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全球化深化使各经济体相互依存度空前提高，传统上属于内政的宏观政策正面临跨国协调的根本性变化 [3] - 金融危机是推动国际政策协调的直接催化剂，但危机消退后协调的紧迫感会下降，当前地缘冲突加剧了大国紧张状态，使国际协调比过去更棘手 [3][4] - 尽管面临挑战，周小川仍提出了当前存在强烈国际合作需求的四个重点方向：气候变化、支付系统、债务问题和全球失衡 [4][5][6] 国际金融协调的现状与挑战 - 资本流动规模大幅扩张，跨境融资日趋普遍，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如沪港通、深港通、欧洲资本市场一体化）持续推进，各经济体相互依存程度已今非昔比 [3] - 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传统上属各国内政，但随着全球化持续深化，这一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3] - 历次金融危机是推动国际协调的直接催化剂，例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催生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推动G20升格为领导人峰会 [3] - 当前地区性冲突频发，其根源多在于国内因素，国际社会的介入与斡旋作用不明朗，这些冲突加剧了大国紧张状态，提升了各国对国内利益的关注，而非国际协调需求 [4] 当前国际合作的四个重点方向 - **气候变化**：尽管美国已退出《巴黎协定》，但全球大部分国家，尤其是欧洲和亚洲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非常关注，并希望做出地区性努力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减轻气候变化影响 [5] - **支付系统**：支付系统和数字货币被定位为金融基础设施，不应仅依赖于商业银行或私营平台，新加坡等东盟国家已在跨境支付领域取得积极进展，未来游客消费、线上商户、中小额贸易结算等场景均有望借助跨境支付体系实现便捷互联互通 [5] - **债务问题**：新冠疫情后，部分发展中国家仍面临沉重债务问题，G20于2020年推出的债务延期支付政策及此后启动的债务重组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诉求，但问题至今尚未得到非常好的解决 [5] - **全球失衡**：全球失衡问题包括投资不平衡、资本流动不平衡等，需要多边解决方式，而不仅仅是双边或区域措施，美国虽处于全球不平衡境况，但决定不使用汇率机制而是使用税收方式来解决，周小川认为应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框架措施来解决不平衡问题 [6] 亚洲经济体倾向汇率稳定的原因 - **计划经济历史的影响**：中国等具有计划经济历史的国家传统上倾向于价格稳定，惯用购买力平价衡量汇率合理性，认为既然购买力平价未发生变化，汇率便无需大幅波动，这是计划经济思维的历史延续 [7] - **对资本流动和信心的担忧**：许多国家关注国内经济实体的信心和异常的资本流动，信心变化可能导致大规模的资本内流或外流，其流动规模可能超出预期，这种资本流动会夸大经济问题，如国际收支平衡问题 [7] - **汇率超调带来的压力**：当汇率发生变动时，例如30%或50%的变动，从经济学角度所需的调整并不会那么大，汇率浮动超过了需要调整的幅度，这会给决策者带来相当大的压力 [7]

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债务风险整体可控，但面临新挑战，传统评估框架受到考验，需关注债务规模上升、宏观杠杆率攀升、名义增长放缓、土地财政转型及债务期限错配等问题[2] - 债务问题被视为“灰犀牛”风险，虽无突然变化迹象，但在经济增速换挡、新旧动能转换和财政空间收窄背景下，债务运行环境变化，值得关注[3] 债务规模与宏观杠杆率 -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规模持续扩张，宏观杠杆率高位上行[4] - 截至2025年三季度，中国非金融部门总体债务规模接近420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02.3%，较2008年三季度的140.4%大幅增长161.9个百分点，年均增幅达9.5个百分点[5] - 同期全球宏观杠杆率从179.2%增长到241.2%，上升62个百分点，年均增幅3.6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从224.6%增长到266.3%，上升41.7个百分点，年均增幅仅2.45个百分点[5] 债务结构特征与风险 - 非金融企业与地方政府部门是债务扩张主要载体，截至2025年三季度，两者债务占比合计高达70%[6] - 非金融企业债务中包含大量由政府信用背书的融资平台债务[6] - 地方政府显性债务余额为53.7万亿元，占GDP比重约38.7%，若纳入融资平台有息负债，广义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显著扩大[7] - 地方政府债务（显性+隐性）是最需关注的结构性债务风险[7]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具体表现 - 风险集中在债务扩张较快、财政收入增长乏力、融资渠道高度依赖平台公司的地区[7] - 区域分化明显：东部沿海及核心城市群地区债务风险整体可控；中西部及部分东北地区因产业结构单一、人口流出和土地出让收入下降，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债务率和偿债率持续上升，债务滚续压力显著加大[7] - 地方融资平台成为债务风险重要载体，部分平台资产回报率偏低、项目现金流不足，形成“短债长投、借新还旧”模式，随着监管趋严和融资环境变化，再融资难度上升，个别主体已出现技术性违约、展期或债务重组[7] - 土地财政收缩对地方偿债能力形成持续冲击，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较高峰期明显回落，部分高度依赖土地出让的地区财政收入弹性下降，专项债项目收益和平台还款来源受挤压[8] - 中国债务风险呈现“总量可控、结构分化、地方承压”特征，系统性风险爆发概率较低，但地方政府层面的局部流动性风险与中长期偿债压力不容忽视[8] 债务“灰犀牛”面临的新挑战 - 过去债务未演变为系统性风险，主因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资产价格总体上行、财政金融政策空间较大，但宏观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9][10] - 名义增长中枢下移，“以增长化债”空间明显收缩：经济潜在增速进入下行通道，物价水平长期偏低，名义GDP增速明显回落，部分年份甚至低于实际GDP增速，传统通过紧缩需求、压降债务来控制杠杆率的方式可能因进一步压低名义增长而加剧债务问题[10] - 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债务运行逻辑发生根本改变：房地产市场进入深度调整期，土地出让收入持续下滑，部分地区同比降幅超过30%，土地资产抵押和融资功能明显弱化，地方“以地生财、以地养债”模式难以为继，土地财政退潮与人口结构变化、住房需求阶段性饱和相关，具有趋势性，使地方债务上升为结构性挑战[11] - 金融风险偏好变化，债务调整“缓冲区”变窄：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的风险定价趋于谨慎，刚性兑付预期逐步削弱，短期内债务调整过程更加“硬约束”，滚动续借难度上升，流动性风险更易被放大，债务问题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演化为阶段性压力集中释放[11]

美国对委内瑞拉政策及其影响 - 美国通过限制委内瑞拉石油出口 介入并试图控制其能源资产 此举被视为对中国与委内瑞拉贸易的扼制 [1][2] - 美国政策目标包括扶持更友好政府 并鼓励美国石油公司进入委内瑞拉投资 [5] 中国在委内瑞拉的风险敞口 - 中国对委内瑞拉存在约100亿至200亿美元的债务风险敞口 大部分债务结构为“石油换贷款” [3] - 委内瑞拉石油仅占中国石油进口的约4% 因此石油供应冲击并非生存性问题 但债务损失是主要关切 [3][4] - 中国需要与特朗普政府就如何解决这些长期合同下的债务风险进行协商 [4] 委内瑞拉投资环境与石油行业前景 - 委内瑞拉当前治理问题未解决 政治合法性存在争议 缺乏稳定的规则 [6] - 修复石油基础设施需要长期资本投入 而当地目前缺乏安全保障 [7] - 短期来看 对于冒险投资者可能存在机会 但长期投资面临重大挑战 [6][7] 美国关税政策动态 - 金属关税预计将会下调 但具体水平仍不确定 [8] - 关税问题是一个动态难题 受到未决的知识产权裁决、与印度等国的重谈协议以及大量豁免的影响 [8][9] - 关税下调过程将非常颠簸 达到一个稳定的“着陆区”需要时间 部分关税若维持可能导致通胀 [9]

文章核心观点 - 当前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碎片化、债务高企、资本错配等结构性短板，制约了全球可持续与包容性发展，亟需通过加强多边合作、创新融资工具和推动具体政策落实来进行系统性改革 [1][4] -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年会以“对话的精神”为主题，旨在汇聚公共与私营部门领导者，通过构建信任、协调行动和制定可执行路径，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注入新动能 [5][6] 全球债务风险与金融体系弊端 - 全球债务总额已超过全球GDP的235%，公共债务攀升至历史高位，高额债务制约经济增长和韧性，并削弱政府投资长期优先事项的能力 [1] - 债务问题导致获得负担得起的融资渠道有限、债务重组进程缓慢以及风险分担不均，持续阻碍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 [2] - 偿债成本使许多经济体更容易受到未来冲击，导致可持续发展进程放缓 [1]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进展与关键要素 - 联合国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FFD4）的成果表明，各国领导人认识到需要扩大私人投资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并依靠多边合作寻找创新途径 [2] - 政治意愿必须转化为真正的变革，关键在于通过政策、新的融资工具以及资本配置方式实现具体落实 [2] - 改革需要具体的框架、问责机制，以及各国政府、多边机构和私营部门之间的持续合作 [3] 改革的具体解决方案与方向 - 提高标准化程度，增加多边开发银行和发展金融机构提供的催化资本和风险分担工具的可用性，以有效扩大混合融资的规模 [3] - 加强公私合作，致力于构建稳固的项目储备，支持早期项目开发，并充分利用各国主导的投资平台 [3] - 完善金融监管，例如重新审视监管框架中的资本要求，将基础设施认定为一种独特的资产类别，并优先考虑可持续金融框架的互操作性 [3] - 通过标准化、风险分担和混合融资等方式扩大可融资项目规模，使私人资本能够以所需规模参与转型投资 [4][5] 国际金融体系最迫切的问题 - 金融体系碎片化和跨境资本壁垒日益增加，引发新摩擦，贸易和投资的政治化程度加深，体系运作易受制裁、资本管制、标准差异和运营摩擦影响 [4] - 金融碎片化会显著增加成本，削弱经济增长，并且对企业和政策制定者而言正日益成为一项战略风险 [4] - 资本充裕的地区与最需要的地区之间存在错配，而风险预期、非标准化的结构和有限的风险分担工具加剧了此问题 [4] - 随着金融日益数字化，虚假信息和误导信息、网络和运营风险，以及对金融机构信任度的下降，都可能影响市场稳定、长期投资和改革支持 [4] 世界经济论坛的独特优势与2026年年会作用 - 论坛优势在于汇聚了塑造全球金融的完整生态系统，包括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领导者、学术专家以及科技先锋，且对话势头能延续到论坛之后 [5] - 论坛作为一个公正和值得信赖的平台，提供环境让利益相关者坦诚交流，重建共同推进改革所需的信心 [5] - 论坛能将高层讨论转化为可执行的路径，通过促进对话产生新见解，从而组建联盟、启动试点项目，并达成可执行的一致性承诺 [5] - 2026年年会将促进对话，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通过重建信任和协调，以及重新开放务实合作渠道，优先考虑环境保护并推动经济增长 [6] - 2026年年会将通过围绕具体的“执行路径”，例如可重复使用的去风险模板，或更清晰的数据和定义，协调关键参与者，实现从战略到执行的转变 [6] - 2026年年会将通过明确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各自的风险承担和规模扩大领域，来加速推动公共和私人金融领域的共同议程 [6]

全球宏观经济前景 - 全球经济前景略有改善但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预计2026年经济形势走弱的首席经济学家比例从2025年9月的72%下降至53% [2] - 资产估值攀升 债务水平上升 地缘经济格局调整以及人工智能快速普及是创造机遇与催生风险的主要因素 [2] 人工智能投资与影响 - 人工智能投资激增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关键影响 [2] - 针对美国人工智能相关股票 略超半数（超5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1年将出现回调 40%受访者认为将继续上涨 [2] - 7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认为 若人工智能相关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可能会冲击全球经济 [2] - 约五分之四（80%）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 中美两国有望在2年内实现生产效率提升 [2] - 信息技术行业将最快融入人工智能 近四分之三（约75%）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该行业将迅速迎来生产力提升 [2] - 金融服务 供应链 医疗 工程和零售等行业是人工智能部署应用的“先行者” 预计将在1年至2年内收获成效 [2] - 关于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 三分之二（约67%）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2年就业岗位将小幅缩减 [2] - 就长期趋势而言观点分化 57%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认为10年内就业岗位将出现净减少 32%的受访者则预期就业总量将实现净增长 [2] 债务与财政政策 - 债务水平逼近临界点 财政和货币政策面临前所未有的转变 [2] - 97%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发达经济体将增加防务支出 7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也对新兴市场持有相同预期 [3] - 受访者普遍认为数字基础设施和能源支出将上升 其他大多数行业的支出预计保持平稳 [3] - 多数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 无论是在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 环境保护支出可能出现缩减 [3] - 47%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认为 新兴经济体未来1年内可能面临债务危机 [4] - 绝大多数首席经济学家预计 各国政府可能通过推高通胀来缓解债务压力 [4] - 约53%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 未来5年新兴市场可能将债务重组或违约作为债务管理手段 而仅有6%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发达经济体将采取相同措施 [4] 全球贸易格局 - 全球贸易格局面临重构 全球贸易与投资格局正在适应新的竞争态势 [2][4] - 首席经济学家们预计 中美之间的进口关税将大体保持稳定 但两国在其他领域的竞争可能会加剧 [4] - 约91%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美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将维持现状或进一步收紧 [4] - 在这一新形势下 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期双边贸易协定将增多 69%预计区域性贸易协定将会增加 [4] - 约89%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对美国之外市场的出口将进一步攀升 [4] - 关于全球贸易总量的前景 经济学家们看法不一 [4]

事件起因：象征性军演引发美国强烈反应 - 2026年1月中旬，丹麦在格陵兰岛组织代号为“北极耐力”的联合军演，但欧洲各国参与规模极小，例如法国仅派出15名士兵，德国派遣13人，瑞典3名军官，挪威2名军官，芬兰2名军事联络官，荷兰和英国各1名军官 [4] - 美国对此象征性军演反应异常强烈，白宫新闻秘书表示这不会影响美国获取格陵兰岛的目标，特朗普总统则于1月16日警告可能对不支持该计划的国家加征关税，并于次日公布了具体措施和时间表 [4] 美国行动：以关税为手段施压购买格陵兰岛 -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2月1日起对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英国、荷兰和芬兰等8个欧洲国家的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并威胁在6月1日后将税率提高至25% [1] - 特朗普给出的直接理由是，这些关税将持续到美国“完全、彻底购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为止 [3] - 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觊觎有历史渊源，1917年曾以2500万美元从丹麦购得美属维尔京群岛，二战后也曾提出购买但遭拒 [5] 欧洲与格陵兰岛的回应：强烈反对与团结反击 - 被点名的欧洲八国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美国威胁加征关税破坏跨大西洋关系并可能导致危险的恶性循环 [4] -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强硬回应称“欧洲不会被‘勒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若美国计划实施，将要求欧盟启动此前从未使用过的反胁迫工具（被称为欧盟贸易“火箭筒”） [4] - 荷兰外交大臣直指美国行为是“不正当”的“勒索”，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与特朗普通电话时强调对盟国加征关税是“错误”的 [5] - 欧盟考虑对价值930亿欧元的输欧美国商品加征关税，或限制美国企业进入欧盟市场，但内部对采取激烈对抗措施的意愿存在分歧 [5] - 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约占该岛总人口9%（约5000人）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自治政府总理也加入示威并明确表示“我们的未来由我们自己决定” [5] - 格陵兰岛各政党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格陵兰人不想成为美国人”，一份民调显示85%的格陵兰民众反对成为美国的一部分 [5] 地缘战略价值与加拿大布局 - 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人口约5.7万，其中85%为原住民因纽特人，该岛连接北极、加拿大西北航道与北大西洋航道，战略位置重要，且富集稀土、石墨、铜、镍等关键矿产资源 [5] - 加拿大新任总理马克·卡尼表示“加拿大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威胁”，其政府正推动一项名为“重建、重新武装与再投资”的国防现代化计划 [6][7] - 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加拿大组建了名为BOREALIS的国防创新机构，重点推进量子技术、人工智能和下一代网络安全等关键技术的研发与创新 [7] - 在2025至2026财年，加拿大国防预算中有8.44亿加元（约合6.14亿美元）将用于装备与极地地区军事能力建设，同时寻求减少国防采购对美国的依赖 [7] - 2025年6月，加拿大与欧盟签署了《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协议》，承诺加强在国防领域合作，此举被看作加拿大在美欧摩擦中寻求多元化战略的选择 [7] 北约内部危机与全球风险加剧 - 格陵兰岛争端暴露了北约内部深刻的分歧，美国智库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的行动动机是为本国企业争取特殊交易渠道和合作机会以获取经济利益 [7] - 德国媒体评论称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丹麦和美国之间最严重的外交危机 [7] - 特朗普本人曾多次质疑北约的作用，本月7日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北约的可靠性表示疑虑 [8] - 分析指出，当北约核心成员国公然觊觎另一成员国的主权领土时，这一军事同盟将面临瘫痪 [8] -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地缘政治和经济风险持续加剧，地缘经济对抗被列为2026年首要风险 [9] - 报告显示，除地缘经济对抗外，2026年全球主要风险还包括国家间武装冲突、极端天气、社会极化以及错误和虚假信息，其中经济风险上升最快 [9] - 报告认为，日益严重的债务问题、潜在的资产泡沫加上地缘经济冲突，可能会引发新一轮形势动荡 [9]

文章核心观点 - 全球债务问题，特别是美国巨额国债，已超越单纯的经济范畴，成为国际权力博弈和生存法则的体现，其发展将深刻影响未来金融格局 [1][7][17] - 主要债权国对美债风险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日本因结构性束缚而深度绑定、陷入困境，中国则主动减持美债并增持黄金等实物资产以增强抗风险能力和战略主动性 [9][11][13] - 美国为应对债务压力，可能采取包括债务重组、发行超长期债券及推动货币贬值在内的组合策略，这些手段本质上是利用其金融霸权进行的权力游戏，将动摇以美元和美债信用为基础的现有国际金融体系 [13][14] 美国债务现状与风险 - 美国国债总额已突破37万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人背负超过十万美元债务 [7] - 预计2025年联邦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将超过1万亿美元，甚至超过庞大的军费开支，财政状况堪忧 [7] - 美国巨额债务如同严重透支的信用卡，只能拆东墙补西墙，严重冲击金融市场信心基础 [7] 主要债权国策略分析：日本 - 日本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日本央行持有约1.1万亿美元美债 [9] - 尽管面临日元汇率压力，日本在抛售美债干预汇市方面“动弹不得”，这已非单纯市场行为 [9] - 日美同盟及驻日美军的存在，使日本持有的美债更像一张“门票”，导致其资产价值被通胀侵蚀而无力调整 [9][14] 主要债权国策略分析：中国 - 中国持有的美债在2025年已降至7000亿美元以下，这是一系列基于对未来国际格局预判的复杂操作，而非简单资产调整 [11] - 中国正同步增加黄金储备，截至2025年底已超过7400万盎司，将实物资产作为增强谈判和抗风险底气的“坚实脊梁” [13] - 中国的策略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和主动性，旨在降低对单一市场及美元的过度依赖 [11][13] 去美元化与国际金融格局演变 - 沙特阿拉伯开始考虑用人民币结算石油贸易，东南亚国家纷纷签署本币互换协议，推动国际资本流向多元化 [11] - 新兴市场国家的策略调整正在松动以美元霸权和美债信用为基础的现有国际金融体系 [14] - 美国可能采取的策略包括：变相“赖账”的债务重组、发行利息可能一分不付的“百年债券”，以及开动印钞机推动货币贬值 [13][14]

核心观点 - 《经济学人智库》报告指出，在通胀回落背景下，2026年非洲整体增长前景保持相对积极态势，预计将有13个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速超过6% [1] 增长动力与结构性因素 - 推动非洲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主要来自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加速、外国直接投资较快流入、区域市场不断扩大以及更深层次融入全球价值链等相互关联的结构性因素 [1] - 在西非地区，经济增长动力除结构性因素外，还将得到油气开发、可再生能源项目以及矿产资源投资的进一步强化，这些大型投资项目有望在中期内持续释放增长潜力 [2] 区域增长分布 - 实现高速增长（超过6%）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西非和东非地区 [2] - 西非包括塞内加尔、几内亚、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加纳、多哥和尼日尔 [2] - 东非包括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和卢旺达 [2] - 此外，仅有两个国家位于上述地区之外，分别是北非的利比亚和南部非洲的莫桑比克 [2] - 东非和西非仍将是2026年非洲增长最快的两个次区域 [2] - 南非2026年的经济表现预计相对温和，增长率介于1.5%至3%之间 [2] - 南非的高利率投资环境以及美对南30%的高额进口关税将对出口和投资形成明显制约 [2] - 随着关税冲击的相对影响逐渐缓和，南非经济增速有望在2026年下半年出现小幅回升 [2] 主要风险 - 债务问题仍将是非洲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 [3] - 过去十年中，多个非洲国家公共债务水平已升至临界状态 [3] - 不少经济体对全球融资环境变化、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以及汇率走势高度敏感 [3] - 国际社会在协调应对非洲债务问题方面的能力和意愿依然有限 [3] - 2026年非洲债务压力进一步加剧并向多国蔓延的风险正在上升，这将迫使相关国家推进新一轮财政和结构性改革 [3]

报告核心观点 -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地缘政治和经济风险在新的竞争时代持续加剧，地缘经济对抗被列为2026年首要风险 [1] - 全球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竞争时代，而这个竞争时代正影响着其他所有随之而来的全球风险 [2] 2026年全球主要风险 - 首要风险为地缘经济对抗 [1] - 其他主要风险包括国家间武装冲突、极端天气、社会极化以及错误和虚假信息 [1] - 在当前风险排名中，经济风险上升最快 [1] - 日益严重的债务问题和潜在的资产泡沫，再加上地缘经济冲突，可能会引发新一轮形势动荡 [1] 中短期风险展望 - 在未来两年的中短期风险展望中，地缘经济对抗是最严重的风险 [2] 报告背景与专家观点 - 报告汇集了全球1300多名专家的意见，分析全球面临的当前、短期和长期风险 [3] - 随着竞争格局的不断转变，全球合作的图景已与以往截然不同，协作路径与对话精神依然至关重要 [2]

全球货币政策总体趋势 - 2025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延续和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主要得益于通胀压力下降，核心通胀已逐步回落到2%至4%区间 [1] - 发展动能不足、就业市场疲弱等因素支撑多数国家宽松货币政策，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为3.2%，较2024年收缩0.1个百分点，主要发达经济体实际增速在1.6%左右 [2] - 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2025年实施降息政策的国家数量高达33个，较2024年的29个增加，实施加息的国家缩减至日本和巴西两国 [2] 主要央行政策阵营分化 - **稳步降息阵营**：美联储在2025年前三季度保持谨慎后，自三季度开始连续降息，并于4月开始逐步放松缩表速度；英国央行因国内经济持续乏力，2025年年内连续降息 [3] - **先松后紧阵营**：欧洲央行在2025年上半年密集降息4次，但三季度因宏观经济企稳而维持利率不变并释放鹰派信号；澳大利亚央行降息75个基点后，因通胀回升迹象释放宽松周期可能临近结束的信号；加拿大央行在12月表示政策利率大体合适，释放中止降息信号 [3] - **紧缩阵营**：日本央行因薪资增长和通胀稳步处于2%以上，在2025年年初和年底两次加息，终结了此前10余年的“廉价货币”时代 [4] 影响货币政策分化的关键因素 - **通胀黏性与外部冲击**：部分经济体通胀指标时有反弹，美国加征关税举措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深度扰动全球供应链，是导致各国货币政策分化的关键变量 [5] - **债务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截至2025年底全球公共债务规模达约108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比重为95%，较2024年上升2.8个百分点；美国政府债务总额在2025年预计达GDP的125%，2024年利息支出已突破1万亿美元，高利率不利于债务可持续性 [6] 2025年末政策信号与2026年展望 - 美联储、澳大利亚央行、加拿大央行和欧洲央行高层均释放谨慎或鹰派立场，英国央行表示未来宽松空间高度依赖数据 [7] - 多数分析认为，2026年可能看到更多国家结束或暂停利率宽松周期：美联储降息次数可能下降；澳大利亚可能采取更鹰派政策；英国、加拿大、欧洲央行可能维持相对稳定利率水平 [7] - 本轮宽松周期偏短，是历史上少有的非衰退期宽松，更多是央行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或内部压力的预防性手段，而预防性政策导致经济活动再次加速和通胀快速抬头 [7] - 未来若全球贸易环境超预期恶化或经济动能超预期弱化，在财政资源空间受限背景下，货币政策再次宽松可能成为多国选择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