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额储蓄的结构画像 - 观察居民超额储蓄需使用全口径储蓄指标 包括银行理财和股市投资等 而非仅银行存款 因银行存款受表外资金回表影响可能虚高[1][8] - 全口径储蓄近四年增加52万亿 比历史趋势超额增加11.1万亿[1][8] - 超额储蓄主体更多是储蓄率更低的地区 如河南储蓄率上升16.9个百分点至21.9% 四川上升22.6个百分点至14% 福建上升21.8个百分点至17.6% 而高储蓄率地区如北京仅上升6个百分点[1][9] - 超额储蓄主体更多是收入更低的地区 静态看陕西储蓄率34.9% 山西26.1% 辽宁26.1% 动态看重庆储蓄率上升29.4个百分点 四川上升22.6个百分点 而高收入地区如北京仅上升6.2个百分点 上海上升6.3个百分点[2][12] - 不同年龄群体均存在超额储蓄 并非由老年人主导 重庆老龄化率22%且储蓄率上升29个百分点 广东老龄化率12.4%但储蓄率也上升21个百分点[2][16] 超额储蓄的形成原因 - 超额储蓄并非典型预防式储蓄 收入下行与储蓄率上升的关联性不强 重庆收入增速下行4个百分点但储蓄率大幅上升 而北京上海河北等收入下行地区储蓄率上升有限[3][21] - 消费倾向变化与储蓄率上升无必然联系 新疆辽宁消费倾向下降但储蓄率未明显上升 浙江江苏湖北消费倾向上升但储蓄率也上升[3][22] - 超额储蓄主要源于房地产市场调整 居民购房年化支出规模从8万亿下降至3.3万亿 节约近5万亿 同时2024年提前还贷规模从5万亿下降至4.3万亿[3][28] - 分省份数据显示储蓄率上升幅度更大的地区购房支出减少更多 如重庆江苏浙江福建[3][28] - 社会保障和养老压力并非主因 宁夏抚养比0.23与辽宁抚养比0.43的地区储蓄率均超20% 转移性收入占比高低不同的地区如重庆广东储蓄率均显著上升[4][30] 超额储蓄的释放路径 - 超额储蓄流向受形成模式影响 美国因财政补贴导致收入逆势冲高 超额储蓄流向消费 欧盟因节约消费形成预防式储蓄 后续也回流消费[5][33] - 中国超额储蓄源于购房需求递延 后续可能流向房地产而非消费 中间或通过股市等金融资产过渡[5][36] - 期房销售增速2024年大幅下滑23.7% 但现房销售增速达19.4% 刚需购房率3.5%低于2008年水平 反映居民递延购房[5][36] - 需求侧刺激政策如降息至3.3%历史低位 但因供给侧竣工风险(按时竣工率仅40%) 无法有效释放储蓄 导致销售偏弱与储蓄累积[6][40] - 房地产市场企稳需政策"兼顾两头" 既要防止房企流动性危机 又要降低按揭利率至租金回报率以下[6][44] - "保交楼"政策具备良性循环效果 可填补3万亿资金缺口 促进投资和销售 现房供给过剩但期房新增供给较2021年中减少65.8% 供给偏紧有利于房价企稳[6][48]

近期美元走弱异常现象 - 美元指数从1月10日至4月17日累计下跌9.3%至99.4 跌破100关口 兑发达市场货币回落7.6% 兑新兴市场货币仅回落1.4% 呈现明显分化[2][7][90] - 4月7日前美元走弱主因美国衰退预期升温 花旗经济意外指数从14.5降至-19.5 市场降息预期从1.2次升至4.2次 10年期美债利率回落62bp[2][17][90] - 4月7日后出现"股债汇三杀"异象 美债利率反弹33bp但美元继续走弱 资金从"避险流向美国"转向"逃离美国" 海外投资者抛售美债回流欧日市场[2][28][90] 美元延续弱势的驱动因素 - 关税政策导致美国经济贸易不确定性飙升 通胀预期升温 综合GTAP模型及外资预测 关税对美国GDP冲击可能达3个百分点[3][39][91] - 当前关税税率远高于贸易摩擦1.0时期 联邦政府若裁员20%可能使失业率升至4.8% 高收入群体财富效应减弱可能加速消费走弱[46][47] - 历史衰退期美元多数走强 但本轮对美国债务可持续性和孤立主义担忧弱化美元避险属性 资金可能流向欧元资产 推升美元走弱概率[3][52][91] 人民币汇率后续演绎 - 4月2日后美元指数回落4.1% 但在岸人民币兑美元仍贬值0.4% 一度突破7.35创"811"汇改新低 主因特朗普关税政策直接冲击[4][61][91] - 外部压力缓和因美元弱势延续及资金向非美市场外流 关税冲击存在非线性递减特征 美国已出台豁免清单且加墨未被加征关税[4][71][92] - 央行逆周期调节工具丰富 2023年以来积累约1239亿美元待结汇资金 提供较2017-2018年432亿美元更厚缓冲垫 国内政策对冲增强经济韧性[4][77][92]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框架的演变 - 1955-1970年采用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中介目标为银行信贷或货币供给增速，主要操作方式为窗口指导 [8][9] - 1971-1990年政策框架从数量型渐进转向价格型，但仍以数量为主，无抵押隔夜拆借利率于1985年设立并在90年代成为操作目标 [2][22] - 1991年至今进入非常规政策实验阶段，1999年2月政策利率降至零，2001年3月开启量化宽松政策，2013年后进行一系列非常规政策实验 [2][28][35] 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与演进 - 2001年3月日央行决定实施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操作目标转为准备金，承诺在核心CPI同比稳定在0%以上之前持续实施QEP [3][81] - QEP实施期间多次上调购债规模，长期国债月购买规模从初始4,000亿日元经过4次上调至1.2万亿日元，准备金目标经过9次上调至30-35万亿日元 [81][82] - 2008年雷曼冲击后日央行启动危机应对模式，包括降息、资金供应操作和质化宽松，2010年10月引入全面货币宽松政策 [3][125][131][132] 黑田东彦时代的量化质化宽松政策 - 2013年4月开始实施QQE，中介目标由隔夜利率转向基础货币，每年增长60-70万亿日元，主要通过购买长期国债来增加基础货币 [4][163][178] - 2014年10月出台扩展版QQE，基础货币目标从每年60-70万亿日元增加到80万亿日元，长期国债购买目标从50万亿日元提高到80万亿日元 [179] - 2016年1月引入QQE+负利率政策，实施三级准备金制度，对部分准备金实施-0.1%的利率，这是日央行首次突破利率的零下限约束 [4][190][191] 货币政策框架转换的经济背景 -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日本外需骤降，揭开不良债务和银行危机序幕，1997年11月三洋证券同业贷款违约引发流动性危机 [47][53][59] -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导致日本经济再陷衰退，2001年2季度实际GDP连续3个季度环比负增长，核心CPI同比创新低达-1.1% [81] - 2014年6月OPEC原油减产谈判破裂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下行，布伦特原油价格从115美元/桶降至28美元/桶，累计降幅76% [185][187] 通胀目标与政策效果 - 2013年1月日央行引入开放式资产购买计划并确立2%通胀目标，此前在2012年2月确定了单一的1%通胀目标制 [158][159] - QQE实施后2013年底日本产出缺口自2008年以来首次转正，CPI与核心CPI同比分别升至1.6%和1.3%，均为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 [178] - 2016年实施QQE+负利率时，日本核心-核心CPI已连续29个月为正，2015年底升至1.2%，但原油价格下行导致CPI同比降至-0.1% [185]

美联储的政治压力与领导层换届 - 美联储主席人选已成为市场定价的主线，截至8月9日，市场预期的前三位候选人分别为美联储理事沃勒（26.6%）、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赛特（13.7%）和前美联储理事沃什（7.9%）[1] - 对市场而言，提名谁并非主要矛盾，本质上候选人都是特朗普的"影子"，且货币政策立场均偏鸽派，特朗普引导市场降息预期是真实有效的[1] - 特朗普引导降息预期有三张王牌：提名新理事接替提前辞职的Kugler、年内提名一位鸽派影子主席、以及若鲍威尔不留任理事则再提名一位新理事[2] 美联储的决策框架与利率操纵边界 - 美联储能制定但不能操纵政策利率，更不能操纵利率曲线，利率是内生的，期限越长的利率与宏观因素越相关，与短端利率越不相关[3] - 长期而言，中性利率是货币政策操作的锚，决定了降息的终点，美国中性利率已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0左右升至1-1.5%，这意味着美联储降息的终点或在300-350个基点[3] - 短期而言，截至2025年7月，美联储应将联邦基金利率设定在3.8-6.3%区间，而实际值为4.3%，说明当前政策利率并不具备限制性[3] - 美联储长期逆基本面操纵收益率曲线的空间有限，美债期限溢价上行趋势或延续，在加息周期中市场定价过于鸽派，在降息周期中定价过于鹰派，但本轮周期市场始终在抢跑降息[4]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 - 美联储降息的空间不取决于理事会换届，而是美国政府会否落实财政整顿，政府去杠杆可降低中性利率、压降期限溢价，并助力完成去通胀的最后一公里[5] - 经验显示，基本财政赤字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10年期美债利率或下降12-35个基点[5] - 美国联邦政府财政和债务已进入类战时状态，赤字率和杠杆率堪比战时，2008年以来超支和减收双管齐下，顺周期性越来越显著[7] - 可持续的财政整顿方案仅有两种：经济增长和开源节流，区别在于政治成本的差异，增长去杠杆最可持续但见效慢，开源节流见效快但牺牲短期增长并冒政治风险[7]

全球贸易失衡与美国孪生赤字框架 - 全球贸易失衡本质上是美国的结构性失衡 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占全球比重达6-7成 呈现"铁打的最后消费者与流水的世界工厂"格局 [3][24] - 失衡持续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内生或外生纠错机制 例如1985年《广场协议》通过政策协同实现再平衡 2008年金融危机则以需求收缩方式实现调整 [3][32] - 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伴随经常账户失衡同步升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成为再平衡转折点 [10][11] 美元特权与特里芬难题 - 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存在特里芬难题 美国需保持贸易逆差输出美元 但逆差损害美元信用 此矛盾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41][43] -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仍根植于"特里芬世界" 被称为布雷顿森林Ⅱ体系 新兴国家积累美元储备并实施出口导向模式 加剧全球失衡 [65][66] - 美元升值由经济基本面利差与安全资产需求驱动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会强化避险逻辑 反而推升美元汇率 [36][62] 美国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关联 - 经常账户逆差是国内储蓄投资关系的镜像 国民收入恒等式表明净出口等于国民净储蓄 任何扩大投资储蓄剪刀差的政策都会加剧外部失衡 [77][83] - 特朗普时代财政顺周期扩张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 投资率上升 剪刀差扩大使经常账户逆差占GDP比重显著抬升 [91][97] - 孪生赤字假说成立 财政赤字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 经常账户逆差占GDP比重上升0.3-0.5个百分点 [5][98] 历史案例与再平衡路径 - 1971年尼克松冲击与1985年广场协议均通过美元贬值阶段性改善贸易收支 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在两阶段累计贬值20.7% [54][58] - 2018年特朗普关税战未能改善贸易逆差 商品贸易逆差规模从7900亿美元升至1.1万亿美元 仅改变中国份额而非整体格局 [37][61] - 再平衡有三类路径：储蓄投资关系调整、汇率调整和金融深化 支出转换与支出调整政策需协同使用 [32][34] 财政可持续性与债务风险 - 美国联邦政府杠杆率升至120% 外债净额占GDP达76% 但货币债务危机风险较低 因美元霸权提供融资空间与安全资产属性 [110][133] - 日本案例表明"高债务杠杆+低通胀+低外债占比+经常账户盈余"组合可维持财政可持续 美国外债占比仅30%且通胀预期稳定 [127][133] - 财政整顿需开源节流双管齐下 克林顿任期通过互联网革命增税减支实现盈余 奥巴马时期财政紧缩则拖累经济复苏 [140][149] 特朗普2.0政策展望 - 特朗普新任期可能延续里根大循环特征：强经济+强美元+高预算赤字+贸易逆差 但解决方案或不同 [108] - 关税具有双重性：对贸易失衡是工具性 对财政失衡是目的性 可作为增税减支矛盾的次优解 [166] - 美元汇率重估存在合理性 美元实际有效汇率达120接近1985年高点 但多边汇率协同需满足共赢原则而非美国优先 [172][177]

近期债市新变化 - 债市经历长牛后于2025年初显著调整，10年期国债利率从1月6日的1.60%大幅上行24个基点至3月14日的1.83% [3][26] - 本轮债牛特征显著，利率下行速率快，2023年1月以来10年期国债利率下行94个基点，远大于1年期国债的53个基点，收益率曲线呈现平坦化 [3][10] - 债牛发生在经济增速与政策利率下移的背景下，2023年二季度至2024年四季度GDP增速从6.5%降至5.4%，MLF利率从2.75%下行至2.00% [3][19][20] - 市场分歧明显加剧，债券市场久期分歧度从1月10日的0.37大幅走高至3月14日的0.51，处于近3年92%的较高分位数 [3][28] 债市投资盲点 - 海外经验显示长端利率跌破2%后多进入数年震荡期，发达经济体10年期国债利率从3%回落至2%平均用时2.1年，从2%回落至1%平均用时4.0年 [4][37] - 震荡期债市调整不以政策利率收紧为前提，海外10年期国债利率反弹时长中位值为1.1年，高点中位值为2.8%，基本面企稳或权益市场大涨均可能催化反弹 [4][55] - 市场配置行为前期已较为极端，10年期国债利率与全A股息率之差在2022年前于1%-3%间震荡，2025年1月10日该指标一度倒挂至-0.9% [4][65] 债市框架修正与资产配置再平衡 - 政策底不断夯实，2024年"924"以来宏观政策更强调锚定5%左右的GDP目标并动态调整，基建投资扩张已提速 [5][69] - 资产配置再平衡冲击债市，Deepseek等产业突围逻辑带动风险偏好改善，海外资金开始考虑重估中国，全球权益市场间再平衡加速 [6][75] - 再平衡或刚启动，截至3月14日混合型基金股票持仓比例为70.5%，处过去3年25%分位数，10年期国债收益率1.83%仍远低于高分红股票指数3.35%的股息率 [6][85]

日央行非常规政策的演进脉络与传导机制 - 日央行自1999年以来在非常规货币政策方面进行前沿实验，政策演进涵盖利率、数量和质量三个维度 [2][8] - 1999年零利率政策仅覆盖利率维度，2001年量化宽松政策增加数量和质量维度但质量仅含期限溢价，2010年全面货币宽松更关注风险溢价，2013年QQE+政策在三个维度均突破边界 [2][8][9] - 基于费雪方程，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压降名义利率曲线和抬升通胀预期实现实际利率下移，当实际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产生实质性宽松效果 [2][12] 日央行非常规政策的有效性评估 - QQE+政策显著改善金融条件，央行购买国债累计压降10年期日债利率约100bp，银行贷款利率和企业债融资利率持续下行 [3][16][25] - 货币宽松推动日本摆脱通缩陷阱，反事实研究表明QQE实施后实际GDP水平上涨0.9-1.3个百分点，核心-核心CPI通胀率上行0.6-0.7个百分点 [3][51] - 日元贬值是宽松政策另一表现，但日元汇率主要受美债利率主导而非日央行政策 [33][34][39] 日央行政策正常化进程与展望 - 2024年3月例会取消负利率并放弃QQE+YCC框架，将隔夜拆借利率目标从[-0.1%,0%]升至[0%,0.1%]，7月例会再次加息至0.25%左右 [5][66][88] - 根据中性利率框架，日央行估计实际中性利率区间为[-1%,0.5%]，对应名义中性政策利率区间为[1%,1.5%] [5][96][97] - 2024年7月例会启动缩表，计划每季度减少约4000亿国债购买量，使2026年1-3月期间购买量降至约3万亿，预计未来一年半持有国债规模减少7-8% [5][101][106] 政策正常化对经济和市场的影响 - 缩表对长端利率影响有限，定量研究表明日央行持有国债市场份额每下降1个百分点，10年期日债利率仅上升2bp，完全停止购买的影响约20-30bp [129][134] - 政策利率和美债利率对日债影响更显著，政策利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推升10年日债利率58bp，美债利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推升23bp [135] - 日本经济复苏呈现外强内弱特征，2024年1-2季度实际GDP连续负增长，私人消费已连续4个季度同比负增长 [77][78][83]

研究团队介绍 - 研究团队由首席经济学家赵伟领导，其拥有经济学博士背景，并担任中国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曾于2023年7月应邀参加李强总理经济形势座谈会 [4][5] - 团队核心成员包括宏观首席分析师，拥有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和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学者背景，曾在《金融研究》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6][7] - 团队资深高级分析师屠强拥有上海财经大学金融硕士和FRM资格，担任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特邀研究员和中国人民银行调研机制专家 [10][11] - 分析师陈达飞积极参与政府部门经济形势分析会，研究成果多次获得央行经济金融调研机制年度优秀报告一等奖 [12][13] - 国内经济组主管屠强拥有7年宏观研究经验，专注于基本面研究和长期趋势思考 [16] - 助理分析师耿佩璇拥有天津大学管理学博士和1年宏观研究经验，研究方向为中观高频跟踪和产业趋势分析 [16] - 助理分析师浦聚颖拥有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和6年宏观研究经验，专注于财政和货币金融研究 [18][19] 研究理念与框架 - 研究是在持续迭代过程中不断逼近真相的工作，需要永不停步的否定与重构才能成长 [2][26] - 2025年是团队全面升级的一年，推进了研究框架体系重构和研究成果系统展示 [2] - 团队秉持"研之有理、落地有声"理念，致力于提供真正有价值的独立研究成果 [2] - 研究员要"回归本源"，以研究为主、勤勉服务、保持谦卑、敬畏自然 [26] 2025年宏观经济研究焦点 - 2025年上半年全球宏观经济最大预期差是"美国例外论"被证伪 [21] - 下半年关注关税谈判反复、滞胀预期验证和《美丽大法案》落地相互交织的影响 [21] - 关税对物价和增长的影响一般在2-3个季度达到峰值 [21] - 特朗普冲击和美元"大逆转"背景下的流动性冲击是重点，美国多次出现"股债汇三杀"现象 [22] - 地缘政治风险成为全球宏观经济和资产定价重要因子，市场重新拥抱"东升西降"叙事 [23] 中国经济转型研究 - 经济"三驾马车"从制造业向服务业切换，包括服务消费、服务业投资与服务出口 [28] - 当人均GDP达1-3万美元、城镇化率70%、老龄化提速阶段，服务业供需会加快扩张 [28] - 促消费政策更强调居民收入增长与社会保障完善，扩内需成为长期战略 [29] - 政策持续向制造业倾斜，为应对"关税冲击"提供保障，"新动能"正对冲"老动能"回落压力 [29] - "反内卷"或是转型新阶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站位更高、涉及面更广、协同性更强 [31] 研究服务形式 - 提供四个系列超过150场会议，涵盖从短期到长期、事件驱动到深度研究的全方位服务 [32] - "洞见"系列共95期，聚焦深度专题研究分享，针对市场核心主题或长期趋势进行系统阐述 [35][36] - "速见"系列专注于第一时间解读市场热点事件，分析直接冲击与潜在影响 [38][40] - "灼见"系列以推动研究落地为核心目标，邀请宏观专家、产业嘉宾与投研专家进行深度研讨 [42] - 举办定期电话会议，如2月3日由赵伟主持的会议涵盖《三分钟掌握》等主题 [34]

关税影响与出口韧性 - 明确指出市场高估了关税冲击，忽视了其弹性的非线性递减特征以及反身性导致的先冲击后缓和机制[1] - 强调中国制造具有难替代性，体现在豁免清单、加价倍率、强依赖商品及“龙二”竞争力较弱等多个视角，中美关税随后迎来缓和[2] - 认为出口走强并非源于“抢出口”，而是中期韧性的体现，包括发达国家正常补库周期、新兴市场工业化城镇化提速以及中国替代欧盟在新兴市场的份额，预计后续出口仍有韧性[3][4] 财政政策框架转变 - 提示2025年经济运行存在国内需求疲软、货币传导阻滞等梗阻，拟通过务实收入预测、提升支出强度等财政措施推动经济向消费引领范式转换[5] - 指出2022年以来财政部通报44起隐债问责典例，监管加强且问责深入区县，2025年通报更关注基层政府新增隐债，体现穿透式监管[6] - 提示2025年上半年广义财政支出增速达8.9%，资金投向产业升级与民生消费，下半年若经济承压，财政或有加码可能，工具包括政策性银行工具和结存限额等[7] 反内卷政策分析 - 提示本轮反内卷站位更高、覆盖面更广、协同性更强，在工业领域供需失衡背景下，聚焦光伏、电商、汽车等中下游行业，更注重行业自律、区域协同和产业升级[8] - 指出居民内卷现象不容忽视，需增加居民消费时间治标，并引导供给结构匹配需求结构变化治本[10][12] - 纠正市场认知误区，提出单靠上游大宗涨价难以拉动PPI回升，反内卷重心在中下游，需疏通价格传导机制、解决下游价格超跌问题[14] - 揭示内卷背后是行业失衡，制造业内卷激烈而服务业供需不足，破局长期方向需转向发展服务业供需[15] - 强调地方政府是本轮内卷主要驱动因素，源于地产下行、隐性债务监管及土地财政退坡，其行为逻辑导致产业规划重合等问题[16] 十五五规划与产业转型 - 指出十五五是迈向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或聚焦高质量发展、关键改革与绿色转型，后续关键节点在2025年10月及2026年3月[16] - 提示社保体系面临老龄化加速与少子化趋势挑战，可持续性与公平性问题成为改革重点[17][18] - 认为十五五规划将延续对科技创新的支持，重点关注新兴行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同时贯彻反内卷政策并加大服务业发展力度[19] - 指出服务业开放是重点，未来开放或集中在电信服务及相关数字产业、医疗康养、金融等领域[20] 服务业新三驾马车 - 强调人口慢变量引发消费结构变革，年龄趋势及结构变化下，发展型、享受型等新消费空间较大[21] - 提示政策疏通供给堵点的影响被低估，消费类基建、增加消费优质供给等措施蓄势待发[22] - 认为谷子经济、非遗国潮等走热折射消费迭代升级，新消费将成为增长新主线[23] - 指出免签政策扩围点燃入境游热度，后续旅游出口有望释放较大经济效益[24][25] - 提示当前服务业投资或有3.3万亿元缺口，需求向服务领域转型下，投资于人的增长空间广阔，家庭化、适老化是重点[27] 超额储蓄分析 - 提示本轮超额储蓄形成主要源于购房支出减少等投资性现金流增加，而非消费减少导致的预防式储蓄，因此短期投向更多聚焦投资领域[27] - 指出超额储蓄主体多是中产阶级，而非市场认为的高收入群体与老年群体[27]

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系统回顾了2025年初至9月期间对大类资产走势的系列宏观研判，核心观点在于准确把握了黄金、汇率、利率及港股等资产价格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全球央行购金行为、政策预期发酵、美元信用变化及资金流向等[2][3][4][5][6][7][8][9][10][11] 黄金市场观点 - 2025年1月2日明确看多黄金，判断依据是2025年美债到期加速可能促使全球央行通过减持美债来加速购金，同时欧美投资需求或在当年下半年加速释放[3] - 2025年9月17日提示金价新高后的隐忧，指出市场对美联储连续3次降息的预期计价或已充分，且A股盘整期间投资者未增持黄金，与历史模式迥异，反映A股牛市氛围下“股金跷跷板”效应可能延续[10][11] 人民币汇率观点 - 2025年1月16日强调人民币韧性，在市场一致看贬环境中，指出央行逆周期调节、待结汇资金支持及国内经济韧性将使人民币表现更强[4] 债券市场观点 - 2025年3月17日提示债市不能延续线性牛市思维，认为“资产配置再平衡”或刚启动，债券投资需更多从资产配置角度思考策略[5] 美元汇率观点 - 2025年4月20日指出对美国债务可持续性及特朗普“孤立主义”的担忧可能弱化美元避险属性，导致资金流向欧元等资产，推升美元走弱可能[6] - 2025年7月8日认为弱美元与“去美元化”是两码事，降息后置或支撑美元指数阶段性走强，做空美元交易拥挤度较高，短期有松动风险[9] 政策与市场机会 - 2025年2月9日指出在政策“发酵期”应关注财政前置发力与部分产业政策带来的相关机遇[4] - 2025年5月11日提示贸易谈判缓慢推进、金融压力或倒逼美联储转鸽，叠加“增量政策”拉开序幕，对市场可更积极[7] 港股市场观点 - 2025年6月15日指出香港环境或类似2023年3-4月，相对疲弱的港币和较低的利率环境对港股市场有一定利好[8] 海外资金行为 - 2025年8月16日提示通胀压力缓和，市场转向聚焦美国劳动力市场“弱平衡”，需关注降息交易与资金向美国的回流[10]