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财政工作总结 - 2025年财政工作取得新成效，为推动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5] - 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组合拳”，保持支出强度，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供需两端激发消费潜力 [5] - 聚焦高质量发展精准发力，大幅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组织开展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 [6] - 持续加强民生保障，充实稳就业政策工具，逐步推进免费学前教育，提高国家奖学金、助学金标准，建立育儿补贴制度 [7] - 积极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存量隐性债务置换全流程管理，分类推动融资平台有序出清并实质转型，兜牢基层“三保”底线 [8] -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在地方全面推开零基预算改革，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等政策，完善政府采购制度 [9] - 深入拓展国际财经交流合作，圆满完成亚投行第十届理事会年会，推进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 [9] 2026年财政政策总基调与目标 - 2026年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提高精准度和有效性 [10][12] - 政策目标是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扩内需、优结构、增动能、惠民生，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着力推改革、强管理、防风险、增效益 [10][22] -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保障 [10][22] - 2026年我国将会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 [2][22] 2026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举措 - 扩大财政支出盘子，确保必要支出力度 [12][22] - 优化政府债券工具组合，更好发挥债券效益 [12][22] - 提高转移支付资金效能，增强地方自主可用财力 [12][22] - 持续优化支出结构，强化重点领域保障 [12][22] - 加强财政金融协同，放大政策效能 [12][22] - 在财政支出进度上靠前发力，提升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 [23] 2026年财政重点任务：扩大内需与支持创新 - 坚持内需主导，支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大力提振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 [13] -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加大对新质生产力、人的全面发展等重点领域投入 [13] - 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规范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 [13] - 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 [13] - 进一步增加财政科技投入，完善财政科技经费管理，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13] - 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开展新一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3] - 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大力提振消费 [17] - 综合运用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等政策工具，培育壮大新的消费增长点，打造消费新场景 [17] - 统筹用好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优化政府投资方向，围绕打基础、利长远、补短板、调结构加大力度，鼓励吸引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 [17] - 强化科技投入，进一步向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国家战略科技任务聚焦，全力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8] - 综合运用税收、政府采购、政府投资基金等工具，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8] 2026年财政重点任务：城乡区域、民生保障与绿色发展 - 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拓展发展空间，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积极支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14] - 进一步强化保基本、兜底线，切实加强民生保障，促进居民就业增收，支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高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14] -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支持政策 [14] - 健全多元投入格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用好惠农补贴、农业保险等政策，实施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 [19] - 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支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 [19] - 坚持就业优先，支持企业稳岗扩岗、个人创业就业，着力解决重点群体就业和结构性就业矛盾 [18] - 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加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推进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强化卫生健康服务保障 [18] - 完善人口发展支持政策体系，优化养老、托育服务供给，完善财政资源环境政策体系，加快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18] 2026年财政重点任务：深化改革与风险防控 - 全面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持续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以高水平管理推动财政高质量发展 [15] - 坚持化解风险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加强政府债务管理不放松 [15] - 坚持稳扎稳打与大胆探索相结合，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15] - 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打破支出固化格局 [19] - 优化税制结构，完善地方税、直接税体系，更好发挥税收促进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作用 [19] - 优化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兜牢基层“三保”底线 [19] - 加强财会监督，加大财政监管和问责力度，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19] - 切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推动财政可持续发展，坚持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 [20] - 进一步落实好一揽子化债方案，做好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置换工作 [20] - 将不新增隐性债务作为“铁的纪律”，推动建立统一的地方政府债务长效监管制度，对违规举债、虚假化债等行为严肃追责问责 [20] - 加快推进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严禁新设或异化产生各类融资平台，优化债务结构 [20]

文章核心观点 -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标志着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正迎来重大变革，政策从2024年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增收减负”原则性意见，升级为覆盖全体城乡居民、具有可操作性的全面计划 [2][3] - 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推动共同富裕、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当前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的问题已成为制约消费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结构性因素 [2][4][5][6] - 为实现目标，需在“十五五”期间从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三个领域同步发力、协调配套，核心在于提高“两个比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并缩小城乡、区域、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 [5][6][9] 收入分配制度调整的背景与必要性 - **政策升级**：从2024年“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到2025年“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政策实现了从原则性到操作性、从托底中低收入群体到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进阶升级 [3] - **结构性问题制约消费**：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均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2024年城乡收入比仍为2.34倍，差距较大 [4] - **消费模式转型需求**：中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进入稳定期，而作为消费基础和主体的中低收入群体，其消费升级一旦受收入制约，将导致总体消费增速下降，形成经济下行与消费下行的放大效应，因此必须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来形成消费拉动的发展模式 [4][5] 当前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主要问题 - **分配不充分**：突出表现为“两个比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及居民收入水平尚待提高 [6] - **分配不平衡**：突出表现为城乡、地区、行业、群体之间差距大，综合体现为基尼系数长期处于高位水平 [6] 优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政策方向与着力点 初次分配领域 - **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建立健全更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 [7][9][10] - **优化劳动力市场**：着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协同推进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就业制度完善，加快完善针对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的劳动立法与执法，消除就业年龄歧视 [10] - **促进要素流动**：推进户籍及相关体制改革，促进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挖掘非农劳动力供给潜力，开启新市民消费需求 [10] - **提升经营性收入**：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商品和服务价格合理回升，以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的经营性收入 [7] 再分配领域 - **强化税收调节力度**：优化所得税、财产税等经常税制度，扩大综合所得征收范围、完善高收入群体累进税率、清理不合理税收减免、扩大环保税范围，并推进房地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立法 [8][11] - **加大社会保障与转移支付**：提高社保缴费比例、扩大参保范围、研究延长缴费年限，以增加对居民的社保支出规模，同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缩小区域人均财政支出差距 [8][11][12] - **提供均等普惠公共服务**：完善以生育、养育、教育为核心的人口支持政策，以教育、培训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培养体系，以及养老、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增强社会保障的“收入分配调节器”功能 [12] 第三次分配领域 - **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创造激励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制度环境，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完善慈善领域制度，培育和规范发展慈善组织 [12] - **形成向善社会风气**：第三次分配的意义主要在于汇聚善举形成的社会风气，为共同富裕提供精神支撑与价值引领，引导科技向善，确保技术进步与共同富裕目标深层次“对标” [12][13] 增收计划的多维度实施路径 - **增加劳动报酬收入**：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增强工薪阶层获得感 [7] - **提升经营性收入**：激发市场活力，增加劳动者开展经营活动获取的报酬 [7] - **提振财产性收入**：促进资产价格合理止跌企稳，搞活资本市场发挥财富增值效应，推动农村集体土地改革 [7] - **提高转移支付收入**：夯实社保基础，加大育儿养老补贴，对低收入群体提供兜底保障 [7]

数字人民币的发展现状与数据 - 截至2025年11月末，数字人民币累计处理交易34.8亿笔，累计交易金额16.7万亿元 [6] - 通过数字人民币APP开立个人钱包2.3亿个，单位钱包1884万个 [6] -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累计处理跨境支付业务4047笔，累计交易金额折合人民币3872亿元，其中数字人民币在各币种交易额占比约95.3% [6] 数字人民币的战略定位与核心价值 - 数字人民币是国家金融基础设施的重大创新，承载提升国内支付体系效能、深化金融普惠的使命，并在重塑跨境支付格局中彰显独特价值 [7] - 其战略部署与“十五五”规划中“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的要求高度契合 [7] - 数字人民币凭借点对点支付与实时全额结算机制，能大幅压缩传统跨境支付冗长的中间环节 [7] - 融合密码学与可控匿名技术，在保障用户隐私与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强化交易追溯与合规监控 [7] - 其可编程性为智能合约、条件支付等贸易金融、产业数字金融创新提供了坚实基础 [7] 2026年数字人民币试点改革的关键方向 - 定位将不再限于流通中现金（M0），部分准备金制度的实施将增加人民币新的发行和派生渠道 [8] - 允许运营机构为钱包中数字人民币支付利息以增加用户持有意愿 [8] - 钱包中数字人民币作为商业银行负债计入其资产负债表内，将推动数字人民币产品创新 [8] - 建立收费机制以增强运营机构推广动力 [8] - 增加运营机构数量以推动覆盖面和使用量双重增长 [8] - 设立国际运营中心并扩大“mBridge”朋友圈，使数字人民币成为连接更多国家的“数字桥梁” [8] - 未来若银行业开展代币化存贷款业务，数字人民币将成为支撑此类业务的重要工具 [8] 数字人民币面临的挑战 - 作为人民币的全新形态，其在发行机构、渠道、业务模式、产品特征、技术标准、安全保障等方面与传统人民币有很大不同，对各方构成新挑战 [9] - 广泛应用将对单一中心化发行机构的技术能力和安全保障措施带来较大挑战 [9] - 运营机构的增加要求其技术实力适应数字人民币的运营要求 [9] - 全新的货币发行方式和发行渠道对央行货币政策传导、货币统计和宏观调控带来新挑战 [9] - 需关注中小银行因达不到独立运营条件而可能带来的存款流失现象 [9] 封面专题：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建设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体系 - 专题核心是探讨如何基于数字人民币建立跨境支付多边合作机制，及我国央行如何与相关货币当局建立法定数字货币汇兑安排及监管合作机制 [12] - 传统以美元体系为核心的跨境支付网络在成本、时效、透明度及应对外部冲击等方面问题突出 [12] - 运用数字人民币探索跨境支付新方案，是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关键路径，更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向纵深发展的战略举措 [12] - 专题包含多篇文章，探讨路径包括：借鉴新加坡经验补齐标准与治理环节 [14]、破解跨境支付痛点 [14]、从治理和技术层面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14]、利用智能合约赋能绿色金融 [14]、保障金融主权并为全球支付体系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14]、研究数字人民币与CIPS协同助力央企全球司库 [14]、利用其可编程性等技术架构重塑全球价值交换网络 [14]、分析跨境CBDC对商业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改变 [14]、探讨通过构建多边监管体系等为全球支付体系注入新动能 [14]、以及构建自主可控体系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新突破 [14] “十五五”规划下的金融发展背景 - “十五五”时期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金融业肩负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使命 [15] - 金融行业须在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等重点领域全面发力，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15] - 系列文章探讨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赋能实体经济 [16]、商业银行加快转型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 [16]、以内需主导为核心的经济稳增长路径 [16]以及“十五五”期间资本市场建设方向 [16]

全球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 - 美国经济展现出超预期韧性，2023年GDP增长2.9%，2024年可能增长2.8%，在美联储自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累计加息525个基点的背景下未陷入衰退[5] - 美国经济韧性的主要支撑因素包括：疫情期间居民积累的2.1万亿美元超额储蓄用于消费，以及2020年后年赤字规模维持在GDP 5%的宽松财政政策[5] - 美国与主要经济体GDP规模差距拉大，欧元区GDP相对美国的比重从2008年的97%降至2024年底的56%[4] - 美国宏观政策在危机中积极协调，2020年应对疫情时，新增财政赤字达6万亿美元（接近GDP的30%），美联储在6个月内扩表4万亿美元[5] - 全球央行（除日本外）在2024年改变紧缩立场进入降息周期，宽松货币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有利于提升投资风险偏好，培育创投市场[6] - 中国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提振市场信心，利用科技创新和资本市场两个发动机实现高质量增长[7] 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 中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正经历深度调整，从增量拉动转向存量带动，构建新发展模式成为关键[10] - 新模式着力点包括：完善住房供应体系（政府保基本、市场满足多样化），加快发展保障性住房，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11] - 构建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体系，优化公积金贷款、调整利率以支持刚需和改善性需求，推动建立住房与土地、金融资源联动新机制[11] - 推动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有力有序推行现房销售，鼓励现有民营房企兼并、重组[11] - 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发展房屋保险，关注房屋养老金、体检制度，完善房地产全过程监管[11] - 自2024年9月26日政治局会议后，多项政策“组合拳”落地，房地产市场已出现积极变化[12] 外部环境与中国发展 - “十五五”时期外部环境之“变”体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纵深推进，美国加大科技封锁进行“降维式”打击[15] -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重构，布局从成本效率主导转向安全稳定主导，美西方国家推动供应链“近岸化”、“在岸化”和“友岸外包”[15] - 全球治理体系加快变革，新兴多边机制（如G20、APEC、金砖国家）和区域自贸协定（如RCEP）扮演更重要角色[16] - 中国发展之“进”呈现新特征：经济增长向中速收敛，劳动力数量贡献减弱，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贡献相对上升[16] - 新型工业化向纵深推进，传统产业达峰转入平台期，“人工智能+”将孕育智能制造新场景，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17] - 新型城镇化从高速转向中速，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核心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17] - 绿色低碳转型进入攻坚期，能源消费增速趋缓，但污染物排放叠加达峰增大环境压力[17] 提振消费与扩大内需 - 中国面临需求不足的压力，核心是消费不足而非投资不足，居民实际最终消费占GDP比重较全球平均水平低约20个百分点[20] - 消费不足是结构性偏差，与服务消费不足相关，重点是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等发展型消费不足[21] - 消费缺口最大的人群是近三亿农民工及近两亿进城农民工，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21] - 解决消费不足是解决当前经济诸多问题（如价格低迷、债务负担重、产能过剩）的“第一性原理”或“牛鼻子”[21] - 提振消费需推进结构性改革而非仅靠短期补贴，重点是通过提高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来带动其服务消费[22] - 需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双向顺畅流动，解放社会生产力，带动第二轮城市化浪潮[22] - 经济增长方式需由投资和出口驱动转向创新和消费驱动，解决消费结构性偏差能提供不亚于房地产曾经提供过的新增长动能[23] 全球资产配置与金融风险 - 全球市场处于高波动和不确定性中，影响因素包括特朗普2.0时代关税政策、地缘政治风险及各国宏观经济波动[25] - 美国关税政策可能导致全球化逆转和“美国例外论”崩溃，过去高配美国的资产配置格局未来可能逐步去美国化、美元化[26] - 美债风险加大，截至2025年4月美国联邦债务总额约36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约35%，人均负债超10万美元，2025年第二季度到期美债约6.5万亿美元[26] - 全球资产配置需警惕急剧波动的汇率、股市、债市等市场，并在国际贸易投资中多使用非美元主要货币，如利用人民币优势[27] - 中国庞大的经济体、内需市场、完整产业链及政策一致性，是企业和投资人全球运筹的坚强后盾[27] - 资产配置需跨市场、资产类别多元化，并挖掘欧洲、日本等发达地区及“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潜力[28] - 在美国重启关税战的背景下，中国资本市场表现出稳定上行势头，而美债、美股、美元大幅波动[28]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关键举措，旨在畅通国内大循环[32] - 统一大市场是成熟市场经济的核心特征，能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形成单一市场优势[32] -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近年来在健全市场准入、完善公平竞争、破除地方保护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33] - 建设仍面临市场区域分割、要素流动受阻、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等挑战[33] - 需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推动要素自由流动，同时以统一制度规则保障公平竞争，强化新兴领域法治保障[33] - 需坚持立破并举，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基础制度，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34] - 需坚持面向全球的“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规则衔接[34] 全球经济治理与金融秩序 - 全球经济治理范式正从效率导向转向共建共享，从规则输出走向机制协商，金融秩序重构是其重要表现[36] - 全球流动性依赖单一主权货币供给的安排显现出不均衡，主权货币在本国政策与国际责任间存在错位，且货币被工具化、武器化趋势上升[36] - 国际社会正推动多元主权货币共存格局，人民币在融资、支付与清算体系中的作用持续增强，SDR使用转向常态化[37] - 参与全球治理需推进“制度型开放”，中国正以金融、财政、税收等政策工具为抓手，通过规则对接、标准互认增强与全球体系的制度兼容性[37] - 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正从规则接受者向制度塑造者转变，在数字支付、绿色金融、数据规制等领域构建政策体系，推动形成国际治理方案[38] 低利率环境下的金融应对 - 中国利率下行是结构性因素（技术进步放缓、老龄化）与周期性因素（产出低、物价低迷）叠加的结果，低利率在未来较长时期可能成为常态[41] - 在低利率环境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是相互配合与促进的关系，需加强协调以增强宏观经济治理能力[41] - 需理顺物价、利率、汇率等货币价格关系，提高汇率弹性，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基本稳定[42] - 低利率下经济主体行为变化：企业扩大再生产意愿不足，信贷需求可能不升反降；家庭可能延迟消费增加储蓄，风险偏好下降转向低风险资产[43] - 金融机构需适应变化，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并积极引导金融需求[43] - 当前需着力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尤其是科技金融，构建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43] 人工智能与金融融合 - 人工智能是驱动金融安全与效率提升的“新基建”，能提升风险计量穿透性和市场监测前瞻性，并带来运营效能跃升[47] - 人工智能是服务普惠金融等“五篇大文章”的核心驱动力，能消解传统金融服务边界，引导资本向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等领域高效配置[47] - 人工智能正成为决定全球金融竞争格局的“战略高地”，未来竞争力取决于对数据资产、算法模型与生态体系的掌控力[47] - AI为金融业带来多维风险：模型“黑箱”特性导致算法歧视与责任认定挑战；过度依赖数据加剧隐私泄露风险；监管滞后导致问责机制难落实[48] - 中国在AI金融治理中的角色向制度塑造者转变，积极探索“监管沙盒”等敏捷治理模式，并出台系统法律法规，旨在引领全球治理规则制定[49] 数字资产发展前景 - 全球数字资产已从“边缘创新”走向“主流配置”，截至2025年8月全球加密资产总市值达3.9万亿美元，比特币占比超56%[55] - 数字资产主要包括央行数字货币与加密资产（含稳定币、真实世界资产、虚拟资产），全球进入创新与规范并重的新阶段[55] - 数字资产发展面临挑战：技术层面存在安全漏洞与互操作性不足；监管层面规则碎片化且跨境执法困难；市场层面流动性不足且权属认定模糊[56] - 需深入思考数字资产的价值基础：央行数字货币价值坚实；稳定币价值取决于抵押资产；虚拟资产价值波动大且估值基础存疑，给金融稳定带来挑战[57] - 稳定币可能重塑跨境支付格局，其优势在于更低成本、更短链条和全天候服务，但存在供应缺乏弹性、挤兑风险、监管挑战等局限性[57] - 技术是国际货币使用的因素之一但非最重要，充分利用数字资产优势需加强制度建设和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58] 科创板与科技创新 - 科创板设立7年来，累计为592家科创企业提供IPO及再融资募资额合计超1.1万亿元[61] - 科创板高度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产业，已汇聚超120家集成电路企业形成国内最完备产业链，超110家生物医药企业成为全球主要上市地之一[61] - 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强度中位数超过12%，2025年中报研发投入达净利润的2.87倍，平均每家公司发明专利数量230个[61] - 科创板推出“科创成长层”等改革，更加精准支持优质未盈利企业发展，以更好满足未来产业需要[61] - 科创板积极建设生态圈，完善股权激励，超440家企业、逾15万人次核心人员受益；近九成公司参与“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61] - 科创板指数达33条，境内外跟踪产品规模超3300亿元，已成为A股指数化投资比例最高的板块[61] 美债与美元趋势 - 美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大，截至2025年10月21日联邦债务已达38万亿美元，创历史最快万亿级增速，2024财年债务利息支出超1万亿美元，占GDP的3.6%[67] - 美元信用危机加深，2025年2月以来多次出现美元、美股、美债“三杀现象”，揭示了其内在问题[67] - 美元与美债存在相互支撑关系，美元霸权地位支撑美债需求，美债作为核心安全资产维系美元国际循环[68] - 美债扩张不受约束，内部因美国缺乏强化财政纪律动力，外部因美元地位强势且缺乏替代资产，国际社会难以形成有效制约[68] - 美国通过立法支持美元稳定币（与美元1:1锚定），意图利用数字工具强化美元全球货币霸权[69] - 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进程伴随长期竞争，各国需加强顶层设计，构建适应长期博弈的制度与政策体系[70]

文章核心观点 - 《清华金融评论》正式发布“金融+科技”支持林业可持续发展专栏，旨在汇聚金融、科技与林业产业智慧，探索通过金融与科技协同创新助力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推动林业生态价值量化转化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最终助力中国双碳目标实现 [2][3][4] 专栏背景与政策支持 - 专栏由重庆蛮寨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持，该公司是国家级林业重点龙头企业，主业涵盖生态修复、国家储备林建设、林下经济、森林康养及木材加工贸易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2] - 专栏筹备历时近一年，广泛征询了林业及金融领域多位机构、领导与专家的意见 [2] - 2025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林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从五个方面提出15条措施，为金融支持林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路径保障 [2] 林业的战略地位与“金融+科技”的协同作用 - 森林被定义为水库、钱库、粮库、碳库，林业是统筹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战略性产业，肩负提升碳汇能力、转化生态价值、促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使命 [2][3] - 金融是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力量，科技是突破传统模式、激活创新引擎的核心驱动，二者协同可为林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加速生态价值量化转化，推动形成智慧林业管理、绿色金融赋能、生态效益倍增的可持续发展循环 [3] 专栏的目标与运作模式 - 专栏以文章为载体，邀请金融及林业领域专家围绕热点议题解读政策、分享实践经验、交流问题对策 [3] - 专栏旨在引导金融行业为林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精准有效的金融产品服务、适应性强的风险管理措施及可持续的经营策略建议 [3][4] - 专栏致力于搭建金融、科技与林业间产业、高校、科研领域的深度融合交流平台，实现多方互动，增强信息共享，促进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 [4] 专栏内容规划与重庆样本意义 - 专栏首期将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26年1月刊，邀请重庆市林业局、蛮寨集团撰稿，聚焦重庆在林权数字化、生态价值量化、金融产品矩阵化等方面的系统性探索 [4] - 重庆市作为全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其探索实践具有特殊样本意义 [4] - 后续专栏将邀请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重庆地区银行机构等撰稿，深入剖析地区政策制定落实及机构创新实践 [4] - 未来专栏将持续邀请全国范围内的林业、金融、科技领域专家，探讨前沿趋势、技术路径与制度保障，为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输出理论成果与实践模式 [4] 《清华金融评论》期刊介绍 - 《清华金融评论》专注于经济金融政策解读与建言，设置包括金融与科技在内的十个专业栏目 [8] - 期刊期待分析研判式或解读评论型的文稿，可建言献策经济金融理论与实践，或归纳总结新经济金融模式与案例 [8] - 期刊要求内容深刻而通俗，有思想并能激发读者思考，强调前瞻性与实践性，引领实践是其追求的最高目标 [10]

黄金价格2025年表现与多重属性 - 2025年黄金价格创下历史性涨幅，全年累计上涨超70%，并逾50次刷新历史纪录，年末单月涨幅突破7% [2] - 黄金具备四大属性：货币属性、金融属性、避险属性和商品属性，是其价格变动的底层逻辑 [3] - 黄金的货币属性体现在其与美元计价及美元指数的负相关性；金融属性受实际利率、通胀预期和流动性影响；避险属性在地缘政治紧张时凸显；商品属性则受供需关系直接影响 [3] - 近年来，全球通货膨胀率上升导致实际利率下降，降低了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同时央行多元化储备和投资者对安全资产的需求显著提升了黄金需求 [3] 黄金价格与利率及美元信用的关系 - 美元实际利率与金价走势较为接近，对黄金价格的解释力度相对较高，但这一关系并不稳定 [4] - 2003年至今的数据显示，美元实际利率对金价的解释力度有所下滑，且在2020年至今的区间中，金价与美元实际利率出现了反直觉的正相关，体现了金价与利率的脱钩 [4] - 金价与利率相关性的背后是美元币值稳定性的影响，在2003-2015年美元币值基本稳定阶段，金价与利率表现出更好的相关性 [5] - 2020年至今，受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影响，黄金内在价值逐步回收，金价在加息背景下受美元信用推动缓步上涨，直至2024年货币政策转向后追平内在价值 [5] - 当前金价已追平其内在价值（即美元币值），意味着黄金重回货币属性，后续利率对金价的影响或将放大 [5] - 2025年金价上涨的底层逻辑是美元的信用危机，这是推动多方持续增加黄金配置的最底层驱动因素 [6] 黄金需求结构变化与央行购金动态 - 黄金价格主要取决于需求，需求端主要包括央行购金、投资和珠宝制造 [7] - 2024年，央行购金、投资、珠宝制造分别占黄金总需求的24%、26%、44%，其余为科技需求 [7] - 央行购金是近几年黄金主要的需求来源，从2021年到2024年，央行购金总量从450吨增长到1089吨，在总需求中占比从11%提升到24% [7] - 随着金价走高，央行购金量开始减少，2025年前三季度全球央行购金量为634吨，相比2024年同期同比减少13% [7] - 2025年，黄金的主要需求方从央行购金转为投资需求，支撑了金价走高 [7] - 全球央行配置黄金的比例仍有上升空间，从2022年一季度到2025年三季度，黄金占全球央行储备资产的比例从13.3%上涨到23.7%，上升了10.4个百分点 [7] - 测算显示，如果配置占比低于20%的央行将比例提升到20%，黄金在全球央行的资产配置中占比将从2025年三季度的23.7%提升至28.4%，仍有4.7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 [7] 机构对2026年黄金市场的预测 - 世界黄金协会认为2026年黄金市场充满多种可能性，持续的地缘经济不确定性将继续影响市场前景 [8] - 若当前环境保持不变，金价可能继续维持区间波动；若经济增长放缓且利率下行，黄金或将温和上涨；若全球风险攀升导致严重衰退，黄金则可能迎来强劲涨势；若美国政策推动经济增长且地缘风险下降，则将带动利率上升与美元走强，从而对金价构成压力 [8] - 央行购金需求仍是黄金表现的重要支撑，且这一态势预计将延续；回收金供应可能成为重要的扰动因素 [8] - 瑞银预测2026年全球黄金需求将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得益于低实际收益率环境、全球经济持久性担忧以及美国国内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 [9] - 瑞银预计2026年9月前后，黄金价格有望正式突破5000美元/盎司关口；如果美国中期选举前后出现更多政治或经济不确定性，金价可能进一步被推升至5400美元/盎司 [9] - 高盛预计2026年央行购金需求仍将保持强劲，月均规模约70吨，购金需求有望推动金价至2026年12月上涨约14个百分点至4900美元/盎司 [10] - 高盛指出，若美国金融投资组合中黄金配置比例每上升1个基点（由增量资金流入驱动），将推动金价上涨约1.4% [10] - 摩根大通预计到2026年底，黄金需求将推动金价迈向5000美元/盎司，甚至可能达到5200-5300美元/盎司 [11] - 摩根大通预计2026年全球央行购金量约为755吨，虽低于此前三年高峰，但仍显著高于2022年之前约400–500吨的长期均值 [11] - 摩根大通预计2026年黄金ETF将净流入约250吨，金条与金币年需求将再次超过1200吨 [11] - 摩根大通测算，如果仅有0.5%的海外美国资产配置转向黄金，新增需求就足以将金价推升至6000美元/盎司 [11]

中国汇率体制的演变与强人民币政策的开启 - 过去30年，中国的汇率体制每10年经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化：1994年汇率并轨后，1995年中至2005年人民币连续10年盯住美元（1美元兑8.3人民币）[1]；2005年7月后，人民币不再盯住美元，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此后10年对美元和多数货币大幅升值[1]；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兑美元呈双向波动和温和贬值态势[1] - 2025年末，汇率体制看似波澜不惊，但深刻变化已经发生，2025年拉开了中国强人民币政策的序幕[1] - 美国自1995年开始实行强美元政策，距今正好30年[1] 强人民币政策的战略背景与目标 -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2025年初，决策层将“强大的货币”列为金融强国六大核心要素之首[3][9] - 在全球寻求替代性安全资产的环境下，中国开始更明确地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主要货币，以减轻对美元依赖，旨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一个可行选项[3] - “十五五”规划建议稿提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锻造强大的货币奠定坚实经济基础[3] - 预计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宏观政策时将秉持稳健理念，以保持人民币购买力并提高其全球认可度，这实际上降低了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3] - 政府正积极营造扩大人民币使用的生态系统，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融资及大宗商品定价中的使用，丰富人民币金融产品，提高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使用[3] 强人民币政策的内涵与历史参照 - 与强美元政策一样，强人民币政策并不意味着决策层会人为驱动人民币升值[5] - 旨在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一系列政策应有助于维持中国对外竞争力，增加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为人民币币值提供基本面支撑[5] - 在基本面支持下的人民币逐渐升值不会削弱中国的贸易优势，同时能缓解对外贸易摩擦并增强境外对人民币信心[5] - 1995年美国开启强美元政策，其意图是即使在美元贬值时也能防止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以维持较低的债务融资成本[7] - 实践中，美国政府口头上支持强美元但未采取具体措施支撑美元价值，政策目标在于让美元看上去像“强势货币”以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美元贬值时期往往听之任之以增强出口竞争力[7] 中国外汇政策的历史轨迹与现状 - 美国实行强美元政策后的10年（1995-2005），中国外汇政策重心是保持外部竞争力，人民币实际上盯住美元[8] - 2005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升至6%以上，2007年达到近10%的峰值[8] - 2005年汇改后至2015年中，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6%，名义有效汇率（NEER）升值46%[8] - 2015年8月人民币一次性贬值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更多呈双向波动，基本在6.25-7.35区间内波动[8] - 自2007年以来，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有所下降，近五年平均占比为2%左右[8] - 资本流出大体上抵消了经常账户顺差，外汇储备基本稳定在略高于3万亿美元的水平[8] 强人民币议程的政策含义与支撑框架 - 强健的经济基本面和健全的政策框架对于增强人民币的国际信誉十分重要[15] - 面对人口老龄化和西方技术限制等挑战，“十五五”规划建议稿提出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优先推进科技自主和创新，将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15] - 政府有意保持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合理比重，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经济和科技实力将为打造强大的货币提供根本支撑[15] - 货币政策方面，决策层要求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即使经济周期性波动可能促使央行阶段性放松，但货币政策仍将保持总体稳健立场[16] - 财政政策方面，决策层提出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并增强财政可持续性[17] - 据估算，截至2024年底，政府广义债务占GDP比重超过90%，但仍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17] - 预计短期内财政政策立场仍将偏向支持性，当新的经济增长引擎能充分抵消传统行业下行影响时，财政政策将逐步回归更偏中性立场[17] 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与现状 - 全球金融危机后，政府采取多项政策提高人民币国际可使用性[19] - 2010年至2015年间，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使用，扩大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培育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在主要国际金融中心设立人民币清算行，并与其他央行签署本币互换协议[19] - 2015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权重为10.92%，仅次于美元和欧元[19] - 2015年8月人民币一次性贬值引发大规模资本外流，造成中国外汇储备下降近1万亿美元，促使人民银行收紧资本管制，离岸人民币市场出现停滞[19] - 2018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势头恢复，主要支持措施包括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以及中国股债市场分别被纳入国际主要指数体系[19] - 2022年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后，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提升至12.28%[19] - 渣打银行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GI）自2010年以来总体呈上升趋势[20] - 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增长至1万亿元左右，是2010年的四倍[20] - 点心债（境外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从2007年的零值增至约2万亿元[20] - 目前中国货物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比重约为30%，而2009年时几乎为零[20] - 2024年上半年人民币在SWIFT全球支付中的份额达到4%-5%，近几个月回落至3%左右[20] - 境外投资者持有的在岸人民币资产规模已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7-8%），是2013年的近四倍[21] - 超过80家央行及货币当局在其外汇储备中持有人民币资产[21] - 2021年人民币占全球外汇储备比重达到2.8%，2025年中回落至2.1%，排在美元、欧元、日元及英镑之后[21] - 人民币已成为中国跨境收付活动中使用最多的货币，是国际贸易融资第二大货币，通过SWIFT及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等渠道，已成为全球跨境支付中使用最多的第三大货币[21] 人民币国际化的制约因素与未来策略 - 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在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制于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4][22] - 预计中国将会进一步放松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但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和保持货币政策自主性，应该不会放弃对资本账户的宏观及微观管理[4] - 快速提升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可能并不是中国的短期目标，更紧迫的任务是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4] - 由于担忧资本流动扰乱国内金融市场，完全放开资本账户似乎并非政府的政策目标[22] - 中国很可能采取资本账户有管理可兑换的政策，并实行灵活但非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体制，同时保持货币政策自主性[22] - 在可预见的未来，支持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政策有助于保持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中国的通胀水平可能会结构性低于主要贸易伙伴，进一步增强出口企业竞争优势[26] - 预计中期内中国经常账户仍将保持较大的顺差（约占GDP的2-3%），为进一步开放资本双向流动创造条件[26] - 由于政府对放开资本账户较为谨慎，在衡量人民币国际化的各项指标中，金融相关指标表现较弱，而贸易相关指标表现较强[26] - 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SDR货币篮子权重的四个标准，人民币在商品和服务出口方面表现出色，但在外汇储备、外汇交易量、国际借贷占比等标准下的排名靠后[26] - 近年来，政府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主要货币的意愿更为明显，在全球寻求可替代安全资产的背景下，中国正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减少对美元依赖[27] - 预计政府会进一步推动在国际交易（包括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交易）和大宗商品定价中更多使用人民币，同时进一步开放和深化金融市场，提供更丰富的人民币金融产品[27] -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是政府的一贯政策，同时在国际收支强劲和基本面支持的条件下，中国似乎也愿意让人民币逐渐升值[27] - 就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而言，未来五年比较现实的目标似乎是达到与日元和英镑同等的水平，而不是挑战美元或欧元的地位[28] - 更紧迫的任务是建设以人民币为基础的跨境支付体系，以减少对SWIFT支付体系的依赖[28] -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处理的支付交易笔数稳步上升，参与机构数量已升至超过1,700家[28] - 近期政府有意扩大数字人民币在境外的使用，并继续鼓励跨境电商使用国内非银行支付网络（例如银联、支付宝等）[28] - 目前的工作重心在于改善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金融基础设施，并将人民币打造成便捷、可信赖的主要储备货币的替代选项[28] - 香港在促进人民币国际使用和吸引外国投资人民币资产方面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在启动人民币国际化相关动议（如股票通和债券通）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29]

文章核心观点 - 以美元为中心的一元国际货币体系是美债困境加剧且不受约束的根本原因，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是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应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以构建更稳定公平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1] 美债是形成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支撑 - 自1913年美联储成立后，美债逐步发展为重要美元资产，其发行与流通机制完善推动美元国际化，改变了美元国际地位长期滞后于美国经济实力的局面 [3] - 一战期间，为满足军费融资，美联储出台允许国债抵押再贴现等措施，大幅提升美债流动性并强化其金融资产属性 [3] - 1919年美国取消银行海外业务限制，推动美债进入国际金融市场流通，在货币网络递增效应下构建国际交易与信用网络，加速美元国际化 [3] - 20世纪20年代初，美元在全球外国公债发行中的份额迅速攀升，并于20年代中期超越英镑，为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主要国际货币奠定基础 [3] - 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核心地位，在“双挂钩”机制下，各国央行为维持汇率稳定及满足储备需求大量购入美债 [4] - 根据IMF数据，二战后美元迅速取代英镑，到20世纪50年代，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占比已超过50%并持续攀升，美债成为各国央行主要外汇储备资产 [4] -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1974年石油美元体系建立，中东产油国、东南亚国家、日本和中国等主要顺差经济体购入并大量持有美债，形成美元回流机制 [6] - 美元回流机制强化推动美债不断扩张，美国于20世纪80年代末正式从净债权国转变为净债务国 [6] - 1985年至2000年，美债规模从1.8万亿美元增至5.6万亿美元，外国投资者持有占比从15%跃升至35% [6] 美债持续扩张不受约束的原因 - 内部因素：美国自身缺乏强化财政纪律的动力，债务上限约束形同虚设 [7][8] - 1917年《第二自由债券法案》首次立法确立政府借款上限，1939年改为统一总债务上限，为财政部提供了更强的融资灵活性与操作空间 [8] - 从历史看，债务上限未真正遏制美国政府债务持续攀升，每当债务触及上限，国会通常通过提高上限、修订规则等方式变相支持债务扩张 [8] - 据统计，1940年6月至2025年1月，美国政府债务上限已被上调达110次 [8] - 外部因素：美元地位强势且短期内难以找到替代美债的金融资产，使得美国债务扩张有恃无恐，国际社会难以形成有效制约 [10] - 近期美债尽管多次出现债务上限危机与信用评级下调，但由于外围国家难以摆脱依赖，其规模不减反增 [10] - 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2025年7月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债总量达到9.16万亿美元，创2012年以来新高 [10] - 在美元主导的一元国际货币体系下，全球呈现“中心—外围”二元格局，外围国家为维持外汇市场稳定与金融安全，难以摆脱对美债与美元的依赖 [10] - 此格局削弱了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外部约束力，使美国得以持续以较低成本、较少顾虑扩大财政赤字，向全球转嫁风险 [10] 美国极力维护美元地位与国际货币多元化展开博弈 - 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债不可持续问题更为突出，美债规模从2017年1月的19.9万亿美元激增至2025年7月的36.9万亿美元，增幅达81.5% [12] - 随着美联储自2022年起持续加息，美国政府偿债压力显著加剧 [12] - 净利息支出从2017财年的2625.5亿美元大幅升至2024财年的8811.2亿美元，增幅达235.6% [12]

2025年12月PMI指数核心观点 - 2025年12月制造业PMI为50.1%，环比上升0.9个百分点，时隔8个月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自6月以来首次站上荣枯线，预计四季度GDP增速或在4.5%以上 [1][2] 推动PMI回升的主要原因 - **政策发力促进投资止跌回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国家发改委下达2026年提前批“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和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约2950亿元，财政资金率先发力推动生产和需求上行 [2][3] - **外需上升促进出口订单上行**：12月新出口订单指数上涨1.6个百分点至49%，为3月以来最高，海外大财政和货币宽松背景下外需动能强劲，法国、英国制造业PMI升至扩张区间，美国制造业PMI自8月以来保持在52%以上 [2][4] - **春节较晚扰动减弱**：2026年春节在2月17日相对偏晚，使得12月提前放假、停工等情况弱于往年，过去五年12月生产指数平均环比下降1.14个百分点，而本月逆势上涨1.7个百分点 [2][5] 供需与价格表现 - **生产与需求双涨**：12月生产指数为51.7%，环比上升1.7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8%，环比上升1.6个百分点 [3] - **价格指数分化**：出厂价格指数上升0.7个百分点至48.9%，连续两个月上行，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下降0.5个百分点至53.1%，两者价差仍有4.2个百分点，出厂价格回暖有助于企业利润改善 [5] - **大宗商品价格影响**：白银、铜、钯金、镍等大宗商品价格在12月下旬上涨，当月PMI原材料价格指数可能未能完全反映企业实际购进价格情况 [5] 行业表现与库存变化 - **制造业行业表现**：电气机械、石油加工、金属制品等行业PMI环比上行，纺织服装、电子信息、非金属矿物、化纤、金属制品、医药制造及有色金属等行业处于扩张区间 [3][4] - **非制造业行业表现**：房建、土木、建安、房地产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全部回升，或表明保障房、城市更新及基建项目在资金到位后加速落地 [3] - **出口导向行业**：电气机械、纺织服装和化纤行业的新出口订单有较高增长 [4] - **库存开始补充**：采购量指数上涨1.6个百分点至51.1%，原材料库存指数上涨0.5个百分点至47.8%，产成品库存指数上涨0.9个百分点至48.2%，电气机械、化纤、化工、汽车、医药和专用设备等行业出现不同程度补库 [6]

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系统阐述了学习与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要求，强调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全党全国需将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好落实 [3] - 文章从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认真抓好贯彻落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三个方面，详细部署了具体工作方向与战略任务，旨在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5][8][12] 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 - 需深刻领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该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于实现党的二十大宏伟蓝图、应对复杂外部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5] - 需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国内外形势的基本判断，即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必须统一思想行动，保持战略定力并积极应变 [6] - 需深刻领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六个坚持”重大原则，包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等，这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 [6] - 需深刻领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包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十二项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任务 [7] - 需深刻领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必须将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 [7] 认真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 -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将其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着力发展实体经济，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并把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 [8] -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促进消费投资良性互动，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并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促进国内国际市场高效联通 [9] - 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协调发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0] -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并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 [10] - 统筹推进各领域工作，坚持系统观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抓好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项工作，注重政策协调 [11]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 坚决把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落实到位，通过自我革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正能量，各级党组织需切实担负管党治党责任，解决党内突出问题 [12] - 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需锲而不舍巩固拓展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强化党性锻炼，并对不正之风和形式主义深化整治 [13] - 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依法依规查处案件，并健全制度机制以铲除腐败土壤，同时利用案例开展警示教育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