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货币的政治渗透与政策转向 - 加密货币影响力已渗透至政治领域，2024年美国大选中获得特朗普大力支持，政策转向将冲击全球金融秩序[1] - 比特币价格突破10万美元，全球加密货币总市值达3万亿美元，成为金融体系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4] - 特朗普政府成为G7中首个全面拥抱加密货币的经济体，政策转向将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深远影响[5] 特朗普政府对加密货币的态度演变 - 第一阶段(2017-2021年)持负面态度，称比特币为"骗局"，SEC加强ICO监管使融资额从200亿降至41亿美元[11][12] - 第二阶段(2022-2023年)态度转变，发行NFT交易卡24小时售罄收入450万美元[13] - 第三阶段(2024年大选)全面支持，接受加密货币捐款并承诺将比特币列为战略储备资产[14] 特朗普第二任期加密货币新政 - 任命亲加密货币官员担任财政部和SEC要职，设立首个AI和加密货币政策职位[15][16] - 废除SAB121指引为传统金融机构参与加密货币托管扫除障碍[18] - 推动《GENIUS Act》和《FIT21》法案，建立稳定币发行标准和数字资产监管框架[19][20] 政策转向的内在逻辑 - 政治经济利益驱动：加密货币行业2024年大选捐赠2.38亿美元，特朗普家族加密资产达156亿美元[23][25] - 延续两党政策分歧：共和党主张市场自由，民主党倾向加强监管和推动央行数字货币[26][28] - 经济刺激：加密货币相关岗位达数十万个，宽松政策可吸引企业回流并创造税收[29][30] - 巩固数字金融领导地位：美国占全球加密货币交易量一半以上，贝莱德持有57.6万枚比特币(2.7%总供应量)[32] 对全球金融秩序的影响 - 国际货币体系：比特币可能挑战黄金及其他主权货币的储备地位[37] - 金融市场：稳定币月度转账量从1000亿增至1万亿美元，资产代币化将改变市场结构[38][40] - 金融监管：约25%比特币用户参与非法活动，年涉案金额760亿美元，监管套利风险加剧[42] 行业发展趋势 - 国际货币体系数字化转型加速，全球2/3成年人使用数字支付，发展中经济体比例从35%增至57%[46] - 区块链技术应用拓展至供应链、医疗、物联网等领域，推动DAO等新型治理模式发展[4] - 美元稳定币市值突破2300亿美元，占全球稳定币99%，进一步巩固美元主导地位[33]

文/《清华金融评论》 周茗一 2 0 25年5月7日9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人介绍"一揽子金 融政策支持稳市场稳预期"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央行发布3类10项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介绍到， 今年以来各项宏观金融数据都比较不错，货币信贷呈现出"数量增加、价格下降、结构优化"的运行特 征。一季度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8.4%、贷款同比增长7.4%（在贷款数据中，如果把地方专项债 置换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影响进行还原，贷款同比增速将超过8%），广义货币供应量（M2）保持在 7%左右平稳增长，明显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同时，社会融资成本保持低位，普惠小微、制造业中长 期、科技型中小企业等贷款增速均快于全部贷款增速，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 从金融市场看，一季度表现良好。股市运行总体平稳，交易较为活跃，上证指数保持在3300点左右。债 券市场在经济信心提升的带动下自我校正。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去年末小幅升值1%左右， 跨境资本流动相对均衡。 4月份以来，尽管面临比较大的外部冲击，国内金融体系仍然保持稳健，金融市场展现出较强韧性。上 证 ...

稳增长政策组合探讨 - 稳增长需要宏观经济政策、行业政策和改革政策三方面相互配合，不同时点政策重点可能不同 [1][4] - 2012年以前中国GDP增长目标为7%-8%，实际增长通常在9%以上，2012年后增长目标与实际增长同步下调，显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3] - 宏观经济政策适用于短期逆周期调节，但长期依赖货币宽松和财政宽松不可持续 [4] 行业政策分析 - 房地产行业下行对稳增长构成挑战，因其对投资和消费影响重大，短期内需稳定该行业发展 [5] - 新兴产业如"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体量不足且创新集中，需通过政策引导多元化发展 [7] - 行业更新换代导致旧产业退出速度快于新兴产业增长，需为新兴产业创造更好环境 [7] 改革政策重点 - 改革政策需提升市场配置资源效率并增强民营企业信心，民营企业已成为经济创新主力 [8] - 改善民营企业环境政策需落实到位，以支持下一轮经济增长 [8] 当前经济形势与政策应对 - 2023年和2024年经济呈现第一季度表现较好、第二季度走弱、第三季度更弱的趋势，需未雨绸缪应对下行风险 [10] - 美国加征关税对出口行业冲击显著，长三角、珠三角出口企业订单停滞，可能对GDP增长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 [11][12] - 需采取针对性救助措施帮助受冲击企业和工人，如借鉴美国疫情期间的补贴思路 [12] 短期政策建议 - 面对美国高关税冲击，需果断采取宏观刺激政策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 [13] - 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有利于扩大消费，同时需设计针对性措施帮扶受冲击出口企业和工人 [13]

我国消费结构转型与潜力释放 - 我国正迈向高收入阶段，消费进入结构转型关键过渡期，服务消费占比提升至46.1%（2024年），预计"十五五"期间超过50% [1][3] - 城市化率67%（2024年）较相同发展阶段高收入国家低9个百分点，集聚效应将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需求增长 [4] - 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户均2.62人/户），推动养老照护、托幼、家政服务需求，2023年家政市场规模达1.2万亿元（年均增速20%） [9] 消费群体分化与新兴趋势 - 收入分层显著：50%中低收入群体以日常消费为主，30%中高收入群体转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 [6] - 代际差异突出：年轻群体推动"谷子经济"爆发（如《哪吒2》周边销售额超4亿元），银发消费规模达7.8万亿元（占总消费18.3%） [7] - 性价比消费成长期趋势：超半数消费者优先关注性价比，类似日本90年代百元店、折扣店业态兴起 [8] 消费升级与供给短板 - 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占比42.6%（2024年），较OECD国家低10个百分点，汽车消费年均增速6.3%（2021-2024年），奢侈品消费年增速超20%（2019-2021年） [10][11] - 服务业供给不足：教育、医疗等领域存在专业化水平低、市场准入限制等问题 [14] - 商品质量投诉增长：2023年消费者投诉132.8万件（+15.3%），老年消费市场62.9%遭遇虚假宣传 [15] 政策与监管瓶颈 - 夜间经济等新业态受制于监管不协调，对比全球60多个城市设立"夜间经济"专管部门 [16] - 部分领域过度监管：演唱会上座率限制、商场活动安保要求过高等制约消费活力 [16]

区域金融合作 -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上强调进一步完善清迈倡议机制并强化区域金融安全网的重要性[1][4] - 会议通过新设以人民币等可自由使用货币出资的快速融资工具的安排，拓展了清迈倡议的可用资源并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1][2][4] - 会议就基于IMF模式完善清迈倡议资本实缴方案达成共识，为机制化打下基础[6] 应对美关税冲击 - 潘功胜呼吁区域国家团结一致应对美关税冲击，并介绍了中方相关宏观经济政策[7][8] - 中日韩三方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就经济形势和区域内财金合作交流意见[8] - 潘功胜与日本财长、韩国央行行长等举行双边会谈，就全球不确定性对各国影响交换意见[8] 会议成果 - 中国和马来西亚作为2025年10+3联合主席召开联合记者会，潘功胜代表中国人民银行介绍会议达成的合作成果[9]

财政政策 -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亲自决策部署重大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稳定运行[6] - 财政政策具有全局性作用，不仅是经济调控工具更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同时是应对复杂挑战的"压舱石"[7] - 当前财政政策发力重点包括提振民生与消费、助力风险防范与改革深化，长期战略方向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和区域协调发展[7] 消费刺激政策 - 国家发展改革委宣布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和定向增发购车指标，旨在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增长[9] - 育儿补贴政策有助于降低育儿成本鼓励生育缓解人口结构压力，定向增发购车指标针对长期摇号家庭和无车家庭等重点群体[10] 民营经济促进 - 《民营经济促进法》共9章78条，包括公平竞争、投资融资促进、科技创新等内容，自2025年5月20日起施行[12] - 该法律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将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保证各类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13] 贸易政策观点 - 巴菲特表示贸易不应该成为武器，贸易越多越好，美国应寻求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做各自擅长的事情[15] - 巴菲特的表态体现了对自由贸易的积极态度和对当前美国贸易政策的批评，呼吁通过开放合作实现经济繁荣[16] 经济数据 - 2025年4月制造业PMI降至49 0%较前值50 5%下降1 5个百分点，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1 9%下降1 5个百分点[18] - PMI数据显示贸易战导致需求不确定性，企业收缩采购削减产能降低价格减轻库存负担，对经济和就业造成影响[20]

全球资产配置范式变更 - 高度不确定性成为世界经济金融主题 受中美博弈 新冠疫情 俄乌冲突等多因素影响 2025年特朗普2.0关税政策重启与地缘风险恶化加剧资产波动 [2][8] - 美国信用受损导致全球化逆转 过去高配美债美股的资产配置格局将转向去美元化 美债风险显著上升 2025年4月美债总额达36万亿美元占全球GDP35% 人均负债超10万美元 [2][3] - 中国资本市场展现稳定性优势 在美债美股美元大幅波动背景下呈现上行势头 建议在国际贸易投资中增加人民币使用 [4][5]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路径 - 投资者结构需优化 个人投资者比重过高问题亟待改善 应重点促进机构投资者增持 [12] - 依托完整产业链和科技实力 在半导体 AI等领域输出优势产能 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 [4] - 专项债成为逆周期调控关键工具 需更好发挥撬动社会资本作用 地方政府债券规模持续扩容 [15] 行业创新与金融科技 - 证券公司通过跨境业务布局形成综合资产配置方案 助力全球投资 [14] - 银行理财行业需提升资产配置能力 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保障投资者权益 [15] - AI技术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升级 深度求索(DeepSeek)模式降低大模型研发成本 促进AI生态拓展 [19] 区域化投资策略 - 建议挖掘欧洲 日本等发达市场及"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潜力 跨市场多元化配置黄金等另类资产 [5][14] - 绿色金融成为重要发展方向 碳减排工具有效提升银行市场价值 需强化政策落实促进绿色债券创新 [15][20]

消费不足的结构性偏差 - 中国家庭消费、最终消费和服务消费占GDP比重与OECD国家相比存在1/4至1/3的缺口，居民实际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约20个百分点 [3][4] - 结构性偏差的四大成因：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低且城乡差距大（农村养老金仅220元/月vs城镇企业3000元/月）、城市化率滞后（67% vs OECD国家70%-80%）、收入差距大（基尼系数0.45+，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vs低收入群体9亿人）、政府净资产占比高（38.6% vs OECD国家5%）[5][6][7] 消费不足的核心矛盾 - 服务消费不足集中于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发展型消费，农村居民（3亿农民工+2亿进城农民工）是最大短板 [10] - 房地产基建高增长曾掩盖消费偏差，但当前房地产下跌和基建减速使消费短板成为终端需求"卡脖子"因素 [10][11] - 需区分源头性问题（终端需求不足）与派生性问题（价格低迷/产能过剩等），解决消费占比偏低是经济运行的"第一性原理" [12][13] 扩大消费的解决方案 - 短期优先推动农村养老金改革：将5-6万亿刺激资金中划拨5000亿可使月养老金从220元增至400元，划拨1万亿可增至600元 [16] - 中期建议划拨国有资本：国有金融资本权益30.6万亿中划拨10万亿，按7%收益率可使养老金发放水平提升1-2倍 [17] - 长期完善缴费制度：目标5年内将农村养老金从当前220元提升至1000元，测算显示1万亿投入可带动8000亿直接消费，通过1.5倍乘数效应拉动GDP增长1.2万亿 [19] 经济转型路径 - 需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将政府净财富和国有资本收益从储蓄投资转向支持消费 [7] - 纠正消费结构性偏差可释放新增长动能，潜力不亚于房地产曾带来的增长效应 [19]

能源转型的双重效用与现实困局 - 能源低碳转型具有经济—社会双维价值 经济效率维度上绿色投资和消费需求直接拉动经济增长 绿色技术迭代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研究表明加速绿色转型每年新增3万亿元投资可通过1.5倍乘数效应拉动GDP增长3% 为实现年均5%的GDP增速提供支撑 [3][4] - 社会福利维度上能源转型的健康收益与民生福祉紧密相连 以当前中国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00亿吨为基准 持续转型至2040年实现年排放量降至20亿吨 15年间累计减排量将产生约50万亿元的健康与环境协同效益 [4] - 能源转型面临结构性产能过剩困局 光伏、风电、储能等关键行业出现产能利用率低、产品价格大幅下降、行业亏损加剧 2024年中国光伏行业全行业产能利用率低于50% 各环节实际产能过剩倍数达2倍以上 行业平均毛利率从2023年的18%~22%骤降至5%~7% 全行业2024年亏损超600亿元 [6] 偏好—制度—技术三维动力机制下的产能过剩锁定 - 新能源产业产能过剩常被归因为技术瓶颈或市场供需错配 但单纯强调技术迭代可能加剧绿色过剩悖论 技术供给与市场需求并非线性关联 消费者对绿色溢价的有效需求持续低于技术升级阈值 政策机制默许低效产能扩张 企业因设备折旧压力拒绝技术路线切换 [9] - 偏好维度上绿色消费偏好的显示性不足构成能源转型的根源性阻滞 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使其价值难以完整进入个人效用函数 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支付意愿长期偏离社会最优水平 现状偏差固化消费惯性 初始切换成本的心理权重高估强化传统能源消费黏性 [10] - 市场信号扭曲企业决策 需求端支付意愿低迷通过价格机制逆向传导 迫使企业为维持市场份额转向技术降级 形成低成本竞争—低质量均衡的恶性循环 政策依赖型需求无法激活市场自发的绿色创新动能 [10]

特朗普关税战的核心策略 - 特朗普心理底价包括对全球加征10%基准关税、对汽车等重点行业加征保护性关税、重点遏制中国和整合北美[5] - 4月美国海关财政收入达160亿美元，是3月同期的1.8倍，显示关税效果显著[6] - 已对钢铝和汽车分别加征25%关税，计划对药品、半导体等进一步加税[7] - 对中国加征145%关税（10%+10%+125%），刻意打压中国崛起[8] 博弈策略分析 - 利用美国霸权地位采取单边行动，迫使其他经济体在其框架内回应[10] - 通过反复无常的策略增加对手决策成本，保持战略弹性[11] - 阶段性态度软化是为安抚市场和分化对手，并非真正让步[12] - 最终可能接受对中国30-50%关税、其他经济体10%关税的结果[13] 各经济体反应差异 - 中国采取最强硬反制，对美加征关税从34%逐步升至125%[16][20] - 加拿大因能源优势坚决反制，墨西哥则被迫妥协[22][23] - 欧盟、日本等显软弱性，反制迟缓或未实施[25][26] - 越南、柬埔寨等缺乏反制能力，被迫大幅让步[30][31] - 澳大利亚、新西兰选择战略忍让，避免升级[34][35] 中国应对策略 - 以超大规模经济体和内需市场为依托，推动产业升级[18] - 警惕美国拉拢他国围堵，坚决回击任何损害中方利益行为[38] - 构建非美经济体贸易体系，强化与欧盟、东盟等合作[39][40] - 通过扩大进口和市场开放构建国际利益共同体[41] - 3月中日韩重启经贸部长会议，推进自贸协定谈判[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