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发布与核心目标 -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调整保险公司相关业务风险因子的通知》旨在严守风险底线的基础上，适度调整保险公司相关业务风险因子 [2] - 政策调整主要围绕两个方向：一是调整保险公司投资相关股票的风险因子以培育壮大耐心资本，二是调整出口信用保险及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风险因子以鼓励保险公司加大对外贸企业支持力度、有效服务国家战略 [2] 政策出台背景 - 政策出台是为了有效防范风险，引导保险公司提高长期投资管理能力，强化资产负债匹配管理，更好发挥保险资金耐心资本作用，有效服务实体经济 [4] 对服务实体经济的影响 - 针对保险公司投资的沪深300指数成分股、中证红利低波动100指数成分股以及科创板股票的风险因子，根据持仓时间进行了差异化设置，以培育壮大耐心资本、支持科技创新 [5] - 调整了保险公司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保费风险因子、准备金风险因子，引导保险公司加大对外贸企业支持力度、有效服务国家战略 [5] 持仓时间计算规则 - 以投资科创板上市普通股为例，保险公司季度末持仓的科创板股票按照先进先出原则，采用加权平均的方式计算其过去四年持仓时间（超过四年的按照四年计算）[6] - 持仓时间超过两年的科创板股票，适用风险因子0.36 [6] 风险因子具体调整细则 - 保险公司持仓时间超过三年的沪深300指数成分股、中证红利低波动100指数成分股的风险因子从0.3下调至0.27，该持仓时间根据过去六年加权平均持仓时间确定 [9] - 保险公司持仓时间超过两年的科创板上市普通股的风险因子从0.4下调至0.36，该持仓时间根据过去四年加权平均持仓时间确定 [10] - 保险公司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保费风险因子从0.467下调至0.42，准备金风险因子从0.605下调至0.545 [10] 对保险公司的要求 - 保险公司应完善内部控制，准确计量投资股票持仓时间，持续提高长期资金投资管理能力 [11] - 保险公司应加强偿付能力管理，准确计量各类风险资本要求，确保各项偿付能力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12]

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核心观点是阐述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与适应性的重大意义、内涵原则及“十五五”时期的重点任务，旨在通过全方位、深层次的系统性变革，健全投资与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以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惠及广大人民、推动金融强国建设[4][5][12] 一、深刻认识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的重大意义 - 这是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迫切要求，资本市场作为推动科技产业发展的关键力量，需发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独特作用以促进创新资源优化配置[6] - 这是促进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的应有之义，我国拥有2亿多股票投资者和7亿多基金投资者，资本市场是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平台，2024年实现投资者现金分红2.4万亿元[6][7] - 这是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新“国九条”目标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资本市场[7] - 这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内容，2025年以来人民币资产估值修复增强了全球资本投资国内市场的意愿，需通过制度型开放便利跨境投融资[8] 二、准确把握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的内涵和主要原则 - 需更大力度支持科技创新，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以适应科技企业特征[9] - 需更好满足投资者多元化财富管理需求，坚持投资者为本，打造多层次市场体系和产品服务矩阵，拓宽中长期资金入市渠道[9] - 必须始终践行资本市场工作政治性、人民性，坚持党的领导并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10] - 必须更好统筹投资与融资协调发展，注重质的持续提升，助力居民储蓄转化为社会投资，促进一二级市场协调发展[10] - 必须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改革方向，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稳步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10] - 必须以市场稳定运行为重要保障，始终把防风险放在首要位置，协同各方做好重大风险隐患的预防处置[11] 三、“十五五”时期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的重点任务举措 - 积极发展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以深化科创板、创业板改革为抓手，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和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健全多层次债券市场体系，发展科创债券、绿色债券等[13] - 推动培育更多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上市公司，深化并购重组和再融资改革，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研究完善上市公司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强化回报投资者意识，巩固深化常态化退市机制[13][14] - 营造更具吸引力的“长钱长投”制度环境，构建中长期资金“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得好”的市场环境，推动建立健全长周期考核机制，提高投资A股规模和比例，扎实推进公募基金改革，大力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和指数化投资[14] - 着力提升资本市场监管的科学性、有效性，加快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监管体系，加强战略性力量储备和稳市机制建设，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高效识别风险，严厉打击财务造假、欺诈发行等违法行为[15] - 稳步扩大资本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推动在岸与离岸市场协同发展，完善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稳慎拓展互联互通，提升外资参与便利度，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交易所和投资银行，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15] - 共同营造规范、包容、有活力的资本市场生态，加强法治建设并推动修订证券法等相关法规，健全特别代表人诉讼等投资者保护机制，倡导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加强高端智库和人才队伍建设[16]

全球数字货币与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发展背景 - 全球数字货币研发与应用进入快车道，主要经济体纷纷加快央行数字货币布局 [2][4] - 国际地缘格局深刻演变，金融基础设施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2][4] -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 [2][4] 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的现状与战略意义 - 当前，我国多渠道、广覆盖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基本建成 [2][4] - 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建设进一步凸显“自主可控”，对于保障金融安全、支撑人民币国际化以及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4] - 在全球支付体系遭受地缘经济风险冲击的背景下，“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注入新的活力 [4] 当前跨境支付面临的挑战 - 跨境支付面临“成本高、效率低、透明度低、接入范围有限”等问题 [4] - 问题的核心原因是跨境支付链条长、合规成本高和主体间信任不足，各国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都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去应对 [4] - 持续演绎的地缘政治博弈，进一步增加了跨境支付的不确定性 [4] 《清华金融评论》征稿活动的核心议题 - 征稿活动主题为“加速推进数字人民币，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 [3][5] - 活动旨在系统阐释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体系中的战略定位、技术路径与制度安排，深入探讨自主可控的实现机制 [5] - 目标是为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致远、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提供前瞻性思考与政策建议 [5] 征稿的具体研究方向 - 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自主可控实现路径 [7] - 数字人民币与人民币国际化协同发展模式 [7] -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治理架构 [7] - 跨境支付体系变革与金融主权维护机制 [7] - 人民币国际化突围策略 [7] - 跨境数字人民币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构建 [7] - 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法律与监管体系完善 [7] - 数据主权与跨境支付隐私保护平衡机制 [7] - 商业银行跨境支付服务数字化转型路径 [7] - “一带一路”沿线数字人民币场景应用 [7] - 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反洗钱监管框架 [7] - 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流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7] - 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 [7]

政策背景与行业扩容 - 2025年3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通知，明确支持符合资质的商业银行参与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在此政策指引下，兴业银行、中信银行与招商银行相继获批筹建AIC，至10月，邮储银行亦获准参与，推动银行系AIC机构数量增至9家，行业扩容步伐显著加快 [2] AIC核心功能的转变 - 初始阶段（2018年），AIC的核心功能是作为商业银行实施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的专业平台，帮助面临暂时困难但前景良好的企业降低杠杆率，优化资本结构 [4] - 现阶段，在支持科技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导向下，AIC的业务边界发生实质性拓展，其业务范围已从传统债转股延伸至不以转股为目的的直接股权投资，正逐步成为通过股权投资支持科技创新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力量 [4] AIC对银行业转型的战略意义 - 当前商业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2025年三季度数据，商业银行净息差已降至1.42%，低于1.8%的“合意水平”底线，对银行可持续发展形成压力 [5] - AIC作为银行开展长期股权投资的重要载体，有助于弥补银行在直接股权投资领域的空白，推动经营模式从单一信贷中介向“投贷联动”综合化服务转型 [5] - 通过前瞻性布局硬科技、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战略新兴行业的早期企业，银行不仅能获取股权投资回报，更可在企业规模化发展后承接全方位金融服务需求，从而打开中间业务的长尾价值空间，优化利润结构 [5] AIC在金融体系中的角色 - AIC以股权投资形式介入，以“耐心资本”的新形态，填补了轻资产、高成长的科技创新企业在成长初期的资本缺口 [6] - 三家头部股份行AIC的同步落地，体现了监管层引导银行体系以此为抓手，弥补对科技创新领域的股权融资支持短板的明确意图 [6] - AIC的设立与发展，进一步丰富了多层次金融供给主体，有助于推动金融资源更加精准、高效地配置于实体经济的关键领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实践 [6] AIC发展现状：机构与规模 - 自2017年首批试点开启至今，我国银行系AIC已扩容至9家，截至12月4日，正式开业的有7家，其中5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了私募基金管理人 [8] - 主要AIC及其注册资本情况：建信投资（初始120亿元，增资至270亿元）、农银投资（初始100亿元，增资至200亿元）、工银投资（初始120亿元，增资至270亿元）、中银投资（初始100亿元，增资至145亿元）、交银投资（初始100亿元，增资至150亿元）、中邮投资（初始100亿元）、兴银投资（初始100亿元）、信银投资（初始100亿元）、招银投资（初始150亿元） [9] - 截至2025年10月末，五大AIC仍在管理的基金共计174只，其中工银投资以56只基金位居首位，交银投资、中银投资、农银投资和建信投资管理的基金数量分别为45只、26只、24只和23只 [9] AIC发展现状：投资布局与经营绩效 - 五大AIC旗下私募基金主要投向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土木工程建筑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等行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投资重点集中于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关键领域 [10] - 截至2025年上半年，五大AIC合计资产规模达6169亿元，约占五大行总资产的0.315%，同比增长5.1%；2025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总额71.91亿元，占五大行净利润的1.12% [10] - 具体来看，工银投资在资产规模（1968.61亿元）和净利润（27.09亿元）方面均居于领先地位；农银投资净利润增速最为显著，同比提升54.88%至19.36亿元，其余三家净利润则出现一定程度回落 [10]

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的重要意义 - 文章核心观点：构建“双支柱”体系是“十五五”时期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举措，旨在完善中央银行制度，通过货币政策维护币值稳定，通过宏观审慎管理维护金融稳定，并将两者更好结合[5][6] - 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需要完善双支柱体系，以把握经济稳定增长、结构调整与系统性风险防范之间的动态平衡，为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货币金融环境[6] - 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然要求：随着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内外形势更趋复杂，需完善双支柱体系以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金融业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增强金融体系稳健性[7] - 完善金融调控框架和中央银行制度的必然要求：双支柱是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核心构件，2008年金融危机表明币值稳定不等于金融稳定，需构建宏观审慎管理以防范系统性风险，目前货币政策作为“第一支柱”相对成熟，宏观审慎管理作为“第二支柱”还需逐步完善[7][8] 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 - 准确把握科学稳健的内涵和要求：需处理好短期与长期、稳增长与防风险、内部与外部三方面关系，加强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保持货币条件与支持经济潜在增长和物价基本稳定相匹配[9][10] - 优化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和货币政策中间变量：逐步构建短中长期搭配、有中国特色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为更多发挥利率调控作用创造条件[11] - 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增强央行政策利率作用，收窄短期利率走廊宽度，畅通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的传导，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报价质量[11] - 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坚持聚焦重点、合理适度、有进有退原则，以市场化方式引导金融机构优化融资结构，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11] - 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发挥其自动稳定器功能，同时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12] - 持续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政策传导效能，整治金融业“内卷式”竞争和资金空转，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政策协调，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12] 构建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 准确把握覆盖全面的内涵和要求：需不断完善框架以更好覆盖宏观经济与金融风险的关联性、金融市场和金融活动的重点领域、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以及国际金融市场风险的外溢影响[14][15] - 强化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和评估：建立标准化、系统化的宏观审慎监测评估框架，聚焦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跨境资本流动、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互联网金融等重点领域[16] - 做实覆盖全面的重点领域风险防范举措：防止关键经济领域大幅波动，夯实对重点金融机构的附加监管，保持跨境资本流动总体平稳，矫正金融市场“羊群效应”，加强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平衡互联网金融风险与创新[17] - 丰富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工具箱：继续丰富和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广义信贷、房地产金融、跨境资本流动等领域的政策工具，并建立工具的管理机制[17] - 建设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强化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的“第一道防线”，加强各类监管协同，强化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发挥存款保险、行业保障基金、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及央行最后贷款人作用，加快金融稳定相关立法[18] - 加强与开放水平相适应的金融安全能力建设：在推进金融业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维护金融安全，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建设自主可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维护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及海外资产安全[18]

文章核心观点 - 商业银行需深刻把握科技企业“周期差异性”与“立体化需求”并存的独特规律，突破传统服务范式，通过构建全生命周期服务生态、重塑风险评价体系、优化客户开发策略，实现金融资源与科技需求的高效匹配 [3] 科技金融新机遇：政策赋能与市场活力双轮驱动 - 当前科技金融发展正迎来政策精准支持与市场内生增长双轮驱动的历史性机遇，政策与市场协同发力为商业银行金融服务开辟了广阔空间 [5] -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家层面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构建了较为完备的政策支持体系，逐步构建起“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的全过程创新生态 [6] - 市场活力显著增强，科技企业在资本市场表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和增长潜力，科创板改革为具备核心技术的企业提供了便捷的资本对接平台 [8] - 2025年上半年，科创板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板块整体研发投入是净利润的2.8倍，研发投入占比中位数达12.61%，科创板已形成显著的“链群式”产业发展格局，主要集中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关键硬科技领域 [9] - 信贷资源持续倾斜，截至2025年6月末，商业银行科技贷款余额达44.1万亿元，同比增长12.5%，较同期全部贷款增速高5.8个百分点，银行提供科技贷款服务的企业已达108.5万家，科技型企业平均获贷率为51.9%，比年初和上年同期分别高1.3个和2.3个百分点 [10] - 发展科技金融是商业银行优化客户结构、培育新利润增长点、实现自身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以邮储银行为例，“十四五”以来累计投放科技型企业贷款超1.9万亿元，截至2025年6月末，服务科技型企业超10万户，科技贷款余额突破9300亿元，本年净增超900亿元 [12][13] 核心挑战与范式重构：超越传统信贷的逻辑必然 - 商业银行要有效支持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刻认识并系统性破解传统信贷模式与科技企业特质之间的矛盾 [15] - 服务模式存在错配，传统标准化、批量化信贷服务模式与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差异化需求不匹配，导致商业银行在支持科技企业时仍存在服务空缺 [16] - 风控理念存在差距，传统基于企业过往经营表现和担保效力的静态历史评估逻辑，与科技企业核心价值体现为未来成长潜力和技术变现能力的动态未来价值评估需求之间存在矛盾 [17] - 客户策略存在矛盾，传统“重大轻小”的客群偏好与科技创新活动广泛性、分散性的特征不符，商业银行需建立分层分类服务策略，实现对各类科技企业的全面覆盖和精准服务 [18] 创新实践与战略路径：构建科技金融服务新生态 - 商业银行的破局之道在于推动从理念到模式的系统性变革，从服务模式、风控体系、客户策略三大维度进行科技金融服务范式重构，构建多层次、全覆盖、可持续的科技金融服务新生态 [20] - 服务模式需创新，构建以全周期覆盖、综合化服务、生态化协同为核心的新模式，实现对科技企业从孵化、成长到壮大的动态响应与精准赋能 [21] - 服务周期需全程化，打破断点切片式服务的局限，转向覆盖研发、中试、产业化、扩张和成熟全过程的连续性、一体化金融赋能新范式 [22] - 服务维度需综合化，构建涵盖资金融通、资本运作、支付结算、财富管理、智库咨询等多维度的综合服务体系，精准匹配不同阶段的金融与非金融需求 [23] - 服务渠道需生态化，主动连接政府、投资机构、科研院所等多元主体形成服务合力，例如与政府部门合作获取政策信息，与股权投资机构建立投贷联动机制，与科研院所合作引入技术专家资源等 [24]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战略目标 -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战略目标，该目标是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历史时期提出的最新现代化理论成果[3] -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大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体现了国家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本质[4] - 高质量发展被明确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 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核心内涵 -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术语革命，继承了三要素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强调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要求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7] - 新质生产力理论推进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形成"政治经济学——生产力"和"习近平经济思想——新质生产力"的对应方式，兼具学理性和实践性[7] -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体系的起点，而"三新一高"（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是核心方法论[8]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施路径 - 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通过改革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持续激发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10] - 必须发展新质生产力，具体路径包括加强技术创新与制度供给、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发展科创金融培育耐心资本[10] - 必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发挥更大效益且环境更公平有活力，同时政府聚焦市场失灵与秩序，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11]

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系统阐述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重大意义、理论内涵、实践要求以及“十五五”时期的具体任务举措，强调金融系统需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紧迫感，推动金融强国建设取得新成就 [3][4] 深刻认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重大意义 -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现代化强国必然是金融强国，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强国建设必须服务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 [5] -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必须着力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例如构建科技金融体制为科技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出台金融措施促进共同富裕 [6] -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必然要求，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未发生过金融危机，但“十五五”时期面临的风险挑战仍然复杂严峻，必须增强金融整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7] 深刻把握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 - 金融强国应具备六大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当前我国已是金融大国但大而不强，实现由大到强需付出长期努力 [8] - 建设金融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条道路集中体现为“八个坚持”，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规律又具有适合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 [9] - 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点任务，需加快构建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以及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这“六大支柱” [10] - 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底蕴支撑，需弘扬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的金融文化，守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根”和“魂” [11] 全面落实“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主要任务和重要举措 - 持续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保持流动性充裕，促进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 [12] - 深入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包括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高绿色转型金融供给、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 [13] -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提高制度包容性以适应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功能，培育鼓励长期投资的生态，增强上市公司分红稳定性并加强全链条监管，积极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 [13][14] - 进一步优化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推动各类金融机构专注主业、错位发展，深化党建与公司治理融合，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推动中小金融机构兼并重组减量提质，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 [15] - 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持续推动上海股权、债券、货币、外汇等市场发展以提高价格影响力，推动更多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集聚落户，支持上海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同时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16] - 全面提高金融监管能力，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全面加强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健全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加强金融稳定性基金监督管理，严厉打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 [17] - 着力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完成金融法立法并统筹推进其他主要金融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建立健全定期修法制度，加大对违法主体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追究力度，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 [17]

银行存款产品结构调整 - 六大行中，工商银行大额存单仅剩1个月至3年期限产品，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及邮储银行的5年期产品已从在售列表中移除，农业银行产品目录中亦未出现过5年期大额存单，各银行存款期限结构明显“短期化” [2] - 年内已有多家股份制银行及城商行下架3-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长期大额存单成为“离场主力” [2] - 调整首要原因是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的生存压力，2025年三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保持在1.42%的低位，民营银行净息差环比持续下降 [2] 行业经营压力与未来趋势 - 在贷款利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银行资产端收益收缩，而长期大额存单作为高成本负债，其利息支出与贷款收益的利差已逼近盈亏线 [2] - 随着净息差承压态势持续及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化，未来更多银行将跟进调整长期限存款产品 [2] - 短期化、低利率、严管控将成为存款市场的常态 [2]

文章核心观点 中国“带病体”人群面临巨大的健康保障缺口，其医疗负担沉重且商业保险覆盖严重不足，这催生了迫切的保险需求与市场创新机会，带病体保险有望成为健康险市场新的增长基石 [1][18] 保障缺口巨大 - **医疗费用高昂**：带病体人群平均医疗花费高达87,625元，是居民年可支配收入的2.1倍，其中重大疾病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更高达154,035元 [1][5] - **风险敞口庞大**：中国健康保障缺口约4190亿美元（约2.8万亿元人民币），近七成风险敞口未被商业保险覆盖 [5] - **老龄化加剧需求**：截至2024年末，中国60岁以上人口首次突破3亿，占全国人口的22%，不到19%的60岁以上人群的医疗费用占总费用的近70%，其中75%的60岁老年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 [3] - **慢病年轻化趋势**：1990年至2021年间，中国15-39岁人群的2型糖尿病发病率翻了一番 [4] - **带病生存成常态**：医疗技术进步提高了患者生存率，中国肿瘤患者五年生存率已从十年前的33.3%提升至43.7%，但长期带病生存群体的保障需求难以满足 [4] 需求与痛点并存 - **支付意愿明确**：75.4%的带病体希望能承保已患疾病，并愿意为此额外支付保费，他们每年愿意为相应保障支付的平均保费约为4049元/年 [7] - **医疗自付比例高**：超过60%的重大疾病患者自付医疗费用超过10万元，带病体平均每月购药花费526.85元，其中重疾患者近千元，是亚健康人群的2.7倍 [7] - **家庭照护负担重**：约四分之一的家庭需要照护失能老人，平均每月照护费用为3563元 [7] - **投保障碍突出**：29.5%的带病体因无法通过健康告知而被直接拒保，此外，52.4%认为可选择产品少，49.3%因健康问题需加费承保，40.7%遭遇相关疾病责任被除外 [8] 细分群体洞察 - **青年与银发差异显著**：青年群体亚健康、慢性病患病率是银发群体的两倍以上，但银发群体患心脑血管疾病的比例是青年的3倍多，银发带病体平均治疗花费（94,831元）比青年（72,358元）高出2万余元 [11] - **信息获取渠道变化**：短视频平台成为共同的重要渠道，而约10%的消费者已开始使用AI大模型搜寻保险信息 [11] - **母婴保障供给稀缺**：24.5%的受访孕妇曾患妊娠高血压，20.2%患妊娠糖尿病，产后33.6%遭遇过产后出血，28.2%出现过产后抑郁，然而73.8%的孕妈妈认为孕期相关保险产品选择有限，13.6%曾因既往症被拒保，她们最迫切的保障需求之一是产后康复（如盆底肌修复），占比达58.3% [12] 创新产品涌现 - **健康告知简化**：市场涌现大量简易告知或免健康告知的医疗险，降低了投保门槛，部分产品在降低免赔额的同时，覆盖特需医疗资源 [14] - **可保人群拓展**：产品初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岁，甚至105岁，针对糖尿病、高血压、癌症术后复发等特定群体的专属产品更加丰富，癌症复发险等品类已形成相当规模 [14] - **保障责任全面化**：部分产品开始将一般既往症纳入赔付范围，实现“可保可赔”，保障范围扩展至社保外用药、创新药械及中高端医疗服务，此外，保证续保的长期医疗险产品出现，为带病体提供了稳定性更高的保障 [15] 未来发展建议 - **政策层面建议**：将带病体保险明确纳入普惠保险范畴予以支持，加快建立行业共享数据平台，支撑精准定价，创新监管方式，扩大“监管沙盒”试点，加强消费者教育，设立专项投诉渠道 [17] - **企业层面建议**：将带病体保险纳入战略规划，开发针对性产品，强化大数据与AI在核保、风控及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推动从“事后赔付”向“事前健康管理+事中干预”的服务模式转变，构建“医-药-险”生态闭环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