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与科技创新 -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占比达35%，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6倍和德国的9倍，超过第二到第九名的总和 [3] - 2024年集成电路首次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单品，出口金额达1595亿美元，超过服装、手机 [2] - 集成电路贸易逆差仍保持在2000多亿美元，进口单价显著高于出口单价，显示芯片自给率较低且以中低端为主 [2]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双重机会之窗 - 中美竞争的长期性迫使中国在所有科技领域谋求自主可控，半导体等成熟领域出现巨大国产替代市场 [3] - 中国已在第一、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完成追赶，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与万物互联）中与美国并肩前行 [3] - 全球从未有国家能在科技和文娱领域同时对美国构成如此大冲击，只有中国做到 [2] 资本市场与创新激励 - 激励创新的核心是创造巨大财富效应，纳斯达克的财富效应刺激了更多人投资和创业 [5] - 美国资本市场75%的企业、77%的技术企业、98%的生命科学企业IPO时未盈利，而A股亏损上市企业比例仅2.8%（2020-2024年） [7] - 企业从成立到上市的中位数时间：A股（2020-2025年）为16.4年，科创板为14.3年，美股为11年 [5] 资本市场改革与注册制 - 注册制核心是市场化和法治化，让市场而非行政力量决定企业上市资格 [8] - 美国上市审核放松与高科技产业兴起相契合，包容的资本市场是美国创新体系重要一环 [7][8] - 证监会将在创业板启用第三套标准，支持优质未盈利创新企业上市 [8] 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生态 - 企业家成群出现是繁荣产生的唯一原因，激励企业家创新需创造良好政策、法律、营商环境等预期 [6] - "做多中国"的本质是创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社会环境，核心密码是支持民营企业和培育企业家精神 [1][9] - 股市长牛的关键因素是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底层逻辑是法治社会和市场决定论 [9]

消费影响因素 - 永久收入假说在1960 - 1990年对美国消费行为解释力度较强，1992 - 2002年失效，当期收入增速对服务消费支出解释力度增强[2][41][46] - 房地产财富价格波动对消费影响显著，房价上涨增加房主消费，下跌抑制消费，债务负担放大负面影响[11][12] - 教育水平、文化背景、家庭规模等社会因素，以及通货膨胀、失业风险、利率变动等宏观因素，均会对消费行为产生影响[17][18][19][20][21][22] 美国消费倾向演变 - 1960 - 2025年美国平均消费倾向呈阶段性特征，1975年前下降，1975 - 2007年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后下降，2013年后有所恢复，疫情后回升[27] - 金融危机使美国消费倾向下降，边际消费倾向低于1，耐用消费品支出占比长期处于低位[30][32] - 疫情后美国平均消费倾向异常高位运行，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减弱和财政刺激效应叠加背景，耐用品消费占比仍低于历史乐观区间[33] 美国消费政策 - 美国促进消费政策包括减税、提高工资、医疗补贴、失业补助、企业补贴等，规模庞大且多样[36] - 减税政策如里根税改、特朗普税改等，对消费有不同程度影响，退税政策可直接提振消费[36] 其他影响因素 - 房贷和租金压力激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是2010 - 2019年美国消费倾向偏低的重要原因[61][64][68] - 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程度与消费倾向正相关，2008年后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未明显上升，限制居民消费[69] - 教育水平提升未必提高消费倾向，地产行业变化可能是更主导因素，技术进步不是影响消费倾向的主要因素[77][83]

全球经济格局 - 美国和中国形成"G2"领跑格局 2024年美国GDP达291678亿美元 中国达182734亿美元 两国合计占全球经济总量40%以上 [1][2] - 美国GDP同比增长5.2% 中国增长2.9% 德国(4%)和英国(6.1%)增速较快 日本(-3.5%)出现负增长 [2] 中国楼市的经济地位 - 房地产直接贡献GDP的10% 部分年份突破13% 每100元房产交易带动30-50元家电家居消费和25%-30%银行贷款 [7][8] - 综合贡献达GDP的30% 通过钢材、水泥、建筑等上下游产业链形成产业乘数效应 [8][11] - 建筑业直接就业5962万人 占非农就业10% 房地产相关行业另创造2000万就业 [12][13] - 房产占家庭资产70%以上 居民杠杆率64.7%中房贷占比53% LPR每变动50基点影响月供6%-8% [14] 美国股市的全球影响 - 占全球股市总市值40%以上 2023年国际资本净流入2860亿美元 相当于瑞士股市总市值 [18][19] - 纳斯达克培育全球50%科技独角兽 形成"风险投资-上市-财富效应-再创新"的资本循环 [20] - 58%美国家庭持有股票 金融资产占家庭财富60% 401(k)计划使6000万工人退休金与股市挂钩 [21] 当前挑战与调整方向 中国楼市 - 202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1.48‰ 城镇化率增速降至0.8个百分点 房企有息负债超12万亿元 [25] - TOP50房企中16家资产负债率超90% 政策转向"租购同权"和REITs等存量优化措施 [26][27][28][29] 美国股市 - 2025年标普500指数回落10% 科技股市值蒸发1.4万亿美元 36万亿美元债务危机中6.5万亿国债将到期 [30] - 财政赤字半年度达1.3万亿美元 国债收益率上升压制股票估值 政策不确定性加剧波动 [30][32] 发展模式对比 - 中国依赖土地和银行信贷的"重资产"模式调整周期长 美国依赖资本市场的"轻资产"模式波动性大 [33]

报告行业投资评级 - 推荐（维持） [4] 报告的核心观点 - 2018年是房价和消费关系异变的转折点，此前房价与消费正相关且有领先性，此后相关关系大幅减弱 [7][9][14] - 地产与消费的关系分两个层面，浅层次受收入影响，可研究财富或挤出效应；深层次关注房价能否移动需求曲线影响产出和消费 [7][9] - 2018年前房价向产出传导顺畅，源于城市扩张和土地财政、金融的乘数效应，2018年后减弱 [9] - 控制房价对收入传导影响后，房价对消费呈挤出效应，与消费倾向变动负相关 [9] - 2018年前房价与消费正相关因房价带动收入，2018年后土地财政和金融带动经济效率降低，负相关更明显 [7][9][62] - 本轮地产可能演绎后周期，解决地产困局需低利率和财政支持，分清在需求曲线上移动还是移动需求曲线 [62][63] 根据相关目录分别进行总结 2018年之前房价与消费正相关，但2018年之后相关关系大幅减弱 - 2018年前领先1年的销售均价与消费正相关，5年滚动相关系数在2016前后达高点；2018年后相关关系大幅转弱 [7][14] - 房价和消费关系分两个层次，控制变量是产出Y，一是讨论房价对消费的财富或挤出效应，二是关注房价能否移动需求曲线带来更高产出和消费 [7][22] 2018年之前地产早周期属性明显，核心是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而非地产产业链 - 数据显示70大中城市房价环比略领先于M1同比，M1同比领先于PMI，证明地产是经济早周期行业 [27] - 地产需求的自身驱动是城市扩张，若经济增长不对应城市扩张，将进入二手房主导市场 [32][33] - 1998 - 2018年处于城市扩张大周期，地产需求有内在动力，是地产政策有效的根本原因 [35] - 地产向GDP传导的逻辑是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带动地方政府投资扩张，而非地产产业链 [36] - 房企加杠杆拿地为地方经济提供资本，通过产业发展和人口增长形成闭环，早周期下房企囤土储，去化周期约5年 [41] 剔除房价对于收入的带动，房价上行对于消费更多是负向影响 - 从微观角度，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有财富和挤出效应，一套房家庭多体现挤出效应 [48] - 我国一套房家庭占比约58%，理论上房价上涨应体现较强挤出效应 [55] - 宏观层面，测算剔除收入后的房价与消费倾向变动呈负相关 [59] 结论和投资建议 - 2018年前地产早周期，通过土地财政和金融带动经济，2018年后效率降低；控制收入时，房价和消费大概率负相关 [62] - 2018年前房价带动收入强，与消费正相关，2018年后负相关更明显 [62] - 本轮地产可能演绎后周期，解决地产困局需低利率和财政支持 [63] - 住宅开发公司投资机会为政策博弈和“壁龛市场”有优势的房企，建议关注绿城中国、华润置地；建议关注商业地产公司太古地产、华润万象生活，以及中介业务有护城河的贝壳 - W [7][10][63]

新冠疫情后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保持韧性 - 疫情后美国经济快速恢复并重回增长轨道，通胀飙升、劳动力市场过热是本轮经济上行期的最大特点 [2] - 美联储2022年初开始激进加息，两年间通胀显著消退但劳动力市场持续展现强大韧性 [2] - 2022年3月至2025年3月，美国月度新增非农就业均值23.04万人，显著高于疫情前两年17.80万人的均值 [3] - 2025年3月失业率为4.2%，虽高于2023年4月3.4%的极低值，但远低于5.68%的历史均值 [3] 菲利普斯曲线与贝弗里奇曲线的异常变化 - 2022年3月至2024年9月，美国通胀率由7.0%降至2.1%，但失业率仅由3.6%升至4.1%，菲利普斯曲线明显"垂直化" [4] - 同期职位空缺率由7.4%降至4.4%，但失业率仅由3.6%升至4.1%，贝弗里奇曲线明显"陡峭化" [5] - 这两项指标异常表明通胀回落和职位空缺减少均未导致失业率显著上升，凸显劳动力市场韧性 [4][5] 劳动力市场韧性的需求端驱动因素 - 拜登政府"投资美国"三大法案总支出1.2万亿美元，截至2024年末私营部门已宣布投资额突破1万亿美元 [7] - 制造业就业保持增势并稳定在高于疫情前水平，建筑业就业线性增长中非住宅建筑岗位占比超60% [7] - 家庭部门"超额储蓄"达2.1万亿美元，2020-2024年以700-850亿美元/月速度释放，支撑消费韧性 [11] - 2024年美国家庭财富净值创历史新高，金融资产及房地产同比稳定增值，形成"消费→就业→薪资"正反馈循环 [12] - 2022-2024年休闲和酒店业、教育健康服务业、专业商业服务业新增就业占私营部门新增总量的71.39% [13] 劳动力市场韧性的供给端驱动因素 - 2020-2022年疫情导致美国超额死亡997万人，提前退休240万人，2024年劳动力参与率62.5%仍低于疫情前63.3% [14] - 拜登任期内移民净增800万人（其中500万为非法移民），非法移民年均收入38758美元显著低于本土53766美元 [15] - 廉价非法移民填补蓝领职位空缺，缓解薪资上行压力，促进菲利普斯曲线垂直化和贝弗里奇曲线陡峭化 [16] 中性利率与政策限制性评估 - 美联储2024年将中性利率估计值从0.5%逐步上调至1.0%，此前低估中性利率导致高估政策利率限制性 [18] - 企业技术创新、劳动力配置优化和创业热潮提升劳动生产率，推动中性利率水平上升 [18] 短期与中长期展望 - 短期内招聘率从2022年3月4.4%降至2025年1月3.4%，但裁员率维持1.0%低位，职位空缺/失业比从1.03:1回升至1.07:1 [20] - 2025年2月净移民折年数70万人较2024年12月170万人大幅减少，但劳动力市场仍将保持供需平衡 [20] - 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联邦裁员与减税、"去监管"等政策组合将带来中长期不确定性 [22]

核心观点 - 美国经济内需部分面临下行压力与上行压力并存 下行压力主要来自关税冲击、财富效应损耗及金融市场风险 上行压力则来自地产企稳和科技巨头资本开支提升 整体经济增长存在持续偏弱压力 是否陷入"危机性衰退"需跟踪关税落地与美联储政策走向[2][12] 关税影响 - 美国进口占全球进口(剔除欧盟内部)16% 进口最终消费品占全球1/3 贸易逆差占全球5-6成 关税冲击可能传导至全球贸易需求收缩[4][14] - 过去30年美国进口同比增速低于-5%仅3次(2001年-6.3% 2009年-25.9% 2020年-6.4%) 均为衰退期 若今年进口负增5%以上将对全球经济造成较大压力[4][19] - 估算显示若维持当前关税水平 2025年美国进口可能负增10%以上 更大关税幅度将带来更大冲击 但弹性系数可能存在高估[5][22] - 已落地关税使美国整体关税率达8.5%(较2024年提升6.2%) 不同情景假设下关税率可能提升至12%-27.1% 对应进口增速下滑19.3%-49.6%[24][25] 居民消费风险 - 2024Q1纳指下跌10.4%导致超额财富收缩27%-61% 若Q2纳指再跌10%/持平 超额财富将收缩50%-114%/27%-61% 除非大幅反弹否则将冲击消费韧性[6][26] - 两种估算方法显示Q1超额财富损失3.6-8.2万亿美元 Q2不同情景下剩余超额财富为-1.9至12.9万亿美元[27][28] - 2025年居民薪资收入同比增速预计4.5%(2024年为4.8%) 贷款环境恶化 信用卡申请率下降/被拒概率上升[7][30][32] 金融市场风险 - 美国金融市场存在货币市场流动性紧张/股债同向性转正/基差交易杠杆高/信用债到期规模大等风险 可能放大波动并冲击经济增长[8][36] 私人投资机会 - 美联储降息后1-2年地产投资通常企稳 本轮降息已三个季度 年底前后地产投资有望率先复苏[9][40][44] - 美国四大科技公司2024年资本开支高于预期 2025年资本开支预期较1月预测提升19% 2026年预计继续增长6%[9][46] 一季度GDP分析 - Q1 GDP环比折年率-0.3% 主要受净出口拖累(-5.1个百分点) "抢进口"导致进口环比折年率+41.3% 库存投资贡献+2.3个百分点[52][53] - 商品消费显著走弱(耐用品-3.4%) 服务消费保持韧性(+2.4%) 固定资产投资改善(+7.8%) 政府支出转负(-1.4%)[54][55]

土地属性与房地产顺周期性 - 土地具有垄断和金融属性，其不可移动、不可再生的特点导致超额收益反映在价格和租金增长上，形成级差地租和垄断地租 [7] - 土地所有权在经济竞争中占据优势，拥有土地的企业在谈判中更具耐心，而劳动力和产业资本处于劣势 [8] - 地价上升对经济具有负外部性，增加企业固定成本，降低投资意愿，并加剧财富分化 [9] - 土地价格对利率高度敏感，且估值缺乏客观基础，更多由心理预期和羊群效应驱动 [9] 房价与消费的总量关系 - 房价与消费的因果关系不明确，二者可能共同受信贷驱动：金融周期上半场信贷扩张推升房价和消费，下半场信贷收缩则抑制消费 [2][13] - 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可能被债务上升抵消，高杠杆人群消费倾向虽高但持续性不足，且未来购房者负担加重 [14] - 房地产繁荣通过上下游行业带动收入增长，但以一手房为主的经济体中，这一效应本质仍是信贷扩张的传导 [14] - 国际经验显示，美日房价上涨阶段消费增速提升，下跌阶段消费承压；中国2016-2019年房价快速上涨期消费增速反而放缓，因杠杆率上升形成抑制 [4][15] 消费结构的分阶段特征 - **房价上涨阶段**：服务消费（医疗/文娱/教育）>耐用品（汽车/家电）>非耐用品（食品/服装），美日表现一致，中国耐用品增速较高但2016年后全面放缓 [5][31][35] - **房价下跌阶段**：服务（医疗/公用事业）>非耐用品（食品/药品）>耐用品（汽车/家电），日本1990s耐用品降幅显著，美国2008年非必需耐用品下滑明显 [44][47] - **房价触底回升阶段**：服务（医疗/住宿/文娱）和耐用品（家电/汽车）增速反弹，日本2004年后家电消费转正，美国2012年汽车消费快速恢复 [50][52][57] 穿越周期的消费驱动因素 - 人口老龄化推动医疗保健、个人护理消费持续增长，日本药品和服务消费受政策影响呈现阶段性高增长 [59] - 技术进步创造新需求，如1990s后美日通讯设备和服务（互联网/智能手机）消费增速显著高于整体 [61] - 消费习惯转变推动细分领域增长，日本便利化饮食（预制菜/饮料）和家用快消品增速快于传统食品，美国休闲娱乐服务消费后危机时期表现突出 [66]

文章核心观点 2025年初以来美股因经济转弱和对等关税冲击持续回调，探讨美股下跌是否对经济形成“负反馈”及是否预示经济衰退，需关注关税政策演绎、金融脆弱性和劳动力市场状况[1][5][76]。 历史上美股回撤与经济衰退关系 - 年初以来美股大幅回撤，标普500和纳指自2月19日分别回调17.4%和22.3%，接近“熊市”边缘，周期板块较防御板块超跌，符合“衰退交易”特征，同时美国经济衰退预期升温[1][5][76]。 - 1928年以来14轮熊市多数发生在经济衰退前，领先1 - 12个月且下跌延续至衰退期，仅1929年和1990年两次回撤发生在经济步入衰退后[17]。 - 1929年以来14轮熊市中，11轮发生在经济基本面走弱背景下，后续美国经济均衰退；1961年、1966年、1987年熊市相对例外，分别因高估值担忧、信贷紧缩和恐慌情绪与程序化交易助推[25]。 美股“财富效应”定性分析 - 财富效应通过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倾向影响消费，美国居民收入中仅8%的股息收入与股市涨跌直接相关，短期资本利得不计入可支配收入[2][27][30]。 - 美国居民储蓄率与净值/可支配收入逆相关，股市增值可提升消费意愿，居民金融资产中29%配置在企业权益上，权益对部分净值变化贡献大[2][36]。 - 高收入群体股息收入占比更大、持有权益资产更多，80 - 100%收入分位群体贡献消费的39%，消费倾向接近50%，消费结构上高收入群体交运、文化娱乐类消费占比更高[44][50]。 美股“财富效应”定量分析 - 学界认为美国股市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弹性在0.02 - 0.08之间，呈现货币宽松环境下弹性更高、高收入人群弹性更高、长期变动弹性更高的特征，部分研究认为美国房市财富效应大于股市[2][62][77]。 - 若美股下跌20%，美国经济增速受冲击最高可达1个百分点；2024年末以来股市下跌拖累经济增长幅度或在0.4 - 0.5个百分点之间[3][64][77]。 判断本次美股回调是否预示经济衰退的关注点 - 本次美股下跌与特朗普关税政策冲击产生的恐慌有关，需关注关税政策演绎[4][70][78]。 - 美股下跌可能产生次生冲击，需关注金融脆弱性[4][70][78]。 - 劳动力市场是美国经济基本盘，失业率是是否衰退的“试金石”[4][70][78]。 大类资产及海外事件数据 - 特朗普对等关税冲击全球，各类风险资产齐跌，纳指下跌10.0%，日经225下跌9.0%，10Y美债收益率下行26bp至4.01%，美元指数下跌1.1%至102.92等[79]。 - 美国对等关税落地，对全球征10%基准关税，对60余贸易逆差国征20% - 49%额外关税，若关税进一步超预期，需关注美国经济转弱风险[79]。 - 3月美国非农新增就业22.8万人超预期，失业率升至4.2%但劳动参与率回升至62.5%，市场认为美联储年内将降息4次[79]。

经济结构转型 - 地产及其产业链在中国经济占比从2020年18%下降到2024年10%-11% [1][2] - 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从2020年11.7%上升至2024年14.1% [1][2] - 2024年地产销售面积9.7亿平方米，较2021年高点17.9亿平方米下跌超45% [2] - AI等行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契合度高，技术进步提升产业效率 [2]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 货币政策聚焦广义价格体系，结构性工具可能调降利率、扩大再贷款额度 [3][4] - 预计全年逆回购利率降息2次，累计降幅20-30bps [4] - 房价财富效应弹性0.09，股价弹性0.02，资产价格企稳将传导至消费 [4] - 财政政策适度扩张，广义财政工具规模扩大，包括5.66万亿国债和地方债、1.3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等 [11] 外部环境与出口 - 2025年美国第二轮10%关税落地，全年出口增速可能下降至-5.0% [7] - 前两月劳动密集型产品对出口贡献转负，较去年12月下滑明显 [8][9] - 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对美出口增速降幅大于非美区域 [13] 经济周期与行业景气度 - 2025年经济预计呈现"U"型增长，全年增速维持在5%左右 [1][14] - 工业企业自2024年Q4开始去库，下半年库存周期和盈利周期有望见底 [15][16] - 企事业单位中长期贷款同比领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一年左右 [17][18] - 2024年Q4工业部门产能利用率历史分位高于2022和2023年同期 [20] - 2025年前两月制造业PMI及分项均值高于2024年同期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