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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金融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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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运 :恰逢第四次工业革命
资本市场与宏观经济 - A股市场估值水平整体合理但经历系统性风险 房地产 地方债 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是三大主要风险 中国调控能力较强有效控制风险 [9][10] - 2021年是重要拐点 中华艺术品指数下跌48% 土地出让金和房价平均跌幅相近 上海房价跌幅较小 [11][13] - A股上市公司总利润在2021年达历史高点后连续三年下降 2025年有望止跌回升 [16][17] - 2006-2016年连续五年盈利增速超20%的上市公司占比1.2% 2017-2024年降至0.8% 显示盈利持续性下降 [19] 企业盈利与市场结构 - 中国企业多处于价格竞争阶段 品牌溢价能力弱 毛利率和ROE低于国际大牌 财务杠杆运用效率较低 [20] - A股市值300亿以下公司交易额占比63% 但盈利额仅占13.2% 美股1000亿以上公司交易额占比超80% [28][29] - 美股12.5%的公司创造69万亿美元净财富 剩余87.5%公司未创造价值 呈现明显"二八现象" [32][34] - 中国企业并购次数远低于美国 民营企业家族式管理 国企缺乏并购动力 体制机制需改革 [35][38] 产业政策与科技创新 -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32% 但服务业附加值低 美国服务业占GDP80% 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化发展是必然趋势 [70][73] - TMT行业对经济拉动已超过房地产 中国在互联网 新能源 人工智能等领域未错失机会 新三样全球份额领先 [77][79] - AI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 中国具备举国体制和民营企业双重优势 DeepSeek等案例显示创新能力提升 [90][92] - 医药生物等行业从模仿转向原创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 消费者对品质要求提升 各行业均有崛起机会 [94] 政策与财政空间 - 中央财政杠杆率仅25% 远低于美国120% 加杠杆空间大 可减轻地方债务压力 避免重复建设 [85][86] - 广义财政赤字率自2021年呈下降趋势 需增加中央财政举债力度 提升政策乘数效应 [82][84] - 货币政策仍有空间 财税改革需推进 2025年政策效果或优于2024年 改革牵引作用待发挥 [88] 国际比较与外部环境 - 中国产业政策优于日本 避免长期通缩 日本房地产下行导致产业空心化 中国新兴产业支撑明显 [66][77] - 特朗普政策加剧全球供应链扭曲 美国降息次数或减少 2025年最多1-2次 通胀控制是关键 [51] -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具系统思考能力 主张强势美元 中美关系对全球经济稳定至关重要 [59][61] - 欧元区受人口老龄化制约 日本缺乏新兴产业 中国综合优势明显 但全球局势仍存变数 [62]
追忆327事件:30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资产荒”
327事件背景与定义 - "327"是上交所国债期货合约代码,首个数字3代表国债期货,中间2代表1992年6月发行的三年期国债,7代表1995年6月到期[2] - 国债期货推出背景为90年代国债销售不畅,92五年期100元面值国库券二手市场价格最低跌至80多元,各地实行行政摊派[2] - 1993年10月上交所重新设计交易品种并面向全社会开放,叠加财政部实施保值补贴政策,激活了国债期货市场[2] - 1994年国债期货成交量达2.8万亿元,国债现货余额不足500亿,二级市场成交量同比翻十多倍,价格平均涨幅50%[2] 多空博弈核心分歧 - 多方认为通胀难控,92三年期国债到期将享受高额保值贴补率及2.74%息差补息,兑付价可达149.26元(无贴息)或154.74元(含贴息)[2][3] - 空方认为财政部未明确贴息政策,且CPI已现回落趋势(1994年12月连续2个月下降),148元价格高估[2] - 1995年2月保值贴补率升至11.87%,无贴息情况下兑付价超152元,但空方仍加仓[3] - 1995年2月22日财政部公告新发3年期国债利率14%,强化多方通胀预期[3] 事件经过与市场影响 - 1995年2月23日收盘前7分47秒,327合约价格从151.30元被砸至147.90元,上交所认定某会员公司蓄意违规并宣布异常交易无效[3] - 国债期货暂停交易发生在327事件近三个月后,主因319品种多头投机过热,期现价差脱离基本面[6] - 1995年5月17日证监会暂停国债期货试点,次日A股井喷,国债期货制度缺陷暴露[6][7] 估值逻辑与政策分析 - 92三年期国债应贴息的依据:1993年央行规定三年期以上存款在调整后利率基础上计算保值贴补率,国债信用等级更高应同等对待[4] - 1995年5月测算319品种理论价为169.88元(贴补率12.87%),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80-200元[6] - 1994年《预算法》实施后财政部完全依赖发债弥补赤字,当年国债发行规模同比增1.6倍[2] 历史比较与宏观启示 - 2024年与1994年国债市场均现"资产荒",前者因通胀预期上升,后者因通胀预期下降,共同背景是国债供不应求[8] - 中国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约25%,显著低于美国(120%)和日本(240%),优化债务结构空间大[8] - 当前宏观杠杆率超美国,经济结构问题反映在股市成熟度上,需强化法治与市场化机制[8]
再论:观念总是被用来打破的
行业与公司研究核心观点 - DeepSeek在2024-25年通过架构设计和算法优化显著提升AI领域资源利用率,缩短中美技术差距并打破美国垄断,导致英伟达等AI类股票大幅下跌 [1] -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份额每提升1个百分点,高端化趋势将加速,西方"技术垄断溢价"和"品牌溢价"模式面临挑战 [1] - 90-00后年轻一代在知识储备和创新能力上超越前代,成为科技领域突破的主力,如DeepSeek创始人梁文峰(1985年生)等 [1] - 2025年A股市场活力因DeepSeek、宇树科技机器人、《哪吒2》等颠覆性创新事件而显著增强 [1] 价值投资理念反思 - 巴菲特选股标准(ROE≥20%、PE<15倍、毛利率≥40%)在美股和A股适用性极低:美股七巨头平均PE达50倍,市值占比28%,但均不符合传统价值投资标准 [2] - A股市值前500家公司平均PE 30.9倍(中位数18.7倍),ROE仅10%,远低于美股市值前500家ROE 33.7%的水平 [2] - 2010-2024年美股12.5%公司创造全部净财富,87.5%公司净财富贡献为0,凸显"千里马"稀缺性 [2] - A股连续5年盈利增速超20%的公司占比从2006-2016年的1.2%降至2023-24年的0.48% [3] 科技产业与传统产业分化 - 美股市值前十已无传统企业,科技企业贡献标普500指数52%涨幅,传统价值投资策略跑输指数(巴菲特近5年年化回报15% vs 标普500的20%) [3][6] - AI技术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投资逻辑需从确定性(价值投资)转向不确定性(风险投资),类似2000年互联网泡沫后BAT的崛起路径 [3] - 美股科技股高估值隐含风险:标普500 PE从2011年14倍升至2024年29倍,七巨头未来盈利增速若下滑可能引发泡沫破裂 [7][10] 长期投资有效性挑战 - 美股上市公司平均寿命仅14.5年(中位数8.9年),80%公司最终退市,成分股指数通过新陈代谢维持活力 [4] - A股十年十倍股占比从1996-2020年的5%骤降至2024年的0.24%,房地产周期下行拖累50多个关联行业利润 [5] - 经济周期冲击显著:2021年后A股主动权益基金规模下降40%,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下降44.1%同步 [4][6] 资本市场结构差异 - A股市值后50%公司成交额占比长期超20%(美股<3%),300亿以下市值公司交易占比63.4%但利润贡献仅13.2% [6] - 沪深300指数2012-2024年年化涨幅4.1%,盈利增长贡献2.5%,估值贡献1.6%,PE从10.5倍升至12.7倍 [6] - 中国制造业占全球30%以上,但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低,险资权益配置比例仅10-15%(欧美达50%+) [9][10] 投资策略演变趋势 - 量化私募崛起反映传统多头策略失效,多资产配置策略在盈利下行周期更受青睐 [7] - 全球资本流动新动向:2021年后欧美资本涌入日本套利,类似90年代日本投资中国人口红利 [10] - 投资需动态调整:但斌从技术分析转向价值投资,再转向美股七巨头及ETF,体现策略迭代必要性 [8]
依据社保缺口测算未来财政支出力度
核心观点 - 老龄化加速背景下社会保险基金对财政补贴需求持续上升,成为财政加杠杆的约束之一 [3][4] - 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增长主要依赖财政补贴支撑,2013-2023年剔除补贴后收支缺口超1万亿元 [12] - 财政补贴占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比例约20%-23%,但占公共财政支出比例从2013年5.3%升至2023年8.8% [5][7] 社会保险基金结构 - 2023年财政补贴总额24271亿元,其中72.1%投向基本养老保险(17511亿元),27.7%投向基本医疗保险(6735亿元) [9][10] - 养老保险补贴侧重城镇: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城乡居民占比分别为44.2%/34.2%/21.6%;医疗保险补贴侧重农村:城乡居民占比98.2% [10] - 城乡居民月均养老金223元仅为城镇职工(3742元)的6%,未来农村养老补贴增长空间大 [10] 财政补贴刚性增长 - 2014-2023年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年均增速15.5%,显著高于名义GDP(7.8%)和财政支出增速(6.8%) [21] - 补贴增速与GDP增速缺口扩大,形成类似政府债务的刚性支出责任 [4][21] 未来压力三大驱动因素 1. **老龄化加速** - 老年抚养比从2014年13.7%升至2023年22.6%,OECD预测2060年达53.1% [14] - 学者测算2020-2035年养老金累计缺口达26-30.3万亿元 [16] 2. **福利刚性支出** - 城乡居民养老金翻倍将增加年支出4621亿元(占财政支出1.7%) [16] - 失业保险领取比例从2011年21.4%升至2023年32.8% [17] 3. **区域与险种失衡** - 基本养老保险结余可支付月数:广东53.3个月 vs 黑龙江1.1个月 [20] - 广东/北京/江苏三地结余占全国49.5%,13个省份结余不足1000亿元 [20] 基金收支现状 - 2023年四大险种累计结余:养老保险78173亿元(13.7个月)、医疗保险47951亿元(20.4个月) [20] - 职工养老保险断缴人数从2011年2956万人增至2022年6325万人,遵缴率下降4.4个百分点 [19]
经济运行的成本、约束与优化
中国经济运行成本分析 - 中国经济自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增速放缓,从1980-2010年平均10%以上降至2011年后告别两位数增长[3] - 生产要素价格快速上涨:2000-2020年全国平均房价增长8.94倍至10425元/平方米,商品房用地价格增长100多倍至569.7万元/亩[3] - 制造业薪酬水平2000-2023年上涨13.9倍至14674美元/年,达泰国2.9倍、越南2.8倍,导致广东等省份出现劳动力净流出[3] 债务成本问题 - 宏观杠杆率从2008年141.2%升至2024年300%,企业部门杠杆率从95%升至174.3%,居民部门从17.9%升至63.5%,政府部门从28.1%升至60.3%[9] - 2024年300万亿元有息债务按3%利率计算年付息成本达9万亿元,非金融企业杠杆率174%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9][12] - 专项债置换隐性债务规模6万亿元仍不足,需扩大超长期国债发行,2035年国债余额增加50万亿元可使中央政府杠杆率维持在50%左右[35][38] 经济增长约束因素 - 投资模式难持续:制造业投资增速将放缓,房地产投资持续负增长,基建投资边际效应递减,高铁等基础设施总里程已占全球40%以上[13][14] - 居民收入占比低:2023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44%低于全球60%平均水平,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十年维持在30%[14][15] - 出口增速放缓:2024年出口增速5.9%但价格指数下跌15%,2025年受美国加关税影响将下行[17][18] - 民间投资萎缩:202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2%但民间投资增速-0.1%,民企上市公司利润占比仅16%[21][23] - 老龄化加剧财政压力:2013-2023年财政对社保补贴增长223%至24271亿元,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年均增速15.5%远超GDP增速[24][26][30] 降本增效对策 - 优化债务结构:扩大中央政府杠杆率(目前22%)置换地方债务,利用中央信用降低融资成本[31][34][35] - 财政支出转型:提高消费乘数(以旧换新乘数1.9-2.1),减少基建投资(乘数小于1),发展服务业(就业占比50% vs 美国80%)[40][41] - 事权财权改革:将地方政府支出占比从86%降至接近西方国家水平(中央政府支出占50%以上),公共服务事权划归中央[39][40] - 扩大公共消费:中国公共消费率较全球低0.8个百分点,提升至平均水平可释放1.1万亿元/年空间[4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