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消费与科技并非相互替代的选择，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没有消费需求作为土壤和市场，科技创新将难以持续和转化[2][3][9] 当前政策与市场失衡现状 - 政策导向存在“重科技、轻消费”的倾向，对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大，但对消费的刺激多停留在短期表层措施[8] - 2024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仅3.5%，居民消费倾向降至62%的近十年低位，导致消费导向型企业营收缩水[5] - 消费疲软直接影响了企业研发投入，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增速较上年放缓3.1个百分点[7] - 消费市场疲软导致科技成果转化率低，2024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3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8] 消费疲软对科技产业的具体影响 - 企业营收下滑导致研发投入“捉襟见肘”，某头部家电企业因终端销量下滑，将智能节能新品研发预算砍半[7] - 消费电子需求疲软导致芯片订单不足，某国产芯片企业耗费5年投入超10亿元研发的28纳米消费级芯片，上市后订单量不足预期的三成[4] - 消费市场疲软抑制了技术应用，2024年国内工业机器人渗透率仅30%，远低于发达国家50%的水平，因中小企业订单不足、资金紧张，设备更新意愿低迷[4] - 消费类芯片销售额在2024年同比下滑16%[5] 消费与科技良性互动的正面案例与逻辑 - 市场需求是科技创新的“指挥棒”，新能源汽车的爆发式增长源于电池技术突破与消费需求的精准匹配，2024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949万辆，同比增长31.8%[7] - 消费需求是科技创新的“资金源头”，企业70%以上的研发投入来自企业，而企业的研发能力直接取决于营收状况[5][7] - 脱离消费需求的创新缺乏市场价值，例如20世纪90年代一款超前的“多功能智能手表”因不符合当时消费者实际需求而销量惨淡[7] 解决路径与建议 - 需摒弃“谁轻谁重”的二元思维，树立“双向赋能”理念[10] - 政策层面应在支持科技创新的同时，着力扩大内需，通过稳就业、提薪资、完善社保，让居民“有钱花、敢花钱”，为技术创新创造广阔市场[10] - 企业层面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展研发，针对养老、育幼等民生痛点推动产品普及，如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护理设备，以激活新消费需求并开辟产业升级空间[10] - 需激活本土消费市场以应对外部风险，对美出口占比超30%的消费类企业面临订单波动风险，国内消费市场支撑不足加剧了企业经营压力[10]

城市更新的战略定位与时代背景 - 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性、系统性战略行动，是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和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要求[5] - 中央明确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目标是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3] - 当前中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超过9.4亿人生活在城镇，城市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5][7] 推进城市更新的核心动因 -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城市更新是回应人民群众对居住条件、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城市环境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期待的迫切需要[7] - **适应人口结构变化**：需应对少子化、老龄化及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例如2022-2024年每年新出生人口低于1000万人，2024年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15.6%[7] - **转换城市发展动能**：城市发展需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城市更新是稳投资、促消费的关键载体，“十五五”期间相关重点任务将带动数十万亿元的投资和消费[8] - **提升城市安全韧性**：中国拥有城镇房屋建筑面积660亿平方米、各类市政管网超380万公里，部分设施老化，需通过更新消除安全隐患[9] 城市更新的发展模式转型要求 - **统筹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既要更新基础设施、老旧小区等“物”，也要加大对育幼、养老、教育等“人”的服务投资[11] - **统筹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拓宽社会资本参与渠道，鼓励经营主体参与有收益项目，政府则做好底线管控和民生保障[12] - **统筹做优增量与盘活存量**：通过盘活存量资源为科技研发、文化创意等新产业新业态提供发展载体[12] - **统筹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采用“绣花”、“织补”等微改造方式，推动历史文化遗产活态传承[13] 建立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的关键机制 - **理念转变**：从抓增量建设转变为抓存量提质增效，坚持人民城市理念，以全生命周期理念推进更新[15] - **规划创新**：建立城市体检与更新一体化机制，以问题为导向，构建“专项规划—片区策划—项目实施方案”的实施体系[16] - **资金筹措**：建立可持续的投融资体系，落实企业、个人、政府多方出资责任，鼓励金融机构提供长周期、低利率信贷，中央财政对重大安全和民生保障项目加大支持[17] - **运营保障**：从项目谋划之初引入专业化运营单位，通过总体打包、区域统筹、肥瘦搭配等方式实现资金平衡和项目持续运营[18] 城市更新的重点任务与实施方向 - **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推进“好房子”建设，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及城中村改造，补齐公共服务短板[20] - **激发城市发展活力**：创新存量资源盘活方式，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商业步行街、老旧厂区及火车站周边，打造活力街区，推动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21] - **提升城市安全韧性**：加快城市地下管线管网建设改造，建设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1] - **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加强系统治理与基层治理，依托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构建协同联动工作体系，将矛盾化解在基层[22]

中国资本市场创新改革路径 -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5年金融街论坛年会上提出多项创新改革路径，聚焦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上市公司质量提升、对外开放及投资者保护，旨在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2][3] - 改革核心内容围绕四大方向展开：一是增强多层次市场包容性，二是夯实市场稳定基础，三是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四是筑牢投资者保护防线[3] 资本市场相关机构动态 -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于2025年6月16日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由证监会主管，定位为资本市场理论研究、学术交流与决策咨询高端智库平台[3] - 2025年10月29日，资本市场学会创新发展专业委员会落地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聚焦资本市场创新领域[2][3] 《清华金融评论》专题策划 - 《清华金融评论》2026年第3期拟以“创新改革路径 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策划封面专题[2][4] - 专题旨在深入探讨资本市场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二级市场维稳机制、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债券市场创新等问题，为改革创新找寻有效路径[2][4] - 该刊以“顶天、立地、学术、政策”为原则，内容聚焦分析研究经济金融形势、解读评论经济金融政策、建言献策经济金融实践[4] 专题征稿具体方向 - 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与中长期资金作用：包括如何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中长期资金发挥价值引导作用、长线资金入市与二级市场稳定[5] -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包括如何有效进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国际机构做投资价值发现者、“十五五”时期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迈出决定性步伐、加快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5] - 债券市场发展：包括稳步推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海外债券市场的创新借鉴、我国债券市场创新方向[5] - 交易所板块功能：包括北交所差异化制度设计安排、科创板如何精准服务硬科技企业、创业板服务创新型企业的前景[5]

亚投行领导层变更 -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行长兼董事会主席金立群于2026年1月15日届满卸任 [2] - 邹加怡女士接任亚投行行长一职，任期5年 [2] 新任行长邹加怡的履历与背景 - 邹加怡于2025年6月24日成功当选亚投行下任行长，并于2026年1月履职 [5] - 邹加怡长期在财政系统工作，职业生涯横跨财政部、国际金融机构和纪检监察系统，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深耕30余年 [5][6] - 其早期在财政部世界银行业务司任科员，后历任财政部国际司副司长、司长等职 [7] - 曾派驻世界银行工作超过9年，担任过中国驻世界银行执行董事及世界银行执董会联合召集人 [8][9] - 2015年6月跻身财政部党组成员，并于次月任财政部部长助理，2018年6月起担任财政部副部长 [5][10] - 2015年12月至2018年6月，曾调任纪检监察系统，担任中央纪委驻中央外办纪检组组长、监察部副部长等职 [11] - 2021年9月起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正部长级） [12] 新任行长的政策观点与主张 - 邹加怡对国际经济重大问题具有深刻见解和战略性、前瞻性思考 [14] - 在2020年12月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会议上，她指出要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并与“一带一路”等倡议做好战略对接 [14] - 她强调以结果为导向，推进区域合作战略实施，加强数字经济等新领域合作，并强化伙伴关系以发挥亚投行等国际机构及私营部门作用 [14] - 在2019年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会议上，她肯定了多边体系，赞赏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并提出要敦促世界银行集团改革及增资进展 [15] - 她阐述中国将坚定不移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并愿深化与世界银行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 [15] - 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她提出金融科技监管三原则：平衡金融科技与金融安全、防止诱导过度消费和非法套利、防止助长“赢者通吃”的垄断 [15] - 她指出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呈“螺旋式发展”，并提示在经济复苏期需警惕金融领域自我循环、放大杠杆和积累泡沫的风险 [15] 首任行长金立群的履历 - 金立群自2016年1月16日起担任亚投行首任行长兼董事会主席，并于2020年7月连任第二任行长，第二任期于2021年1月16日开始 [4] - 其职业生涯始于财政部，曾担任财政部副部长、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3] - 自2014年1月起参与筹建亚投行，先后担任筹建工作组组长、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以及候任行长 [3]

2025年资本市场工作总结 - 资本市场在多重风险挑战下顶压前行，韧性和活力明显增强，呈现回暖向好态势[3] - 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全年查办证券期货违法案件701件，罚没款154.7亿元[3] - 深化投融资综合改革，推出科创板改革“1+6”政策举措，启用创业板第三套标准，修订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启动公募基金改革[3] - 全年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回购合计2.68万亿元，IPO、再融资合计1.26万亿元，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各类债券16.3万亿元，平稳上市18个期货期权品种[3] - 筑牢风险防线，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稳市机制，中长期资金入市取得重要突破[3] - 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法治建设，联合最高法发布指导意见，发布加强中小投资者保护的意见[3] 2026年资本市场工作部署 - 坚持稳字当头，巩固市场稳中向好势头，全方位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及时做好逆周期调节，强化交易和信息披露监管，严肃查处过度炒作及操纵市场等行为[5] - 继续深化公募基金改革，持续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方式，推出适配长期投资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引导长期投资、理性投资、价值投资[5] - 坚持改革攻坚，启动实施深化创业板改革，持续推动科创板改革落实落地，提高再融资便利性和灵活性，促进北交所、新三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6] - 推动债券市场提质量、调结构、扩总量，抓好商业不动产REITs试点平稳落地，稳步推进期货市场提质发展，加强期现联动监管[6] - 坚持依法从严，着力提升监管执法有效性和震慑力，坚决打击财务造假、操纵价格、内幕交易等恶性违法行为，畅通行政刑事衔接机制[6] - 推动更多特别代表人诉讼、先行赔付等典型案例落地，督促行业机构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完善私募基金监管体制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监管[6] - 坚持固本强基，促进上市公司价值成长和治理提升，加快推动出台上市公司监管条例，全面落地新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6] - 加强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行为约束，完善分红回购、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等制度安排，激发并购重组市场活力，完善重组全链条监管[6] - 坚持做强主场，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迈向更深层次，抓紧推动合格境外投资者优化方案落地，扩大期货特定品种开放范围，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性[7] - 完善境外上市法规制度，提升备案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和透明度，增强开放环境下监管和风险防范能力，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7]

文章核心观点 - 全球制造业再平衡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国际货币体系再平衡，核心是美元与人民币的再平衡 [4][6][7] - 2026-2027年是推进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战略窗口期，建议以“渐进+防火墙”模式推进 [2][15] - 若当前全球失衡持续，美国可能动用关税、美元政策和战争三类工具，中国面临的地缘冲突风险将上升 [5][8][9] - 人民币国际化的首要目标是解决资本账户开放问题，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正常流通的币种，最终形成“一超两强”（美元、人民币、欧元）的货币格局 [12] 美国短债违约风险与特里芬转折点 - 美国金融体系存在违约风险，其深层原因是实体经济与金融行业发展失衡，特朗普政府认为“特里芬转折点”已经到来 [4][5] - 2024年“米兰报告”指出，解决美国危机的路径有限，主要依赖三类工具：关税政策、美元政策和战争手段 [5] - 2025年，为解决短期债务违约风险，美方有人提议将短期债务转换为“世纪债”（长期债务），并要求其他国家财政部兑付或转换债务 [5] 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核心：制造业与货币体系的协同 - 美国再平衡需要中国与欧美制造业协同参与，G20等平台讨论的核心议题将围绕中国产能过剩及贸易顺差快速增长展开 [6] - 数据显示，中国是唯一外汇交易份额远低于GDP份额的大国，两者差距达14个百分点；美国GDP占比约25%，美元外汇交易占比达44%，超出近20个百分点，核心原因是中国资本账户尚未开放 [6] - 美元强势存在弊端，会导致美国制造业衰落，资源过多流向金融业，并加剧“特里芬转折点”引发的美债违约及美元崩溃风险 [7] - 全球实体经济再平衡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再平衡，核心是美元与人民币的再平衡 [7] 全球失衡持续的潜在风险与中国的发展可能性 - 当前全球制造业与国际货币的双重不平衡，一方面源于生产力差异，另一方面最根本的制度原因是中国资本账户未开放 [8] - 若失衡持续，中国面临两种理论可能性：一是陷入类似俄罗斯与乌克兰局面的地缘冲突风险；二是随着中国军事与科技实力增强，人民币短板突出，可能诱发美国通过战争手段解决美元危机，从而转嫁风险 [9] - 实现和平需满足三个条件：中国避免日本式危机并实现经济健康增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具备打赢局部军事冲突的能力 [11] - 军事冲突发生概率可表述为P1×P2×P3，当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后，冲突概率将转变为“必须赢得军事冲突的概率”，整体会大幅降低 [11] 人民币国际化目标与资本账户开放路径 - 人民币国际化第一步是解决资本账户开放问题，开放后人民币外汇交易份额预计将提升10个百分点 [12] - 即便这10个百分点全部来自美元份额的下降，美国仍将占据约35%的市场份额，中国约18%，欧盟约16%，最终形成“一超两强”的国际货币体系 [12] - 资本账户开放需把握有利窗口期，当前人民币正进入汇率升值周期是开放的最佳时机之一 [13] - 开放路径需遵循四大原则：浮动汇率机制优先于资本账户开放；有序开放、先易后难，例如先开放对外直接投资，再逐步放开债券、证券市场；先立后破，建立资本跨境流动防火墙（如跨境资本流动累进税制度） [13] - 防火墙机制示例：在年度累计5000万元额度内免征跨境资本流动税，超出部分实行累进税率，并增设开户费以防止逃避税收 [14] 战略机遇期与合作建议 - 2026-2027年是资本账户开放的战略机遇期，需做出关键抉择，是主动开放以寻求合作，还是被动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 [15] - 建议以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为合作支点，推动全球货币体系走向均衡，进而破解全球制造业发展不平衡的深层难题 [15]

全球经济增长趋势与韧性 - 尽管面临持续的贸易紧张局势与政策不确定性，全球经济韧性超出预期[2] - 世界银行预计未来两年全球增速大体保持平稳，2026年为2.6%，2027年回升至2.7%，较去年6月预测有所上调[3] - 然而，2020年至2030年可能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疲软的十年[3] 驱动因素与风险 - 过去一年全球经济韧性得益于人工智能投资大增等因素[5] - 2025年，贸易激增与全球供应链迅速调整支撑了经济增长，但这些提振效应预计将在2026年随贸易与内需走弱而消退[6] - 全球金融条件趋于宽松及多个大型经济体的财政扩张应有助于缓冲经济下行[6] - 受劳动力市场趋软及能源价格下降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通胀将微降至2.6%[6] 主要经济体增长预测 - 世界银行将2026年美国经济增长上调至2.2%[7] - 预计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将从2025年的1.4%放缓至2026年的0.9%，2027年恢复至1.2%[8] - 日本2026年增长率预计放缓至0.8%，2027年保持在0.8%不变[8] - 世界银行预测中国2026年经济增速为4.4%[9] 区域增长展望 - 东亚太平洋地区2026年增长率为4.4%，2027年降至4.3%[8] - 欧洲与中亚地区预计2026年增速稳定在2.4%，2027年升至2.7%[8] - 南亚预计2026年增速降至6.2%，2027年回升至6.5%[8] 发展中经济体挑战与前景 - 2026年发展中经济体增速预计将从2025年的4.2%放缓至4%，2027年有望微幅回升至4.1%[11] - 低收入国家增长更快，2026年-2027年平均增速可达5.6%[11] - 2026年发展中经济体人均收入增速预计为3%，较2000年-2019年平均水平低约1个百分点[11] - 按此速度，发展中经济体人均收入将仅达发达经济体的12%[11] - 发展中经济体未来十年将有12亿年轻人步入劳动年龄，加剧就业压力[11] -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已处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13] 收入差距与增长疲软 - 增长乏力正导致全球生活水平差距拉大[3] - 到2025年底，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均已超越2019年水平，但约四分之一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仍低于2019年[3]

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下调与额度调整 - 中国人民银行将下调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0.25个百分点，其中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从1.5%下调至1.25% [2] - 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额度合并使用，并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同时单设额度1万亿元的民营企业再贷款，重点支持中小民营企业 [2] - 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4000亿元至1.2万亿元，并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领域 [2] 结构性工具创新与范围拓展 - 合并设立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将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与科技创新债券风险分担工具合并管理，合计提供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 [2] - 拓展碳减排支持工具的支持领域，纳入节能改造、绿色升级、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等更多具有碳减排效应的项目 [3] - 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的支持领域，计划结合健康产业认定标准，适时纳入健康产业 [4] 房地产与金融市场支持措施 - 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将商业用房购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下调至30%，以支持推动商办房地产市场去库存 [5] - 鼓励金融机构提升汇率避险服务水平，丰富汇率避险产品，为企业提供成本合理、灵活有效的汇率风险管理工具 [5] - 相关措施将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并继续加大流动性投放力度，保持流动性充裕 [5]

文章核心观点 - 金融智能体是依托行业最佳流程与数据、具备专业水准的金融代理人，其应用不应局限于低价值劳动密集型领域，而更适用于高价值技术密集型领域[4][9] - 金融智能体的广泛应用需解决三大核心问题：明确应用领域与法律地位、筑牢可靠性与经济性基石、破解数据数量与质量的瓶颈[4] AI前沿技术的迭代创新 - 技术迭代从单模态迈向多模态，最新大模型能处理文本、视觉、语音等多模态数据，生成新的非结构化内容，突破了文本交互的局限性[5] - 发展路径从AI助理演进至AI代理，具身智能体集成多种技术，能培育感知、学习、交互、行动和决策的代理能力，金融智能体可培育专业水准的金融代理人[5] - 模型训练从高能耗转向低能耗，以DeepSeek-V3为例，其性能与GPT-4o相当，但训练成本远低于后者，中国科技巨头正完善独立自主的AI生态[6] 金融智能体的应用领域与法律地位 - 生成式AI在金融业能创造直接商业价值，已在银行、保险、证券、基金、财富管理等机构部署，替代人类员工的部分岗位，且替代趋势正从劳动密集型延伸至知识密集型岗位[7] - 应用案例显示，百度的数字信贷经理智能体撰写尽职调查报告，时长从1天减少到1小时，数据准确性超过98%[9] - 金融智能体更适用于高价值技术密集型领域，如市场分析、风险评估、投资顾问、财富管理、量化交易等，智能投资顾问可能替代60%以上的投资顾问岗位[9] - 应用将改变金融业人力资源结构：增加懂AI与金融的复合型管理人才；更多专业、技术性岗位被金融智能体替代；更多操作性、劳动密集型岗位外包给数字化服务企业[9] - 必须尽早确立金融智能体的法律地位，明确其行为边界、与客户的法理关系、管理者的决策责任，并建立评估审核制度[10] 金融智能体的可靠性与经济性基石 - 人工智能仍存在未能消解的安全风险，如数据投毒、参数窃取等，以及技术缺陷，如模型幻觉、模型歧视、算法共振、隐私泄露等[11] - 金融智能体应用的基石是可信任，需满足高可靠性、可解释性、经济性与合规性要求[11][12][13] - 高可靠性要求部署先进安全工具，在市场分析中克制模型幻觉，在客户筛选中避免模型歧视，在量化交易中防止算法共振，在身份验证中抵抗AI虚假，在客户服务中消解机器冰冷，在账务处理中达成零误差[12] - 可解释性要求模型能展现基本推理路径和逻辑，实现从结果正确向过程可解释的跨越[12] - 经济性可通过预训练行业级模型再调适企业级模型来实现，以降低边际成本，提高投入产出比[12] - 合规性监管应遵循“高中初小”原则，即占领技术高地、形成中国方案、将风险消灭在萌芽、实现风险概率与成本最小化，并构建价值共生生态，促进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深度合作[13] 金融智能体的数据数量与质量瓶颈 - 金融是数据密集型行业，当前数据共享存在三大短板：公共数据局部行政分割；非公共数据局部流通不畅；行为数据集开发应用不足[14] - 全国移动支付用户超过9亿，数字化支付是主要数据入口，但数据大户与金融机构间的数据共享尚未形成成熟模式[14] - 解决数据问题需从三方面着手：公共数据开放共享，以“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为原则，通过模型、核验等形式提供，地方政府如上海、浙江、福建、深圳已建立数据共享平台[15] - 非公共数据共同使用，需创新技术手段推动私密信息匿名化，按市场化方式建立“共同使用、共享收益”的新模式，支持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平台、物流企业等“数据大户”建立数据分享机制[15] - 建设专业化的产业数字金融数据库，需涵盖足够数量的公共与非公共数据、结构完整的交易与行为数据、质量达标的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统计准确的周期性与即期数据、专业细分的多维度与多模态数据，一家互联网大厂正策划牵头兴建金融业一体化数据库[16]

讲座核心观点 - 全球经济进入“脆弱的增长”阶段，其脆弱性源于六个维度的结构性变化交织，这构成了2026年世界经济图景的主要特征 [3][4] 全球经济增长动能 - 全球经济增长将持续放缓，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持续性结构变化，根源在于2008年和2020年两次危机后，主要经济体依赖宽松政策而未进行实质性结构性改革来提升劳动生产率 [6] - 潜在经济增速下降成为一切困难和脆弱性的原点，导致分配问题和技术发展受阻 [6] 全球贸易格局重塑 - 全球贸易格局正被深刻重塑，特朗普关税战打破了全球既有贸易规则 [6] - 2025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强劲增长是全球相关方积极应对关税战的结果，但预计2026年全球贸易将受到关税战的全面冲击 [6] - 在此背景下，中国必须稳住制造业基本盘，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并抓住全球产业链再造的机会“走出去” [6] -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25年历史性地超过外商直接投资，是这一战略动向的数据印证 [6] 全球财政与金融风险 - 全球政府债务不可持续风险上升，财政赤字被视作最底层、最严重的风险，是“脆弱之根” [6] - 当债务付息成本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时，财政的不可持续性将急剧上升，这是当前欧美多国面临的严峻困境 [6] - 金融风险在持续集聚，自2008年以来改革最深的全球银行业首次出现资本充足率下降，这是一个重要的风险信号 [7] - 美国股市风险集中度已经超过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裂前的水平 [7] - 尽管市场预期美联储将继续降息，但其象征性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对流动性的支撑作用有限 [7] 货币体系演变 - 美元信任下降，多元货币竞争在数字时代全面展开，由于美国违背了1976年《牙买加协议》中维持美元信用的所有隐性承诺，市场对美元的信心开始动摇 [7] - 去年4月，市场以“股、债、汇三杀”的方式对美国的非理性关税政策进行了历史性的遏制 [7] - 作为应对，美国高调推出美元稳定币，其本质被定义为一种货币市场基金，是从技术层面对美元和美债的替代 [7] - 这也促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加速布局自身数字货币，多元货币的竞争同时从数字层面开始 [7] 不确定性来源转变 - 全球不确定性根源发生转变，非经济风险成为主导，在特朗普关税政策大踏步回撤后，全球不确定性指数不降反升 [8] - 世界越来越意识到特朗普的不确定性是世界不确定性最重要的根源 [8] - 未来全球风险的来源正从过去以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为主，转向以极端天气、人工智能滥用、虚假信息、社会分化等非经济风险为主导 [9] 中国应对策略与全球治理 - 面对不确定性，中国制造业必须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出口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并以此为基础开拓新兴市场 [12] - 扩大服务业开放、鼓励企业出海、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平衡外部冲击、提升金融竞争力的关键 [12] - 关于全球治理失序的风险，提出了全球形成“N-1”（减去美国）规则的可能性，即即便美国退出部分国际协调机制，其他国家仍可基于规则共同构建新的合作平台，这或许将成为重塑全球治理机制的新起点 [12] 思维方式革新 - 应对复杂变局的根本在于思维方式的革新，过去几十年习惯了从效率、成本、合作、规则等角度理性思考的全球化思维方式 [13] - 当今世界正进入一个充满技术革新、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等非传统风险的陌生领域，需要摆脱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 [13] - 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决定未来成功与否，大时代需要大视野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