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特朗普已提名三位美联储主席候选人以削弱鲍威尔影响力，下任主席将于2026年5月15日就职[1] - 三位候选人均支持降息，若接替鲍威尔可能使美联储提前转向宽松政策，结束当前高利率周期[4] - 不同候选人当选将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短期市场波动及长期风险产生差异化影响[1][4][5] 候选人背景与政策立场 - **凯文·哈西特**：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主导《减税与就业法案》，主张降息并配合关税政策，认为美联储应服务政府经济目标，淡化通胀风险[1] - **克里斯托弗·沃勒**：现任美联储理事，从鹰派转向鸽派，主张"数据支撑的降息"，支持稳定币监管，市场预测当选概率45%[4] - **凯文·沃什**：前美联储理事，呼吁美联储与财政部协调债务管理，近期转向支持降息但历史观点反复[4] 对美联储及资本市场影响 - **短期波动**：哈西特当选或引发美债收益率飙升、美元走弱；沃勒上任利于风险资产（股市、加密货币）温和回暖[5] - **长期风险**：货币政策政治化可能加剧全球通胀压力，新兴市场需防范资本外流和汇率冲击[5] - **政策独立性**：哈西特和沃什倾向政治干预货币政策，可能削弱美联储公信力；沃勒更注重平衡政治压力与央行独立性[4]

AI重塑金融业运行逻辑与技术生态 - AI技术正系统性地重塑金融业运行逻辑与生态结构 推动金融服务体系向智能化 数据化与平台化方向升级[3][5] - 国务院于2025年7月31日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 明确要求推动AI与金融等重点领域深度融合[5] 服务范式变革 - 服务模式由"以机构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 通过客户画像 自然语言处理和语音识别技术实现精准营销和个性化服务[6] - 交互方式从"填表—等待"转变为"对话—即时" 形成数据驱动下的长期客户关系[6] 金融决策体系升级 - 决策逻辑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 AI整合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应用于信用评估 风险控制和资产定价等核心环节[6] - 在信贷业务中基于交易行为 社交特征等多维数据构建实时风控模型 在投资领域通过大模型与量化技术提升策略生成效率与精度[6] 组织架构转型 - 组织架构从"职能分工型"转向"平台协同型" 后台流程由RPA和AI智能审核接管 中台演化为"AI中台"与"数据中台"[7] - 推动管理层级压缩和响应效率提升 使技术能力成为机构核心竞争力[7] 业务边界扩展 - 业务边界从"封闭式金融"扩展到"开放式嵌入金融（FaaS）" 通过API接口和开放银行平台接入电商 出行 医疗等非金融场景[7] - 实现无感支付 隐形信贷和场景定制保险等创新模式 使金融服务在用户行为路径中自然触达[7] 模型黑箱与可解释性风险 - 基于深度学习的复杂算法模型存在可解释性不足问题 难以被人类有效解释和干预[10] - 2019年高盛Apple Card信用额度事件暴露算法歧视风险 纽约州金融服务局启动调查后机构未能明确解释算法结构[10] 数据依赖与隐私风险 - AI系统高度依赖多维度敏感数据 包括行为轨迹 金融交易记录和设备标识等信息[11] - 2022年Plaid公司因未获充分授权收集数百万银行账户数据 支付5800万美元达成和解 反映数据使用边界模糊问题[12] 系统性技术风险 - 智能模型在高频交易 自动化做市等场景可能引发行为趋同和风险集中 形成技术驱动的"集体脆弱性"[13] - 2012年Knight Capital因高频交易系统配置错误 45分钟内执行400笔错误交易导致4.4亿美元亏损[13]

反内卷与供给侧改革的相似点 - 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显著下降 供给侧改革前期从2013年四季度的76.8%降至2016年的72.9% 反内卷前期从2021年四季度的77.4%降至2025年二季度的74.0% [7] - 工业品价格大幅下跌 供给侧改革时期PPI负增长持续54个月 反内卷时期PPI负增长持续34个月至2025年7月 [9] - 企业利润下滑 供给侧改革时期2015年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3% 利润率降至5.76% 反内卷时期2025年前7个月利润同比下降1.8% 利润率降至5.15% [12] -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供给侧改革前期GDP增速从2012年四季度的8.1%回落至2015年四季度的6.9% 反内卷时期GDP增速中枢降至5%左右 [14] 宏观经济环境差异 - 供给侧改革时期需求仍有韧性 房地产经历去库存后进入上行周期 2016年初房地产投资触底反弹 基建投资维持15%-20%高增速 全球经济复苏带动2017年出口增长7.9% [18] - 反内卷时期需求不足问题更严重 2025年1-7月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12.0% 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4.0% 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下降4.6% 均连续40个月以上负增长 美对华实际关税税率达40% [22] 行业特征差异 - 供给侧改革集中在中上游传统行业 钢铁、煤炭、水泥等领域国企占比达53.2%-74.0% 国有企业承担70%-80%去产能任务 [25][33] - 反内卷覆盖上中下游全产业链 包括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食品制造业、汽车制造、电气机械和计算机电子制造业 并向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等"新三样"扩散 [27][28][31] - 民企成为反内卷主力 纺织、农副产品加工等行业民企占比超90% "新三样"行业民企占比63%-88% [33] 形成原因差异 - 供给侧改革主要源于"四万亿计划"退坡后传统行业产能过剩 2009年基建投资增长42.2% 2010年房地产投资增长33.2% 刺激上游行业产能过度扩张 [36] - 反内卷受多重因素影响：房地产深度调整拖累上下游行业 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带来摩擦性失业 技术创新跳跃式发展导致非主导技术产能过剩 新兴产业集中度提升过程引发恶性竞争 [36][37][38] - 平台算法机制加剧行业恶性竞争 餐饮外卖市场规模仅占餐饮收入的22.6% 平台通过压价、延长付款周期等方式转嫁成本 某头部车企应付账款周转天数从2022年109天延长至2025年上半年141天 [41][42] 实施路径差异 - 供给侧改革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抓手 采用行政手段强制去产能 要求3年内停止审批新建煤矿 5年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 煤炭产能退出5亿吨 [45][48] - 反内卷侧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科技创新 通过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市场竞争 工信部修订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提高准入门槛 光伏玻璃厂集体减产30% [46][49] - 更注重长效治理机制构建 包括推动"国资-财政-社保"联动改革 优化地方政绩考核体系 分类施策进行供给侧引导 [50]

文章核心观点 - SPAC作为一种快速兴起的金融工具，在2020-2021年占据美国IPO市场份额的60%以上，募集资金超过2200亿美元，成为传统IPO的重要补充[3] - SPAC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为难以通过传统渠道融资的公司提供上市机会，可能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并创造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存在发起人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代理成本问题[8][10] - 通过理论模型分析SPAC发起人、目标公司和股东之间的战略互动，揭示其价值创造机理与激励机制对市场效率的影响[10][11] SPAC的内涵与市场演进 - SPAC是特殊目的收购公司的简称，作为一种服务于公司上市的金融工具，其唯一目的是收购高成长性公司并与之合并实现上市融资[5] - SPAC于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出现，2003年底成为市场热点，2005年后合法化，目标公司主要为非上市公司，也可与已上市公司合并实现双重上市[5] - 与传统IPO相比，SPAC具有"三减一增"优势：减少时间成本、降低合规门槛、减轻市场波动影响，增加融资确定性[6] - SPAC发起人充当中介，将投资者与优质公司联系起来，通过促进企业融资可能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并产生社会价值[6] SPAC的机制矛盾与现实挑战 - SPAC面临监管收紧和信息披露要求日益严格的挑战，交易中股东与发起人的利益冲突引致多方质疑[7][8] - 发起人在SPAC完成IPO后通常持有20%股份，无论并购后股价如何波动都能获利，而股东需按比例承担股价下跌损失[8] - 以Churchill Capital Ⅲ收购Multiplan案例为例，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面临重大收入损失导致股价大跌，股东遭受损失而发起人获得丰厚收益[8] - 委托代理问题突出，发起人可能通过使交易对股东更具吸引力的动作促使交易通过，但利益不完全一致导致潜在风险[8] SPAC双重特性的价值解析 - 研究构建结构模型分析SPAC激励机制及其市场影响，关注发起人、目标公司和股东在去SPAC化过程中的战略互动[10][11] - 模型假设SPAC通过合并创造价值，但价值创造受代理成本和信息摩擦影响，股东通过发起人声誉和交易条款推断预期回报[11] - 均衡状态下发起人和目标公司协商交易条款，股东根据私人信号决定股份赎回，所有参与者在信息集内做出最优决策[11] - 基于2010年至2022年美国SPAC交易数据对模型进行估计，系统剖析SPAC运作逻辑与发起人激励机制的双重效应[11]

书籍核心观点 - 深度解析中央银行在当代经济中的角色与影响 聚焦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的非常规货币政策 [3][4] - 剖析量化宽松 负利率等政策的实施背景 具体措施及成效与不足 [3][4] - 指出非常规货币政策带来债务积累 贫富差距加剧 金融市场不稳定等意外负面后果 [4] - 反思央行长期以2%通胀率为目标的政策框架的过时性和局限性 建议将金融稳定纳入政策框架 [4] 目录内容总结 中央银行历史与理论基础 - 分析大萧条遗赠 包括弗里德曼革命 货币祸害及央行危机管理蓝图 [8] - 探讨杠杆毒药 包括史上最大金融危机的5个驱动因素 美国房地产泡沫3大推手 证券化风险传染 超常杠杆及流动性枯竭 [8] 金融危机应对措施 - 描述金融危机全球蔓延过程 包括货币市场与华尔街巨头生死博弈 欧洲金融系统瓦解 [8] - 详述打破常规政策 包括零利率 影子银行监管缺失 量化宽松押注 欧洲央行困境及日本极致货币刺激 [8][9] 政策后果与反思 - 列举非常规政策高昂代价 包括布奇·卡西迪综合征 迈克尔·杰克逊综合征等9大综合征 [9] - 提出变革前夜思考 包括条件反射式救市 进退两难货币政策 权力失衡 通胀新常态及思维范式转变需求 [9]

财政实力与支出成效 - "十四五"时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达106万亿元，较"十三五"增长19%[4] - 地方财政实力显著增强，16个省份2024年财政收入较2020年增长超20%，7个省份超5000亿元[4] -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五年超136万亿元，较"十三五"增长24%，支出结构持续优化[4] 财政政策特点与空间 - 赤字率从2.7%提升至3.8%，政策空间进一步扩大[11] - 综合运用政府债券、税收、财政贴息等工具强化政策协同[12] - 政策发力注重精准性和灵活性，确保早落地早见效[13][14] 民生保障投入 - 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0%以上[50] - "十四五"期间教育支出20.5万亿元、社会保障就业支出19.6万亿元、卫生健康支出10.6万亿元[6] -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超10.7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27亿人[50] 科技与教育发展 - 全国财政科技支出预计达5.5万亿元，较"十三五"增长34%[25] - 持续优化科技经费管理模式，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26][27] - 建成世界最大规模教育体系，教育投入质效显著增强[29][33] 政府债务管理 - 专项债务限额增加6万亿元，累计发行4万亿元，债务利息成本降低超2.5个百分点[35] - 节约利息支出超4500亿元，政府负债率处于合理区间[35] - 建立全生命周期债务管理机制，推进隐性债与法定债"双轨合并"[36] 内需扩大措施 - 财政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投入约4200亿元[22] - 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1.5万亿元推进"两重"建设[22] - 脱贫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近40%，2024年达17522元[39] 国际财经合作 - 负责26个多边双边财经对话机制，担任18个国际组织窗口部门[8] - 亚投行融资总规模超600亿美元，成员达110个[8] - 关税总水平降至7.3%，深化"一带一路"投融资体系建设[8][45] 财税体制改革 - 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加强资金资源资产统筹[7] - 建立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7][18] - 制定财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和分年度工作计划[18]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 -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规模从1565亿元增至1770亿元，五年总量8505亿元[38] - 较"十三五"时期增加3200亿元，增幅达60%[38] - 每个脱贫县均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农村基础设施显著改善[39] 财会监督机制 - 深入开展财经纪律专项整治，确保决策部署落实[47] - 健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加强预算执行监督[48] - 强化与其他监督体系贯通协调，形成监督合力[48]

核心观点 - 保险行业正成为绿色交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 通过产品创新、数据驱动定价和全流程风险管理服务 主动赋能和加速绿色交通转型 预估2020-2030年绿色交通领域保费规模约2万亿元人民币 [4] - 绿色交通从"增量扩张"转向"绿色提质" 保险角色与风险形态同步升级 需从"事后补偿"转向"全流程风险治理"的制度性基础设施 [5][6][8] 行业发展现状 -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从2020年不足500万辆跃升至2024年3140万辆 全球占比超60% [6] - 新能源车险保费从2015年34亿元增至2023年1001亿元 [7] - 无人机保险保费规模从2015年不足亿元增至2024年7亿元 年复合增速15% [6] - 轨道交通工程保险累计提供风险保障逾万亿元 [6] - 保险深度由0.2%提升至11.5% [7] 细分领域预测 - 低空经济相关保险保费规模预计2030年突破50亿元 无人机保险贡献核心增长动能 [10] - 新能源车险保费规模预计2030年超5000亿元 成为车险市场重要增长点 [10] - 绿色航运保险2024年保费规模约4.3亿元 预计2030年突破19亿元 [11] 技术创新与风险分析 - 首次系统披露新能源车险出险率与快充次数、扭矩水平、驾驶行为的量化关系 扭矩增大导致出险率和案均赔款程度大于传统油车 [10] - 发布"燃料风险矩阵" 系统评估LNG、甲醇、氨、氢、电燃料在泄漏、腐蚀、燃爆、毒性维度的差异 [11] - 识别动力电池热失控、氢燃料泄漏、自动驾驶责任归属、极端气候对港口与轨交运营的系统性冲击等新型风险链条 [8] 制度创新与解决方案 - 提出"绿色一单制"概念 以保险为桥梁推动运输单证物权化、碳足迹可交易化、风险责任可转移化 [11] - 中国绿色船舶保险共同体通过"保险+绿色贷款+再保险"组合产品 为电动、氨燃料、氢燃料等全生命周期提供风险共担机制 [11] - 提炼"技术标准—保险条款—政策补贴"联动机制 以日本氢燃料船泄漏责任险、中国LNG动力船燃料泄漏责任险为案例 [11]

黄金价格走势及驱动因素 - 现货黄金于9月9日创历史新高3747.8美元/盎司 年内累计涨幅达40%（上涨超1000美元/盎司）[3] - 黄金定价逻辑核心需回归需求端 而非传统实际利率或美元指数框架 因需求构成多样且不同经济阶段主导需求不同[5] - 2022年俄乌冲突触发央行购金主导行情 2024年新兴国家投资者实物金条购买成为新边际驱动力 定价中国通缩及亚洲供应链重塑外溢效应[5] - 2025年上半年贸易战担忧推动欧美ETF流入黄金 与美股形成反向走势 近期欧日主权债务风波强化避险逻辑 美联储降息亦影响需求[5] 黄金未来走势判断 - 2022年以来黄金避险定价源于疫后地缘政治、通胀变局及货币信用不确定性 待美联储降息后将重返实际利率驱动的流动性宽松定价框架[6] - 待全球需求筑底、科技持续及贸易战风波消退后 黄金叙事可能出现逆转[6] 黄金配置价值与定量框架 - 黄金年化收益率约6%（近15年） 波动率15% 风险收益特征介于股票与债券之间 与主要资产相关性低（<0.3） 具风险分散优势[20] - 多资产定量框架以"二八策略"为基础（80%债券+10%股票+10%现金） 通过夏普优化及风险约束确定配置比例下限6%与上限7.7%[22][23] - 滞胀和衰退场景下增配黄金显著提升组合风险调整回报 配置上限需控制黄金大跌时组合年收益低于2.5%的概率不超50%[17][23] 黄金周期与短期驱动因素 - 黄金隐含15年周期叠加康波周期 预计2028年康波萧条转回升 金价或提前2-3年见顶 未来1年仍处高位但长期超额配置价值可能减弱[25][26] - 全球降息潮未结束（非美央行先于美联储降息）支撑金价 美国通胀风险可控（CBO预测2026年后劳动生产率反弹）[26] - 短期地缘冲突（如以伊局势）对金价驱动有限 因未引发通胀趋势转变或资金持续流出权益/债券市场 黄金表现与原油分化[27][28] - 下半年黄金驱动或切换至"衰退交易"催化 若贸易框架明朗及地缘风险缓和 金价可能阶段性回撤[28][29] 资产配置观点 - 看多美元计价黄金走强 同时看多A股小盘成长风格及有色金属、通信、电力设备、计算机、非银金融行业相对收益[9] - 预测2025Q3万得全A指数ROE为6.91% 内在价值估计7188点（2025Q4为7411点） "人工智能+"为牛市主线[9]

文/ 《清华金融评论》 王茅 黄 金 期 货 近 期 创 下 370 0 美 元 的 历 史 新 高 ， 推 动 力 量 包 括 美 联 储 降 息 前 景、特朗普威胁对俄罗斯展开新一轮制裁，以及国际黄金协会计划推出挂 钩黄金的数字货币。影响黄金长期走势的则包括4大因素，分别为美元走 势、美国实际利率、市场风险偏好、央行购买黄金。观察黄金未来走势， 就要看这4大因素是否发生变化。 近期金价创 纪 录新高的3个原因 北京时间 9月9日 晚 ，在美国劳工部 公布大幅下修就业数据前，纽约黄金期货 价格 大涨，突破了 3700美元 /盎司 ， 创下 史无前例的纪录高位，在突破 这一历史性点位之后，黄金期货价格随即出现了回落。 本次金价又创新高，直接原因在于， 美国财长贝森特此前预警称，年度非农就业数据可能下修多达 80万，这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经济状况的担忧。而后金 价有所回落也属正常， 毕竟短期内金价涨得太过猛烈，需要进行整固。 事实上，美国劳工统计局报告显示，对 2025年3月之前年度非农就业数据的修正值较初值减少了91.1万个岗位，比 贝森特提到的数据还要差，但由于他给 市场提前打了 "预防针"，减少了市场的大幅震 ...

老龄化与债务均衡 - 全球老龄化推高财政负担并扩张债务资产需求 形成高债务与低利率的脆弱均衡 [2][4] - 老龄化社会使养老金和医疗等刚性支出增加 财政赤字长期化 政府债务呈不可逆上升趋势 [4] - 老龄化同时创造对国债的强劲需求 养老金基金和保险公司等寻求安全长期投资工具 使政府能以极低利率发行大量债务 [4][5] 债务均衡的脆弱性 - 利率对债务敏感性(DSIR)可能被低估 债务/GDP每升1个百分点或使国债收益率升0.5基点 若实际接近1-6基点高位 财政前景将迅速恶化 [7] - 全球对美元资产需求可能减弱 地缘政治摩擦和新兴市场金融深化或削弱美债依赖 外部资金流向逆转可快速打破债务可持续性假象 [8] - 财政危机多由流量冲击触发 如拍卖失败或政治僵局 其成本具有高度不对称性 远较可预见事件更具破坏性 [8] 结构性解决方案 - 需启动结构性财政整顿 压缩低效支出并保持对技术创新和教育投入 以提升生产率并重建长期增长动能 [13][14] - 货币政策需在通胀、就业和财政多重约束下动态权衡 更依赖信誉与沟通 央行拥有更大自主裁量但承担更高信誉风险 [14] - 低利率与高债务格局可能延续 投资者短期可拥抱政策驱动机会 但需警惕中长期财政风险引发的债务市场震荡与跨资产再定价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