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框架与工具选择 - 核心观点为“降准优于降息”，认为降准更适配当前国情，是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通过直接释放银行可用资金以支持政府债券发行[3] - 我国大部分政府债券由商业银行持有，其中国债约68%、地方政府债约75%由商业银行持有[3] - 提出“渐进式降准降息周期”，货币政策宜采取“小步走”的相机抉择模式，因其传导存在时滞且效果受市场反馈影响[4] - 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采用低准备金率的利率框架不同，我国金融机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约为6.3%，仍有较大降准空间，每降准0.5个百分点可释放约1万亿元长期流动性[5] - 货币政策转型方向是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调控转型，当前需保障流动性总量投放，“先给数量松绑，再加强价格引导”[5] 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 - 财政政策需发挥主导作用，货币政策做好协同配合，降准可为商业银行配置政府债券提供资金支持[3][5] - 央行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是财货协同的一种方式，通过向商业银行“让利”来支持对特定领域的信贷投放[5] - 财政政策通过贴息、产业补贴等举措推动增加信贷需求，2025年财政贴息与结构性降息力度均显著加大[5] - 国债买卖已成为央行调节流动性的新手段，2024年8月首次操作采取“买短卖长”以增加流动性并维持收益率曲线斜率[6] - 2025年随着国债供给大幅增加带动收益率走高，央行可能实施“买长卖短”操作以降低长期融资成本并支持积极财政政策[6][7] 房地产市场稳定与发展新模式 - 2025年房地产主要指标降幅收窄，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8.7%，降幅较2024年收窄4.2个百分点；销售额同比下降12.6%，降幅收窄4.5个百分点[8] - “稳预期”关键在于打通置换链条、提升市场流动性，根本制约因素是居民就业和收入预期[9] - 2025年四季度城镇储户收入感受指数为46.1%，环比下降0.4个百分点；就业感受指数为29.2%，环比上升3.4个百分点，但仍有52.8%的居民认为就业形势严峻或看不准[9] - 长期需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从“以地谋发展”转向“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的要素联动新机制，并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9] 金融结构优化与直接融资发展 - 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业资产占比约90%，而美国为45%；我国资本市场相关机构资产占比仅3%，美国为19.4%[10] - 建设强大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有利于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缓解科创企业融资约束[11] - “投资于人”的内涵是将更多资源投向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提升人力资本和居民消费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内生动力[11] - 2023年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为61.2%，比美国（85.5%）低20个百分点以上，比德国（68.4%）、日本（65.7%）也低7个和5个百分点左右[11] - 我国住户部门再分配后收入占比长期低于初次分配，表明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不足[11] 提振消费与民生支出 - 短期内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如消费券、特定群体补贴）是更为紧迫有效的提振消费措施，能直接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现金流[13] - 建议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税率，将年收入10万至35万元群体的个税税率降低5个百分点[14] - 我国民生领域政府支出不足GDP的10%，而发达国家社保支出占比基本在10%至20%之间[12] - 具体民生举措包括：为3周岁以下儿童每年发放3600元育儿补贴，惠及约2400万人；免除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惠及约1200万人[12] - 引导需求向家政、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倾斜的措施包括：政府购买服务、实施定向税收与财政激励、将相关服务与个人养老金账户挂钩等[15] 促消费的针对性政策建议 - 优化实施消费品补贴政策，如配合春节假期提前下达支持消费的特别国债额度，继续支持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发放文旅、餐饮类消费券[16] - 调整消费补贴支持领域，重点关注智能驾驶汽车、AI终端产品等新兴消费领域[16] - 重点增加对银发经济和育幼领域服务消费的补贴力度[16] - 目前我国银发经济规模约7万亿元，约占GDP的6%，到2035年规模有望达30万亿元，占GDP的10%，年均增速或超10%[17] - 加大对育儿经济的支持力度，建议增加对育幼服务和消费品的补贴，以促进增量现金流转化为实际消费[17]

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 当前经济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基本面总体稳健但内需、房地产、银行净息差等问题待解 [3][21] - 宏观调控需坚持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并举，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3][21] - 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起主导作用，货币政策负责协同配合 [5][23] 货币政策：降准与降息 - 降准优于降息，因其更适配当前国情，能直接释放银行资金以支持政府债券发行 [5][21] - 商业银行持有约68%的国债和75%的地方政府债，降准有助于为积极财政政策提供资金 [5][21] - 当前商业银行净息差处于历史低位，不支持大幅度降息 [5][21] - 未来两年处于“渐进式降准降息周期”，货币政策宜采取“小步走”的相机抉择模式 [4][22] - 我国金融机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约为6.3%，相比主要国家仍有较大降准空间 [5][23] - 每降准0.5个百分点可向市场提供约1万亿元长期流动性 [5][23] 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 - 央行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是财货协同的一种方式，通过向银行“让利”支持特定领域信贷 [5][23] - 财政政策通过贴息、产业补贴增加信贷需求，与结构性降息共同培育中小科创及服务业企业 [6][24] - 国债买卖已成为央行调节流动性的新手段，操作路径依市场条件而定 [6][24] - 2024年8月央行首次开展国债买卖，通过“买短卖长”增加流动性并维持收益率曲线斜率向上 [6][24] - 2025年因财政力度加大、国债供给增加带动收益率走高，央行可能实施“买长卖短”以降低长期融资成本 [7][25] 房地产市场 - 2025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8.7%，降幅比2024年收窄4.2个百分点 [8][26] - 2025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12.6%，降幅较2024年收窄4.5个百分点 [8][26] - “稳预期”关键在于打通置换链条、提升市场流动性，根本制约因素是居民就业和收入预期 [9][27] - 2025年四季度城镇储户收入感受指数为46.1%，环比下降0.4个百分点；就业感受指数为29.2%，环比上升3.4个百分点，但52.8%的居民认为就业形势严峻或看不准 [9][27] - 长期需构建“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的新模式，减少对“土地财政”依赖 [9][27] 金融结构与直接融资 - 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业资产占比约90%，资本市场机构资产占比3%，保险业资产占比7.3% [10][28] - 美国对比：银行业资产占比45%，资本市场机构资产占比19.4%，保险业资产占比35.4% [10][28] - 发展直接融资、建设强大资本市场，有利于服务科技创新、缓解科创企业融资约束 [11][29] 投资于人：政策内涵与抓手 - “投资于人”核心是将更多资源投向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提升人力资本和消费能力 [11][29] - 抓手一：制定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注重通过再分配提振消费 [11][29] - 2023年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为61.2%，低于美国的85.5%、德国的68.4%和日本的65.7% [11][29] - 抓手二：财政支出结构更多向民生转变，持续加码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支出 [12][30] - 发达国家社保支出占GDP比重基本在10%-20%，我国民生领域政府支出不足10% [12][30] - 现行举措：3周岁以下儿童每年发放3600元育儿补贴，惠及约2400万人；学前一年在园儿童免除保育教育费，惠及约1200万人 [12][30] 提振消费：短期与长期措施 - 短期内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如消费券、特定群体补贴）更为紧迫有效，可快速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现金流 [13][31] - 建议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税率，将年收入10万至35万元群体个税税率降低5个百分点 [14][32] - 引导需求向家政、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倾斜的措施包括：政府购买服务、定向税收与财政激励、将服务与个人养老金账户挂钩 [15][33][34] 促消费针对性建议 - 优化“两新”政策，如配合春节提前下达支持消费的特别国债额度，继续支持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发放文旅、餐饮类消费券 [16][35] - 重点关注智能驾驶汽车、AI终端产品等新兴消费领域 [16][35] - 重点增加对银发经济和育幼领域服务消费的补贴力度 [17][36] - 我国老年消费比重约占居民总消费的11%，低于老年人口占比的14% [17][36] - 目前银发经济规模约7万亿元，占GDP的6%；到2035年有望达30万亿元，占GDP的10%，年均增速或超10% [17][36] - 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海南自贸港等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18][37]

宏观调控政策框架与协同 - 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体系中起主导作用，货币政策负责协同配合，降准是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有助于推动政府债券发行以支持积极财政政策 [2] - 中国大部分政府债券由商业银行持有，其中国债约68%、地方政府债约75%由商业银行持有，降准通过直接释放银行可用资金支持其配置政府债券 [2] - 货币政策宜采取“渐进式、相机抉择”的“小步走”模式，因政策传导存在时滞且效果受市场反馈影响，不宜预设刚性路径 [3] - 中国金融机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约为6.3%，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有较大降准空间，每降准0.5个百分点可向市场提供约1万亿元长期流动性 [4] - 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方向是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调控转变，当前需保障流动性总量投放，“先给数量松绑，再加强价格引导” [4] 货币政策工具与操作 -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下调是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的一种方式，央行通过提供低成本资金向商业银行“让利”，支持其对特定领域和行业增加信贷投放 [5] - 国债买卖已成为央行调节流动性的新手段，操作路径可灵活调整，例如通过“买长卖短”以降低企业和地方政府长期融资成本，支持积极财政政策 [6] - 2024年8月央行首次开展国债买卖操作，通过“买短卖长”增加流动性投放并维持收益率曲线斜率向上，后因市场供求失衡暂停操作 [6] - 2025年财政政策力度加大导致国债供给增加、收益率走高，加之股市升温影响债市配置，为央行重新布局债市提供了政策窗口 [6] 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与发展 - 2025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8.7%，降幅较2024年收窄4.2个百分点；销售额同比下降12.6%，降幅收窄4.5个百分点，显示主要指标降幅收窄 [7] - “稳预期”的关键在于打通置换链条、提升房地产市场流动性，根本制约因素是居民就业和收入预期 [8] - 2025年四季度城镇储户收入感受指数为46.1%，环比下降0.4个百分点；就业感受指数为29.2%，环比上升3.4个百分点，但仍有52.8%的居民认为就业形势严峻或看不准 [8] - 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需进行土地供应和财税结构的深层次制度性变革，从“以地谋发展”转向“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的要素联动新机制 [8] 金融结构优化与直接融资发展 - 中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业资产占比约90%，而美国为45%；中国资本市场相关机构资产占比3%，美国为19.4%；中国保险业资产占比7.3%，美国为35.4% [9] - 在经济转型升级阶段，需扶持轻资产、小体量、高不确定性的科创和服务业企业，发展直接融资有利于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缓解其融资约束 [10] “投资于人”与民生改善 - “投资于人”的核心内涵是将更多财政和社会资源投向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改善和公共服务领域，以提升人力资本和居民消费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11] - 2023年中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为61.2%，比美国（85.5%）低20个百分点以上，比德国（68.4%）和日本（65.7%）分别低约7个和5个百分点 [11] - 中国住户部门再分配后收入占比长期低于初次分配，表明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不足，低收入群体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程度有待提升 [11] - 发达国家社保支出占GDP比重基本在10%至20%，中国民生领域政府支出不足10%，仍有提升空间 [12] - 具体举措包括：为3周岁以下儿童每年发放3600元育儿补贴，惠及约2400万人；免除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惠及约1200万人 [12] 提振消费的政策措施 - 短期内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如消费券、特定群体补贴）是更为紧迫有效的提振消费措施，可直接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现金流，快速提升消费倾向 [13] - 建议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税率，将年收入在10万至35万元的群体个税税率降低5个百分点 [14] - 引导需求向家政、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倾斜的措施包括：政府购买服务以扩大有效需求；对相关企业扩大增值税留抵退税范围，将居民相关服务支出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将养老、健康服务与个人养老金账户挂钩 [15][16] - 促消费针对性建议包括：优化实施消费品补贴政策，如配合春节假期提前下达支持消费的特别国债额度，继续支持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发放文旅、餐饮类消费券；调整补贴领域至智能驾驶汽车、AI终端产品等新兴消费 [17] - 重点增加对银发经济和育幼领域服务消费的补贴力度，中国老年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约11%，低于老年人口占比的14%，而发达国家老年消费占比往往高于老年人口占比 [18] - 目前中国银发经济规模约7万亿元，约占GDP的6%，预计到2035年规模有望达30万亿元，占GDP的10%，年均增速或超10% [18] - 加大对育儿经济的支持力度，建议在发放育儿补贴和免除保育教育费的同时，增加对育幼服务和消费品的补贴，以促进增量现金流转化为实际消费 [18]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货币政策定调与2026年展望 -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将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作为重要考量，明确了货币政策的新定位[1] - 2025年货币政策基调从连续多年的“稳健”转向“适度宽松”，体现了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针对性和灵活性[1] 2025年货币政策实施与成效 - 202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下调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0.1个百分点，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2] - 通过综合运用多种工具，2025年12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8.3%，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8.5%，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低位[2] - 全面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科技创新再贷款等结构性工具利率0.25个百分点，增加多项再贷款额度，引导信贷资源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倾斜[2] - 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步上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保持了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2] 2025年宏观经济运行状况 - 2025年我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40187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0%，实现了主要预期目标[3] - 但四个季度增速分别为5.4%、5.2%、4.8%和4.5%，反映出经济稳定运行压力有所加大[3] - 自2023年3月起，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速持续位于1%以下的区间，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速自2022年10月起处于负增长区间，价格水平总体低位运行[3] - 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有效需求不足是主要问题，同时叠加新旧动能转换阵痛、居民收入预期不稳等多重因素[3][4] 2026年面临的内外部环境 - 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将显著影响跨境资本流动[5] - 世界贸易组织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大幅下调至0.5%，远低于2025年的2.4%[5] - 从内部条件看，我国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较为突出，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重点领域的风险隐患仍待化解[5] - 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将更加彰显[5] 2026年货币政策实施方向与工具 - 需要创新完善政策工具和手段，加强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并将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6] - 灵活高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更加注重预期引导，保持流动性充裕，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7] - 今年降准降息还有一定的空间，可动态优化存款准备金制度，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7] - 中国人民银行自1月19日起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0.25个百分点，要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激励作用，引导资金精准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7] - 强化预期管理，提供前瞻性指引，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健全市场沟通机制[7] 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1月20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已正式落地[8] - 2026年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预计财政支出将进一步增加总量，能够有力支撑扩大内需等重点任务[8] - 财政政策既要主动靠前发力，也要优化支出结构，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民生，并加强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8] - 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点，要推动国债市场健康发展，理顺二者协调配合的体制机制[8] 促进物价合理回升的综合施策 - 促进物价合理回升需要综合施策，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9] - 政策上要把握居民消费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结构性变化，持续清理不合理限制措施，有效释放消费需求潜力[9] - 完善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将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都纳入评估[9] - 要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持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9] - 落实“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要求，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9]

文章核心观点 - 宏观与基本面多重利空因素共振，导致镍期货价格大幅下挫，市场陷入宏观与基本面双重受压格局 [2] - 春节前镍市呈现“供应过剩+需求真空”的典型特征，产业链全环节进入休眠状态，价格易跌难涨 [2][3] - 短期策略应以防御和规避风险为主，节后市场焦点将重回基本面，可关注产业链核心环节的优质资产进行布局 [4] 价格表现与市场情绪 - 隔夜伦敦金属交易所(LME)镍价下跌270美元/吨至17060美元/吨，跌幅1.56% [1] - 国内夜盘沪镍主力合约2603下跌1130元/吨至134250元/吨，跌幅0.83% [1] - 2月5日LME镍库存为286071吨，较前一交易日减少240吨 [1] - 2月6日早盘，沪镍期货全线低开，主力合约2603开盘报133500元/吨，下跌1880元，随后在9:10进一步跌至131940元/吨，下跌3440元 [2] - 市场买盘力量大幅萎缩，机构提前减仓及高杠杆资金被迫平仓进一步放大了价格跌幅 [2] 宏观利空因素 - 美联储官员提名降温了市场降息预期，导致美股重挫并引发全球风险资产抛售 [2] - 美元走强对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形成压制 [2] - 国内上海期货交易所实施了提保扩板的政策调控 [2] - 春节临近，市场资金避险情绪升温 [2] 供需基本面 - 需求端：不锈钢、新能源电池等下游企业因春节停产放假，采购活动全面停滞 [2] - 供应端：LME镍库存超过28万吨，印尼镍铁产能持续释放，全球精炼镍产量同比增长22.8% [2] - 菲律宾镍矿招标价格虽高，但因成本倒挂，国内交投冷清，产业链价格传导机制失效 [2] - 产业链从矿端到终端陷入整体休眠，上游成本支撑失效，下游需求萎缩，行业利润空间持续压缩 [3] 短期走势预测与操作策略 - 短期内，沪镍主力合约将测试130000元/吨的关键支撑位，价格在多重压制下易跌难涨 [4] - 投资者操作上应以轻仓或空仓过节，主动规避长假风险 [4] - 贸易商宜采取快进快出的策略 [4] - 下游企业仅需按需进行零星补货 [4] 长期展望与关注方向 - 节后市场焦点将重回基本面，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对高镍材料的刚性需求长期存在 [4] - 印尼等主要资源国的供给约束，将使供需格局随下游复工复产而逐步改善 [4] - 可重点关注在印尼拥有产能布局、掌握湿法冶炼技术且成本控制能力突出的行业龙头企业，认为其兼具估值修复与业绩增长的双重潜力 [4] - 本轮深调被视为短期风险集中释放，并未改变镍作为关键能源金属的长期价值 [4]

宏观经济表现 - 2025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40万亿元，全年经济增长5%，连续三年保持5%及以上增速[1] - 经济韧性源于出口高增长与稳增长政策协同发力，包括出口市场多元化、产品结构升级及提振消费的系统化政策[1] 经济结构转型 - 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24年的56.8%提高至57.7%[3] - 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2024年的44.5%提高至52%[3] -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2%和9.4%，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5.9%）[3] - 高技术产业投资表现强劲，信息服务业与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28.4%和16.9%，大幅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3.8%）[3] - 按人民币计价，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13.2%，高于出口总体增速（6.1%）[3] 资本市场与融资 - 2025年9月，科技电子板块市值超越银行板块成为资本市场第一大板块[3] - 科技贷款余额增长11.5%，高于贷款余额总体增速（6.3%）[3] 现存问题与政策建议 - 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仍需政策调整，需控制土地供应并解决房企流动性风险[4] - 建议通过划转国资提高养老金、设立“城乡居民增收专项引导基金”补贴企业涨薪等方式，构建提振消费的长效机制[4] - 需加大中央转移支付或提高地方债务限额，以解决地方财政紧平衡问题[5] - 宏观调控理念需优化，从注重短期数据转向激发微观主体积极性，侧重收入分配改革、产权保护及财税制度改革[5]

核心观点 - 文章核心观点是，当前物价的阶段性低水平运行对经济有负面影响，需要积极推动物价合理回升至合理区间，这需要综合运用宏观政策、体制改革和畅通循环等手段，而非简单行政干预 [2][9] 对低物价的辩证分析 - 物价持续走低会形成“低物价—弱预期—少消费—企业低利润—居民低收入—弱预期—少消费—低物价”的恶性循环 [4] - 低物价导致企业销售价格下降、利润收窄、偿债压力加大，同时实际利率上升会抑制投资意愿 [4] - 持续的低价出口会过度消耗国内能源资源，增加汇率升值压力，恶化贸易条件，最终降低国内实际消费和福利水平 [4] - 物价过低会强化悲观预期，可能引发流动性风险，导致常规货币政策失效，同时侵蚀财政税基，加重实际债务负担，压缩财政政策空间 [4] 当前物价低位运行的成因 - **周期性因素**：2023年以来，疫情后续影响导致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消费意愿和能力减弱，同时全球能源、金属与矿产价格波动及农产品价格回落带来输入性影响 [6] - **结构性因素**： - 需求侧：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抑制了消费需求 [6] - 供给侧：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部分传统产业产量达峰；新兴产业资本涌入、技术迭代快、竞争加剧，但终端需求不匹配；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技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压制工资上涨；绿色转型降低能源成本 [6] - **体制性因素**：部分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不高，价格受压抑；水、电、油、气及基础民生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够灵活 [6] 国内外物价形势对比 - 与美国、欧元区等主要经济体经历持续高通胀形成鲜明对比，国内外存在“物价温差” [7] - 差异原因在于宏观政策选择不同：2020年以来，欧美采取“直升机撒钱”式货币政策并超常规加大财政支出；而中国坚持“不搞大水漫灌”，货币政策保持克制 [7] - 中国制造业规模大、类别全、供给稳，更容易平抑物价，并通过扩大开放、保障供应链稳定了国内物价 [7] 近期物价与政策空间 - 近期核心CPI同比涨幅已恢复到**1%以上**，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保持在**8%以上** [8] - **2025年核心CPI比上年上涨0.7%**，涨幅扩大**0.2个百分点**，其中**12月份上涨1.2%**，涨幅连续4个月保持在**1%之上** [8] -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降幅收窄，环比连续**3个月**上涨 [8] - 中国政府负债率显著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政策利率处于全球中位水平，推动物价合理回升还有很大政策空间 [8] 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的路径 - **宏观调控导向**： - 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优化对商品和服务消费的财政支持 [10] - 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降准降息和结构性工具释放流动性，确保社会融资规模和M2增速与名义GDP增长相匹配 [10] - 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因城施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10] - 健全预期管理机制，稳定市场对未来价格、收入、就业的预期 [10] -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 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优化“两新”政策，扩大优质供给，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11] -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破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堵点，保障劳动者权益，规范市场价格秩序 [11] - 统筹扩内需和供给侧改革，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引导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 [11] -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 加快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使要素价格反映成本、供需和稀缺程度 [11] - 推动价格治理机制改革，创新公共服务和公用事业价格机制，健全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 [11] -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优化工资决定和增长机制，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加强再分配调节 [11] - 完善物价上涨与低收入群体价格补贴联动机制 [11]

宏观经济总体态势 - 20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0% [4] - 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5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7%，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2% [1][4] - 全年服务零售额比上年增长5.5% [4] - 经济处于复苏早期阶段，但复苏基础不牢固，内生增长动力不足 [1][4] 经济面临的核心矛盾 - 当前经济面临“供强需弱”的长期结构性矛盾 [3] - 过去依赖外循环消化产能的模式空间收窄，可能从长期结构问题转化为制约短期增长的突出矛盾 [3][6] - 内生动力不足集中表现在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偏弱以及居民买房和消费意愿偏弱 [4] - 在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若内需扩大跟不上，可能加剧“供强需弱” [3][6] 金融市场与企业表现 - 股票市场、人民币汇率、社融增速、企业存款等金融指标有明显提升 [4] - 企业盈利止住了连续多年的下行趋势 [4] - 消费、劳动力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4] - 有观点认为2025年经济是企稳状态，而非持续下行 [8] 政策方向与宏观展望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2026年八大重点任务之首 [3][10] -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3][10] - 有预测认为2026年中国实际GDP有条件实现接近5.0%的增长，名义GDP增速有望同步改善 [8] - PPI同比增速预计回升至-1%，当月同比有望在2026年底回升至0左右，CPI同比增速预计也将小幅回升 [8] 政策建议分歧 - 一种观点主张货币政策应更积极，通过大幅度降低政策利率、明确通胀预期管理来激活内生增长动力 [11][12] - 具体建议包括降低政策利率，必要时压低长期利率，并打消对宽松货币政策的疑虑 [12] - 另一种观点主张相对稳健、平衡的政策组合，认为货币政策不需要踩太大的油门 [13] - 该观点预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与2025年持平，需降低7日逆回购利率、存款利率和LPR利率10—20个基点 [13] - 广义财政支出约需41万亿元，比2025年增加约1.2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赤字宜继续按GDP的4%安排 [13] 结构性改革与服务业发展 - 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尤其要规范地方政府行为 [13] - 推动消费增长需要在收入和保障两个方面花大力气 [13] - 破解“供强需弱”不能只盯着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非常重要，消费空间可能更大 [14]

政策核心与目标 - 财政部会同央行等部门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六箭齐发”一揽子政策 旨在通过创新政策工具和加强政策联动 精准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 推动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2] - 扩大内需是今年排在首位的重点任务 当前供强需弱矛盾突出 消费和投资增速有所放缓 需要持续加力扩内需 [2] - 加强财政与金融政策协同 可以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 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支持扩大内需 形成政策放大效应 [2] 政策创新内容 - 新推出三项重要政策：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支持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 [3] - 政策组合运用贷款贴息、担保补偿等工具 既瞄准降低融资门槛 又着力降低融资成本 总体考量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3] - 在以贴息、担保支持间接融资的同时 以风险补偿方式助力直接融资 中央财政安排风险分担资金与央行工具协同 为民营企业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发行债券提供增信支持 [3] 政策优化内容 - 优化实施三项存量政策：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 [4] - 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纳入贴息范围 [4] - 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把数字、绿色、零售三类消费领域纳入支持范围 [4] - 通过延长实施期限、扩大支持领域、增加经办银行等措施优化存量政策 提升了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4] 政策支持力度 - 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额度达5000亿元 单家企业可享受担保的贷款额度为2000万元 比传统担保模式下额度翻了1番 [5] - 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将单户贷款额度由现有的100万元提高到1000万元 [5] - 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为贷款总额的1.5个百分点 最长贴息期2年 单户贴息贷款规模最高可达5000万元 [5] - 一系列政策惠及领域广、支持力度大 显示出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的取向 [5]

宏观经济表现 - 2025年中国GDP总量首次突破140万亿元，达到140187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圆满实现年度预期目标 [2][3] - 在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的背景下，中国5.0%的经济增速领跑全球主要经济体，为全球总需求注入稳定剂和动力源 [3] - 横向对比，2025年OECD预计全球GDP增速从2024年的3.2%放缓至3.1%，美国、欧元区、日本增速预计分别为1.6%-2.2%、1.0%-1.3%、0.7% [3] 产业结构与增长动力 -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1.4%，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3] - 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4%，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3.3个和3.5个百分点 [4] -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1%，远高于GDP增速 [11] - 2025年12月制造业PMI为50.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11] 消费与内需市场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01202亿元，比上年增长3.7%，消费压舱石作用更加稳固 [8] -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5.2%，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26.1% [4] -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3377元，比上年名义增长5.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0%，与经济增速基本同步 [7] - 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6.1%，消费结构持续升级 [7] - 全国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为29.3%，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 [7] 对外贸易与投资 - 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454687亿元，比上年增长3.8%，其中出口269892亿元增长6.1%，进口184795亿元增长0.5% [8] - 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7.1%，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7.3%，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 [8] - 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13.2%，显示出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的明显成效 [4] -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3.8%，但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的投资增速保持稳定，高技术产业和民生领域成为亮点 [5] 政策环境与就业 - 货币政策保持了适度宽松的基调，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预期管理得到加强 [5] - 全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基本稳定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