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当前地方财政困难的核心症结在于流动性不足或短缺，表现为财政收入有限性与刚性支出无限性之间的突出矛盾，且基层财政呈现“应急财政中长期化”现象 [1][3] -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标志着对该问题的系统性解决开始，可能从应急性的“流动性注入”深入到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的调整 [4] - 地方财政困难具有地域性差异，呈现“中等地区”现象，即部分中部或“东部不东”的区域（如辽宁）面临更大挑战，而东部和西部因产业基础或转移支付相对有保障 [3][4][9] - 解决思路需短期应急与中长期改革相结合，短期需注入流动性、整合资金、缓解债务压力，中长期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大财政蛋糕，并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18][19][20] 问题表现与现状 - 收支矛盾尖锐：某东部县2023年税收收入27亿元，2025年降至23亿元，而2023至2025年民生保障支出增长3亿元，每月“三保”支出约4亿元，远超每月1-2亿元的收入 [7] - 支出范围扩大：财政挑战从传统“三保”（保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扩展到“五保”，新增“保债务还本付息”和“保清欠”（清理企业欠款） [7] - 债务压力巨大：截至2025年9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53.6995万亿元，截至2025年11月末，余额达54.35万亿元，债务付息支出绝对量持续增加，2025年1-11月债务付息支出12189亿元，同比增长3.9% [14][15][16] - 区域分化明显：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东部及南方沿海省份财政自给率普遍高于65%，财政韧性强；西部及部分北方地区财政自给能力不足，更依赖转移支付和举债 [8] 困难原因分析 - 收入端持续承压：税收受经济环境影响，土地出让收入大幅萎缩，2025年1-11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91万亿元，同比降幅达10.7%，较2021年同期高峰6.76万亿元缩水近3.85万亿元（约45%） [11][15][16] - 支出刚性增强：“三保”支出、民生保障、债务付息等刚性支出持续增长，调整空间有限 [16] - 债务循环难解：为获得新增资金需争取债券收入，导致债务率上升，陷入循环；大部分县区债务增长从2017年开始，此前融资渠道被政策“堵死”后，刚性支出未降反增，迫使债务增加 [13] - 政绩观与角色定位：地方政府支出压不下来与领导的政绩观偏差有关，背后涉及地方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及升迁指标制定等复杂问题 [16] 解决思路与建议 - 短期应急措施：有效注入流动性，提升财政库款保障能力；赋予基层政府整合财政专项资金的权力；对部分债务采取阶段性停息挂账、增发特别国债置换、取消12个重点省份提级审核等举措缓解偿债压力 [18] - 中央层面行动：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优化支出结构；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如通过再融资债券、债务置换缓释压力；稳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培育地方稳定税源；保持合理财政支出强度支持重大项目 [20] - 地方层面行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盘活存量资产，拓展可持续财源；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压减非必要支出；严格政府债务管理，遏制新增隐性债务，统筹资金偿债 [20] - 中长期改革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大经济财政蛋糕；优化“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改进政府间财政关系，实施地方财政振兴战略，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 [19][20]

文章核心观点 - 美元与人民币融资利率的显著利差（美元4.75% vs 人民币约2%）正驱动企业将人民币从国际贸易结算与储备货币，加速向全球信贷融资货币进阶，境外人民币贷款需求因此高速增长[1][4] - 境外人民币贷款的增长由三重力量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业务火热、企业海外投资建厂需求旺盛、以及海外当地企业开始引入中长期人民币贷款作为流动性管理工具[4] - 人民币的进阶之路充满挑战，包括银行在业务拓展中面临的风险管控、合规、跨区域协同以及境外人民币流动性供给等问题[1][4][8][15] 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火热 - 金融机构境外人民币贷款规模快速增长，截至2025年10月底约为2.5万亿元，同比增长37.5%，增速较境内人民币贷款高出约31个百分点[3] - 银行正积极扩充团队以响应需求，某城商行分行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规模同比增速超过60%[3][4] - 企业选择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融资的主要驱动力是利差，美元融资利率（约4.75%）显著高于人民币融资利率（约2%）[4][7] - 除降低成本外，使用人民币还能规避汇率风险、提高资金结算效率，并适配越来越多以人民币计价的跨境贸易合同[7] - 业务从最初的中资企业扩展至世界500强企业、港澳台地区及东盟当地企业，某银行该业务2025年整体同比增速超过45%[6] - 银行面临风险管控挑战，需警惕融资资金流向高风险地区或可疑账户引发的洗钱风险[8] - 不同地区人民币流通性差异大，部分东盟国家人民币头寸不足，制约了融资需求，银行间已出现人民币头寸拆借需求[9] - 政策提供支持，央行上海总部2024年12月启动“跨贸再融”业务试点，为银行提供再融资支持，以增加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的资金供给[9] - 在政策与业务共振下，银行将2026年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业务的同比增速目标设定在40%[10] 企业海外建厂人民币贷款“旺盛” - 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带动相关人民币贷款需求，2025年前10个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达10332.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13] - 企业海外建厂旨在拓展市场并规避全球关税摩擦风险，例如将关键零部件生产转移至印尼以应对欧美加征的转口贸易关税[14] - 计划海外建厂的企业客户同比增加约15%，行业覆盖传统制造、光伏新能源、矿产开采、新能源汽车及算力数据中心等[14] - 贷款满足率不高，除大型上市企业及央国企外，多数企业因资产实力和信用状况限制，获得的贷款额度有限[14] - 银行风控严格，会评估海外工厂的经营韧性、政策合规风险及还款来源，否决概率较高[14][15][16] - 银行需构建跨区域协同体系以服务企业全球化运营，但境内外分行作为独立法人机构，协同效率低，全球授信额度难以在境外直接使用[15] - 为平衡风险与支持，部分银行将贷款对象聚焦于资产规模庞大、还款来源有保障的大型制造企业和矿产开采企业[16] 海外企业中长期人民币贷款“兴起” - 来自“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当地企业开始询问中长期人民币贷款，银行视其为境外人民币贷款业务的新蓝海[18] - 外资银行凭借当地网点与运营经验，正迅速响应印尼、泰国、马来西亚、非洲等地企业的此类需求，并向当地调拨更多人民币头寸[19] - 中资银行在海外网点铺设上正迎头赶上，截至2025年6月底，国有大行与股份行的海外机构网点数量已增长至1057个[20] - 拓展该市场面临两大挑战：一是需在风险可控下实现信贷资产与负债的某些错配，这取决于境外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活跃度；二是需为借款企业提供完善的汇率风险对冲等金融服务，以消除其对人民币还款难的担忧[20] - 调研显示，未来非洲、东盟企业的中长期人民币贷款需求将保持快速增长，因其正将此类贷款视为新的企业流动性管理工具[20]

文章核心观点 - 磷酸铁锂材料价格在经历长期下行后于2025年底显著上涨，其驱动力主要来自上游原材料成本全线攀升以及下游电动汽车与储能市场的旺盛需求，行业基本面可能正发生根本性逆转，有望在2026年迈入更健康的新周期 [2][4][6] 磷酸铁锂价格现状与驱动因素 - 2025年12月中旬，磷酸铁锂动力型现货均价报43450元/吨，储能型现货均价报40400元/吨，较年中低点涨幅均超过30% [2] - 价格上涨最直接的驱动力是从锂盐到各类辅料的上游原材料成本全线攀升 [3] - 核心原材料碳酸锂（成本占比超40%）价格在12月17日达到9.72万元/吨至10万元/吨，较年中低点涨幅超过五成 [4] - 构成前驱体磷酸铁的化工原料（磷酸、98%磷酸一铵、硫酸亚铁）在2025年11月平均价格环比分别上涨6.9%、8.5%和3.1% [4] 供需关系与市场背景 - 锂价在2025年下半年触底反弹，主因是下游储能板块订单充足、电芯厂下半年订单接满，导致碳酸锂市场库存持续下降，同时资源端锂矿生产（如宁德时代枧下窝矿停产）出现扰动 [5] - 宁德时代枧下窝矿一期项目年产碳酸锂约4.2万吨，占国内锂云母产能的20%，其停产对供应产生影响 [5] - 多家券商预测2026年锂价将继续反弹，全球碳酸锂市场将趋于紧平衡或明显趋紧，价格中枢将高于2025年 [6] - 行业内部“反内卷”呼声高涨，2025年11月七家主要磷酸铁锂企业代表应协会邀请召开会议，倡议以成本指数为“度量衡”重建市场定价逻辑，遏制恶性竞争 [8] 下游需求分析 - 动力电池领域：2025年1月至11月，中国磷酸铁锂动力电池销量达760.5GWh，市场占比72.8%，销量同比增速达66.9%，远超三元锂电池的18.6% [6] - 新能源汽车市场：2025年1月至11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0.7万辆和1478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1.4%和31.2% [6] - 储能市场：对磷酸铁锂需求最旺盛，预计2025年中国储能锂电池出货量将达580GWh，增速超过75% [7] - 政策支持：根据《新型储能规模化建设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2025至2027年全国计划新增新型储能装机容量超过1亿千瓦 [8] 行业盈利状况与企业动态 - 行业普遍亏损：磷酸铁锂行业盈利企业占比仅16.7%，远低于其他锂电核心材料；2023年至2025年第三季度，五家头部上市公司累计亏损已超过109亿元 [10] - 涨价带来喘息之机：企业正与客户开展涨价谈判，头部企业已进行第二轮谈涨，行业盈利状况有望改善 [10] - 盈利分化：技术壁垒更高的高压实密度磷酸铁锂产品因供应紧张，其加工费和盈利能力显著优于普通产品，正在加速企业间的分化 [10] - 头部企业优势：本轮涨价红利将首先被拥有技术、成本和客户优势的头部企业获取 [10] 对下游产业链的影响与传导 - 成本压力传导：为应对磷酸铁锂成本增加，已有锂电池企业将电芯产品提价最多10% [12] - 长期协议锁定：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电池巨头通过与核心材料供应商（如万润新能）签订长期供货协议（未来五年供应约132.31万吨）来提前锁定产能，以应对供应风险 [12] - 对储能市场影响更显著：储能电池几乎全部采用磷酸铁锂技术，且单个储能柜存储电量（6000度电）远高于电动乘用车（一般最多100度电），对材料依赖更强 [13] - 储能市场确定性：电池企业认为储能市场不确定性更少，风险更小，因为项目招投标数量固定，而电动汽车销售是一个动态且周期较长的过程 [13] 行业未来展望 - 行业持续向好：尽管普遍亏损，但此轮涨价从供需上看是合理的，磷酸铁锂行业正持续向好 [10] - 发展逻辑转变：随着以“价格内卷”为特征的旧周期走向结束，未来决定企业发展前景的将不再是简单的产能规模与低价，而是技术、资本与供应链整合的综合能力 [11] - 迈向新周期：庞大的锂电产业有望在2026年迈入一个更健康的新周期 [2]

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认为供应链的“二选一”或排他性行为需要具体分析 短期可能有利于头部企业控制资源 但长期会损害整个产业的创新基础和生态健康 最终也将反噬头部企业自身[2][3][4] - 文章指出 中国制造的真正竞争力根植于一个完整、协同、富有弹性的开放产业体系 而非个别企业的封闭护城河 一个健康开放的供应链生态将使所有参与者受益 并决定头部企业的发展高度[1][4] - 文章呼吁监管部门、头部企业与供应商三方协同 跳出“内卷式”竞争 通过更清晰的规则、更克制的企业行为和更前瞻的行业视野 推动整个生态的共同进化[4][5] 对供应链“二选一”现象的分析 - 供应链“二选一”现象并非无人机行业独有 在消费电子、空调家电等行业也普遍存在行业巨头要求供应商签署独占协议的情况[2] - 从商业逻辑看 头部企业寻求供应链影响力具有合理性 例如在联合研发后要求核心组件排他 可视为对前期创新投入的必要保护[2] - 当排他行为从定制组件扩展至半定制件 从组装厂商延伸至二级供应商 并从非正式施压升级为合同条款时 竞争性质可能发生转变 这种过度控制可能演变为非市场化的资源挤压 成为“内卷式”竞争的典型表现[2] 封闭供应链的长期风险 - 短期看 “站队文化”或可延缓竞争对手获取资源 实现头部企业对供应链的强控制[3] - 长期而言 任由“站队文化”蔓延将导致知识流动受阻、创新网络变得稀疏 进而削弱供应链企业的创新水平和能力 最终损害整个产业的基础创新能力 头部企业也无法独善其身[3][4] - 在快速迭代的科技行业 今天的挑战者可能成为明日的领军者 此时的核心技术未来可能变为行业基础[4] 构建健康供应链生态的路径 - 规则需更清晰：监管应进一步细化垄断与不正当竞争的边界 这既保护中小参与者 也规范市场领导者的行为 避免其陷入无止境的商业争议与法律风险[4] - 企业需更克制：企业可探索分层级的供应链合作模式 例如对核心独有技术设定必要保护机制 对通用化、标准化组件则保持供应链开放性 倡导建立更透明、可预期的合作规则[5] - 行业需更前瞻：真正的行业领导者应有能力在保护创新与促进行业进步之间找到平衡 竞争的最高境界不是消灭对手 而是推动整个生态的共同进化 这是企业从优秀跨入伟大的必由之路[5]

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电力市场改革正加速推进，核心举措是逐步取消政府主导的工商业分时电价政策，推动电力价格形成机制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这标志着储能行业乃至整个电力系统正从依赖固定价差的被动套利模式，转向依托技术和管理能力创造多元价值的主动运营模式 [1][2][3][6] 电力现货市场建设与分时电价改革 -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电力中长期合同签约履约工作，原则上直接参与市场的用户不再执行政府规定的分时电价，标志着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迈出关键一步 [2] - 陕西已率先明确2026年市场化用户分时电价不再执行峰谷浮动政策，售电公司代理用户电价将由市场批发均价传导形成，最低电价将主要出现在中午光伏大发时段 [2] - 取消分时电价主要是针对工商业用户，居民用电不受影响，这是电力现货市场建设的必然趋势，旨在实现发电侧和用户侧在市场中的协同 [2] - 今年以来，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全面加速，除西藏等个别地方外，连续开展现货交易的省份达到28个，其中7个已转入正式运行 [2] - 分时电价政策亟待改革，主因是新能源（尤其是光伏）装机量激增，导致全国多地中午从用电高峰变为发电高峰，原有的分时电价时段划分（如峰、谷、平）已难以有效反映快速变化的电力供需现实 [6] - 分时电价由政府主导，调整周期（每月或每季度）难以适应发电资源的快速变化，因此让市场形成新的“分时电价”是大势所趋 [6] 分时电价政策的历史与现状 - 分时电价政策主要针对工商业用电，旨在通过价格信号（峰谷电价差）引导用户调整用电时段，以削峰填谷 [5] - 2021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通知》规定，峰谷电价价差在最大系统峰谷差率超过40%的地方原则上不低于4:1，其他地区不低于3:1，这意味着工商业用户在不同时段用电，电费可能相差4倍以上 [5][6] - 随着新能源渗透率提高，多地已开始调整分时电价时段，例如浙江在2024年10月将午间低谷时段增加1小时，并将下午16点至23点调整为高峰（尖峰）时段 [6] 对储能电站的影响与挑战 - 分时电价政策调整首当其冲影响工商业储能电站，其传统核心收益模型——“峰谷价差套利”将受到直接冲击 [7][8] - 在分时电价框架下，储能电站通过“高峰放电、低谷充电”节省电费，价差越大的地区越能吸引项目落地，政策取消后，储能电站收益的可预期性下降 [8] - 取消分时电价后，可能出现“中午电价低—工商业储能集中充电—推高午间电价”的连锁反应，对储能的运营策略提出更高要求 [9] - 部分储能企业已调整客户选择策略，更倾向于采用电网代理购电模式的业主，以规避市场化交易带来的收益波动风险 [9] - 陕西省能率先取消分时电价，与其储能项目多为源网侧储能（服务风光场站）并已深度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有关 [9] 储能企业的应对策略与发展方向 - 行业正从依赖单一价差的被动套利模式，转向依托技术和管理能力创造多元价值的主动运营模式 [1][8] - 面对收益不确定性，储能企业重心从重资产建设转向重运营服务，除建设外，还提供电力交易软服务，并开发零碳园区、虚拟电厂、绿电直连等多元应用场景以增强抗风险能力 [10] - 有企业计划在2026年以用户侧储能为核心，向负荷侧综合能源项目和虚拟电厂等领域延伸布局 [10] - 作为储能系统提供商，需将产品安全性与可靠性置于首位，确保更高的循环效率、更快的响应速度和更低的容量衰减，以在收益波动中保障基础收益 [10] - 企业需构建“产品+服务+运营”的一体化交付模式，提供从项目设计到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整套服务，并持续分析各省差异化的市场规则与政策，形成动态策略模型库 [10][15] - 在电力市场中，采用高频充放电策略以及提高储能电站充放电功率，能够有效提升收益水平 [9] 政策推进的差异化节奏 - 各省取消分时电价的进度不同，陕西是全国首个取消的省份，而四川在征求意见后决定暂缓取消，明确零售用户非现货联动电量仍按现行分时电价政策执行 [11][12] - 四川暂缓取消的原因包括：电力现货市场（2024年9月启动）尚未正式运行，用户侧市场主体不熟悉规则；当地水电资源丰富，汛期、枯期电价差异极大，市场主体难以预测来水和电价，不宜突然取消政策；售电公司因盈利空间可能缩小而提出意见 [12][13] - 售电公司当前主要盈利模式是赚取批发市场购电与零售用户售电之间的价差，例如陕西售电公司批发购电均价从1月的0.362元/度降至6月的0.339元/度，但零售用户购电均价仅下降0.003元/度，购销差价极大 [14] 售电公司的未来角色与竞争 - 未来售电公司作为中间商不会消失，因为市场始终存在代理购电需求，尤其对小型工商业用户而言 [15] - 取消分时电价后，售电公司的竞争将集中在两个维度：客户资源等自身实力，以及电力交易能力（特别是预测市场电价、制定合理电价套餐的能力） [15] - 未来拥有优质客户和强大交易能力的售电公司有机会获得更高收益，而客户用电波动大、交易能力一般的公司可能逐步退出市场 [15] - 陕西省已明确要求，参与市场交易的工商业用户可根据电力现货市场价格信号形成分时段价格 [14]

基金清盘数量维持高位 - 截至12月19日，今年以来共有274只基金清盘，成为自2018年以来的第二高峰，仅次于去年的293只 [1][2] - 在2025年A股市场整体回暖的背景下，基金清盘数量依然维持在高位 [2] - 今年四季度以来，已有70只基金走向清盘 [8] 清盘基金特征与原因 - 基金清盘主要因规模过小触发条件：连续多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或持有人数不足200人，或召开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发起式基金成立三年后资产净值仍低于2亿元也可能清盘 [5] - 12月19日清盘的4只产品中，3只为发起式基金因规模不达标清盘，1只经持有人大会决议清盘 [4][5] - 公募行业竞争加剧，基金公司更注重资源效率，对业绩不佳或缺乏吸引力的“迷你基金”不再愿意投入成本“保壳”，而是主动选择清盘以集中资源 [6] - 市场产品同质化及马太效应凸显，资金持续向头部基金经理及绩优产品集中，导致小微基金面临清盘压力 [8] - 监管趋势鼓励对迷你基金进行市场化出清 [9] - 2022年集中成立的发起式基金在今年陆续面临三年规模考核节点，推高了清盘数量 [9] - 不少清盘基金成立于2021年前后市场高位阶段，2025年市场回暖后，持有较久的投资者在“解套”后选择赎回，导致产品规模迅速萎缩并触发清盘 [9] 清盘基金业绩表现 - 12月19日发布清算报告的4只产品，成立以来收益率均未跑赢业绩比较基准，其中2只出现大幅亏损 [2][5] - 长江时代精选混合发起成立以来亏损34%，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23.97% [6] - 景顺长城泰保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成立以来亏损12.26%，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11.54% [6] - 人保趋势优选混合成立以来业绩回报为11%，跑输同期业绩比较基准34%的收益率 [6] - 创金合信星和稳健6个月持有混合发起（FOF）成立以来回报为5.74%，低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11.37% [6] 清盘产品结构变化 - 从清盘基金的产品结构看，今年货币型基金和FOF的清盘数量显著上升 [2] - 今年货币型基金清盘11只，FOF清盘35只，尤其是FOF清盘数量创该类产品推出以来的新高 [9] - 货币型基金清盘数量上升，与该类产品收益率持续走低、产品竞争激烈有关，在市场利率持续下行的环境下，资金可能选择流向收益更高的短债基金等替代品 [9] - FOF清盘数量从2022年的4只逐步上升至2023年的12只、2024年的25只，今年已达35只 [9] - 许多FOF产品在过去三年中因业绩未达投资者预期、存在双重收费机制等因素，规模始终无法做大，最终在三年期满时因规模不达标而被迫清盘 [10] - 近两年权益市场波动加剧，部分FOF产品业绩不及预期，规模随之萎缩，且投资者对于FOF产品的认可度仍然不高 [10] 行业策略与考量 - 基金公司通常会综合评估基金产品的持续运营成本与潜在管理费收入，若长期看不到规模增长与盈利可能，清盘是更为经济的选择 [10] - 基金公司优化产品线的内在压力，会推动其更主动地清理缺乏竞争力的产品，将资源集中投向核心业务 [10] - 对于FOF类产品，基金公司可能出于运营成本及发展战略等方面考量，会选择推动其清盘 [10]

文章核心观点 - 面对服装行业整体下滑和居高不下的退货率，预售模式已成为商家，特别是中小商家，控制库存、管理现金流以换取生存空间的普遍选择，但这引发了消费者体验下降、上游生产模式改变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行业陷入一种“围城”困境 [4][7][25] 行业现状与数据 - 2025年1-10月，中国服装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为9515.84亿元，同比下降7.33%，利润总额353.8亿元，同比下降23.41%，服装产量同比下降3.20% [7] - 商家反映退货率普遍高企，有头部汉服品牌退货率从3年前的40%攀升至2025年的80%，电商女装店主表示退货率在60%以上 [6][16] - 2022年一项调查显示，78%的受访者认为预售期在变长，80%的人表示超长预售降低体验 [18] 商家采用预售模式的原因 - 核心目的是控制库存与现金流，商家根据预估的退货率仅准备部分现货，通过预售订单的“发货-退货-再发货”循环来满足超出库存的订单，避免积压 [6][11][12] - 对于现金流有限的中小商家，预售是管理库存和处理退货的重要工具，例如一件成本1700元的大衣，若备100件现货退货60件，将有9万元成本被库存占用 [18] - 对于部分工艺复杂、原料准备时间长的非标品（如使用非遗工艺的服装），商家通过内容营销让消费者理解并接受超长预售，采用先收订单再生产的模式 [21] - 对于部分直播间主播，采用“拿样衣预售，订单达标后再向工厂下单”的模式，自身几乎零库存 [7][21] 预售模式的具体操作与影响 - 商家预售操作：例如某女装店预售100件大衣，仅备40件现货，先发前40单，等待约15天内退货回流，经处理后发给后续订单，循环进行，仅在退货少时才向工厂加单 [6][11][13] - 对消费者影响：导致发货时间不定、长时间等待后退款、货不对板等问题，引发消费者不满 [2][4] - 对上游生产商影响：订单变得碎片化、小批量，导致工厂等单时间变长、产线切换频繁，推高生产成本，例如起订量从去年1000件降至今年100件，产线切换导致总成本比大单时代高一倍 [20][22] - 生产商为适应小批量订单，打版费等固定成本摊薄后使每件衣服成本增加25-100元 [22] 不同规模商家的预售逻辑差异 - 中小商家/网红品牌：预售是核心的库存控制与销售工具，采用“卖出N件，只做一部分”的循环模式 [6][16] - 传统服装大牌（如森马、乐町）：拥有自己的货品规划，预售更多是现货销售后的“追加”逻辑 [16] - 国际大品牌：通常采用漫长的传统供应链模式，从设计、生产到铺货，几乎不存在预售 [17] 平台规则与行业乱象 - 淘宝平台为改善体验，自2024年起在服饰类目推行预售新规，将预售时间压缩至3天以内，但汉服、婚纱等复杂定制商品除外 [24] - 规则催生“错挂类目”的畸形现象，普通女装商家为获更长预售期，将商品挂在汉服、羽绒服等类目下 [25] - 退货处理给商家带来额外成本，包括每件约3元的处理费和平均14元的往返运费，且部分被穿过的商品退货争议中，平台仲裁常判商家输 [24] 行业困境与未来反思 - 预售模式在帮助商家生存的同时，也导致商品品质因多次转手而下降，后几轮消费者因等待时间长而退货率更高 [14] - 行业陷入创新困境，设计复杂、易过季的非标品预售可能“越卖越亏”，而款式简单的标品（如白T恤、牛仔裤）退货率低、库存易清理，这打击了商家设计新款的动力 [25][26] - 有观点认为预售是按需定制的进步表现，但当前模式存在类似早期房地产预售的“泡沫”，问题宜疏不宜堵，需平台治理与监管介入相结合 [25]

案件判决结果 - 江苏安靠智电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秘黄节根敲诈勒索案二审定谳，维持一审原判，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10万元 [1][2] - 法院认定黄节根着手实施了对安靠智电公司及时任总经理、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晓凌的犯罪，属犯罪未遂，但已构成敲诈勒索罪 [1][2] - 黄节根已就此案提出申诉，但至12月19日申诉尚无结果 [2][3] 案件背景与当事人信息 - 安靠智电公司成立于2004年5月20日，总部位于江苏常州溧阳，主营业务为高压及超高压电缆连接件，于2017年2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6] -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陈晓晖、陈晓凌、陈晓鸣三兄弟 [6] - 黄节根，1984年4月生，金融学博士，2021年8月入职安靠智电拟任董秘，2022年5月31日正式被聘任为董秘 [6] - 2022年8月26日，溧阳市公安局对黄节根采取强制措施，案由是涉嫌敲诈勒索 [6] 检方指控与案件核心事实 - 检方指控黄节根在2022年2月与陈晓凌磋商修改《绩效协议》时，私自将违约条款中的“年度”归属母净利润同比增长20%以上，修改为“年度和季度”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同比增长20%以上，并刻意隐瞒其添加“季度”二字的情况 [7] - 修改后的条款约定，如安靠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导致黄节根无法完成考核，将给予黄节根奖励股票的100%，即210600股 [7] - 2022年8月，黄节根以2022年半年报数据异常、存在造假嫌疑为由，拒绝在半年报上签字，并出具无法保证真实的书面意见 [7] - 黄节根随后以安靠智电违反《绩效协议》为由，向陈晓凌提出全额赔偿21.06万股股票的要求，陈晓凌此时才得知条款被私自修改 [7] - 陈晓凌随即报案，黄节根于2022年8月26日被抓获 [8] 黄节根后续举报与监管调查 - 2022年8月31日，黄节根在被羁押5天后获取保候审 [9] - 2024年3月起，黄节根至少4次向中国证监会举报安靠智电公司“财务造假”问题，并向中央巡视组及公安机关举报 [9] - 2024年11月24日，安靠智电公告收到江苏证监局《决定》，指出公司存在“收入确认政策披露不准确”、“收入成本核算不准确”、“内部控制执行不到位”三方面问题 [9] - 江苏证监局对安靠智电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对陈晓凌及两位管理人员王春梅、蒋浩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并记入诚信档案 [9] - 江苏证监局的调查源于黄节根的举报，但《决定》措辞未使用“造假”或“财务造假”字样 [9] - 陈晓凌表示公司认可并接受处罚决定，未提出行政复议或诉讼，并已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10] 法院审理与判决依据 - 案件于2024年10月28日至29日及2025年1月13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 [12] - 溧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有期徒刑6—8年的量刑建议 [13] - 黄节根及其律师均做无罪辩护 [14] - 法院评判黄节根未按规定履行董秘职责报告违规行为，而是借机提出签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协议》，表示满足其利益要求则配合签署半年报，此举无效后又以违反《绩效协议》为由索赔股票，属于以履行职责为名谋取个人利益 [15][16] - 法院认定黄节根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陈晓凌对添加“季度”条款不知情，该内容确系黄节根私自添加 [16] - 根据安靠智电历年报告，公司自2018年以来从未达到年度和季度净利润均同比增长20%以上，黄节根参与定期报告披露工作，理应知情，其修改条款并故意隐瞒是为敲诈创造条件 [17] - 法院认定黄节根利用出具半年报“不保真”意见向陈晓凌施压，具有胁迫性，属于敲诈勒索的威胁手段 [17] - 犯罪金额按黄节根试图获得的21.06万股股票，取2022年8月19日至26日期间最低股价42.79元/股计算，扣除相关费用后认定为321.65万元 [17] - 根据《刑法》，敲诈勒索金额在五十万元以上属“数额特别巨大”，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法院认定黄节根属犯罪未遂，可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 [17] - 2025年8月，溧阳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黄节根犯敲诈勒索罪，处有期徒刑7年，罚金10万元 [18] - 2025年7月28日，黄节根被逮捕 [18] 黄节根上诉理由与二审结果 - 一审后黄节根提起上诉，辩称《绩效协议》条款经过其与陈晓凌多次商讨修改，并需经公司人力、法务及陈晓凌审核盖章，不可能其单方修改而不被察觉 [20] - 黄节根指出最终协议相关条款长达123字，与之前47字版本存在根本区别，审查人员不应放过对此核心条款的审查 [20] - 黄节根提出因安靠智电是溧阳市第一家上市公司，陈晓凌政商关系密切，案件不应由溧阳市人民法院审理，申请若发回重审则指定异地法院管辖 [20] - 作为二审法院的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该案不属于依法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黄节根方未提交新证据，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成立，申请于法无据，不予采纳 [20] -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不开庭审理方式做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1]

文章核心观点 - 银价大幅上涨导致银浆成本超越硅料，成为光伏组件最大成本项，并直接触发了近期光伏组件厂商的集体提价，行业正面临成本结构重塑和“去银化”技术攻关的关键阶段 [1][2][6] 光伏组件成本结构变化 - 根据国金证券测算，以2025年12月产业链成交价格测算，银浆已超越硅料成为光伏组件最大成本项，占总成本的17%，硅料占比14%，光伏玻璃占比13% [1][6] - 全球银价自年初以来持续大幅上涨，伦敦银现报价从约220元/盎司上涨至超过450元/盎司，涨幅超过黄金，其中四季度涨幅最为明显 [6] 光伏组件厂商提价行动 - 自12月17日起，光伏组件头部厂商因银价上涨陆续启动提价，隆基绿能率先宣布上调组件价格，其中N型组件上涨0.04元/W，BC组件上涨0.02元/W [2] - 晶科能源、晶澳科技等厂商随后跟进提价，涨幅在0.03元/W至0.05元/W之间，调整后光伏组件报价大概在0.75元/W [2][3] - 此次提价节点原计划在明年一月，但因银价突发上涨而被迫提前，恰逢年底冲量周期，此前厂商为抢占市场曾采取低价策略 [3] 银价上涨对产业链的影响与应对 - 银价波动主要影响电池片价格，在组件提价前，电池片价格已率先上涨 [4] - 为对冲银价上涨压力，厂商前期多通过挤压加工费、调整银价升贴水等方式，将成本压力传导至硝酸银、银粉、银浆等中间加工环节 [6] - 部分电池片及组件厂家通过大宗商品部门提前做多来缓冲风险，但当银价涨幅超出预期后，企业可能会降低做多头寸比例以规避买入风险加剧 [6] - 光伏厂商已通过配方优化降低银浆中的银含量，但为保证交付质量，降幅相对有限，天合光能今年单片银浆耗量已降低约15毫克 [6] - HJT电池的银包铜技术仍在研发阶段，短期内无法替代主流电池实现大规模应用，天合光能等公司也在开发银包铜或铜浆等贱金属替代方案，但需时间验证 [6] 行业未来展望与建议 - 国金证券电新首席分析师姚遥预计，在“反内卷”价格管控有效推行并实现“产业链价格覆盖成本”的前提下，明年光伏组件价格会继续上涨，预计可达0.88元/W至0.99元/W [7] - 分析师指出，若明年各环节要实现盈利，开工率需压至非常低的水平，这将导致固定摊销成本增加，叠加银、硅料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组件价格形成明显抬升作用 [7] - 建议企业优化供应链管理以降低短期原料价格冲击，并布局组件回收业务，以更低成本获取粗银、粗硅等原料，构建产业链闭环 [7]

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通过资深工业设计师时晓曦的个人经历，回顾了从功能机黄金时代到智能机时代的行业变迁，并探讨了设计理念的演变[3][4][8] - 核心叙事揭示了消费电子行业从硬件形态竞争转向软件生态竞争的根本性逻辑转变，以及设计师角色与价值在此过程中的适应与重塑[13][16][17] 功能机黄金时代与诺基亚体系 - 2006年前后是功能机的黄金年代，手机形态多样，硬件是决胜关键，诺基亚、摩托罗拉等是行业巨头[8] - 诺基亚在2006年处于巅峰，全年手机销量突破4亿部，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40%，几乎是第二名摩托罗拉的两倍[8] - 诺基亚高度重视设计，设计负责人直接担任公司高级副总裁，设计、工程、市场并列，公司内部建立了系统性的设计文化[8] - 设计师时晓曦主导设计的入门机型诺基亚1200，在成本与资源极度受限的情况下，全球销量超过1.5亿台，成为消费电子史上最畅销的手机之一[3][8][9] - 在诺基亚的经历让设计师深刻理解，工业设计不仅是美学，更是关于供应链、成本、工艺、风险与文化的综合控制，公司3F设计语言原则确保了系统稳定与创新空间的平衡[9][10] 智能机时代变革与诺基亚的衰落 - 2007年iPhone问世被视为智能时代起点，但诺基亚内部曾自信拥有相关技术，却因不相信外部竞争而错失转型时机[13] - 诺基亚曾启动与安卓合作开发首款CDMA智能手机的“Winner”项目并已具备上市能力，但因一个微小的网络适配问题在窗口期内无法解决而被迫叫停[13] - 公司后续在塞班、MeeGo、安卓合作、微软联盟等战略上每一步都慢于市场，系统崩塌是无数细节错位叠加的结果[13] - 2013年，诺基亚手机业务亏损52亿欧元，市场份额跌至3%，最终以72亿美元的价格将手机业务出售给微软[16] - 行业叙事逻辑发生根本转变：手机从通信设备变为承载操作系统和生态体验的屏幕，硬件设计的重要性让位于软件与生态[17] 设计理念的演变与跨界实践 - 设计师离开手机行业后，设计尺度发生变化，从为产业画草图转向在具体产品如手环、椅子、材料中构建理念[19] - 其在华米主导设计的Amazfit智能手环采用无屏幕、无按钮的极简陶瓷设计，形似中国传统“平安扣”，获得了2016年红点奖和iF设计奖[19][20] - 设计边界从图纸延伸到工厂，形成了“材料驱动、制造优先、趋势早于视觉”的工作方法，强调与制造端的真实磨合而非追求顶级工厂名气[20][21] - 设计师认为，下一个世界级的设计大师很可能会出现在中国，因为在中国工厂尚未量产的模具和研发期的材料中能看到未来的消费趋势[21] 对行业与年轻一代的观察 - 行业内部共识在外部可能并不存在，因此设计师更倾向于与非设计背景的人合作以保持视野宽度，避免圈子化思维[22][23] - 对于年轻设计师，关键在于尽早发现自身独特天赋并投身擅长领域，而非盲目追随潮流，AI工具如同Photoshop，是新时代的标准工具[22] - 代际合作应被视为“彼此学习”，年轻人理解当下时代，资深者理解过去时代，两者结合能做出更好设计，设计师最危险的是视野变窄和对新事物不耐烦[22] - 设计师本人并非技术极客，不沉迷参数与科技消费，更倾向于将设计视为为生活赋予合理形状的艺术，其生活空间并未被电子产品填满[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