿元，5400多家上市公司年营收额超过GDP的一半 [21] - 沪深300成分股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权重占到45% [23] - 高铁里程约5万公里，占全世界的70%左右 [40] 消费与内需市场 - 消费市场稳居全球第二，以购买力平价换算已是世界第一，服务消费是重要增长点 [14] - 2022—2025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年均增长10.4% [14] - 服务消费重点领域包括交通、家政、网络视听、旅居、汽车后市场、入境消费等“6+3”领域 [14] - 个人消费贷款贴息经办机构从23家扩容到500多家，进入全面推广阶段 [27] 金融与资本市场政策 - 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8%附近，企业发债成本保持较低水平 [15][16] -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聚焦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和中小微企业，遵循“有进有退”原则 [17] - 将逐步淡化数量型中介目标，为更好发挥利率调控作用创造条件 [17] - 将优化再融资审核注册机制，对优质上市公司大幅提升审核效率 [34] - 将实施支持资本市场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中央汇金发挥类“平准基金”作用，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 [36] - 将深化细化高频量化交易监管，出台衍生品交易监管办法 [38] - 将依法严查严处蹭热点、炒概念、搞操纵等侵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 [39] 经济结构与产业升级 - 伴随中国投资出海，金融、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协同出口，但配套服务能力落后于企业出海速度 [31] - 机电产品出口占比首次超过六成，贸易结构“含新量”、“含绿量”、“含智量”提升 [31] - 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占比超过一半，达51.9% [33] - 2025年对美出口下降19.5%（按人民币计），但整体出口增长6.1%，体现多元化布局成果 [33] 风险化解与行业集中 - 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取得阶段性成效，与2023年初相比，融资平台数量和债务规模均下降超过70% [35] - 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数量较峰值下降一半 [35] - 大部分行业呈现龙头集中化规律，投资应寻找细分行业龙头 [22] 教育与人口结构 - 初中、高中、高等教育三个阶段的学龄人口将分别在2025年、2029年、2032年达峰 [29] - 将新建、改扩建1000所普通高中，增加学位200万个以上，支持“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10万人以上 [29] - 学区房溢价已削减不少，从趋势看整体溢价还会继续下行 [30]

“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新框架 - 核心观点：“十五五”时期是中国经济增长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的关键时期，需要从原有增长框架中走出来，确立以创新和消费为主驱动的新框架，发展的内外环境、需求供给条件、增长动能都将发生重要乃至转折性改变 [1][7][18] 关键期任务：优势与短板 - 核心任务：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 [3] - 主要短板：当务之急是解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这与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因素有关 [3] - 三大优势：追赶潜能优势、以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经济优势（涵盖消费、生产、投资、贸易、创新、金融、货币等多方面） [4][5] - 增长战略：实施制造强国、消费强国、金融强国等战略，并深化结构性改革以推动发展 [6] 消费结构升级 - 核心转变：增长驱动力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引领，稳增长的重点要从抓投资转为抓消费 [9] - 现状与目标：中国消费占GDP比重较国际平均水平低约20个百分点，需缩小这一结构性偏差 [9] - 消费升级方向：既要增加对国内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也要提高消费的国际化水平；重点发展以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娱乐等为代表的发展型消费，这实质上是投资于人力资本 [9] 产业结构转型 - 制造业转型：建设制造强国不追求制造业占比稳定或提高（事实上占比会有所下降），重点是发展相配套的高技术、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用“制造业+相关生产性服务业”指标来度量转型升级 [9] - 服务业升级：生活服务业升级主要体现在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 [9] - 挑战：高速增长期形成的过剩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合理生产规模将有较大幅度收缩，面临低效和无效产能退出的挑战 [9] 对外贸易结构转型 - 现状与问题：中国出口保持强劲，但较大规模的货物贸易顺差意味着国内消费相应减少，且从长期看不可持续 [11] - 战略调整：应实施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战略，在保持出口竞争力的同时相应扩大进口，并更多以人民币支付结算 [11] - 人民币国际化：由“多保留外汇”转为“多用人民币支付结算”，加快扩大离岸人民币规模，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强势货币并合理升值，分享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国际“溢价” [11] 金融结构转型 - 演进方向：金融体系由以传统银行为主向以现代资本市场为主演进的速度加快，资本市场重要性上升 [12] - 资金端变化：由于房地产和银行储蓄吸引力下降，居民财产的存量和增量将更多进入资本市场，为市场带来源头活水 [12] - 资产与投资端任务：资产端需培育具有全球创新领先竞争力的大型头部科技企业和大批创新型中小企业；投资端需显著增加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比重，并通过提升效率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12] 城乡结构融合 - 新趋势：当城市人口占比接近70%时，城镇化进程放缓，人口流动更多出现在城市体系内部，呈现郊区化趋势，形成“核心城区—通勤区—城镇半集聚区—农村地区”的城乡连续体 [14] - 关键问题：存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剪刀差”，反映了新市民与原市民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的差异 [14] - 改革方向：需在城乡融合框架下，实现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消除居民身份、基本公共服务分享、财产权利等方面的不平等 [14] 收入分配优化 - 核心目标：力争将基尼系数降低到0.4或以下水平；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使其人数增长到8亿~9亿，形成占总人口过半、规模稳定的群体 [14] - 政策工具：提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消除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推动大规模国有资本转为社保基金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保障；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推动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型，增加对高收入群体收入和财产的合理税收 [15] 宏观政策的角色 - 基本定位：宏观政策只能起到短期平衡和稳定的作用，不能提供经济增长的基础动能；当微观结构运转短期无法调整时，宏观政策起到补救作用，但解决方案往往是次优的 [17] - 潜在风险：需警惕“只要宏观政策足够宽松，经济就能如愿增长”的幻觉，防止对宏观政策的依赖和滥用 [17] - 政策要求：宏观政策制定需了解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同时不能放弃能够推进的结构性改革，对宽松度要有清醒的边界感 [17]

中国人民银行政策方向 - 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2] - 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 [2] - 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2] - 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2]

商品贸易层面 - 中国与东盟自贸协定（CAFTA）的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1.0时代（2002-2015年）实现超过90%货物贸易零关税，双边贸易总额从2002年的548亿美元跃升至2015年的4,671亿美元[12]；2.0时代（2015-2022年）重点推动服务贸易开放与规则对接[13]；3.0时代（2022-2025年）聚焦数字与绿色经济的前沿规则共塑，标志着合作从“商品流动”升级为“制度与创新协同”[14] - 截至2025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总额已超过1万亿美元，超过中国与美国或欧盟的贸易总量，双方已连续五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2][8] - 贸易结构从互补性“互通有无”升级，中国主要出口机电产品、纺织品等制成品，进口农产品、资源品和初级电子产品[12] 产业投资层面 - 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总额达1,922亿美元，实现约760亿美元的投资净流出，标志着中国从“资本输入国”向“资本输出国”的历史性转变[3][19] - 东盟是中国在全球范围最大的单一对外投资区域（剔除对中国香港的投资），2024年投资总量达344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约37%[3][22] - 中资出海产业投资可分为五大类：1）资源导向型（如印尼的镍业）；2）市场导向型（如泰国的汽车产业）；3）效率导向型（如越南的电子行业）；4）枢纽导向型（如新加坡的区域总部）；5）战略破局型（如菲律宾的电信行业）[4] - 投资行业重心从传统制造业转向高技术领域，2024年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合计占对东盟投资总量的约四分之三[26] - 国别投资呈现“新加坡-腹地国家”双核驱动结构，2024年对新加坡投资占比52%，印尼和泰国各占13%，越南占11%[22] 企业布局层面 - 截至2024年，A股上市公司海外收入总额突破11万亿元人民币，占总收入比重超15%[5][34] - 2014-2024年期间，A股公司海外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4%，显著超越境内收入8%的增速[5][34] - 信息技术、可选消费、工业等行业构成出海基本盘，贡献超90%的海外营收[5] - 公共事业、材料、医疗等行业展现强劲增长动能，近五年海外收入年均增速高达12-18%[5][36] - 企业出海模式从早期的“据点式存在”（设立销售办事处、单一工厂）演进到当前的“生态化深耕”（研发本土化、供应链深度整合、培育本地合作伙伴）[34] 资本联动层面 - 截至2025年底，QDII基金行业总规模逼近1万亿元人民币（超过1,700亿美元），监管层持续推动高水平开放，QDII额度审批趋于常态化[6][47] - QDII基金行业头部效应显著，前十大管理人合计占据77%的市场份额[6][51] - QDII基金配置仍以港股（约3,163亿元人民币）和美股（约2,553亿元人民币）市场为基石，对东南亚市场的配置明显逊色于双方的贸易和产业投资总量，具备较大拓展空间[55] - QDII产品从“通道化投资”（如泛亚太宽基指数基金）向“主动化投资”（如专注于越南市场或泛东南亚科技的主动型产品）演进[6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