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色金属板块ETF资金流入与市场观点 - 2026年开年以来，有色金属板块持续活跃，带动相关ETF产品规模显著攀升[1] - 截至1月7日，万家工业有色ETF规模突破100亿元，达到101.86亿元，加入百亿规模俱乐部[1][3] - 南方有色金属ETF、华夏有色金属ETF、大成有色ETF规模分别为245.84亿元、85.46亿元、59.4亿元[3] - 年初以来，南方有色金属ETF、华夏有色金属ETF、大成有色ETF、万家工业有色ETF分别获得23.9亿元、14.42亿元、9.32亿元、6.46亿元资金净流入[3] - 机构认为，有色金属板块受益于供需格局改善与全球“再工业化”趋势[1] - 国泰基金观点：近期有色板块表现较好，主要受地缘冲突增加资源品供给不确定性，以及铜、铝、镍等基本金属面临供应矛盾支撑价格上升的影响[3] - 万家工业有色ETF基金经理观点：延续美国经济软着陆预期，市场期待流动性宽松和财政发力拉动需求，铜铝供给侧明年依然有很强硬约束，交易逻辑将从供给侧过渡到需求复苏[3] - 万家基金长期观点：需求端，AI革命带动全球制造业需求快速增长，叠加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再工业化”趋势，有望进一步提振工业金属需求[4] - 万家基金长期观点：供给端，全球矿业巨头资本开支仍处于缓慢回升阶段，中长期供需缺口存在，地缘政治、环保等因素加剧供应链紧张，强化工业金属长期配置价值[4] 商业航天板块ETF资金流入与市场观点 - 商业航天板块成为市场亮点，1月8日永赢卫星ETF上涨6.2%，在全市场ETF中排名首位，富国卫星ETF、万家航天航空ETF、广发卫星ETF、易方达卫星ETF等均涨逾5%[6] - 今年以来，多只商业航天领域ETF涨幅均超过10%[6] - 截至1月7日，永赢卫星ETF规模达到82.4亿元，招商卫星产业ETF规模为27.23亿元，富国卫星ETF和广发卫星ETF规模均超过10亿元[1][6] - 截至1月7日，永赢卫星ETF和招商卫星产业ETF年初以来均获得10亿元以上资金净流入[6] - 拉长时间看，去年四季度以来，永赢卫星ETF获得52.57亿元资金净流入，期间该ETF涨幅为48.24%[6] - 机构认为，商业航天板块在政策支持与产业突破的双重驱动下进入了加速发展期[1] - 永赢卫星ETF基金经理观点：近期商业航天板块利好消息密集释放，政策支持落地、行业标杆企业IPO推进与地缘冲突下的战略价值凸显形成共振，板块关注度持续升温[6] - 永赢卫星ETF基金经理展望：2026年将成为中国商业航天产业加速发展的元年，未来一年板块事件催化密集，行情的高度和持续性有望超预期[6]

全球股市表现与驱动因素 - 2026年伊始全球股市迎来“开门红” 科技板块和中小盘股票带动中美股市摆脱去年12月震荡调整行情重启上涨走势 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再创历史新高 A股和港股在元旦假期后均大幅上涨 [1] - 2025年美股表现强劲的支撑因素有两个 一是宽松的信贷环境 二是AI与再工业化相关投资 宽松货币环境叠加通胀回落使得私人部门消费超预期坚挺 AI与再工业化投资对冲了建筑和地产支出下降并改善了上市公司盈利预期 [4] 美股市场风险与结构性问题 - 2023至2025年美股已连续3年实现两位数涨幅 在历史上比较罕见 2026年众多美股大盘股估值已处于高位 高估值背景下美股调整幅度会很大 例如2019至2021年连续上涨后 2022年标普500指数跌幅接近20% [2] - 当前标普500指数成分股预期市盈率为22倍 高于10年平均水平19倍 标普500指数Shiller PE最近升至40.8倍 逼近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前高点45倍 美国银行数据显示 标普500指数近半数估值指标已超过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夕水平 [6] - 美国经济呈现K形走势 增长持续性不足且存在结构性问题 传统制造业和地产继续低迷 小企业抗风险能力低 复苏迟滞和实际雇用偏弱拖累劳动力市场复苏 私人消费出现分化 低收入群体消费支出低迷 美股10%最高收入群体年收入大于25.1万美元的消费占美国个人消费总量49.20% 这一比例在2020年约为43% [7] - 流动性方面 美国通胀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美联储在2026年能否进一步降息是未知数 自去年12月美联储重新扩表以来 担保隔夜融资利率与隔夜逆回购利率的利差有所回落但仍偏高 且贴现窗口借款需求较大 说明融资压力依然存在 阶段性流动性紧张可能导致美股急剧下跌 [7] 美国AI投资与生产力转化 - 美国AI投资热潮方兴未艾 将成为拉动2026年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但AI投资能否转化为强劲生产力并拉动经济 将取决于投资能否从科技巨头向全行业渗透 目前仅约15%的制造业企业 10%的服务业企业将AI应用于生产流程 [8] 中国股市估值与政策环境 - A股和港股估值远低于美股 考虑到AI渗透和商业应用带来的盈利改善 目前A股估值仍处于相对健康水平 2025年A股上市公司平均市净率从年初3.3倍增长至年底4.4倍 科技类股票估值相对偏高 但科技创新仍是2026年经济增长主线 市场愿意给科技股更高估值 [9] - “十五五”开局之年宏观政策释放明确利好信号 2026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望协同发力为A股市场提供稳固支撑 提振内需 聚焦科技将是2026年主基调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印发《关于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 2026年第一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计划已提前下达 [9] 中国经济转型与股市驱动力 - 以AI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正在助推中国经济转型 在股市上表现为代表新经济的板块涨势较好 经济结构性转型和技术进步带来成长性 催化股市新老更替的结构性更新 改善股市盈利预期 抬升估值中枢 [10] - 从发达国家历史经验可知 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 稳定盈利增速和抬升估值中枢是股市上涨两大驱动力 例如20世纪90年代后 G7国家名义和实际GDP增速分别从此前7.7%和2.8%下降到4%和2.2% 但每股收益增速中枢维持在7.3%左右 PE中枢从16倍抬升至20倍 年化收益率从8.9%上升至9.8% [10] 2026年市场展望与比较 - 2026年驱动美股上涨的动力可能减弱 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可能导致财政 货币和关税政策出现变数 叠加债务 通胀等结构性问题 使得高估值美股存在较大调整风险 与此同时 中国股市在估值等方面有相对优势 [12]

文章核心观点 - 弱美元环境将推动全球经济共振修复 带动国内出口增速和利润改善 并推升A股和港股估值 同时全球宽松的流动性将更多流向新兴市场以寻求更高收益 在弱美元和国内政策催化下 更多海外资金和长线资金入市有望从资金端提振A股 [1] - 从结构上看 以科技和出海为代表的“新经济”在基本面和回报方面有望持续表现 同时在扩内需、反内卷和海外需求拉动下 国内企业盈利或出现改善 带动消费等内需板块补涨 [1] 宏观经济与政策展望 - 2025年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冲击拖累了美国名义经济周期复苏进程 进入2026年 中期选举压力或迫使其对外政策软化 将施政重心转向国内 实质性推动财政货币双宽松与金融去监管 [2] - 财政货币双宽环境预计将缓解2025年制约美国经济的三大症结：负面冲击拖累信心、小企业扩张迟滞拖累终端需求、以及购房需求弱拖累地产投资 同时宽松信贷环境将继续支撑AI与再工业化相关投资 [2] - 随着12月FOMC后美联储开启常态化扩表 2026年美元流动性大概率逐步趋松 与有望复苏的基本面共同支撑全球风险资产 尤其利好新兴市场 以及顺通胀顺美元流动性的金银铜 [2] - 在特朗普“大重置”下 美国货币配合财政 美元流动性将趋势性充裕 美元大概率处于贬值通道 [3] 市场与资产配置展望 - 2025年美股内表现较好的科技、工业、资源等板块在2026年有望继续领跑 而受美国内需拖累的消费与金融板块随着名义周期的上行可能补涨 [2] - 全球货币政策和流动性趋于宽松 推升A股和港股估值 全球资金更多流向增长弹性更高的新兴市场 以寻求更高的收益 [1] - 弱美元和国内政策催化下 更多海外资金和长线资金入市有望从资金端提振A股 [1] 行业与板块展望 - 以科技和出海为代表的“新经济”在基本面和回报方面有望持续表现 [1] - 在扩内需、反内卷和海外需求拉动下 国内企业盈利或出现改善 带动消费等内需板块补涨 [1] 汇率展望 - 如果美元走弱 人民币可能还有升值空间 近期在美联储降息预期升温和国内年底结汇高峰推动下 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加速 [3] - 美元大概率处于贬值通道的情况下 此前积累的待外汇资金结汇的动机可能支撑人民币 [3]

文章核心观点 - 2026年美国政策重心或转向国内，财政货币双宽松与金融去监管将实质性推动，旨在解决2025年制约经济的三大症结，并支撑AI与再工业化投资，美股科技、工业、资源板块有望继续领跑，消费与金融板块可能补涨 [2] - 财政主导、货币配合的环境将导致美元流动性趋势性充裕，美元大概率处于贬值通道，从而支撑全球风险资产，尤其利好新兴市场及顺通胀顺美元流动性的金银铜等商品 [2] - 弱美元周期有望带动全球经济共振修复，叠加国内外长线资金流入，将从盈利、估值和流动性三方面提振A股和港股市场，以科技和出海为代表的“新经济”板块预计将持续跑赢 [2] 海外市场：泡沫加速 2025的症结，2026的解法 - **症结一：利空政策前置拖累信心**：2025年关税、政府裁员、打击非法移民等政策通过行政命令迅速执行，扰动了市场信心，而减税、去监管等利好政策效果后置，预计在2026年中期选举压力下，对外政策将软化，对内利好措施将释放，推动经济周期触底复苏 [5] - **症结二：小企业扩张迟滞拖累终端需求**：小企业雇佣了美国私人部门43%的劳动力，其信心虽复苏但实际运营周期指标仍低于历史均值，雇佣偏弱拖累了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周期重启，进而影响居民消费，为小企业纾困将成为2026年重要执政目标，潜在解法包括降息以降低其融资成本（因其融资利率与短端利率挂钩）以及增加政府采购倾斜和税务豁免 [9] - **症结三：地产景气偏弱**：地产市场处于2022年以来的低位，核心问题是高房价和高贷款利率抑制了需求释放，表现为“利率跌一点，房贷需求起一点”，需求受抑源于购房压力加剧（工资增速下行至疫情以来低位而30年期房贷利率保持高位）以及银行审核偏紧（新增房贷信用评分持续走高），释放需求的关键路径包括美联储购买长久期美债以压低长端利率、财政货币刺激以提升工资增速、以及金融去监管放松房贷发放标准 [16] 财政主导、货币配合，泡沫加速 - **财政政策：赤字率明显抬升**：预计“大而美”法案的落地将在2026财年增加约4880亿美元赤字，考虑关税收入增加，全年赤字率有望从2025年的5.7%走阔至6.4%，若“关税支票返还”政策落实，赤字率可能进一步走扩 [27][28] - **货币政策：量价齐宽**：在财政主导下，货币政策将配合偏鸽，降息仍有空间，当前全球供应链压力小、油价下行，通胀上行斜率可能较缓，为继续降息留下空间，但需警惕油价和供应链“黑天鹅”事件导致通胀快速走高的风险 [29][31] - **流动性扩张与资产影响**：美联储按照12月FOMC计划每月购买400亿美元债券，叠加约2000亿美元财政存款释放，预计狭义流动性将在2026年上半年恢复至充裕水平，年末达到约3.4万亿美元（约占GDP的10.6%），这将缓解回购市场压力并稳定金融系统，为压制长端利率（如十年期美债利率中枢可能在4.2-4.4%），美联储可能扩大购债规模（如升至每月970亿美元）并拉长久期（如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以支撑AI、工业设备投资和地产回暖，财政货币双宽松环境历史上若无大危机发生，往往显著利好风险资产（尤其成长股和新兴市场）及顺通胀顺流动性的金银铜，利空美元 [34][36][37] - **市场波动风险**：泡沫加速过程可能加大市场波动，私人市场拆借需求增加可能导致融资压力间歇性出现，在降息且只购买短债的情况下，长端利率可能陡峭化，若美债波动加剧，可能引发高杠杆基差交易平仓并加剧跨资产抛售，有效的解决办法是美联储加速、加量、加久期投放流动性，可能在2026年6月后开启扩表第二阶段，购买长债甚至投资级企业信用债ETF，以压低十年期美债利率至4%以下并压缩企业债风险溢价 [37][38] 国内资产：看汇做股 - **人民币升值动力**：近期在美联储降息预期升温和国内年底结汇高峰推动下，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加速，升破7.00关口，美元趋势性贬值预期叠加待结汇资金回流是重要支撑，测算显示2020年以来综合待结汇资金累计超7000亿美元，出口商待结汇资金累计超20000亿美元，均处于历史较高水平，美元贬值预期可能促使这些资金集中结汇 [42][43][46] - **弱美元对A/港股的提振**：弱美元周期通常伴随全球流动性宽松和经济共振修复，将从三方面提振A股和港股：1) **盈利**：带动国内出口增速和利润改善，提升A港股EPS增速；2) **估值**：全球货币政策宽松推升A港股估值；3) **流动性**：全球资金更多流向增长弹性更高的新兴市场，美元指数走弱与外资流入A/港股市场呈负相关 [49][50][51][53][54][56] - **汇率是关键影响因素**：历史经验显示，当经济基本面与汇率走势分化时，汇率升值对风险资产的提振占主导作用，其中港股对汇率弹性更大，2016年以来恒生指数和沪深300对美元指数弹性系数分别为-2.5和-1.2，在人民币升值周期中A/港股均表现较好，且港股弹性更大 [56][58][60] - **长线资金流入支撑A股**：过去两年入市资金体量维持在约GDP的1.5%，处于历史较低水平，随着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政策出台（如对国有保险公司实行三年以上长周期考核，力争每年新增保费的30%用于投资A股），保险资金将构成A股重要的边际增量资金，同时，在全球资金再平衡背景下，持续被低估和低配的A股资产可能重获全球资金青睐 [60][61][65][66] - **“新经济”板块持续领先**：以科技和出海为代表的“新经济”行业（根据专精特新指数和出海指数筛选出9个行业）自2020年以来表现大幅跑赢传统“老经济”行业，特别是2024年“924”以来，“新经济”行业指数平均上涨超过80%，远超“老经济”30%的累计回报，其背后有基本面和ROE企稳回升的支撑 [67][69][71] - **消费板块补涨潜力**：在扩内需、反内卷政策以及海外需求拉动的背景下，国内企业盈利有望改善，并通过员工工资增收提振内需，从而带动消费等相关板块补涨 [71] - **国内利率水平仍有下行空间**：当前国内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6%至1.9%区间震荡，与国际经验相比，在主要发达市场国家利率下破2%后的可比时期，其利率通常会继续下探至1.4%附近并维持两年左右，而国内形成“高增长、低价格、高利率”的组合，偏高的利率可能制约需求扩张，在政策倾向需求端的背景下，利率或仍有下行空间 [72][73][77]

文章核心观点 - 全球供应链“去风险化”重构背景下，马来西亚（尤其是柔佛州）正积极承接中国制造业出海，以实现其“再工业化”目标，并希望借鉴中国模式发展本土产业链[6][7][9] - 中国企业出海马来西亚的核心驱动力在于规避高额对美关税以及满足客户“China+1”的供应链多元化要求，但同时也面临成本、产业配套、政策审批等顾虑[12][13][14] - 柔佛州凭借毗邻新加坡的地理优势、设立“柔新经济特区”的政策红利，以及在数据中心等特定产业的超前布局，试图在区域竞争中脱颖而出，复制“深圳-香港”的成功模式[15][16][17] 马来西亚的工业化背景与战略 - 马来西亚的工业化进程在21世纪初因中国加入WTO而中断，制造业占GDP比重在2010-2020年间不升反降，出现“去工业化”迹象[8] - 当前战略是抓住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供应链重塑窗口，承接中国制造业出海，推动从“Made in Malaysia”（转口组装）向“Made by Malaysia”（发展本土产业链）转型[7][9] - 该国定位清晰，选择占据产业链中间环节，避免与成本更低的邻国或掌握核心技术的超级大国直接竞争，并制定了涵盖航空航天、数据中心、电子制造等五个重点产业的“2030工业大蓝图”[9] 中国企业出海马来西亚的驱动力与顾虑 - **核心驱动力一：关税优势** 在马来西亚生产的产品出口美国，普遍税率约为19%，显著低于从中国出口的约37%关税水平[12] - **核心驱动力二：供应链“去风险”** 为应对“China+1”趋势，降低产品中“中国制造”比重，以满足下游客户要求[13] - **主要顾虑一：成本较高** 马来西亚制造业工人平均月薪约4000令吉（约合7000人民币），远高于越南的约1300人民币[14] - **主要顾虑二：产业配套不全** 例如制药行业，因当地缺乏完整的原料药、中间体供应链，对中国药企吸引力不足[15] - **主要顾虑三：政策审批风险** 高技术企业（如半导体）需考虑出海批文可能带来的国内政策风险[15] 柔佛州的竞争优势与具体布局 - **地理与政策优势** 毗邻新加坡，两国政府高调设立“柔新经济特区”，借鉴深圳经验实行“特事特办”，旨在吸引企业将总部设于新加坡，制造环节放在柔佛[15][16] - **数据中心产业爆发** 该产业规模从2022年的1兆瓦急剧扩张至2025年的近2000兆瓦，已获批项目总规模达5500兆瓦，吸引了英伟达、微软、字节跳动、华为云等全球科技巨头投资[17][18] - **基础与人口优势** 拥有更成熟的工业基础、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年轻的人口结构（区域约7亿人口，平均年龄35岁）[15] 投资案例与风险警示 - **成功案例：数据中心** 因新加坡资源限制（缺水缺电）而获得爆发式增长，柔佛电力价格约为新加坡三分之一，土地成本约为五分之一[17] - **警示案例：“森林城市”项目** 中国碧桂园投资的大型住宅项目，原计划总投资1000亿美元，但因政策变动、资本监管、疫情等多重因素，目前仅完成约20%规划，入住率低，被外界称为“鬼城”[20][21] - **当前进展** 该项目已建成26,000套住房，其中8,000套有活跃用电量，柔佛州政府要求现有住房入住率达到70%-80%后才考虑重启项目，以避免出现新的“鬼城”[21] 地缘政治与未来展望 - 马来西亚力求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发展可同时服务两国的产业，将自己定位为“缓冲区”，以对冲大国竞争风险[9][19] - 中国企业出海动机已从十年前的政策驱动，转变为当前基于商业逐利和风险分散的自主需求[22][23] - 马来西亚凭借其高达23%的华人比例，在文化上与中国具有天然亲近感，被视为其对华友好关系一贯稳定的优势[23]

项目概况 - 海安集团计划与旗舰股份公司及先锋股份公司签署投资意向协议 对先锋股份公司增资 在俄罗斯鄂木斯克州建设一座巨型全钢工程机械子午线轮胎工厂 [1] - 项目为一期工程 设计年产能为10500条全钢巨胎 预计总投资不超过539.90亿卢布 约合43.19亿元人民币 建设周期预计为3年 从2026年至2028年 [2] - 项目资金来源包括银行借款和股东增资 其中银行借款400亿卢布 双方股东增资合计139.90亿卢布 [2] 市场与需求分析 - 全钢巨胎是重型矿用自卸卡车的核心消耗品 其需求与全球矿业活动直接挂钩 [4] - 俄罗斯拥有全球约37%的矿产资源 铁矿石、煤炭、铝储量全球前三 黄金、铜等储量也名列前茅 [5] - 全球活跃的1,615座大型露天矿中 俄罗斯独占163座 为全钢巨胎提供了持续且确定的市场需求 [5] 战略机遇与优势 - 俄罗斯本土矿业需求旺盛 且受西方制裁影响 工程机械及零部件进口受限 本土化生产可有效填补市场缺口 [6] - 工厂产品可借助欧亚经济联盟的关税优惠 出口至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周边国家 拓展中亚市场 [8] - 俄罗斯作为能源和石化大国 合成橡胶、炭黑等原材料供应充足 且当地能源成本较低 有利于控制生产成本 [9] - 俄罗斯政府正推动“再工业化”和制造业本地化 项目有望获得税收减免、补贴及关税保护等政策红利 [9] 运营与竞争环境 - 俄罗斯在部分高端材料、特种添加剂方面存在供应链短板 受制裁影响供应可能不稳 [10] - 偏远地区基础设施 如交通、物流 可能增加运营成本 [10] - 中资轮胎数次在俄建厂 需应对当地可能存在的官僚程序、劳动法规约束及日益严格的环保要求 这些都将增加合规与隐性成本 [12] - 海安橡胶要面对本土轮胎企业的竞争 以及尽管部分国际品牌已退出 但其产品在市场上建立的口碑和客户忠诚度带来的挑战 [12]

文章核心观点 - 全球地缘博弈、供应链重塑与货币政策转向推动大宗商品市场进入关键期 全球“再工业化”下的资源争夺、美联储降息带来的流动性变化以及通胀背景下的配置需求 凸显大宗商品战略价值 当前或迎来重要配置窗口期 [1] 全球“再工业化”与供应链区域化驱动铜需求 - 全球“再工业化”与供应链区域化重塑大宗商品需求 资源自主可控成为多国核心战略 其中“工业金属之王”铜的战略地位尤为突出 [2] - 中国铜消费持续增长 2024年全国精炼铜消费1495万吨 同比增长2.75% 2025年预计将达1540万吨 增幅约为3% [2] - 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和人工智能领域预计2025年铜消费量达380万吨到400万吨 带动了铜消费整体增长 [2] - 美国为支撑制造业回流与AI产业发展启动大规模电网更新计划 叠加美联储降息带动住房需求修复 其本土精铜需求已呈现明确回升态势 [2] - 欧盟推出5840亿欧元电网升级计划 预计将拉动铜需求年增速达4%至5% [2] - 展望2050年 必和必拓预计全球铜需求将增长70% 达到每年5000万吨 [2] 供应链区域化加剧资源争夺与价格支撑 - 大国资源博弈加剧抢铜大战 库存失衡与贸易政策扰动放大市场波动 [3] - 美国囤积全球七成以上交易所铜库存 年内库存翻倍 并通过加征铜关税、启动贸易调查倒逼铜资源流向美国 导致亚洲货源短缺、成本飙升 [3] - 美国还通过资金换矿权争夺矿源 阻挠他国矿业布局 冲击全球铜供应链 [3] - 各国将铜资源自主可控纳入国家战略 全方位布局产业链 打破全球供需平衡 铜价长期支撑逻辑清晰 [3] 美联储降息周期利好大宗商品定价 - 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 通过压低实际利率、弱化美元强势格局 为大宗商品定价提供重要利好支撑 [4] - 大宗商品价格与实际利率呈显著负相关 降息降低持有与融资成本 吸引全球资金流入 [4] - 过往周期中 黄金平均涨幅23%-28% 铜等有色金属涨幅15%-20% [4] - 2025年9月美联储降息后 有色金属板块逆势涨幅明显 印证利率下行的支撑作用 [4] 大宗商品的资产配置价值 - 全球通胀未消、股债相关性上升 大宗商品凭借“抗通胀+分散风险”双重属性 成为资产组合核心配置 [5] - 在高通胀时期 大宗商品表现远超股债资产 黄金长期收益率显著跑赢通胀及经济增长增速 [5] - 大宗商品与股债低相关性 能降低组合波动、实现超额收益 机构普遍配置黄金等商品类资产以分散风险 [5] 有色ETF（159980.SZ）产品概况 - 有色ETF（159980.SZ）直接跟踪上证有色金属期货指数 底层资产配置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铜、铝、铅、锌、镍、锡等有色金属期货 其中铜占比超50% [5] - 有色ETF（159980.SZ）最新规模突破40亿 达41.24亿元 最新份额达20.72亿份 均创成立以来新高 [6] - 有色ETF(159980)近22天获得连续资金净流入 合计“吸金”11.80亿元 [6]

美国军工制造业现状与困境 - 美国制造业衰退已严重影响军工领域，导致装备制造能力落后于中国，且无法满足美军自身需求，这一趋势几乎不可逆转[1] - 美国军费虽为世界第一，但制造能力已空心化，资金在空心化系统内空转，无法转化为有效的工业产出[3] - 军工项目普遍存在研发周期无限拉长、项目不断延期、成本膨胀及性能缩水的问题，这并非单一项目失败，而是工业体系普遍衰退的结果[5] - 具体表现为军舰建造速度缓慢、飞机造价越来越高、导弹库存无法补充、弹药生产周期长达数年[5] 制造业断层对军工的影响 - 制造业出现断层，军工产业首当其冲，完整、密集且可扩张的制造业体系是军工强国的共同基础[7] - 美国制造业因长期外包导致中小型零部件企业大量消失、技术工人断代，全球化供应链不可控[7] - 美国已丧失快速转换产能的能力，过去汽车厂可转产坦克，如今却难以找到合格焊工、稳定供应商及大规模生产线[7] - 尽管美军装备纸面参数先进，但现实交付能力日益差劲[7] 美国军工巨头运作模式 - 美国五大军工巨头本质上是官僚型公司，其核心能力并非制造，而是擅长写标书、与官僚体系对接、通过复杂流程消耗预算[9] - 这些公司的运作逻辑是将项目拆解成20年、30年，以每年追加预算，而非快速交付最终产品[9] - 这种模式在和平年代尚可维持，但在消耗型战争中问题暴露无遗[9] 乌克兰战争的启示 - 乌克兰战争揭示了美国军工体系的弱点，大规模、低成本、快速补充的装备才是制胜关键，而美国在这方面最为薄弱[11] - 美国能够制造高价、复杂的高科技产品，但难以生产低成本、易维护、易补充的装备[11] 中国军工制造业的优势 - 中国的优势在于全产业链的密度，将军工纳入整个制造业体系运作，不依赖海外零部件，可实现材料、设备和工艺的国内闭环生产[13] - 一旦需要，产能可迅速提升，且平战转换成本非常低[14] - 中国的军工嵌入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能批量生产军舰、导弹、无人装备，其威慑力不依赖于展示[14] 美中工业能力差距的本质 - 美中差距本质是工业文明阶段的差异，美国制造业回流成本高、工人断代不可逆、金融资本压倒实体资本，社会难以承受再工业化阵痛[16] - 中国仍处于工业能力上升期，拥有工程师红利，产业链持续内生进化[16] - 未来战争拼的是谁能撑得更久，工业实力即威慑力，大国博弈是长期的消耗、对抗和系统竞赛[18] - 在这种格局下，持续生产、快速修复、低成本复制的能力至关重要，而这正是中国的强项和美国最薄弱之处[19] 美国面临的根本挑战 - 美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不仅是能否赶上中国，更是是否还具备依靠制造业赢得战争的能力[21] - 这并非周期波动问题，而是一次文明结构的转向[21]

美国制造业的兴衰与社会结构演变 - 文章核心观点：美国制造业的兴衰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结构变迁的核心。制造业曾通过提供大量稳定、体面的就业岗位，构建了庞大的中产阶级，成为国家力量与社会稳定的基石。然而，自1970年代以来，制度摩擦加剧、全球化产业转移、技术与金融收益集中三股力量叠加，导致制造业就业岗位系统性流失，其“再造中产”的社会功能随之瓦解。当前美国面临的“再工业化”挑战，关键在于能否重建一种能为普通人提供体面生活与可预期上升通道的社会经济结构，而非简单地回归过去[4][5][35][63] 一、美国制造文明的形成：从全国市场到“世界总工厂” - 早期制造业具备两大特征：企业能够跨州、跨行业整合资源，形成全国性公司；政府敢于通过公共工程和军工采购来“设定需求”，驱动产业链扩张[7][8] - 战后黄金期的支柱包括：退伍军人法案（GI Bill）大幅提升了工程师、技工等人才供给；1956年州际高速公路法案推动了郊区化，连接了汽车、石化、建筑业，形成了持续的内需发动机[11] - 制造业与中产阶级之间存在“社会契约”：在生产率提升的同时，通过工会谈判、内部晋升、可负担的住房与教育，使工资与福利被广泛分享，让普通工人对未来有可预期的信心[11] - 制造业崛起依赖长期累积的“硬条件”和“软条件”：统一大市场、稳定能源与原材料、持续技术创新、可规模化的企业组织，以及在关键时期集中资源办大事的政治动员能力[13] - 二战将美国制造能力推到极限，例如航空工业年产量从1939年不足3000架跃升至战争结束时累计生产约29.6万架；1941～1945年间建造了2710艘标准化的自由轮（Liberty ship）[14] - 二战工业动员将“标准化”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通过统一合同与需求将企业投资风险转化为可预期的长期订单，这种机制在冷战时期的登月计划和军工体系中得以延续[15] 二、断裂的年代：越战、水门与“防错型国家”的成形 - 1970年代后，美国公共文化从“对建设友好”转向“防御姿态”，社会更倾向于用规则、程序与诉讼来限制行动，为制造业发展设置了结构性障碍[17][18] - 越战和水门事件击碎了社会对“政府行动必然正确”和“权力道德正当性”的信任，导致治理哲学转向以“避免犯错、避免滥权”为最高价值，显著降低了公共工程和产业建设的速度与协调能力[19] 三、美国制造业的快速凋亡：三股力量叠加的结果 - **制度摩擦上升**：高摩擦的治理环境（漫长的许可、环评与司法不确定性）使得重资产制造业投资成本高、风险大，资本转向更轻、更快、可撤退的领域[22][24] - **全球化浪潮**：集装箱革命、信息化管理及跨国供应链成熟，使制造业天然向低成本地区迁移。美国企业将制造环节外包以追求利润，导致国内制造业就业被抽空[25][26] - **技术与金融的偏向效应**：互联网与科技行业创造了极高财富，但属于“高价值、低就业”结构，无法像制造业那样吸纳大量普通劳动力。金融化与“股东价值最大化”理念进一步促使企业注重短期回报，轻视重资产制造与长期技能培养[27][28][29] 四、把数字放在桌面上：产出、就业与“制造业消失的错觉” - **产出占比**：制造业在名义GDP中的占比从1950年的27%降至2007年的12.1%。但从实际（不变价）口径看，其在真实GDP中的占比过去几十年相对稳定（约11%~14%），表明美国并未停止制造，而是用更少工人创造了同样或更多的真实产出[31][34] - **就业变化**：美国制造业就业在1979年6月达到历史峰值1960万人，至2019年6月降至1280万人，下降约35%。到2025年9月，制造业就业约为1272万人。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已跌至个位数附近[34] - **核心结论**：制造业的真实产出能力仍在，但它已不再承担“吸纳多数人的社会功能”。宏观经济增长与普通人的安全感出现脱节[34][35] 五、如果制造业回不来，服务业能接住中产阶级吗？ - 服务业整体难以承担制造业曾有的社会功能，因为它需要同时满足岗位数量大、收入体面、职业阶梯清晰三个条件，而美国服务业呈现“哑铃结构”[37][39] - **服务业“哑铃结构”**：高端服务业（科技、金融等）门槛高、岗位有限；低端服务业（零售、餐饮等）岗位数量大但工资低、福利差、稳定性弱，难以支撑美国高昂的生活成本（医疗、住房、教育）[39] - **生产率天花板**：许多服务业岗位（如护理、教育）难以像制造业那样通过自动化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导致其工资增长难以跟上社会整体成本上升[40] - **地理分布不均**：高端服务业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低端服务业虽遍布全国但税基薄弱，无法像大型工厂那样支撑内陆地区的地方经济[41] - **缺乏职业阶梯**：许多服务业岗位缺少像制造业那样从学徒到技工再到管理的清晰晋升通道，个体努力难以转化为长期安全感[42][43] 六、从“能不能”到“该不该”：美国是否需要找回关键制造能力？ - 当前美国“再工业化”有两条主线：一是保障关键产业链安全与韧性的国家能力线；二是让普通人能分享增长的社会结构线[45] - 全球化分工设想的前提（全球供应链稳定、国内存在替代产业吸纳劳动力）已越来越不可靠。供应链地缘风险上升，迫使美国需要在关键领域（如半导体、医药、国防）保留制造能力[46] - “再工业化”更多是为了重建不可替代的国家能力与危机时的自我供给能力，但规模可能不足以重建庞大的中产阶级[46] 七、现实的回归路径：不回到过去，但重建底线能力 - 现实目标不是恢复制造业吸纳三分之一劳动力的时代，而是在少数关键行业形成可持续的本土产能与供应商网络[49] - 政策重点应包括：将许可审批从“无限拖延”改为“明确时限”；重建技能梯队（学徒制、社区学院等）；利用公共采购与国防项目拉动本土供应链；控制住房、医疗、教育成本以提升普通人安全感[50][51] - 可能形成的新稳定结构是：关键制造 + 基础设施更新 + 技能型工种（电工、焊工、设备维护等）共同提供可规模化的体面就业道路[51] 八、再工业化的现实障碍：钱不是最大的问题 - 制造业回归的真正瓶颈在于：许可与时间成本、技能与劳动力短缺、供应链密度不足、综合成本结构（能源、土地、合规、医疗等）高昂[53] - 现代制造日益自动化，即便回流，带来的也是更多工程师与维护岗位，而非大量产线工人。因此，“再工业化”更可能带回产能与安全，而非海量就业岗位[55] 九、关税、补贴与“制造业怀旧”：为什么简单政策很难奏效 - 关税作为价格工具，会抬高中间品成本和通胀，且无法自动生成技工、供应链等核心能力[57] - 补贴需与可验证的能力建设（如培训体系、供应商本地化、交付节点）绑定，否则可能只留下昂贵厂房，而非可持续的产业网络[57] 十、如果制造业无法再造“庞大中产”，美国还能靠什么承载普通人的体面生活？ - 更现实的路径是依靠一组行业组合提供“体面工作”：基础设施与住房更新、能源转型与工业服务、照护与教育服务的职业化、以及关键制造的有限扩张[60] - 美国未来的稳定可能依赖于“制造底线能力 + 基础设施与能源改造 + 技能型工种扩张 + 服务业职业化”的组合拳，关键在于将短期项目转化为长期的职业路径与制度[61] 十一、回到 MAGA：真正的考题是“让多数人再次相信未来” - 衡量成功的指标不应是制造业就业占比的历史数字，而应是：中位数家庭收入能否跑赢生活成本、住房与医疗支出占比能否下降、技能型岗位能否形成可复制的职业阶梯、内陆地区就业与税基能否持续改善[64][65] - 美国需要在保留法治与权利保护的同时，恢复行动与建设的确定性；在拥抱科技创新的同时，为多数人提供可参与、可上升的经济路径[64]

宏观经济表现 - 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表现优异 且增长完全由私营部门主导 [1] - 经济正在蓬勃发展 连续两个季度实现了约4%的增长 超出许多私营部门观察人士的预期 [12] 行业投资趋势 - 对利率敏感的经济部门表现疲软 其中结构投资已连续七个季度下降 住宅投资已连续三个季度下降 [1][2] - 结构投资（如工厂建设）预计将从税收法案中获得巨大提振 [1] - 当前的经济繁荣是由资本支出引领的 贸易赤字正在显著收窄 [3] - 预计将出现更多的再工业化 更多在美国本土的建设活动 这类繁荣往往具有非常强的反通胀效应 [4] 通货膨胀与物价 - 通货膨胀率目前为2.7% 略高于上届政府最后一月的水平 预计通胀率将会下降 [9] - 汽油和能源价格是重要的反通胀力量 因其影响众多产品价格 [9] - 11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意外下行 显示通胀趋势向好 [13] - 通胀预期非常稳定且受控 [4][10] - 蓝领和非管理类生产工人的工资在今年前11个月年化增长1.6% 是数十年来新政府上任初期最大的涨幅之一 [11] 政策与收入影响 - 向军人家庭发放的2000美元款项旨在帮助应对生活成本上涨 但其金额不足以改变通胀动态 [5][6] - 对加班费和小费免税的政策是供给侧举措 旨在鼓励更多工作 增加劳动力供应和产能 因此不具有通胀性 [7] - 政策设计目标是提高税后收入 降低通胀率 建设产能并提升生活水平 [12] - 劳动力参与率已逐步提高 预计明年将显著上升 [7] 利率与金融市场 - 收益率曲线非常平坦 实际广义贸易加权美元汇率仍处于高位 [4] - 利率敏感型活动疲软 若利率下降 该领域应会复苏 而降息有助于经济发挥其全部潜力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